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迷境里的警世之喻
——论张平长篇小说《重新生活》

冯祉艾

“反腐”是古今共同关注的问题，而腐败与特权是一对孪生子。少数人隐秘的特权消减的是正常的社会规则，损害的是人民正当权益。正如小说《重新生活》中所叙，当腐败成为系统性的、被大多数人所默认的行为之后，小部分身在特权中的个体即便心怀良善，也会被裹挟着走向坠落的深渊，这二者相辅相成。显然，小说的作者张平关注到了反腐语境中的本质因素，巧妙地将特权阶层的个体生活同现实社会之下的“潜规则”相联系，以特权阶层的落马来书写特权背后普通社会群体的煎熬。小说聚焦于武祥一家人在魏宏刚被“双规”之后的层层坠落，借助这样一个在特权阶层中无知无觉的“好人”家庭来批驳特权的隐秘庇佑。在魏宏刚落马之前，武祥和妻子魏宏枝一样，自认从未靠内弟的特权牟利，然而，当魏宏刚彻底垮台之后，他们却面临来自社会的诘难。

“腐败通吃通杀，在腐败的魔爪之下，人人无可幸免。腐败的恶果，必然是尸位素餐，欺上瞒下，巧取豪夺，蠹国害民。看历史，必定是横征暴敛，饿殍遍野，揭竿斩木，改朝换代。在今天，往往是贫富悬殊，阶层固化，民怨沸腾，国无宁日。”[1]张平：《重新生活·后记》，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第352页。小说在有限的时空中将原本激烈而戏剧性的反腐斗争推向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权力崩塌背后无知无觉的恶被具体书写。在反腐的道路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置身事外；在腐败的魔爪下，没有一个人能够抽身而退。权力深渊的影响如此广阔，生命无知无觉的迷失亦是权力黑洞的悲剧显现。

一、前瞻性视角触及腐败本质

作为“人民作家”，张平在写作时往往能够触及社会现实的最深处，对悲剧的现状提出其真诚的思考；而多年的官场经历，也造就了他独特而真实的写作表达。他的小说往往能展现出对社会现状的深度思考和自我的生活体察，在其以往的作品中，尖锐而激烈的冲突常常是他反腐题材书写的特征。

然而，在小说《重新生活》中，他却将叙述的视角从官场拉回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希冀于展现一个官员倒塌背后的故事。腐败过后的社会现实令人触目惊心，而一人腐败带来的全局崩塌更令人感到不寒而栗。小说巧妙地以武祥一家人串联起特权前后的巨大反差，他们既是特权阶层中曾经的、无知无觉的受益者；也是在特权崩塌之后，深受腐败其害的艰难百姓。小说在这样一种前瞻性的视角下不断触及到腐败的本质，形成了对全局性腐败的深刻探究和沉重刻画。

在张平接受专访时说到：一个领导干部，只有同老百姓的生活同质同量时，才会真正体会到百姓的甘苦，才能真正下决心去解决老百姓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这也是我的这部小说所想表达的主题之一，不知道能否让领导干部们有所触动，有所思考。对儿女亲属的放任纵容，对久享特权的毫不自知，对百姓生活的麻木不仁，对利益输送的无动于衷，几乎是所有腐败分子的共同特征。[1]参见张平：《张平：书写一种别样的灵魂“反腐”》，《文学报》2018年8月9日第四版。小说从魏宏刚被“双规”之后开始，不断窥探教育、医疗、拆迁等老百姓所关注的民生问题，在张平的细致刻画之下，我们悚然发现，原来腐败并不仅是一人的贪腐与堕落，更是社会规则的全盘崩塌和卑劣无耻所浸染的现实生活，政治生态的腐坏带来道德感的软弱与缺失，庞大的利益产业链之下，每一个人都想狠狠地捞一笔。

对普通人而言，腐败的疼痛是尖锐却遥远的，人们习惯于对贪官报以愤怒，但并不见得了解腐败的危害是多么具体。张平所书写的正是这样一种产业与权力相勾结下的腐败，当社会生活发生变化之后、当人们对规则的认知发生变化之后，权力的苟合被不断扩大，腐败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也得到了直观的描绘。利益在腐败的怪圈内形成了闭环，无法躲避的罪孽包裹着书中的每一个人。小说将权力剥离过后的生活原形进行了沉重的刻画，权力犹如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张牙舞爪地渗透在生活的磁场之中。小说最值得称道的就是作者的素材选取，他借由武祥一家的生活落差直接观照时代背景，将反腐落到日常生活之中，完成了对腐败这一潘多拉魔盒极为痛心的展开。

占据了小说极大篇幅的是武祥女儿——绵绵的学习教育问题。小说的正文就是从武祥怒极的一个巴掌开始的：在舅舅出事以前，绵绵成绩不好，却在学校里担任着不少职务，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老师、校长和同学的优待。而当舅舅倒台之后，一众麻烦接踵而至。

首先就是来自班主任与校领导态度的转变，小说极尽刻画之能，尖锐地描摹了班主任前后的变化，从之前的不敢坐、谄媚到之后的趾高气昂、理直气壮。赵副主任更是可笑，在武祥夫妇到学校面谈时，他像是指桑骂槐一般，指着不听话的学生来来回回变换两副面孔。这样一出闹剧般的世情再现，辛辣地展示了腐败场域之下人性凶狠的獠牙。

在魏宏刚在位时，一众人主动表示要让绵绵当班干部，而魏宏刚倒台之后，他们立刻从“主动”变成了“被动”，“谄媚权贵”成了“被迫无奈”。

这世间的人和事，你们应该心知肚明。要不是当初你们家的背景，学校怎么会做出那么多被动的事情？学校也是被迫无奈没办法啊，你们知道的，就像刚才那个学生，要不是他爹每年大笔大笔地资助学校，他这样的孩子进得来吗？[1]张平：《重新生活》，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第81页。

而在老师劝说绵绵把责任都推诿到舅舅身上时，故事达到了情绪的高潮。这个看似温和内向的女孩内心暗藏着汹涌的波涛，她远比父母更早地看透了这个伪善的世界。对她而言，她所承受的不仅仅是外界的敌视和风言风语，更是内心角色的坍塌。如果说舅舅被“双规”对她而言是一个亲人丑恶面目的显现，那么班主任、校领导等人的两副面孔更令她意识到权力渗透之下的人性扭曲。

在校领导们企图向绵绵施压以转嫁矛盾时，他们是理直气壮的。班主任振振有词地表示如果不是靠着舅舅，谁会让绵绵当班干部呢？在这个时候，武祥和妻子才意识到，权力生活的扩散正在不知不觉地将他们的日常生活与道德边界都拖入漩涡，所谓的“潜规则”顺理成章地越轨了，将社会秩序甚至是学校中的秩序都打乱。

正如魏宏枝所言：“魏宏刚有什么腐败就是让你们这些人给拉下水的！”权力关系的崇拜者不知不觉间成为了腐败的推手。

张平在《重新生活》中，已然突破了反腐小说最初的对于党群干部之间的刻画，而是转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以及权力下的“连坐”，小说的视角是极其独特的，作者窥探到了腐败背后的公共道德缺失，社会万象的错乱都因权力的崩坏为源头，正常的生活成了奢望，理性正当的诉求变为了潜规则下的寸步难行，小说利用权力及其附属力量的骤然跌落，转而深刻地描绘了腐败之下生活的变质。

二、特权影响下的隐晦世相

权力的腐蚀带来的是社会公共道德的崩塌和萎靡，一方面，小说通过前瞻性的视角触及了腐败的本质，另一方面，小说也借助武祥一家的生活，全面地描绘了特权形态下的隐晦世相，借此展现了触目惊心的真实社会生活。

首先是教育、拆迁、医疗等被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在小说中都得到了抽丝剥茧的描绘与刻画。张平在书写的过程中展现了其宏大的价值观念和强烈的社会反思，在描写这一世相民情时，他也没有限于说教般的提醒警示，而是深入到了崩塌的每一个角落，鲜活地对众生血泪史作了编排。作者巧妙运用了“回顾”和“穿插”的方法，一边不断地回顾着魏宏刚在位时的“上层生活”，一边观望着现在的艰难困苦。

教育上，绵绵一夜之间从众星捧月的班干部落到需要交赞助费才能进入武家寨中学读书的后进生，赞助费甚至从最开始说的五万涨到了十万，甚至他们曾经认为干练温和的班主任也要从中捞一笔。显然，在这样一个原本应该正当公平的学习之所中，一个孩子的教育成为了被无数人虎视眈眈的肥肉，每个人都能从中剥取到利益。小说在教育问题上所阐述的腐败可以用“蚕食”来形容，对于每一个在教育环节中受益的人来说，在他们看来，自己的贪欲只是小小的一部分，但这些细密的骨肉黏合到一起，就会成为一个家庭灾难性的负重。

如果说教育问题上所展示的是“苍蝇腿”式的腐败，那么拆迁问题上所展示的权力腐败就是一出黑色幽默式的权钱苟合，是一个“大老虎”的黑暗世界。

小说在此巧妙地引入了丁丁和玉红的角色，于房地产老板刘恒甫而言，魏宏刚曾经是他的保护伞，他在借助魏宏刚儿子丁丁的关系抱上了魏宏刚的大腿之后，借助魏宏刚的力量将那块风水宝地运作到手，得到了数亿的收益。而当魏宏刚倒台之后，他也意识到了权力的重要性：“只要市委市政府支持了你，文件一发，告示一贴，三天内停电停水，五天以内所有住户必须全部搬出，十天内全部强行驱散。价格条件全都一样，凡是闹事的，越闹付出的代价越大，得到的补助越少。政府是公正公平的，不能因为少数人，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1]张平：《重新生活》，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第136页。

在房地产这一板块上，魏宏刚所拥有的是调度规则的权力，而刘恒甫拥有的是产业运营的经济利益，二者勾结之后，直接受到剥削的就是苦难的人民群众，玉红与父亲所居住的小区的人民，就是其中最为惨烈的一环。正如他们所言，“到了最后，外来的那些所谓的钉子户，强硬户，统统都被说成了小地痞小流氓捣乱分子黑社会团伙，不抓你逮你就算是从轻处理了，哪个还敢继续猖獗放肆？即使是本市本地的，拆了就拆了，拆完了明补变暗补，私下里多给几个钱也就都摆平了。就算不满意又能怎么样？对抗国家，对抗政府还有你什么好果子吃？”[2]张平：《重新生活》，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第136页。

权力成为经济的交换工具之后，被迫沦丧的就是人民的利益，甚至于，正当的权益维护被绝对的权力打压成为社会反面，凶恶的贪婪与偏颇的苟合带来的是社会良知的泯灭和对国家法律法规的蔑视。刘恒甫等人堂而皇之地派“保安队”去强拆，曾经的市委书记的儿子丁丁也俨然成为了他残害百姓的枪手。“黑社会合法化”、百姓无家可归，这样黑白颠倒的荒诞深刻地展现了权钱苟合之下的惨烈悲剧。

而在医疗层面，玉红的父亲这样的人，既没有能够保障自身的保险，也没有足够看病的钱，只能日复一日在生死线上挣扎，而本应是“医者仁心”的医院，也同样处处被利益所肆无忌惮地侵蚀。

医生要出诊费，但一说地址就不来了。医生知道这是个杂乱贫困地方，都不想来。来了也挣不到几个钱，不像去那些有钱人住的地方，有车接送，有吃有喝，钱给得多，还有礼品。爸爸好的时候常说这些，说他们的老总请医生，医生每次来，都能给千儿八百的……120也一样，打电话说得好听，其实还是看钱，起步价多少，服务费多少，等候费多少，护理费多少，抬送伤员费多少，还有什么超时费，急救费，算来算去，一趟至少也得好几百。其实送到医院就什么也不管了，再回来还得自己想办法。我们叫不来，就是真叫来了也掏不起这么多钱。[1]张平：《重新生活》，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第167页。

自我求生的意愿与悲惨的社会现实冲突成为了罪恶，在玉红看来，父亲如果死了，反而是一种解脱，他们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煎熬苦痛的命运有一部分是来自腐败的推手，这就更令人不寒而栗了。

除以上所说，不难发现的是，小说采用的是一种类似于人像展览式的叙述结构，在魏宏刚被抓之前，武祥一家人对于社会世情的认知都是模糊的。直到他倒台之后，武祥一家才真正感受到社会的黑暗与腐朽。紧接着，小说就借着他们的生活对人物及世态进行了横断面式的把控。

张平在小说中对不少小人物完成了惊鸿一瞥式的观照，首先就是早点铺里的老板。外地人做生意常碰到地痞无赖，全靠绵绵一家的“荫蔽”才省去不少打点的费用，于他们而言，绵绵吃饭就是让他们沾光。而在倒台之后，老板也无可奈何地加了钱。这也和前文中赵副主任的嘴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面是深受其益的“领导干部”欲加之罪，振振有词地将自己的谄媚归结于魏宏刚的施压。一面是普通老百姓的战战兢兢，明明是正当权益却也要靠无形的特权护佑。

小说绝不仅是对贪腐斗争的刻画，更多是对权力阶层提出深刻的解剖、对腐败土壤进行直接的起底。小说的题目是“重新生活”，对武祥一家来说，是脱下特权的外衣，在艰难的生活中重新寻求自我生存的法则。而对于许许多多的个体来说，期盼做到的是全民反腐，对运行的权力进行更有效的监控。

三、权力崩塌背后的无知之恶

在前文中提到过，小说所选取的角色素材是非常精确而巧妙的，贪腐官员背后的所谓“普通人民群众”在权力倒塌之后需要怎样生活，原本并非大众所热衷于关注的问题，但张平却窥探到了他们身上的无知之恶，并且在直面权力的洞察下书写了权力的隐形作用和这些特权阶层无知无觉的“恶”。

小说对魏宏刚的描述并不多，除了引子中被“双规”的现场，之后都是以多重叙事视角来对这个大贪官进行叙事补足。在外甥女绵绵的眼中，他是和蔼可亲的舅舅；在母亲眼中，他是给人挣足了面子的有出息的儿子；而在武祥和妻子眼中，他是个惧内但“知分寸”的内弟。然而，在他被“双规”之后，一切都被打破了。

在司机刘本和的认知中，魏宏刚之所以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极大程度是由于他的妻子马艾华，小说中借刘本和之口，说出了许多关于马艾华收受贿赂的事例。但很显然，在这贪婪与无知背后，是魏宏刚对她内心深处的亏欠和宠爱。小说中人物最为尖锐的悲剧也正在于此，刘本和的认知固然具有片面性和偏向性，魏宏刚显然不像他所认为的那样无辜。这一点从后来发现的他暗自给姐姐和母亲买房子、留财产可以看得出。但同样也不能否认的是，魏宏刚一步步走向罪恶，和这个虚荣无知的妻子是分不开的。魏宏枝对赵副主任说过的话，在此也能够沿用：魏宏刚一步步走到今天，绝不仅是个人的道德败坏，更多的是大环境下的法则缺失与权力异化。

另一重无知之恶来自于武祥一家，如果说，魏宏刚步入深渊是未能把持住的自甘堕落，那么武祥一家无法逃避的就是特权阶层的隐性权利所带来的无觉之恶。武祥与妻子魏宏枝当然都是好人，即便是有个当市委书记的弟弟，他们也从未借此牟利，但仍然不可避免的遭受到了特权阶层的连带，也是在最后他们才意识到，自己也是那一群既得利益者中的一个。

在魏宏枝被调查时，她和丈夫翻出了全部家底试图证明自己的清白，武祥也不由得想抱怨自己并没收到内弟什么好处，理由是自己这么多年也没升过职。然而，却发现光是购物卡、银行卡都有满满一大堆。直到这时，他们才意识到了贪腐的可怕，诚然，魏宏枝无数次地对弟弟弟媳耳提面命，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女儿的教育还是这些涓涓细流所积攒成的“小钱”，都是她在无形之中成为既得利益者所获得的直接利益。

这些钱都跟绵绵舅舅有关。都是宏刚直接给到家里的，多一半都是先给了妈，妈再转给我。以前逢年过节，也就是个一千两千的，这两年就多了，每次都是一万两万的。购物卡也是，过去一张三千就够多了，现在至少也是一万，还有一张是三万的。绵绵说得对，都不知是些什么人送的，银行卡也都不知道是谁的名字。你想想，咱不要不要，还都攒了这么多，宏刚那个家里，又会有多少！真是怕出来的狼，吓出来的鬼，越担心越出事。宏刚的媳妇，我见一回劝一回，可不要因小失大。针尖大的窟窿也能吹进斗大的风，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啊。[1]张平：《重新生活》，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第109页。

滔天的权力往往和罪恶相连，特权阶层的泥沼之下，带来的是精神层面无知无觉的自我阉割和咎由自取的情绪缺失，这样一种审视在魏宏刚的儿子丁丁身上也表现的极为明确。

丁丁也不知道正是因为自己的缘故，刘经理才走近了一般商人轻易接触不到的市委书记。丁丁更不知道，他不到两年的房租和那张供他吃喝消费的普普通通的银行卡，让房主换来了数以亿计的金钱和利益。[1]张平：《重新生活》，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第134页。

丁丁与绵绵，可以说是这场权力异化中最为直接的牺牲品和受害者，他们不仅早早地见识到了人情冷暖与世间百态，更是忍着阵痛抽离了自我，完成了一场血淋淋的阉割。绵绵在武家寨中学陷入痴狂，因为她终于意识到曾经的享乐和安逸给她带来的是如今后进生的日常，如同父亲所言，绵绵是受了欺骗，无知无觉地陷入了麻木的自我纵容之中。而丁丁，早在父亲尚未倒台时，就已然是无节制地自我堕落，玩世不恭地行走于日常秩序之外，在父亲倒台之后，他被刘恒甫利用，拿着棍子指向了穷苦的可怜人。然而可悲的是，丁丁并不知道自己做的是这样的事，他还天真的以为自己真的是去打击黑社会。可想而知，还有多少人是如同丁丁一般，无知无觉地助纣为虐。贪腐之下的权力异化直接地将人民群众自我分化瓦解，与之共同消弭的是精神迷茫下的现实感应。

正如张平在后记中所谈到的：“当贪贿成为一种文化存在时，必然会成为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沉疴和桎梏，要清除它，须付出更沉重的代价，更持久的岁月，更惨痛的努力。它危害的绝不仅仅是下一代、下几代，一定会更长更久。……腐败的因子已经深入到我们文化的骨髓之中了。真要把腐败的根因从民族文化这块深重的土地中彻底铲除，何其艰难。”[2]张平：《重新生活·后记》，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第348页。

在中国“熟人”社会的土壤之下，大部分的腐败实际上都是从内部的歪风邪气开始的。甫一上任，官员们都自觉怀抱着为民的赤子之心，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诸多拒绝不了的“关系”的侵入，以及为身边人谋“福利”的私心，致使原本的初心与使命在复杂的环境下逐渐异化成为了舍大家谋小家的拉关系、结人缘，当管理的公共资源被用于个人的违规，当重大原则都因所谓的亲情而消弭，这样的作为严重违背了党性的纯洁关系，同时也直接地令贪腐问题愈发严峻。

游走在权力边缘的既得利益群体固然是在无知无觉的境况下享受资源的红利，在裙带关系的隐形好处之下，如同魏宏枝和绵绵这样享受权利还浑然不觉的人有太多。小说在对他们的书写中，不止一次地隐晦表达了其痛心与哀叹。魏宏枝在弟弟收受贿赂时所展现的清醒和坚定在魏宏刚被抓后都显得太过悲哀，她一直以来所秉持的大原则从一开始就因为女儿的教育而退让丧失，这样的悲剧也让读者直观地感受到这一主要群体的悲剧性。

与小说全篇对魏宏枝一家人生活经历的书写不同，对马艾华的描述，大部分都来自于司机刘本和的控诉以及魏宏枝等人语焉不详的回忆，也正是在这种全然旁观的视角下，小说更加尖锐的切入了当前干部群体的隐疾——来自身边人的糖衣炮弹、腐败陷阱。只有每个党员都在思想政治上不断地检视自身、反思自我，才能够真正牢记使命，在自身的责任认知下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与之相对应的，是小说在对马艾华等人的书写上，同样都是裙带关系下的既得利益者，马艾华对于贪腐的思想认识与魏宏枝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在魏宏枝的理念中，不收受钱财似乎就是清廉的证明，尽管这一认知并不准确，但至少也能够看出魏宏枝在大原则、大方向上的清廉与坚定。然而，马艾华其人，却是在旗帜上的彻底倒塌与异变。作为家族式腐败中的推波助澜者，可以说，她在这一场贪腐中获取了最大的利益，不仅如此，她也展现了裙带关系下对于权力本身的恐惧和贪婪。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权力若即若离、爱恨交加的情感自古有之，人们习惯于畏惧权力，并畏惧权力背后的推动力量，但同时，当权力可以为自己带来利益之后，又欣喜若狂地陷入权力的狂欢之中。

小说对马艾华的描述正是对这一出好戏的直接观照。作为魏宏刚的枕边人，时常的枕边风吹动的正是魏宏刚日渐松动的党性土壤，即便在党的高要求、严标准之下，他们都仍然顶风作案，用尽一切公共资源为自己谋好处、贪福利，这不能不说是权力的扭曲。“马艾华本来有份工作，魏宏刚当了市委书记后，基本就不上班了。工资照发，奖金照拿，补贴福利一分不少。平时家里雇一个保姆，逢年过节还再雇一两个钟点工。所以马艾华虽然年过四十，但由于保养得好，看上去就像三十岁出头。”[1]张平：《重新生活·后记》，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第215页。如果说作者对于魏宏枝等人的书写是带有悲悯情怀的哀叹与痛惜，那么在对于马艾华等人的书写中，作者展现了对他们的深恶痛绝和严肃批判。马艾华作为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她原本应该接受正确的引导，坚持以自我的知识引导魏宏刚为人民服务、敬畏法律、守住底线。然而，她却利用人民赋予魏宏刚的权力，把权力当作是自己获取资源的把手，甚至是充当恶势力的保护伞，置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顾，终于铺成了一道将魏宏刚送往监狱的死亡之路。小说既深入到了普罗大众郁结人生下的艰难求生，也全面地描绘了腐败所带来的社会生活紊乱，有效地构建了多重叙事立场，建立起了一个令人揪心的真实场域，并在这种尖锐的矛盾中完成了全局性、深度化的世相窥探，借此实现了对局部和整体的双重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