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美国复合同盟战略的实践

魏光启

摘 要：冷战后美国同盟体系产生了程度不一的复合化进程，其中北约域外行动是最为显要的构成部分。北约域外行动在防区、威胁来源、方式等方面配合了美国复合同盟战略的实施，有效支持了美国的战略意图，但也面临着同盟内部成员国的限制。本文以北约域外行动为视角，主要从美国实施复合同盟战略的重要体现和北约域外行动对美国复合同盟战略实效性的评估两方面来对冷战后美国复合同盟战略的实践作出分析探讨。

关键词：美国；复合同盟；北约；域外行动

中图分类号：D8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20）07-0080-0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美国复合同盟战略的扩溢与中国的对策研究”（15YJCGJW007）

同盟作为美国对外战略的依托工具，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冷战后环境里，继续巩固同盟的根基，是美国历届政府的重要选项。然而，随着冷战后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美国同盟战略也发生了部分变化，越来越显现出复合化的新迹象。美国复合同盟战略的运转其实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孕育而生，在实践上表现在多维领域。北约作为美国复合同盟战略的主要实施载体，冷战后发起了多次域外行动（域外战争的支持、作战及战后稳定与重建等方面的行动），对美国复合同盟战略提供了有效支持。

一、美国推行复合同盟战略的原因

以北约、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美澳同盟为代表的同盟体系既是冷战的产物，又是美国主导构筑、存在至今的主要代表。冷战结束后意味着西方阵营的主要威胁对象消失，这类同盟理应走向历史的终结或者弱化自身的功能，然而，美国的战略选择正好相反，在继续保留其集体防御核心功能的同时，改造或拓展它們的多维能动性，使其朝着复合化的道路不断迈进。从客观上盟国的推动及他者（威胁源）的刺激发挥了催化剂效用。

（一）保持同盟控制力和维护领导世界的地位

美国复合同盟战略是冷战后同盟理念的新突破，主观上是为了紧紧抓牢“升级化”的同盟体系继续维持领导世界的地位。美国希望借助复合同盟战略，继续维持以武力后盾和保障的基本模式。这种硬实力的保有带有根本性。特朗普政府虽然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奉行“美国优先”和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但是也承认，同盟是美国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直接增强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等能力[1]。美国2018版国防战略也强调，互利性同盟十分重要，能够为美国提供对手或竞争者无可匹敌、持久性和非对称性的战略优势[2]。保持同盟的继续存在是美国通过控制同盟进而强化领导世界能力的重要体现。

（二）给予同盟成员国一定的“自主性”

美国复合同盟战略主要迎合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然而，在美国看来，给予同盟成员国适度的“自主性”，可以更好地促进该战略的实施成效。一方面，美国认识到，完全让盟友对自己“言听计从”并不现实，美国的意志不完全等于盟友的意志。尽管在美国构建的多边或双边同盟体系上，所谓共同文化、价值观基础一直被认定为凝聚同盟向心力的主要条件之一，但是单单国家利益偏向的差异，就使得美国不可能对盟友保持百分之百的控制力。另一方面，美国发现，只要操作妥当，盟友取得一定范围内的“自主权”，有利于促进美国总体目标的实现。例如，英国、法国及日本等重要盟友国不仅与美国共担集体防御的目标，而且也有其特殊的国家目标。在这些盟友国看来，与美国捆绑并不意味着全部倒向美国，在涉及本国至关重要的事务上，拥有同盟决策及其执行的自主权，既可以影响或塑造美国的行为选择，又可以通过自身地位的提升，逐步改变同盟从属者角色。美国认为，在若干同盟事务上，谨慎扩大盟友参与的力度，能够通过责任分担，减轻美国资产投入与能力外输的压力。

（三）应对多维威胁

冷战后，传统安全威胁的新情势、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多元化及二者的日益交织是影响美国同盟战略调整的主要外部因素。美国试图将复合化的同盟思维纳入其全球战略体系中，希望通过二次整合它们的功能分工，预防、遏制或打击现实或潜在的风险对象，尤其对付可能挑战其超级大国地位的域外国家或非国家载体的威胁。从传统安全威胁看，这种同盟战略的扩溢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最明显的驱动力之一，其中以中国等新兴大国为重要的映射靶心。从非传统安全威胁看，打击恐怖主义、海盗、网络黑客等“再造”了美国同盟战略的认知。而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叠加，则给美国提出了调整与改造同盟的新命题。需要指出的是，应对多维威胁，既受客观环境因素驱动，又源自美国主观因素的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虽然强调“美国第一”，但是在出访法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盟友时仍然强调要继续强化多边及双边同盟的能力。在他看来，为重构美国力量和信心，要直面威胁，保障美国人民的安全和利益，特朗普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及恐怖主义组织十分重要，对朝鲜、伊朗、叙利亚等国进行行为限制也十分关键[3]。

二、北约域外行动是美国实施复合同盟战略的重要体现

冷战后美国复合同盟战略表现在多层维度，其中北约域外行动是诠释这种复合的比较突出的代表。北约域外行动至少从防区、威胁认知来源及方式选择等方面支撑了美国复合同盟战略。

（一）北约域外行动在防区上的复合

冷战后北约域外行动呈现出突破防区、逐步扩大态势。早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虽然萨达姆并未对北约国家造成威胁，但是北约对美国领导的多国联盟提供了域外支持。其后，随着欧陆边缘波黑危机和科索沃危机的先后爆发，北约在波黑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大秀了“肌肉”，实质性开辟了同盟行动的域外空间。2000年以来，北约先后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地投入资产和力量，进一步拓展了域外行动的空间。此外，如果从更广义的角度界定域外行动的地理范围，而不是狭义的域外战争及其相关行动，那么北约域外行动的空间可以外延至地中海、非洲的南端、远东乃至亚太地区。北约“全球化”[4]已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从中至少能够反映出域外空间上的拓展。这种空间上的外扩连同域内空间的谨守，带有一定的复合性。同时，北约行动空间上的内外结合，可以为美国推行全球战略提供地理上的有效支持。

（二）北约域外行动在威胁认知来源上的复合

冷战后北约域外行动在威胁认知来源上经历了两次较大的调整，从而将影响北约成员国安全的威胁范围大大扩大。一方面，北约域外行动增加了传统安全威胁的对象，即从主要预防俄罗斯过渡到欧陆边缘地带其他国家可能造成的风险，如前南斯拉夫地区，再到尚未真正出现但北约认为需要谨慎防备的“新”传统安全威胁，如新兴大国带来的不确定性等。由此可见，传统威胁源的拓展和“发散”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冷战期间北约在威胁认知上的单一性。从另一方面看，非传统安全威胁正日益成为北约着手应对的对象。“9·11”事件后，北约启动集体防御条款，以表达对美国的坚定支持，然而，恐怖主义本身却有别于传统安全威胁。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并最终处置了本·拉登。在阿富汗战后稳定与反叛乱进程中，北约提供了重要的帮助，但是，从原因上看，北约对美国的支持主要是源于恐怖主義这一非传统安全威胁。此外，北约在亚丁湾及非洲南端开展的反海盗护航，也是一种针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行动。总之，北约已经将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纳入域外行动的实施范围，并且有可能继续扩大相应的类型。这种威胁认知来源上的复合给北约增加了实施域外行动的可能。

（三）北约域外行动在方式使用上的复合

北约域外行动在使用方式上带有多维复合色彩。一是继续使用传统的军事方式。北约在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以及阿富汗战后稳定的过程中都使用了一定的武力。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在参与这类活动中，北约的动力并非完全出于纯粹集体防御。二是加强了政治方式的投入。冷战后北约转型的一大特征是从军事政治组织逐渐转变为政治军事组织。北约在阿富汗等地的域外行动中适当突出政治手段的作用，如积极促进阿富汗国内各派系的合作，发展北约与阿富汗的伙伴关系，协助阿富汗进行“民主化改造”等。三是频繁动用民事手段。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方面，北约帮助当地政府训练军队，培养公共安全及警务部队，提供治安咨询服务等。这些活动看似没有军事行动那样耀眼，但是却必不可少，而且能够对受援国的长久稳定带来积极影响。

三、北约域外行动对美国复合同盟战略实效性的评估

冷战后，美国复合同盟战略的实施带有通盘考虑，以不同同盟、程度差异的复合化为显要特点。北约在执行美国复合同盟战略方面比较积极主动，甚至发挥了引领者的作用。北约域外行动作为跨大西洋同盟突破防区的大胆尝试，较为积极地夯实了美国复合同盟战略，但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比较棘手的内部限制。

（一）北约域外行动有力地支持了美国复合同盟战略

本质上看，北约域外行动是美国对外战略意图的一种体现，离不开美国作为同盟领导者的牵引甚至强制。北约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等重大事件上的表现并非令美国完全满意，然而至少在四个方面对美国实施复合同盟战略提供了支持：一是惩治了美国认定的对手或敌人，如萨达姆、米洛舍维奇、本·拉登、卡扎菲，部分实现了美国主观认定、需要处理的对象；二是域外行动增加了美国的活动空间，拓宽了行动方式，并通过主观认定的多威胁来源，为同盟的继续存在加入某些“合法化”元素；三是一定程度上展示了美国维护霸权和领导同盟的实力基础，有利于美国全球战略的推行；四是北约域外行动赋予部分盟友一定的自主性，也让其相应地承担了部分责任，避免了同盟行为的僵化，同时有助于美国全面审视和使用同盟资源。

（二）北约域外行动对推进美国复合同盟战略的内部限制

北约域外行动作为复合同盟战略的外显载体，应验的是集体行动逻辑。不过，集体行动本身带有难以摆脱的限制，因为在北约这个多国同盟体系中，始终存在国家利益取向的差异。很显然，如果北约域外行动无法体现美国的意志，或与美国需求背道而驰，那么很可能将会遭遇“滑铁卢”。美国为北约域外行动提供了绝大部分的资产及技术支持。反过来看，仅靠美国的意志，又不能完全聚合盟友，保持立场上的一致性。这表明，在不对称性的同盟体系里，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往往存在利益与理念的不同。就北约域外行动本身来说，至少反映三方面的内部限制。首先，关于同盟定位的限制。美国希望将北约打造继续实现其全球战略的重要工具，因而应当继续拓展域外行动的空间，而多数盟友仍然坚持北约是以跨大西洋区域为主的区域性组织，域外行动应该紧紧围绕盟国执行集体防御的实际地理空间。其次，关于防务分担的争论。该争论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美国抱怨盟友没有分担有效的防务，甚至有故意“搭便车”之嫌，而欧洲盟友认定已经付出了相应努力。目前的争论集中在如何兑现防务支出占本国GDP2%这一基本红线上。最后，关于域外行动合法性与方式选择上的争议。北约域外行动本身是对同盟防区内执行集体防御的一种补充，很难说具有合法性的根据。在北约内部，是否继续加大域外行动的力度，存在一定的争议。即便盟友间协调了立场，达成了共识，然而在方式选择方面也存在比较激烈的内部分歧。一般来说，德国是非军事参与的支持者，在兑现域外行动承诺时经常受到美国的批评。其他国家在方式选择上，也并非与美国保持高度的一致。

四、结语

北约域外行动作为诠释美国复合同盟战略的实践载体，已经进行了多次试验。从美国及同盟本身看，北约域外行动捍卫了美国领导世界、控制盟友、抑制威胁的三重目标，也凸显了该行动在利益偏向、资产支持及合法性基础等方面的内部束缚。尽管如此，在美国继续推行复合同盟战略的过程中，域外行动可能因新情势因素的作用再次出现。

参考文献：

[1]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EB/OL].The Whitehouse， December 2017.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 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

[2]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EB/OL].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p.8，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3]President Donald Trump is Rebuilding American Strength and Confronting Threats[EB/OL].March 13， 2018， The Whitehouse，https：//www. 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ident-donald-trump-rebuilding-american-strength-confronting-threats/.

[4]Veronica M. Kitchen. The Globalization of NATO： Intervention， Security and Identity[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责任编辑：李凌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