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身体的技术创造及其意义指向
——兼谈《双子杀手》中影像身体的媒介作用

陈 慧

人往往是电影银幕空间中被呈现的主体，围绕面部、四肢、躯体、器官等有形身体部分，以及身躯、形象背后的主体性和情感性等展开的影像身体创作成为电影艺术的核心命题之一。巴赞甚至宣称，“电影的全部就是关于如何在空间放置人物身躯”。“影像身体”的形成通常经历了以下步骤：一、导演根据剧本内容和影像表达形式选择具备合适身体条件的演员；二、通过造型、化妆、服装、光影和蒙太奇剪接等技术手段，调动演员将日常身体转化为表演身体，继而升华为银幕空间中的“影像身体”。而后，这种可视化的身体被观者的视听感知系统捕捉，成为理解影像意义的重要符号。

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科学思维的培养和电影技术的革新，当下影像身体的建构不再满足于传统依靠实拍进行的“再现”式身体塑造，而是借助数字技术一边提升“再现”式身体的精细程度，一边以有机身体为蓝本，创造出虚拟化、陌生化的新型影像身体。在科幻电影中，这种趋势表现得最为明显。从《阿凡达》到《阿丽塔：战斗天使》，类人和后人类影像身体的制作技术已趋于成熟，但真正意义上的数字“真人”身体创造却存在诸多困难，其中最大的难点在于自然、动态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无法被长时间维持。尽管《终结者2018》《创：战纪》等影片中曾经出现过CG真人形象，但僵硬木讷的表情，以及“换头”引起的脸部与肢体表演不协调等问题，导致观众无法认同其是“真人”身体。

李安执导的电影《双子杀手》无疑向前迈进了一步。该片依托高规格的数字技术，不仅细化了传统的“再现”式影像身体，更以威尔·史密斯现有的身体为原型，通过“再造”的方式“克隆”出身形与青年史密斯高度相似的小克形象，并呈现出丰富、自然的动作细节，实现了相对真实的情感表达，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真人”身体奇观；在叙事层面，两种影像身体以镜中之“脸”和“肢体”对抗的形式参与到亨利与小克冲突—和解的过程中，工具性的身体被赋予了情感性和思想性；在伦理层面，身体由生物技术克隆、精神被文化生命感染的小克与亨利之间到底是“自我”还是“父子”的身份难题被置于观者面前。至此，影像身体作为一种媒介形式，促使影片达成了技术指向和意义指向的高度融合。

一、“再现”和“再造”：影像身体奇观的呈现方式

《双子杀手》中，“再现”的身体指经高规格摄影机的拍摄后，复刻、投射于银幕空间的演员真人身体；“再造”的身体指以史密斯现有的身体为原型，运用数字技术创造出一个与原版年轻时高度相似、动态化、自然化的影像身体。“再造”一词意在区别传统的由摄影机“再现”有机身体而产生的影像身体类型，强调其是在“再现”演员身体的基础上，依托技术制造出来的新型影像身体。之所以将二者称为“身体奇观”，原因在于“再现”的身体以其“细”、“再造”的身体以其“真”，为观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奇妙观感。

“再现”是电影诞生以来一直存在的影像身体塑造方式，旨在忠实呈现表演身体的形态和动作，进而以此为基础，塑造人物形象、推进情节发展。当下，单纯地再现表演身体并不困难，但一般意义上的再现无法兼顾身体各部分的细微变化和肢体动作的流畅度。而《双子杀手》120帧/4K的影像技术指标下，分辨率达到4096×2160、像素达到885万，相比以往24帧/2K下2048×1080的分辨率和221万像素，新技术规格通过提升影像质量创造出精细流畅的“再现”式身体奇观。一方面，画面的清晰度提高了4倍。加上片中各种近景、特写的主观镜头，皮肤纹理、毛孔、眼睛内部的细节清晰可见，演员抬眸、挑眉、眨眼等任何细微的面部表情变化都纤毫毕现；另一方面，画面的流畅度提升了5倍，这使得观者能观察到连贯流畅的快速运动身体，增强了观影交互感。奇观化的“再现”式影像身体彻底颠覆了观众对身体的观察方式，这种精细度极高的影像身体以巨大的信息量模拟肉眼近距离观测到的真人身体，赋予观者极大限度的观看权力，加强了影片的代入感。

“再造”的身体是数字电影技术发展的产物，此类影像身体的创造大致经历了以下步骤：首先，对演员面部和肢体的多种状态进行动作捕捉，而后据此进行模型创建和渲染合成，最终完成数字身体与真人身体的结合。因此，本文使用“再造”中“再”的概念指示该类影像身体离不开真人身体实拍，并以“造”来突出技术加工和创造的重要性。总体来看，“再造”式人类身体呈现出两种发展趋向：一是类人身体和后人类身体，指人类与其他生物或机器等混杂的身体造型。例如《魔戒》中的“咕噜”、《阿凡达》中的纳美人、《阿丽塔：战斗天使》中的阿丽塔等。尽管此类CG身体的制作技术早已炉火纯青，但它们在外观和情感表达方面和真人有明显的差异，只能存在于全数字化的虚拟影像环境中；二是数字化真人身体。例如《蚁人》《美国队长3：内战》《爱尔兰人》等影片中，都曾出现过年轻化的真人影像身体。但这些“真身”只能在某一片段中出现很短的时间，且现有身形与CG面部的搭配不当总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僵硬感。总之，此类“再造”式的影像身体在动态身形和情感转换方面难以两全。而在《双子杀手》中，李安的视效团队不仅创造了动态化的真人身体外形，更实现了相对自然真实的情感表达。外形方面，为了还原年轻版的史密斯，特效团队仔细研究了面部肌肉运动、血液循环和呼吸频率等，对面部、肩膀、躯干等部位进行了精确的动作捕捉，并参照《新鲜王子妙事多》《六度分离》《绝地战警》等史密斯早期的电影角色制作出数字副本，确认与本人精准匹配后，再将其现有的表演身体定向到数字角色上，创造出能够以假乱真的小克形象；情感表达方面，为了保证情感的真实性和层次性，特效团队尤其关注人发出眨眼、皱眉、流泪等面部动作时，嘴唇运动、毛孔细纹、皮肤色泽，以及眼部巩膜、角膜、脉络膜的细微变化。尽管相比史密斯“再现”式身体富于层次的表演，数字技术“再造”的小克只能进行相对单薄和程式化的情感表达，但客观上说，《双子杀手》中“再造”的兼具“形真”和“情真”的影像身体奇观，极大地拓宽了人们对影像身体的想象，开启了动态重构真人身体的先河，更在心理感知和情感认同层面，构建起CG数字身体的复杂性和表意性，实现了虚拟角色与观众情绪的共振共鸣。

二、镜中之“脸”和“肢体”对抗：影像身体对叙事的参与

“再现”和“再造”的影像身体奇观达成了真人身体和虚拟身体的高规格可视化呈现，在李安的技术实验中，这本身就可以被看做目的。但李安表示，“我们模仿的是上帝造人的过程。创造一个鲜活真实，看起来有自己思想的真人”。因此，在身体的可视化呈现之后，本文将目光转向两种影像身体对文本叙事的参与，分析其如何从工具性的身体转变为具有情感性和思想性的身体，进而建构起“有自己思想的真人”。

在影像艺术中，面部表情或与脸相关的其他影像表达，以及肢体发出的行为动作等，往往预示着人物的性格、命运，推动着影像叙事建构和艺术表达。“脸”和“肢体”作为《双子杀手》中频繁出现的身体意象，直接带动了人物行动和情感变化，致使亨利和小克警惕自身的工具性身体，促进了身体主体性的形成。

影片开头，亨利表示不敢看镜子里自己的“脸”。作为成功狙杀72人的职业杀手，说到底，他害怕的是镜子里那个杀人工具的“脸”。但对于职业而言，“身体的理想类型是机器人”，因为“机器人是作为劳动力的身体得以‘功能’解放的圆满模式”。DIA的上司显然希望亨利排除杂念，继续发挥其王牌杀手的功能性作用。可正如魏瑞思所说，等他“年龄大了，苍老了，良心就显露出来了”。此时的亨利已不单单具有职业性的工具身体，当他在镜子里看到与自己年轻时一模一样的脸，亨利失去了冷血杀手的进攻本能，转而口头劝退小克。因为小克的“脸”勾起了他的怜悯之心，原本无牵无挂的亨利对小克产生了父爱。如果说，影片开头亨利对镜中之“脸”的害怕只能说明其“良心”和潜在的自我意识、情感的觉醒，那么和小克的正面遭遇才真正刺激了他被职业压抑已久的情感和思想。影片结尾，亨利喜欢照镜子了。此时，镜中之“脸”已不再是被职业理性规训的工具化身体部位，而属于真正具有主体性的人类身体。

两次“肢体”对抗同样是《双子杀手》的叙事重点。对于小克来说，“肢体”对抗的作用是认识、了解、认同亨利。第一场交战中，小克俨然是另一个更强大的杀人工具，其更高、更快、更强的身体类似于一种为职业劳动预设的“机器模型”。虽然这次任务让小克意识到亨利了解自己的一举一动，并开始怀疑狙杀亨利的正当性，但他没有直接相信亨利，而是在第二次“肢体”对抗中继续试探，得知亨利和自己一样怕水、对蜂毒过敏之后，才确认亨利就是中年版的自己。经过两次“肢体”对抗，李安赋予了小克从质疑、试探，到同情、认同的情感变化历程。从给亨利注射解药，到后来想亲手杀死养父等一系列行为看，在亨利的影响下，小克的身体已经开始摆脱机器模式下的工具化控制，向具有情感和思想的文化身体靠拢了。

技术创造的有形身体融入影像叙事的意义在于，超越身体可量化、可利用的工具性，建构起具有主体性的“人”的身体。在这里，人自身被理解为动力和目的，可以自由自觉地展开和实现自我，并以“人”为依据重建日常生活所需的理性与情感。曾经被杀手职业压抑的自主意识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成为亨利和小克自我确证的关键。内在的觉醒带动了功能性身体的主体化转变，亨利告别了职业理性主导的身体，小克也超越了克隆技术造就的生物躯体和模式化的机器身体，他们的职业成就不再是人生价值的来源。当二人意识到自我的理性和情感时，影像身体背后与文化、伦理、社会相关的身份问题就显现出来了。

三、“自我”还是“父子”：影像身体背后的身份难题

维特根斯坦认为，“人的身体是灵魂的图景，对身体的描述往往就是心理或文化的某种折射和反映。对身体描述的历史，同时也是心理的历史或文化的历史。”电影艺术以身体符号推动影像叙事的同时，也赋予身体以社会、文化、道德、伦理和人性的内涵。“身体是一个人身份的本源。”在《双子杀手》中，从数字技术角度看，以演员现有的身体为基础，“再造”出年轻化的身体属于年龄和代际逻辑；从文本叙事层面看，虽然小克作为亨利的克隆版本，的确拥有与亨利基因一致的同一性有机身体，但随着影片叙事的推进，克隆人小克渐渐认同了“真人”亨利的道德和情感，二人逐步建立起新的父子关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原有的“自我”关系。以上两种纠缠不清的逻辑，导致影像身体背后的社会身份指涉变得复杂模糊。

梅洛-庞蒂指出，身体以“一种不可分割的方式”和“处境的空间性”存在，它既不是生理上的肉身之躯，也不是古典哲学中被排除在主体之外、身心分裂的物质性身体，而是主客相融的身心统一体。为此，他提出“身体-主体”这一概念强调身体与主体的同一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再现”的亨利和“再造”的小克都不构成同一化的“自我”身体。原因在于，对于小克来说，基因技术只能让克隆人拥有与真人同构的有机躯体，无法在精神和情感方面达到统一；对于亨利来讲，长期从事的杀手职业压抑了自我意识和正常情感，与小克的交战也让他的身体受到损害。可见，二者的身体在不同程度上缺乏了主体性。影片结尾，亨利期望小克实现自己年轻时没有尝试过的种种美好可能，他对小克的宽容和扶持实际上也是对自我意识和常人情感的找寻和救赎；而小克对文化生命的认同过程，也是内化亨利式“真人”精神和情感的过程。至此，除了前文技术因素导致的同一生理“自我”之外，两种影像身体通过富有主体性的思想补足，构建起身心统一的同一“自我”关系。

此外，和李安以往的作品一样，《双子杀手》中亨利与小克之间也存在“父子”关系的影子。探讨这一关系的前提是排除同一性，承认二者互为“他者”。回到技术创造的身体，理论上说，基因相同确属同一个人，但不可否认的是，小克拥有更年轻的身体和更简单的阅历，所以在感觉经验上并不能否认二者的差异。日常生活中，观察“脸”是人们区分他人和自我时采用的最直观的方法，在《双子杀手》里，亨利识别小克的方法也是如此。那么，如何通过“脸”来理解“他者”的关系？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主张，以“面对面”反对同一而不区分他者的思想，“脸是不同的，脸是表情，是话语（言语、意见乃至主张）、要求、恳求、命令和教导，它是完全开放的”。从感觉经验出发，亨利和小克面容上的差别使他们获得了伦理学而非生物学意义上的“他者”属性，而“伦理学所寻求的不是个人的完善或实现，而是对他人的责任”。当亨利和小克互为他者而面对面遭遇彼此，且二人在两次交锋中时常处于一强一弱的状态时，“脸”部特写总是表现在更脆弱的一方，“脸”的“恳求”以力量的不对等和一方的脆弱为前提。此时，面对他人之“脸”的召唤，相互拯救、相互保全便成了二人共同的责任，来自于“脸”的“恳求”就是“你不要杀人”。列维纳斯还指出，“我”与“他人”的相遇是“将我提升到主体的状态：因为相遇远不是限制，而是通过唤起我的责任而证实并赋予我自由”。从这个角度看，亨利和小克既承认了彼此的独立地位，也做到了互相保护。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小克的出现弥补了亨利因为杀手职业错失家庭亲情的遗憾，亨利满足了小克追寻自我的需要。以此为情感基础，再回到数字技术和克隆技术层面，由于“再现”和“再造”式影像身体的年龄和代际逻辑，以及克隆人与母体生物身体的一致性，亨利在言语和行动上自然而然地对小克表现出父与子的教导关系，而小克也选择了“好父亲”、抛弃了“坏父亲”。可见，二者之间建立起了新的“父子”关系。

结语

目前，《双子杀手》中的技术和故事问题成为各界讨论的焦点。一些批评者认为，该片情节老套，主题陈旧；反对者则强调，李安重在技术探索，而非单纯讲述故事。的确，对于两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李安来说，多数观众习惯性地期待他像以往一样通过叙事阐释人性。而从《少年派》《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开始，李安转向了对数字电影技术美学的探索。在《双子杀手》中，相比高规格的视觉呈现，影像身体背后的精神性和伦理性并不能构成其主要内容，但不得不承认，李安的数字技术实验在重新定义影像身体表达范式的基础上，也探索了技术与身体叙事的关系，以及身体背后的身份建构等问题。

因此，本文主张从技术、叙事、伦理结合的视角分析《双子杀手》，既肯定其对数字技术和电影本体美学的探索，也承认其在叙事层面上对人之意义的思考。基于这种考虑会发现，影像身体作为技术创造的产物，也作为推进叙事的主体，更作为生发隐喻和赋予意义的关键，促使文本意义指向与技术指向达到了高度的融合。在这里，技术指向是技术使用和技术创造的目的，意义指向是叙事过程中生发的深层次思考。影片中，影像身体的媒介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如果单纯地将数字技术视作影像叙事的外在条件，影像身体对电影技术指向和意义指向的融合作用就可以简单表述为：技术创造可视化的身体—身体参与叙事—叙事推进意义生成。《双子杀手》120帧/4K/3D的主要技术指向是高规格的影像解析度和连贯度，正因为如此，“再现”式身体的细致度和流畅度才得到保证。同时，“再造”式身体的复杂性和表意性也随之提升。以此为基础，“脸”和“肢体”作为体现知觉和情感的身体典型，全程参与到叙事过程中，使得克隆版史密斯与真人史密斯获得同台展现有关人性、伦理、身份认同等戏剧冲突的机会。

第二，如果将数字技术创造影像身体的内在意图与影像身体的文本叙事意义相结合，“再现”与“再造”的身体就为技术引发的身份难题提供了表现场域。从电影技术层面看，“再造”的青年史密斯和“再现”的真人史密斯是处于不同年龄段的同一个人；在文本叙事层面，亨利和小克虽然属于生物学意义上同一的“自我”，但克隆技术的目的是制造摒弃思想和情感的杀人机器，那么小克的“肉身”本质上是人类畏惧自身情感和思考影响行动力而走向极端工具化的产物。随着影片叙事的推进，如此排斥内在性和情感性的“再造”式身体受到文化生命的感染，加之基因的同源性，二人逐步确立起新的父子关系，破坏了原有的同一自我原则。

围绕数字技术如何构建、训练、展示和引发身体的多重含义，推动影像身体在文本叙事中施加影响等核心问题，李安的数字电影技术实验正在创造一种新的身体审美习惯，即外观上更接近肉眼所见的“真人”身体，以及外形和情感表达上向“真人”靠拢的CG数字身体。以此为媒介，《双子杀手》将克隆人与人类对抗的理论假设变为“眼见为实”的动态影像。不仅如此，就如德勒兹所言，“电影正是通过躯体完成它同精神、思维的联姻”。随着身体内部思想和情感的觉醒，李安“创造一个鲜活真实，看起来有自己思想的真人”的意图被实现了。

【注释】

①[英]帕特里克·富尔赖.电影理论新发展[M].李二仕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83.

②孙承健.李安及《双子杀手》：一次数字电影技术美学的大胆探索和实验[N].中国艺术报，2019-11-04（006）.

③Judith Halberstam,Ira Livingston. Posthuman Bodies[M].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5:3.

④Mike Seymour, Ian Failes. Face it Will: Gemini Man.https://www.fxguide.com/fxfeatured/face-it-willgemini-man/.

⑤[法]让·鲍德里亚.身体，或符号的巨大坟墓[C].汪民安，陈永国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53.

⑥[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00：56.

⑦[法]大卫·勒布雷东.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M].王圆圆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3.

⑧[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1：138.

⑨Emmanuel Levinas.Totality and Infinity[M].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1969:49.

⑩徐晟.脸或者圣像：从列维纳斯到马里翁[J].江苏社会科学，2007（06）：34-37.

⑪同9：198.

⑫同10.

⑬[法]吉尔·德勒兹.电影Ⅱ：时间—影像[M].黄建宏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3：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