从战犯口供看一〇〇部队罪恶历程

张子微

摘 要 日本侵华战争以来，为加强其侵略中国的能力，在中国设置多个细菌部队进行细菌战。其中一〇〇部队进行了大量针对农作物、动物以及人的细菌实验，不仅进行针对动植物的细菌污染手段，且同时进行罪恶的活体实验。战后该部队的一些骨干成员接受审判，对其罪行有明确的口供，拟从战犯口供角度探究一〇〇部队犯罪历程。

关键词 一〇〇部队 细菌战 战犯口供 战争罪行

Abstract Since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in order to strengthen its ability to invade China， a number of bacterial troops have been set up in China for bacterial warfare. The Unit 100 Troop carried out a large number of bacterial experiments on crops， animals and humans， not only for the bacterial contamina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 but also for the evil live experiments. After the war， some of the backbone members of the troop were tried and had a clear confession about their crimes.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the criminal course of the Unit 100 Troo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ession of war criminals.

Keyword Unit 100 Troop; bacterial warfare; confession of war criminals; war crime

一、從临时病马收容所到一〇〇部队

一〇〇部队前身是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成立初衷是马匹在当时对于日本侵华战争来说仍是重要的工具，需要设置机构进行防疫。根据安达诚太郎口供：1931年11月，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在中国东北奉天成立。1932年8月安达诚太郎继任第二任所长。在伯力审判中安达诚太郎供述：“我于1932年8月5日来到中国东北奉天，任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所长，同时受关东军之命草拟了伪满洲国的马政计划。”[1]176地方马匹若流行传染病，病马收容所会立即到当地采集菌苗并加以保存以制造预防液。1933年4月，病马收容所在渡边兽医部长的指令下要求设置细菌研究室。“除细菌室外，还设计了孵卵室、冷藏室、小动物室、消毒室、制剂室，还有三十间马房。”[2]178可见这时临时病马所便开始计划细菌实验。1932年8月到1936年6月，甘南县、嫩江县、孙吴县、洮南县、哈尔滨市外、延吉县等地，发生马的炭疽传染病，便通知关东军兽医部，最后由技术人员在当地调查，采集菌苗进行细菌战研究。安达在伯力审判中承认其在1938至1942年间多次向一〇〇部队供应毒力强的细菌苗。可见一〇〇部队平时在表面上进行防疫，实质上是为帝国主义做家畜细菌战。

马疫研究处的成果同样提供于研究细菌战。同时，1934年在长春创立畜产兽医学会将成果材料每年都向一〇〇部队供给。安达表示：“一〇〇部队将这种菌苗拿去进一步地进行研究改良，我想就做细菌战研究使用了，所以说马疫研究处研究的成果是提供给一〇〇部队做细菌战研究用的。”[3]186而早在1916年，安达在日本陆军兽医学校学习时便提出在实施家畜细菌战时，如果友军陷入不利，便可将炭疽菌散布在铁路沿线的干草采集地。这实际已经进行了家畜细菌战的研究工作。

安达在伯力审判中供述了大量关于一〇〇部队的早期情况，由其口供可见，一〇〇部队早期即临时病马收容所时期便已开始研究细菌战。而随着安达诚太郎卸任，一〇〇部队也进入了关东军临时病马厂时期。

1.从关东军临时病马厂到关东军军马防疫厂。根据安达诚太郎口供，关东军临时病马厂时期为1933年8月到1937年7月，而从1937年8月至1941年7月，为关东军军马防疫厂时期。对于这两个时期，现阶段史料多是安达诚太郎在1950年被逮捕监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所供认的口供和笔供材料，在此期间，安达诚太郎曾在1934到1940年期间，每年的十月，都到东京大学、东北大学等大学招募毕业生至一〇〇部队。安达诚太郎称在担任马疫研究处处长一职时，该机构同一〇〇部队关系密切。他称：“从1937年年到1940年，并河部队和高岛部队还在宽城子的时候，由于他们的设施不完全，因此他们经常到马疫研究处使用解剖场、培养室及冷藏库等。”[4]180“从1937年到1940年，根据关东军的命令，制造了50000至100000CC的炭疽预防液及500000至1000000CC的血清，供应了并河和高岛部队。”[5]180在高岛、并河部队到海拉尔、洮南、克山买马时，仍派技术人员帮助检验鼻疽和炭疽预防注射，并且在1940年后，由于一〇〇部队缺少培养细菌的硬性玻璃，也提供给一〇〇部队相当数量的硬性玻璃器具。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一〇〇部队设备还不是很完备，需要借助马疫研究处的一系列设备来进行细菌实验研究;且一〇〇部队与安达诚太郎马疫研究处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可以说，安达诚太郎马疫研究处是推动一〇〇发展的重要力量。

1937年后，一〇〇部队开始在长春西南十公里的孟家屯修建新址，并从原址（宽城子）迁往新址”[6]4。在1939年到1940年之间，安达诚太郎曾去过一〇〇部队一次，据他供述，此时高岛任部队长时一〇〇部队的培养细菌的仪器设备是较完备的，有细菌研究室和农事研究室。细菌研究室下又分三室：病理室、化学室和细菌研究室。其病理研究室和化学研究室下也分为若干室。这时一〇〇部队相较于之前器械水平又有较大提高。

综上，根据安达诚太郎供述资料，一〇〇部队表面上是进行动物防疫，实质是进行家畜细菌战研究。1941年，该部队终于披上了隐蔽的“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的外衣。

2.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成立到覆亡。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该部队正式改用“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番号。此后至1945年8月，担任一〇〇部队长的是若松有次郎。这也是一〇〇部队成立前后担任时间最长的部队长，一〇〇部队在其领导下趋于稳定。这一时期一〇〇部队是在若松有次郎和关东军兽医部部长高桥隆笃共同指导下进行细菌战活动的，根据伯力审判中三友和平樱供述可知，一〇〇部队至少进行过三次远征活动，进行活人实验，研究并制造过牛瘟、羊痘两种细菌，并且采用过鼻疽、羊痘、牛瘟以及炭疽热作为细菌战武器。原有的各部仍不足以支撑一〇〇部队细菌武器的研究，高桥隆笃在视察完第二部实验室后，下令成立第二部第六分部，以大批制造细菌、研究细菌战和军事破坏的方法。同时在伯力审判中，高桥隆笃在回答关于一〇〇部队设立支队的问题时，曾供述：“在拉古站设有一个支队，在大连市内设有一个不大的分部。”[7]348在设立分部的同时，1941年一〇〇部队还在参谋本部第一战略部的命令下，在东安、东宁、克山和鸡宁等城内设立马匹防疫部，成为一〇〇部队进行细菌战的据点。不仅如此，各种防疫所所需的干部，也是由一〇〇部队培养的。可见一〇〇部队不光进行研究和制造细菌武器，而且还培养战争所用的干部。随着这一时期一〇〇部队的扩建及其迅速发展，其“外援”方面却并没有因此停止活动，为了大规模实施针对农作物、动物以及人的细菌战，其野心又在无限膨胀。根据铃木元之口供：“1942年4月至10月间，为了提高技术，曾到日军一〇〇部队专门接受牲畜细菌训练。”[8]187并到内蒙古比尔特及比尔特帕乌斯旗地区实习，参加了检验羊的口蹄疫实验。在铃木元之检举安达诚太郎的材料中显示，马疫研究所与一〇〇部队共同进行关于炭疽的人工感染马的病理解剖。并在1942年6月举行了研究所与一〇〇部队的联席会议，一〇〇部队以并川岁三为首的十多人参加，研究所以安达诚太郎为首全部人参加。据铃木元之供述，此次讨论的研究成果供给一〇〇作为鼻疽和炭疽的细菌战研究材料。从上可知，安达诚太郎的研究所仍为一〇〇部队提供细菌战所需的研究成果和细菌。安达诚太郎对一〇〇部队的帮助贯穿了一〇〇部队成立到覆亡的始终。

综上所述，这个阶段是一〇〇部队发展最显著的阶段，其从事细菌武器研究和制造的规模及总量在之前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日本逐渐在策划准备对苏联进行细菌战，两届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和山田乙三多次听取一〇〇部队成员有关细菌战的报告，加强实施细菌战的各项研究进度。在山田乙三战后接受伯力审判审讯时被问到实施细菌战是否只是对付苏联这个目的时，他供述：“不，不只是反对苏联。”[9]289同时还认定可能使用细菌武器，去对付任何其他敌国和敌军，并指出这些敌国指的是英美。在这里，山田乙三并没有指出对付中国，但是中国作为被侵略国，中国人作为实验的受试者，无数人民和数不尽的牲畜以及农作物在战前以及战后仍遭受着巨大痛苦。1945年8月，日本战败，在苏联急速进攻的情况下，一〇〇部队烧毁资料和建筑，极力消灭一切证据，其部队成员逃离了中国。

二、一〇〇部队转变的原因

1.苏德战争的爆发促进了一〇〇部队研究细菌战的深入。苏德战争的爆发刺激了日本在中国进行细菌实验以及细菌战的野心，在铃木元之检举安达诚太郎的材料中，1942年3月下旬，铃木元之在同表兄林铁雄的谈话中说到：“大东亚战争爆发后，我军为了保证粮食增产而加强防疫工作，同时为应对苏联，从本年度起，以五百万日元的经费扩大研究所，加强研究工作。”[10]190“在未来的对苏战争中，重要的问题在于细菌作战谋略和作为防疫的鼻疽、炭疽问题。”[11]190由此可见，日本制定了针对苏联的细菌战谋略，此后一〇〇部队的细菌战也进入了深化阶段，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军马厂”时代转而称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更加深入地从事细菌战的研究。

关于一〇〇部队准备针对苏联进行细菌战的问题，高桥隆笃也在伯力法庭中供认：“1941年9月间，该部队已接到指示要准备进行细菌战和细菌军事破坏工作，研究这种问题和探究种种手段。”[12]347综上所述，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日本关东军大本营逐渐加深了其实施细菌战的进程，为谋求对苏联的抑制和占据有利地位，日本全然不顾国际联盟关于细菌武器的禁止，继续开始秘密进行针对家畜以及人的细菌研究。

2.石井四郎有关细菌战的主要言论促进一〇〇部队细菌战的深入。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就策划侵略中国，但是日本地处岛国，国土面积小，资源和兵力缺乏，难已承担战争，此时石井四郎献计说：“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而细菌武器的第一特点是威力大，钢铁制造的炮弹只能杀伤其周围一定数量的人，细菌战剂具有传染性，可以从人再传染给人，从农村传播到城市，其杀伤力不仅远比炮弹为广，且死亡率非常高。”[13]40在九一八事变前石井四郎便已经做了大量培养生产细菌的研究，并证明了细菌武器的有效性。石井四郎为宣传其细菌战谋略多次向参谋本部发表言论，提出细菌战对日本侵略战争的重要性，经过他夸大的演说，参谋本部也同意了其观点。可见石井四郎是日本细菌战谋略的助推者，石井四郎在实施细菌战的研究过程中，以“军事医学不仅仅是治疗和预防，真正的军事医学的目的在于进攻”为中心理论，使731部队致力于细菌武器和细菌实验的研究。

石井四郎的細菌战理论也成为日本大面积在中国建立细菌部队，研究细菌武器并实施细菌战的助推力量。日本在华中、华北、东北等地区大面积设立秘密部队，其中在东北哈尔滨建立731部队、在长春建立一〇〇部队。随着石井部队细菌研究的深入，日本关东军参谋部也加大对一〇〇部队的指示，要求对苏联准备细菌战，在1941年后多次进行远征活动，派专业人员对牲畜以及当地环境、人口、气候等进行考察，在野外实施对农作物和牲畜的细菌实验，并在河流、草地等投放大量细菌苗，对当地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总而言之，石井四郎是日本细菌战的提出者和推动者，其在进行细菌战研究与实施过程中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促发了日本实施细菌战的决心，然而这种违反国际法的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大大伤害了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民。

3.细菌武器自身的特点促进了一〇〇部队研究细菌战的继续深入。据当时在伪军政部直属的陆军军需学校学习的李野光称，他曾在1937年夏去参观关东军一〇〇部队，当他们进入一〇〇部队的营舍时，他称：“有两个专人，向我们每人全身喷洒一阵甲酚升汞混合液体之后，又每人发给一只带有浓烈药味的很厚的大白口罩，接着再从一个放有白色粉末（石灰？）的水泥槽走过，才从联通第二排营舍的走廊进第二排营舍。”[14]21可见，进入一〇〇部队的过程繁琐，这些消毒过程也从侧面证实了一〇〇部队对所进入人员进行多层工序的防护工作，可谓是“小心翼翼”，怕被感染细菌。

细菌武器同时具有隐蔽性强的特性。一般生产细菌武器的技术比较简单，一〇〇部队前期就接收过安达诚太郎的细菌研究室制的细菌苗。细菌战可通过多途径感染，一〇〇部队多次进行过细菌战的野外实验，通过对野外环境的考查以及对牲畜数量等传染途径的研究，在中苏边界结尔布勒河附近进行远征实验，严重污染了环境。

山田乙三在1949年受审过程中，被询问1945年细菌武器生产加紧起来的原因时更是说：“1945年，由于改善最有效細菌武器使用法的一切准备工作业已顺利完成，于是开始大量生产细菌武器，以便一但奉到帝国大本营命令时就能在任何方面实际运用这种武器。……除此之外，我个人认为在1945年间扩大细菌武器生产，是由于各战场上军事情况恶化。”[15]100可见，1945年一〇〇部队扩大了生产细菌武器规模。

三、一〇〇部队细菌战罪行

一〇〇部队曾进行过多次远征实验，被告山田乙三供述：“至于第一〇〇部队内准备细菌战的工作，我应当说，该部队负责进行军事破坏活动，即用病菌去传染牧场、牲畜和蓄水池。”[16]44高桥隆笃也供述过一次远征实验：“1942年夏季，……在三河地区结尔布勒河一带进行过传染牲畜的实验，目的是要在最近似苏联国境的气候条件下来检验细菌武器底（的）效能。”[17]53关于这次远征实验，平樱全作也证实称：“我于1942年七八月间参加过到三河区去作所谓‘夏季演习的远征队。……在这次远征期间，进行过用鼻疽菌传染结尔布勒河及蓄水池的实验，以及用炭疽菌传染田地与草场的实验。”[18]79并用鼻疽菌污染了河流和湖泊，用炭疽热菌污染了地面。同样的内容在被告三友一男的供述中也得到验证。第二次远征是1944年4月，平樱全作和高桥隆笃称这次远征是到北兴安省秘密查明牲畜的数量、牧场、蓄水池、道路及牲畜病症。在与苏联交界地区内进行过细菌侦察，以便在同苏联开始战争时进行积极的细菌作战。关于第三次远征实验，平樱全作在受审记录中供述：1945年3月，到南冈河地区检查在冬季条件下用鼠疫传染牛马而以痘疮传染羊群的条件和可能性，试验方法是把细菌放在雪上和草中。另外一次远征实验高桥隆笃说：“1945年3月，根据我的指令，在安达站附近第七三一部队打靶场上进行过用烈牲传染病传染牲畜的实验。”[19]53综上所述，一〇〇部队所进行的远征实验在一定程度上污染了远征地的自然环境，利用细菌感染方式进行了军事破坏活动。

根据战犯口供得知，一〇〇部队还进行了人体实验。平樱全作称第一〇〇部队内曾用活人和牲畜来进行细菌与毒药效能实验。而三友一男则承认了自己曾参加过用活人进行实验，其中指导一切工作的是科学工作员井田，参加工作的有中岛中尉、实验员松井以及三友一男。在1944年七八月，给受实验者用的药品有朝鲜『朝颜』、海乐英及蓖麻青。这类毒品都是掺入食物中，受实验者就一连睡眠五小时之久。经过两个星期，受实验者就软弱得再不能使用了。所有受实验的人都被害死，并在牲畜掩埋所那里被解剖了。战后，长春市政府于1950年2月组织前往一〇〇部队进行视察，此次视察发现了一〇〇部队内的炼炉，并发现了一些骨灰，根据医务工作者断定是人骨，因而证实了日寇用活人做实验的灭绝人性的残暴行为[20]1。

综上，一〇〇部队大规模制造细菌武器，企图残害中国、苏联、蒙古等地区的劳动人民，在中苏边界进行过多次远征实验，准备进行大规模细菌战实施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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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市委、市府组视察团巡视孟家屯细菌工厂[N].长春新报，1950-2-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