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那晚外逃直升机从我头顶飞过

我曾经以一名普通士兵的身份走进过“九一三”事件，成为那次事件一个重要情节的见证者。虽然我那时完全不知道事件背后的故事——当然，真实的故事至今还云遮雾绕。

凌晨警报

1971年9月，我在北京军区空军地勤部队服役，担任灯二团811雷达站的副站长，驻地就在北京顺义高丽营。9月中旬那几天，由于排长芦根宝回家探亲，由站长赖清牛代行排长职责，我则代行站长职责。9月12日那晚，我值班值到11点才去睡觉。9月13日凌晨3时许，我在熟睡中惊醒，窗外传来哨兵急促的喊声：“副站长，警报！”我跳了起来，套上鞋子，只穿了背心和短裤，披着军大衣就冲了出去。指挥室和雷达阵地与我们借住的老乡家大约有二三百米，我记得我和标图员同时冲进指挥室，过了一会儿，一位战士才送来我的外衣和长裤。只听传达上级指挥命令的扩音机传来了连长潘德金的声音：“上级通报，宣化方向发现不明机一架，正向北京方向移动。”标图员同时在标图板上做了标示。

指挥室内

宣化离北京近300公里，我脑子在飞转，敌情乎？演习乎？过了一会儿，我听到连指挥所有议论的声音：“可能是苏修的飞机？”由于我们的雷达最远探测距离为50公里，因此还不到开高压搜索的距离，我松了口气，穿上了衣服，立即对雷达站的各号手发出指令：“各号手开机后在岗位上待命。”时间在一点点过去，我脑中的问号也越来越多，难道真是苏修的飞机吗？如此单机深入我国领土是否太愚蠢了？而且标图板上显示的飞机移动速度很慢，并不像战斗机。

当标图板上的飞机离雷达阵地接近50公里时，我根据连部的指示，下达了开高压搜索的命令。雷达长根据连部报告的西北方向进行搜索，搜索了很长时间均无结果。我突然想到雷达正北面二三十公里远处是连绵不断的燕山山脉，如果飞机飞得过低时，确实很难搜索到雷达反射的回波，而正北偏东处是一个山口，如果飞机低空飞行很可能会选择这里进入，我立即下令雷达偏离上级指挥所指示的方向，向正北偏东方向扩大搜索，随即就听到雷达长吴金福的声音：“副站长，能否上机看一下，有一个移动不明显的亮点。”

现场指挥

我跑出指挥室，50米远就是雷达阵地，我进入雷达长的座舱，过了一会，我辨别出这应该是一架直升机的反射波形，信号也越来越强烈、明亮，看来飞机已离我们越来越近。我回到指挥室，向上级报告我站已发现不明机。于是整个高炮部队均按照我们雷达站提供的方向将炮口对准了目标。突然指挥室又传来雷达长的呼叫：“副站长，又发现两个飞机信号，并且移动速度很快！”我立即又向上级指挥所报告，但我听不到任何上级进一步的指示。此时我注意到天已经蒙蒙亮了，我走出指挥室抬头向雷达跟踪的方向看去，突然我看到一个明显的飞机黑点，紧接着我又看到两个闪亮的白点，随后十几分钟，我一直用肉眼在观察它们的移动，上级指挥部再无进一步的指挥声音。我觉得事情很奇怪，這不像是一次正常的演习，我看到那个黑点和两个白点越来越大，情况已经很清楚了，那个黑点是一架直升机，而两个白点则是两架歼七战斗机。

分明是我机

战斗机在直升机的上空盘旋飞行，直升机则越飞越低。后来我又注意到两架战斗机似乎不见了，而直升机正从我们雷达阵地外侧向北京市内方向飞去，但过了没多久又折返回来，慢慢地飞临我们雷达阵地，就在我的侧顶空，机声隆隆。我看着它又向东北方向飞去。直升机在我的头顶最近处离我不足150米，我看得很清楚，外观和我军的直5直升机完全相同，我没能看到直升机上的标识。后来标图员告诉我，他曾听到上级指挥所有确有把握可以开炮的命令，我当时就认为一定是误传，这架直升机显然没有什么抵抗力，也没有什么威胁的举动，完全不必开炮。但这是不是一次军事演习？当时谁也说不清。

由于是我们雷达站首机发现，而且是由我直接指挥的，当天下午开始我就成为忙人，多次接受上级对我的电话询问，了解情况。第二天上午，团部、营部的作战部门都来到我们站开总结会，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位参谋向我提问：“你觉得这架飞机的雷达显示和目视外观和我军的直升机有什么差别？”我想了一会儿说：“我觉得好像没有明显差别。”当时我们真的想不到，完全不知道历史正在我们身边发生，这架直升机就是“九一三”事件中林彪所坐的三叉戟飞离国境后，载着林立果“小舰队”成员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人和大量党政军机密文件外逃的直升机。由于驾驶员故意拨反了罗盘，飞机重又飞了回来。

战友的回忆

几年后，我注意到官方记载这段直升机外逃的情节，仅仅提及这架直升机回飞后降落在怀柔境内，我则见证了更具体的一段细节，飞机曾飞到顺义再折返向怀柔方向飞去。当然如今已有更多的亲历者在补充这段历史，我的战友821雷达站的站长曹新华就最早在铁血网上撰文《我所经历的9·13事件》，记录了上面的一些细节，回忆了很多人和事。他在文中说：“由于我们的北面是燕山山脉，山脉的回波对雷达探测有很大的影响，平时我们连一直注意进行山脉回波中寻找飞机目标的训练，这样的训练非常有效。整个九一三事件最值得我们探照灯部队骄傲的是，尽管高炮20团拥有众多的炮瞄雷达，且炮瞄雷达的性能远优于我们探照灯雷达，可是首先发现目标的还是我们探照灯部队！我们811站的雷达操纵手在他们副站长丁晓文（现任上海中建律师事务所主任）的帮助下，在30多公里外的一片山脉回波中一眼就发现了这架直升机。就在高炮20团上下为寻找这架飞机确切位置而乱成一片时，我们连长将它的方位和距离准确地通报给20团指挥部。”（2011年9月12日铁血网）

震动和迷惘

再后来的情况，我们和全国人民的知情进度也差不了太多。虽然我们在几天以后就听人传说，从那架直升机里走出来的人和我们穿着同样的军装；再后来又有人传说高炮七师（我们部队就配属七师）副政委叶真（叶群的堂弟）被抓，我确实想到部队里肯定出了大事，但万万没想到是副统帅出了事情。林彪事件给我很大震动，我开始对“文革”有了更多的怀疑，对国家的前途、个人的命运更加迷惘。“九一三”事件以后的一年多是我革命情绪最低落的时期，那时候我父亲和小弟弟还在中直机关山东邹县五七干校，母亲作为走资派正在北京一家工厂里监督劳动。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我姐姐去了山西，大妹去了陕西，二妹去了内蒙，北京只留下我三妹。我们家庭四分五裂、一团糟的情况是整个国家一团糟的缩影。我在给妹妹们的家信中的豪言壮语也完全消失。

许多人总认为老三届中能当兵的当属幸运儿。事实上，部队的环境更讲政治，由于我父母都处于靠边站的情况，我在“文革”中又曾有炮打张春桥的“罪行”，我在部队是作为需长期改造的“可教育好子女”被打入另册的。我带过许多新兵，大部分一两年后都入了党，而我即使当了副站长还仍是个“白丁”（我母亲对家中非党成员的称谓）。当然组织上考虑问题是“慎重”和“正确”的：“虽然你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立场坚定，但在第九次路线斗争中，你曾站错队，你又是个学生兵，更应接受组织长期的考验。”此种政治上受歧视的精神痛苦远大于一般的肉体痛苦。在部队的前几年我想得更多的是我的个人政治前途，满脑子都是如何追求政治进步。“九一三”事件后，我开始更多地想到外面的世界。我不再是个“好兵”。

（照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高级律师）

责任编辑 王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