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时期的子弟教育需求与师资供给

邹富敏 徐有威

[摘  要]随着三线建设的推进，随迁职工子弟和出生在三线的子弟人数逐渐增多。职工需要依托三线企事业单位解决子弟教与育的问题。三线企事业单位广泛开办了子弟学校，解决了子弟教育和部分家属就业安置问题，为三线建设提供了完备的后勤服务保障。与在家庭所在地或三线企事业单位所在地接受教育相比，就读于子弟学校是三线子弟接受教育的最佳选择。子弟教育需求的增长扩大了子弟学校的师资缺口。三线企事业单位采取内部抽调、发展家属和子弟学校自主招聘等方式，结合外部的师资分配和培训支援，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子弟学校的师资缺口，但并没有从实质上改善三线子弟教育的整体情况。

[关键词]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子弟教育;子弟学校;师资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0）08-0033-08

20世纪60至80年代，根据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我国开展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经济建设运动，即大小三线建设。整个三线建设的历史由国家、三线企事业单位和职工所成就，广大职工家属也留下了厚重的印迹。响应“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号召，数百万职工举家奔赴大小三线，为三线建设提供了雄厚的建设力量。当年随父母支援三线建设的职工子女就是“三线子弟”。随着三线建设的持续推进，陆续随迁和出生于三线的职工子弟人数逐渐增加，子弟教与育的需求随之扩大，诸多三线子弟学校应运而生。

目前学界对三线建设的相关研究成果丰硕，但作为三线建设社会生活和后勤保障领域的重要内容，教育所受学界关注并不多。①因此，本文拟从子弟学校切入，以上海小三线子弟学校为中心，辅以其他大小三线子弟学校的相关内容，具体探究子弟学校在三线建设中的意义，子弟学校产生大量师资缺口的原因，以及师资缺口如何填补等问题。

一、三线企事业单位子弟学校的开办

三线建设之初，以“先生产，后生活”为建设原则，各类企业活动以生产为重，后勤配套并不完善。随着三线建设发展，后勤配套条件不断优化，三线学龄子弟和幼儿人数不断增加，大小三线企事业单位为满足子弟教与育的需求，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陆续开办了一些子弟学校。

（一）三线子弟的教育需求。三线建设过程中，随迁子弟和新生儿持续增加，职工子弟群体不断壮大。职工对所处“小社会”有不同的子弟教与育的需求。三线建设职工主要由原厂职工、新分配学生、代训艺徒以及少量征地工组成。按年龄估算，年长一代的职工可由已成年子女接替参加三线建设，这类子弟群体暂无子弟教育需求。年龄适中的一代职工子弟几乎均为学龄儿童。年轻一代职工的婚姻与生育在进厂之后，其子弟教育需求在时间上略向后延，且偏向于幼儿看护的“育”而非知识型的“教”。因此，三线企事业单位的子弟教育需求主要集中于以下三类：中小学教育。具有代表性的如上海小三线312电厂原职工嵇德珍，因为三线社会的教育条件并不成熟，只能将家里两个中小学教育阶段的学龄子弟留在上海。[1]幼儿看护。三线厂新进职工陆续成家立业，新生一代三线职工子弟诞生，幼儿抚育需求随之产生。寒暑假照顾。一些留守上海的职工子弟利用寒暑假时间到三线企事业单位所在地与父母团聚，双职工家庭，尤其是子弟年幼的家庭，需要三线“小社会”予以帮扶。

职工子弟对三线社会有抚育需求和中小学阶段的知识教育需求，这些需求能否满足，不仅关系到三线社会“教与育”功能的完善与否，还关乎职工夫妇能否全身心投入三线建设，关乎三线建设的生产大后方是否稳定等。

（二）三线子弟学校建设。为免除职工在子弟教育方面的后顾之忧，助力三线建设有序推进，三线企事业单位根据子弟教育和幼托需求，逐步办起了子弟学校。生源少的时候，先建设需求集中的子弟小学。随着生源增多，建设条件完善，再逐步开办初中部乃至高中部。生源和办学条件暂时不满足的企事业单位，多采取合作办学模式。上海小三线前进机械厂，适龄子弟数量不足以单独办中学，于是“五个厂合起来办了个中学”[2]。上海小三线在屯溪附近的六家厂也采取了联合筹办形式，办了一所职工子弟中学。[3]截至1977年，上海小三线“已经开办了小学37所，中学6所，厂办中学8所，幼儿园17所……正在筹建的中学3所”[4]。

三线企事业单位还承担了职工子弟寒暑假期间的照顾职能，以降低寒暑假影响下的职工生产力季节性波动。即通过开办类似学校“小学期”的形式，集中组织中、低年级子弟的假期学习生活。如上海小三线光辉器材厂曾在暑假期间“抽调3人，把职工子女中的27名小学生组织起来，每天花5小时，组织学文化和开展棋类、打乒乓等活动，解决了有些职工不安心生产的问题”[5]。

（三）子弟学校的现实意义。子弟学校应三线企事业单位子弟教育需求而建，调入职工家属转化为教师，增加子弟学校师资的同时，也解决了职工夫妻团聚问题，在三线企事业单位小社会内实现了人力资源的優化配置。免除了职工在子女教育和家属安置方面的后顾之忧，为保证三线建设生产力提供了配套服务。

秉持着“企业办社会”的原则，三线企事业单位对职工子弟教与育的需求必然要有所回应。有些单位受生源和师资限制，将幼儿园与托儿所合并在一起，二者之间并无明显划分，如上海小三线光明机械厂（以下简称“光明机械厂”）厂办托儿所和幼儿园都由行政科兼管，同属于生活服务部门。[6]有些单位将幼儿园和托儿所分开筹办，前者属于教育系统，后者属于后勤系统，如上海小三线八五钢厂（以下简称“八五钢厂”）。[7]无论如何，子弟幼儿园和托儿所主要承担了三线社会对三线职工子弟的社会抚育职能，都是三线子弟教育和职工福利的一部分，对安定职工的生产后方，解放职工的生产力大有裨益。

子弟学校不仅是三线企事业单位职工福利的组成部分，更是用来稳定职工生产情绪，保证三线建设顺利进行的“利器”。因为三线建设者往往面临子女教育的困境，“这里么没有教育，上海么放在父母那不放心……送好小孩（到上海读书）么，大人烦啊愁啊，影响生产，影响情绪”[8]。许多三线职工逢年过节就想回家，“父母在上海无人照顾，子女读书无人管。有些工人没办法，就长期请事假病假在上海”[9]。职工“不想待下去也是考虑子女的教育问题”[10]。意识到子弟教育对于稳定职工情绪、推动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后，三线企事业单位开始普遍进行子弟学校建设，毕竟广大三线职工“只有心定了，才能生产好”[11]。

为稳定职工生产情绪，三线企事业单位大量接收随迁家属，并允许职工和配偶通过调动团聚。但囿于军工性质，三线单位基本处于“画地为牢”状态，大量职工家属主要依托单位内部吸收。子弟学校的师资需求与职工家属的就业需求匹配，减少了大量抽调三线企事业单位职工以充实子弟学校师资的必要，保证了生产群体的稳定。家属就业需求和子弟教育的师资需求都得到了部分满足，职工的生产后方得到安定，生产情绪和生产力更加稳定。

二、三线企事业单位子弟学校的师资困境

为帮助职工解决子弟教与育的需求，稳定职工生产情绪，三线企事业单位通过自主办学和合作办学等多种形式筹办了子弟学校。子弟学校师资缺口的问题随之而来。江西小三线江西钢厂（以下简称“江西钢厂”）所筹办的周宇小學、西山岭小学和沙汾小学，均“由于教师缺少，任课是实行包班制”[12]。四川小三线燎原机械厂子弟校因师资缺口而采取复式班的教学模式。[13]陕西大三线东风机械厂也因师资短缺，在1980年“撤掉高中部集中力量办好小学和初中”[14]。

子弟教育是三线企事业单位稳定职工情绪、保证生产的重要方式，子弟学校因此广泛获得三线企事业单位以及所属省市乃至国家的重视，理论上师资缺口应该并不大，但事实却正好相反。三线建设所在地方以及三线子弟学校都有一定数量的师资，如上海小三线子弟学校在1977年就有“小学教职员工375人，中学教职员工294人，幼儿园教职员工96人，三者共665人”[15]。子弟学校师资缺口持续存在，其主要原因在于供小于求，也就是需求旺盛等。

（一）职工子弟数的增长。三线建设过程中，学龄职工子弟与需要抚育的职工幼儿数基本呈现一个先增长、后稳定在一定数值的态势。安徽小三线九九〇厂子弟学校的学生人数基本展现了这一增长趋势。[16]三线建设之初，原厂职工携大量家属随迁是三线建设中的常态，有相当部分职工子弟随迁。据上海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刘寅斌回忆，20世纪60年代中期，其祖父辈到山东小三线民丰机械厂支援三线建设时，“绝大部分家庭都是全家迁移，我爷爷一家就是一家七口人全部前往”[17]。1965年，辽宁小三线新风机械厂（以下简称“新风机械厂”）党委原秘书赴任时，其妻及子女四人全部随行。[18]

也有一些职工因为三线子弟教育条件有限，无奈将孩子留在上海。据上海小三线协作机械厂（以下简称“协作机械厂”）原职工子弟谈广俊回忆：“当时读书时在当地的祠堂读的……子弟学校只办到小学，到中学没了，我们又到当地读。”[19]可见早期子弟学校办学条件有限，相比到三线企事业单位所在地方学校借读，将孩子留在家庭所在地接受教育更为稳妥。因此三线建设初期，也有相当数量的职工未携带学龄子弟一起奔赴三线。

单独留在家庭所在地的职工子弟，容易因缺乏父母管教而偏离正常的成长轨道。上海小三线建设中，由于双职工父母奔赴三线，单独留在上海的孩子长期缺乏家长约束和引导，最后酿成不少悲剧。[20]出于对孩子变坏的担心，许多职工在三线企事业单位有条件提供相对应的子弟教育时，往往倾向于把孩子带在身边。

此外，三线建设是一个逐渐拉长的战线，许多职工最初参加三线建设时，他们的父母年纪尚轻，孩子年幼，留在家庭所在地，一方面父母可以帮忙看顾孙子孙女，一方面孩子的教育尚未提上日程。等到三线建设日久，原本留在家里的职工子弟已经到了需要接受知识教育的年龄，而职工的父母身体素质下降，且大多“都是文盲，没有办法解决小孩的教育问题”[21]。如此，又有一部分的职工子弟在三线建设过程中陆续进入三线社会。还有一些职工出于家庭团聚的考量，在三线企事业单位家属宿舍、学校等生活配套服务逐步完善后，也乐于将子女、配偶等迁入三线。随着三线建设持续，分配学生、代训艺徒等年轻职工逐步成家立业，新生一代职工子弟也随之逐渐增多，三线职工对单位提供子弟教育服务的需求加大。

（二）家庭所在地就学限制。三线建设是我国现代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跨区域经济建设运动，直接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建设移民产生。出于建设时间久、办事方便等考量，很多职工的户口都放在了三线企事业单位所在地。职工子弟的户口也大致分为两种，以上海为例，一种出生于父母奔赴三线之前，户口在上海;一种因为出生在三线企事业单位所在地方，或者随父母迁入地方，已成为地方户口。后者需要面临在沪借读的户口问题。

为便利小三线建设，一些上海小三线企事业单位直接将所有职工和家属子女的户口报在地方[22]，顺利落户地方的职工子弟可以在上海借读一段。条件允许的小三线企事业单位，还能安排车子接送学生[23]，这反映有一定规模的三线子弟到上海借读。因为小三线的特殊性，也考虑到参加小三线建设上海职工的情绪，“上海市教委允许户口在外地的小三线职工子女可作为上海考生参加高考”[24]，免去了许多职工在子弟教育上的焦虑，放心将子弟留在小三线接受教育，三线子弟学校所面临的教育需求进一步扩大。

也有一定数量的三线职工子弟存在报户口问题，仅在安徽建设的上海小三线就有无法报户口的职工幼儿200余人。“上海叫报在安徽，安徽因粮、油、布的供应计划问题不落实，也不让报，现在有的小孩已四五岁了，成了黑户口”[25]，无法上学。户口随父母落在地方的三线子弟，虽然政策允许回上海借读，但实际情况中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如上海小三线工农器材厂原副厂长须敬先的女儿在上海借读多年，遇到上海青少年体校游泳队选拔，因不是上海户口而失去录取机会。[26]在教育不平衡的情况下，职工子弟只能入学小三线子弟学校。这间接加重了子弟学校师资压力。

1982年，小三线建设已经接近尾声，上海才出台政策，小三线职工子弟可以“把户口迁到上海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处”[27]。老一辈已经去世的，子弟户口则无处可迁。1984年，上海小三线开始调整回迁。上海市政府下达文件，将户口挂靠条件放宽至“有寄养条件”。[28]也因此，上海市教卫办在1982年出台了关于增强后方师资的文件，目的在于强化小三线教育质量，稳定因户口问题暂时无法接受上海教育而浮躁的职工情绪。

（三）三线企事业单位所在地就学限制。早期带子女同赴三线的职工，往往面临解决孩子教育问题的需要，而三线企事业单位尚未建设起子弟学校的窘境。在地方学校借读成为唯一的解决途径。但同时，三线子弟在地方借读还要受三线企事业单位与地方的关系、地方学校的承载量以及地方口音等诸多因素的限制。

借读于地方学校的前提是建立和谐友好的地方关系。三线企事业单位多属于迁移建设的单位，与地方之间难免有所摩擦。上海小三线与皖南地方社会因征地、用水、观影为代表的高福利等因素产生过摩擦。为了营造良好的三线建设氛围，同时解决职工子弟的教育等问题，三线企事业单位普遍采取搞好与地方关系的策略。宁夏大三线宁夏化工厂时任领导为解决子弟小中高教育问题，主动与地方搞好关系，“他们提出的有些要求還得帮助解决。每到夏收、秋收，厂里派职工帮助农民收割小麦、水稻等农作物”[29]。借此寻求支持，帮职工解决子弟借读问题。

地方学校的承载量限制了三线子弟借读的规模。如新风机械厂建设之初，职工子弟少，以工农联盟的形式将当地农村学校改造为恒仁新风学校。[30]但是地方学校原有承载量毕竟有限，江西小三线远征机械厂（435厂）的职工子弟本来在当地扩招的永丰大队小学借读，“后来因为435厂的职工小孩太多了，所以扩招”[31]。有限的教学资源和师资难以承载更多的三线子弟。

口音等地域差异也是三线子弟在地方学校借读的障碍。“老师连普通话也说不好，大多是用地方语教书。”[32]借读的三线职工子弟因此难以融入课堂。据光明机械厂原职工子弟刘金峰回忆：“代课的老师一口当地土话，我一上课立马傻眼，完全听不懂，要去猜老师说话的意思。”[33]因为语言差异、学制差异等缘故，借读反而使职工子弟成绩深受影响。三线子弟在地方借读的诸多障碍导致其教育必须主要依靠子弟学校，这对子弟学校的师资造成巨大压力。

相比于在三线企事业单位原属地学校或现所在地学校借读，三线子弟学校不失为职工子弟求学的最优解，故职工子弟对于三线社会的教育需求直线增长。此外，“文革”期间的时代局限性导致当时社会上对读书缺少重视。又因三线企事业单位的特殊性，职工子弟基本可以接替父母回三线单位工作，子弟学习的积极性难以调动。三线子弟普遍难教严重降低了外界对于教师的认可度。同时，当时教师在政治、经济上的福利待遇均不如工人，在学生管理上基本吃亏不讨好[34]，故普遍存在不愿意当教师的现象。综合作用之下，三线子弟学校的师资缺口日益扩大。

三、三线企事业单位子弟学校的师资扩展

受户口与地方关系、学制、语言差异等因素影响，职工子弟在家庭所在地和三线企事业单位所在地方上的插班式教育都有一定阻碍。相比之下，三线企事业单位自办子弟学校成为当时解决子弟教育的“最佳”选项。职工子弟教育的旺盛需求给子弟学校带来了巨大压力，而压力的突破口就在于师资建设。为免除职工的后顾之忧，保证三线单位的建设效率，三线企事业单位、三线企事业单位原属地和现所在地等多方共同努力，致力拓宽子弟学校的师资渠道。

（一）内部解决。1982年，上海市卫教委专文就加强后方基地（即小三线）子弟教育，对子弟学校的办学经费、业务管理、师资等问题给出了意见。强调师资“原则应以自己解决为主，师资培训;从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在职教师或在职职工中调训，根据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原则，选送上海师院培养;也可鼓励职工子女高中毕业生报考师范院校，毕业后回后方基地任教;小学教师来源可推荐职工子女中优秀初中毕业生报考中等师范学校”[35]。事实上，职工抽调、家属转化这种方式就是三线子弟学校最初、最主要的师资来源途径。江西小三线人民机械厂（以下简称“人民机械厂”）子弟学校的师资来源基本代表了同类子弟学校的主流，即从厂里职工中抽调、从职工家属中调入以及招收师范毕业生。[36]

抽调厂内职工是化解子弟学校师资困境最直接的办法。由于建设需要，大三线基本分布于中西部地区，小三线遵照“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而建，地理环境都较差，“大学毕业生不愿到山里去教书”[37]，只能从三线企事业单位里抽调职工、家属等，经过培训后成为老师。对于看护型需求的职工幼儿，江西钢厂直接将“一些刚从厂职工子弟中学毕业的年轻姑娘分到幼儿园，担任教养员”[38]。对于有知识教育需求的学龄子弟，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委原副书记郑金茂认为，老师从“（厂里）知识分子里找点人过去就可以了”[39]。但受历史因素影响，当时子弟学校师资，大多只是高中生。他们非师范毕业，没有教师资格，仅仅只是各单位内部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40]

三线企事业单位职工主要任务在于三线建设，可以被抽调去子弟学校的人数有限，但子弟学校的师资缺口在不断扩大。为了填补缺口，三线企事业单位转而发展随迁职工家属，继而鼓励从事教育行业或受教育水平较高的职工家属迁入。上海小三线后方瑞金医院子弟学校原校长张春宝就是随迁家属，“后来又自己培养了两名在后方瑞金工作的职工的女儿，到上海进修一段时间”[41]，也发展为教师。据八五钢厂原职工陈震源回忆，老师不仅都是上海人，只要是“上海支内职工，有一个对象或家属在外地的，可以把他调过来”[42]。四川小三线长城机械厂（以下简称“长城机械厂”）子弟学校的师资也主要源于家属调入，“那时候有六七个老师是随着家属先过来的”[43]。江西钢厂在抽调车间技术员之外，“厂里职工照顾夫妻关系调来江钢的，无论是男方或女方，只要是大学毕业的，都到职工子弟中学任教”[44]。

（二）外部支援。当三线企事业单位内部抽调和发展职工家属都无法满足子弟学校师资需求时，该单位原属地和现所在地方社会纷纷采取调配及派遣等方式伸出援手，予以帮扶。1978年，上海后方基地向上海市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希望“根据后方教师缺额情况，每年分配一定数量的师范院校毕业生补充。今年新开五所中小学，要求多分配一些”[45]。上海小三线新光金属厂与群星材料厂合办的新群中学，就有少部分老师“是工农兵大学生分配过来的，像教外语、历史的就是分配来的工农兵大学生”[46]。但据八五钢厂原职工陈震源回忆，当时上海市教育部门往后方分配的教师确实比较少。[47]

三线企事业单位所在地同样通过派遣师资的形式支援三线子弟学校师资建设。光明机械厂子弟学校的师资除上海支内调配外，还有江西本地区调配的。[48]山西大三线长虹机械厂的师资中，教育部门调入当地教师，并直接纳入三线企事业单位编制。[49]长城机械厂子弟学校面临的教育需求不断增大，遂扩大了学校规模。在此之后，“有南充师范学院、内江师专的学生分过来，有物理系的，化学系的，英语系的，通过国防工办分过来的”[50]。

为了将这些新分配的师资切实落实到子弟教育上，三线企事业单位原属地提供了培训，以期提高教师质量。如上海市卫教委为子弟学校提供师资培训的机会。子弟学校教师会在“暑寒假时便利用关系，去上海的一些兄弟学校学习取经”[51]，但效果似乎并不明显。上海后方基地局情况调研科科长毛德宝曾直言不讳，说：“师范大学好不容易分个老师来，怎么教得好？他自己也要提高，他靠每年的暑假去培训、进修一次能解决什么问题？”[52]

（三）自主招聘。三线企事业单位子弟教育的需求渐长，单位内部调配、发展家属无法填补子弟学校的师资缺口，企业原属地和所在地的分配支援又比较有限，无奈之下，子弟学校另辟蹊径，开展自主招聘。上海小三线金星化工厂子弟中学“都是外面请的老师”[53]。协作机械厂通过内外结合的办法招聘子弟小学教师，并推出相应政策：“凡职工配偶在外地从事教育工作的，可以从外地调进厂;凡在外地从事教育工作，本人愿进山，还可解决其配偶进厂工作问题。”[54]调职工配偶入厂，这在上海小三线曾经是促使职工夫妻团聚或推动职工寻找配偶的特殊“福利”，如今用于师资招聘，可见协作机械厂对师资的看重。“在随后的十多年里，我厂（协作机械厂）先后从师范院校招收一批毕业生并从全国各地引进教师，其中还有复旦、上师大等名校毕业的教师人才。”[55]极大地填补了该厂子弟学校的师资缺口，并提升了师资质量。

为填补师资缺口，三线子弟学校广开招聘之口，大有“英雄不问出处”之势。北京小三线960厂从全市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教师。[56]人民机械厂则从外地或师范学校等途径引进教师。[57]江西钢厂甚至“请8名下放教师到中学”[58]。放开招聘条件，导致教师质量普遍不高。上海小三线电子器材三厂职工子弟小学10位教师，只有一位是师范专业学校毕业的。[59]云南大三线铸造二厂子弟小学“从工人中选调7人充任小学教师，文化都在初中以下”[60]。光明机械厂从车间抽调人员任教子弟小学，“一些老师上课甚至常念白字，有的老师上课不备课，也不讲课文，随便弄个故事讲讲就算过去了”[61]。

同时，三线建设生产一线的人力资源紧张，许多幼儿园、托儿所等被当作安排随迁家属的地方，其教育质量更是成为三线子弟教育中的“低谷”。“一些老弱病残者照顾安排到幼儿园工作，致使幼儿园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62]，一些幼儿园，如协作机械厂的“幼儿园老师只有当过妈的本能”[63]。八五钢厂团委原书记史志定曾感慨，“师资力量没办法保障，都是家属在搞来搞去，这总归不是办法”[64]。

通过内部抽调知识分子、发展教育行业家属，外部接受三线企事业单位原属地和现所在地的师资支援，以及自主招聘等多种形式发展各类师资，子弟学校的师资缺口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填补。受师资质量限制，三线子弟学校的教育质量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四、结语

三线建设时期，为帮助职工解决子弟教与育的需求，稳定职工生产情绪，三线企事业单位在生源、办学条件满足的情况下陆续开办了一些子弟学校。随着建设时间的延长，中途随迁至三线的职工子弟及出生在三线的职工子弟人数渐涨。户口限制了三线子弟在家庭所在地求学。三线企事业单位与地方关系、地方学校承载量以及口音等教学差异又限制了三线子弟在地方求学。相比之下，就读于子弟学校是三线子弟接受教育的最佳选择。

三线企事业单位秉持“企业办社会”原则，职工依托单位解决子弟教与育的需求持续增加，师资缺口随之扩大。同时，时代的局限性降低了时人对教育的重视度;三线建设的特殊性又免除了三线职工子弟就业的压力，同时影响了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三线子弟学校教师成为“吃力不讨好”的象征，鲜少有人愿意当教师。子弟学校的师资缺口进一步扩大。

为填补师资缺口，三线企事业单位通过内部抽调、家属转化、子弟学校自主招聘，以及外部接受师资派遣与培训，多渠道补充师资，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子弟教育的面貌，解决了许多职工在子弟教育和部分家属就业安置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提供了完善的后勤服务保障，有力推动了三线建设的顺利进行。然而，三线企事业单位所办子弟学校师资数量有限，质量不高，整体情况并不乐观。三线建设中的子弟学校实为封闭社会形态里保证生产的附加产品，教育普及的权宜之策。在知识教育被看重的现实社会，三线子弟学校已然黯淡于历史潮流中。

注释

①三线职工子弟是三线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拙作上海小三线家属群体研究（《三峡论坛》，2020年第3期）对此有论述。实际上，三线建设教育包含职工教育和子弟教育两类。子弟教育包括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以及技校等内容。本文将知识教育和幼儿抚育纳入广义的教与育的范畴，但不包括偏向于职工职业教育的技术教育。子弟教育相关研究有两篇，王毅.三线企业的搬迁对职工子女入学教育的影响——以重庆为例[J].山西档案，2016（4）;吴丹杨.三线建设时期绵阳教育发展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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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关于后方基地等中小学教师暑期培训情况汇报（1975-07-28）[A].上海市档案馆藏，B105-4-1438-16.

[35]上海市人民政府教育卫生办公室关于加强后方基地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工作的意见（1982-11-09）[A].上海市档案馆藏，B1-9-746-1.

[36]本书编委会.我们人民厂——江西“小三线”9333厂实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915—916.

[39]徐有威，吴静.采访郑金茂（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委原副书记）[Z].2011-02-14.

[40]吴静，祝佳文.采访储瑛娣（险峰光学仪器厂党委原书记）[Z].2010-06-19.

[41]吴静，陆昊玄.采访倪传铮（后方瑞金医院政工科原科员）[Z].2010-05-24.

[42]徐有威，吴静，李婷.采访陈震源、陈辉（八五钢厂原职工）[Z].2011-03-27.

[43][50]曹芯.采访罗成秀（长城机械厂子弟学校原校长）[Z].2017-12-10.

[45]上海市后方基地党委关于后方小三线体制问题向市委请示报告（1978-08-01）[A].上海市档案馆藏，B67-2-370.

[47]徐有威，崔海霞，吴静.采访陈国兴（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老干部科原科长）[Z].2011-01-10.

[49]长虹年代编委会.长虹年代——山西长虹机械厂回忆图文集[M].自印本，2020：305.

[52]崔海霞，吴静.采访毛德宝（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宣传组原副组长、情况调研科原科长）[Z].2011-05-07.

[53]吴静，崔海霞.采访蒲志祥（金星化工厂团委原副书记）[Z].2011-01-14.

[56]第九六○厂厂志编委会.第九六○厂厂志[M].内部发行，2011：199.

[57]孙中逵，潘修范，等.采访顾永泉（人民机械厂革命委员会原主任）[Z].2014-02-12.

[59]上海电子器材三厂（东风器材厂）简史：续[M].未刊稿，1984：42.

[60]宣威市教育志编篆委员会.宣威市教育志[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285.

[62]本书编写组.国营九四八九厂厂志[M].未刊稿，1988：69.

[64]徐有威，吴静，李婷.采访史志定（八五钢厂团委原书记、第三车间支部原书记）[Z].2011-02-24.

本文鸣谢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3&ZD097）;上海市党校行政学院系统课题“小三线建设对上海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历史启示”（项目编号：2018SHB021）

作者鄒富敏系中共上海市静安区委党校教师;徐有威系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