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增长方式的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
——以福建省为例

王建康

（华侨大学 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至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要素和投资驱动的边际收益开始递减，环境污染等问题日趋严重。如何转变区域经济增长方式成为学术界及各级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调整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一个关键转型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全国及区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唯一途径。

国外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的研究是在“凯恩斯革命”以后逐渐兴起的。20世纪30年代，Rosenstein-Rodan的“大推进”理论[1]、Nurkse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2]、Prebisch的“中心-外围体系”理论[3]、Hirschman的“不平衡增长”理论[4]等都高度重视经济结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到20世纪60年代，Clark认为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会逐步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三产业[5]。Rostow 采用非均衡的动态结构演进分析方法将经济增长划分为若干阶段[6]。国内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关于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及经济增长方式的判断，二是关于经济增长方式影响因素及其转变的研究。邓翔认为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和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有密切的关系[7]。蔡昉认为中国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持续提高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经济逐步进入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向新古典增长阶段的转变时期[8]。武鹏、余泳泽认为中国经济属于典型的投资主导型经济，资本投入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最主要来源[9，10]。张军扩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从同时依靠要素投入和TFP增长转向更多依靠TFP增长，而TFP增长主要依靠资源的重新配置[11]。林毅夫认为要转换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首先要改变目标增长方式，其次进行要素价格体系和其他方面的改革[12]。王小鲁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生产率外源性效率的因素在下降，技术进步和内源性效率改善的因素在上升[13]。彭宜钟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要素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且要素配置效率在不断提升[14]。刘瑞翔认为包括消费、投资及出口在内的最终需求对于中国经济的拉动效果呈现下降趋势[15]。何小钢发现除规模扩大效应之外，技术进步效应最大，其次是要素价格调整效应，最后是效率提升效应[16]。张永恒认为要素禀赋变化是区域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主导要素升级会导致在原有经济基础上产生新一轮的聚集或再聚集，并实现区域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17]。

已有的研究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时，大多采用省际面板数据，较少涉及县域尺度。已有研究大多采用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即假定各区域之间是相互独立的，而现实中区域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因此，本研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作为主要研究方法，基于福建省县域面板数据，分析县域经济增长方式的时空格局演变，进而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深入探讨县域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机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福建省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测度

测度经济增长方式关键要揭示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在资本报酬递减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情况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转变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经之路。基于此，参考赵文军等的方法[18-19]，本研究利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刻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假设第i地区第t期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Yit、Ait、Kit和Lit分别表示第i地区第t期的地区产出、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数量，αit、βit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

根据式（1），地区产出增长率gYit由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gAit、资本增长率gKit和劳动增长率gLit决定，其关系式为

其中，左边第一项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第二项为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两项的和为1，二者为此消彼长的关系。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变大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增强，区域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方向发展；反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贡献率变小表示经济增长对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依赖程度增大，区域经济增长方式向粗放型方向发展。

用CRit表示第i地区第t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有

由式（3）可知，CR的值可以反映地区经济增长的集约程度，CR越大说明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越趋于集约，反之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越趋于粗放。参考文献[20]，采用如下标准定量判断一个地区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还是集约：CR ≤0时为绝对粗放型，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或产出增长率为负值；0 ＜CR ＜0.5时为相对粗放型，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出增长率均为正值，且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小于产出增长率的一半；0.5 ＜CR ≤1时为相对集约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大于产出增长率的一半但小于产出增长率；CR ＞1时为绝对集约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大于产出增长率。CR = 0.5，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产出增长率的一半时，为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临界点。

1.2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参照赵文军等的方法[18]，本研究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福建省各县域的全要素生产率。

1.3 空间面板数据模型

1.3.1 空间自相关检验

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21]，地理事物或属性在空间分布上互为相关，距离越近的地区相关程度越大。选取Moran’s I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计算公式为

1.4 县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计量模型设计

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测算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而全要素生产率包括了除资本和劳动力以外的诸多要素，因此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受多种因素影响。本研究选取第二产业占GDP 比重（ind）和第三产业占GDP 比重（ser）以体现县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产业结构转型情况，选取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以体现县域城镇化进程（urb），选取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以体现地区政府规模（fin），选取公路里程密度以体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情况（inf）（见表1）。本研究遵循数据可得性、代表性原则，构建的计量模型为

式中，i为地区，t为时间，yit为被解释变量（即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αit为常数项，ind、ser、urb、fin、inf分别表示解释变量，β1、β2、β3、β4、β5分别为各解释变量的待估参数，εit为随机扰动项。

表1 变量的选择及解释Table 1 Sele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variables

1.5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DEA模型估计结果的优劣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样本和变量的选取，其中投入产出变量的选取对DEA模型的准确应用十分重要。本研究基于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将福建省的每一个县作为一个决策单元测算其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根据县域实际情况进行投入和产出变量的选择，并根据数据可获得性、代表性等原则对变量指标进行处理。

本研究选取县域各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额代表资本存量[25]，选取各县单位从业人员数量代表劳动力变量，采用广泛使用的GDP作为产出变量，利用各县域的当年数据测算全要素生产率。

在区域选取上，分别将各设区市所辖的所有区合并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为了便于研究，将2014年以来南平建阳区和龙岩永定区仍看作两个县，因此研究对象共有67个县（市、区）。所选变量数据均来自《福建统计年鉴》。

2 福建县域经济增长方式的时空分异特征

2.1 时间演变特征

利用DEAP软件计算2002—2016年福建省技术效率变化、技术进步变化及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福建省经济的技术效率变化大部分大于1，说明技术效率的提高比较明显；而技术进步变化大于1的年份多集中于2005—2011年，其他年份的技术进步变化大多小于1，与技术效率相比，福建省技术进步的提高相对较慢，但其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提高了技术使用的效率。根据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得出的TFP变化大多大于1，说明福建省的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经济增长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趋势越发明显。

根据公式（3）计算福建省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各年经济增长方式，结果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方式为相对集约型的有5年，主要集中于2006—2010年；相对粗放型的有6年，年份分布相对分散；绝对粗放型的有3年，主要分布于2004、2011和2013年。福建省经济增长方式总体呈现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进而又转为粗放型的特点，地区经济增长在早期会较多依赖投资和劳动力，而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大，逐步从粗放型转为集约型；一定水平的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过一段时间会逐渐减少，随后进入较高层次的粗放型方式以得到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这种粗放型和集约型的交替出现是一种动态的、螺旋式经济增长转变方式，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表2 2002—2016年福建省县域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特征Table 2 Stage characteristics of county economic growth mode in Fujian province from 2002 to 2016

2.2 空间格局演变特征

根据公式（3）计算福建省县域经济增长方式，基于经济增长方式划分标准为各县域经济增长赋予相应类型，利用ArcGIS软件绘制2003、2007、2011和2016年4个时点的县域经济增长方式专题地图，结果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2003年属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地区主要分布于福建省东部和西部地区，其中属绝对粗放型的地区包括泉州大部分县市、莆田和福州的部分县市及龙岩西部的4个县，属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地区主要分布于福建中西部和北部地区，三明大多数县市、龙岩东部和南平北部等县市属绝对集约型增长方式；2007年属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地区主要分布于闽西和闽东地区，属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地区主要分布于闽中和闽南地区；2011年属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地区大多分布于闽东和闽西南，包括龙岩、漳州、泉州、莆田和福州等地，属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地区主要分布于三明和南平两市以及闽东沿海地区的几个县市；2016年属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地区主要分布于闽东南和闽西的莆田、泉州、厦门、漳州和龙岩等地，属集约型的地区大多分布于三明、南平、福州和宁德等地。

总体来看，福建县域经济增长方式的空间格局演变呈现两个特征：第一，属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地区呈现从闽西和闽南向闽中和闽北逐渐演变的趋势，说明近十几年来闽北的南平和闽中地区的三明经济增长集约性明显快于闽南的泉州和漳州；第二，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较多为粗放型增长方式，而内陆地区较多为集约型增长方式，可能的原因是由于东部沿海地区较多为发达县市，省内的劳动力和资本为获得较高收入和利润均流向东部地区，使得沿海县市的经济增长仍较依赖于劳动力和资本红利，而内陆地区劳动力和资本相对较少，迫于经济增长的压力各县市不得不在劳动力和资本外流的情况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使得其经济增长的集约程度较高。

2.3 经济增长方式的空间相关性

根据前文算出的各县域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利用Geoda软件分析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空间相关性，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2003—2016年，福建省县域经济增长方式的Moran’s I值有8年为正值，有6年为负值，说明福建县域经济增长方式总体呈现弱空间集聚的特征，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高的地区集聚在一起。

3 县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因素

图1 福建县域经济增长方式的空间演变Figure 1 Spatial evolution of county economic growth mode in Fujian province

表3 福建省县域经济增长方式的空间相关性Table 3 Spatial correlation of the mode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county of Fujian province

前文的空间自相关检验证明了福建省县域经济增长方式具有弱空间相关性，说明周边地区经济增长方式会影响本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本研究采用地理距离倒数空间权重矩阵估计空间面板数据模型，Hausman检验统计量为20.55，概率显著为0，因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表4给出了传统面板数据回归以及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OLS估计中第二产业发展、政府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拟合优度和对数似然值来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由于加入了空间因素估计效果优于传统面板OLS估计。

从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来看，经济增长方式的空间滞后项（ρ值）总体表现为正值，说明周边地区经济增长方式会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且距离越近影响程度越大。拟合优度和对数似然值显示，空间杜宾模型估计效果优于其他模型。

第二产业发展估计系数均为正值且显著，说明工业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福建省经济发展水平与长三角和珠三角差距较大，大多数县域仍需要靠工业发展带动全域经济，特别是内陆地区的南平、龙岩和三明，2016年内陆三市的县域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平均值为45.2%，比沿海六市的49.2%低4个百分点，说明内陆地区的县域经济还需要继续发展工业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第二产业发展的空间滞后项（W*ind）为负值但不显著，说明周边地区工业发展可能阻碍本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表4 空间面板模型回归结果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spatial panel model

第三产业发展估计系数均为负值，且空间杜宾模型通过了10%显著性检验，说明福建县域经济产业结构仍不够合理，服务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就目前来看，福建省的大多数县域主要以第二产业推动GDP，且经济总量尚未达到足够的量，服务业的发展反而会阻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第三产业的空间滞后项显示为正值但并不显著，说明本地区服务业的发展有可能促进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城市化进程的估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县域城镇化进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逐渐迁入城镇以获得较高收入或较好社会福利。城镇化进程导致城镇劳动力要素增加，使得城镇经济增长的粗放性更加明显，使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减小。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城镇化进程的空间滞后项为负值且显著，说明本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会明显阻碍周边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是由于本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加快会吸引周边地区的各种要素流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在经济总量不足的情况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为困难。

政府规模的估计系数均为负值且显著，说明政府的财政干预不利于县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规模越大意味着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越强，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是要在较高水平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从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政府的财政支出大多来自于税收，较高的税收同样不利于区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政府规模的空间滞后项显著为正，说明本地区政府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周边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创新要素会由于本地区较高的税赋而逐渐流入周边地区以促进周边地区经济增长。可见，转变政府职能、适当缩小政府规模与开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础设施建设的估计系数在OLS和空间杜宾模型中的空间滞后项（W*inf）为正值且显著，说明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本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劳动力、资本及物质要素，这本属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但基础设施投入使用之后会产生较强的带动作用，特别是近十几年来以高速铁路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设有铁路站点的县市在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上均优于其他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滞后项为正值且显著，说明本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会明显促进周边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得益于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

4 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研究利用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测算了福建省县域经济增长方式，并分析了其时空格局演变，在检验空间自相关性的基础上，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影响福建省县域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因素，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福建省经济增长方式总体呈现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进而又转为粗放型的趋势；第二，福建县域集约型增长方式分布呈现从闽西和闽南向闽中和闽北逐渐演变的趋势，集约型增长方式大多集中于内陆地区，且呈现弱空间集聚的特征；第三，第二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会显著促进当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第三产业发展和政府规模则不同程度地阻碍当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第四，空间杜宾模型显示在周边地区对本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因素中，城镇化起到显著的阻碍作用，政府规模和基础设施建设则起到显著促进作用。

基于福建省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以促进县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区域及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一，优化产业结构。福建省大多数县市第一产业比重仍比较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扩大第二产业比例，在增加经济总量的基础上继续扩大第三产业比重。

第二，适当缩小政府规模。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会不同程度扰乱市场秩序，适当缩小政府规模有利于扩大市场经济的范围，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三，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基础设施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福建省沿海和内陆更好互动，形成山海经济关联网络，达到沿海地区带动内陆地区发展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