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胡小石先生的杜诗研究

吴 穹

胡小石，名光炜，字小石，号倩尹、南江先生，祖籍浙江嘉兴，1888年出生于南京。22岁时得陈三立授诗学。郑孝胥曾说：“今能效子尹者，则惟陈伯严耳。”①加之“子尹诗盖推源杜陵”②，这或是小石先生的杜诗学渊源所在。他1924年任金陵大学教授，开始讲授《楚辞》《杜诗》《李杜诗文比较》，后又任教于中央大学、白沙女子师范学院等校，解放后为南京大学教授、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与陈中凡、汪辟疆为南大中文系“三老”。1962年3月16日病逝，享年七十四岁。③他涉及杜诗的作品有《杜甫〈北征〉小笺》《杜甫〈羌村〉章句释》《李杜诗之比较》以及《中国文学史讲稿》中的有关论述，另有《杜诗音调谱》，惜今不存。④

目前已有一些学者探讨了胡小石先生的杜诗研究。《胡小石先生杜诗研究发微》似可进一步探讨；《胡小石杜甫〈北征〉小笺补正》主要是针对《北征》笺注不完整之处进行补充；而吴翠芬女士的文章是一篇纪实散文。⑤然其治学特点似有尚待阐发之处，妄自续貂，故曰“再论”。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深厚扎实的朴学根基

乾嘉学风在晚清尚有追慕者。不仅有郑珍、莫友芝等人治《说文》，俞樾的《读楚辞》《楚辞人名考》和李审言的《韩诗证选》《杜诗证选》都是此时期以朴学手法研究文学作品的代表。胡小石先生的父亲胡季石是清朝举人，拜入刘熙载门下，学脉承自戴震、阮元一派，深受乾嘉懿范滋养。小石先生五岁即随父学习《尔雅》，为其训诂打下了坚实基础。据作者自言《杜甫〈北征〉小笺》之“笺”，“一是小考证，小的修饰技术，具有特色者；二是杜甫为什么作此诗，主旨在何，提出己见。”⑥《杜甫〈羌村〉章句释》之“章句”有“分解篇章”之后，再进行训诂、考证、分析文意这一层含义⑦。同时，“结合古史常识进行全面解说”，“大量使用音韵及文献知识进行补充”，⑧这些他研究文字学的方法也用以研究杜诗。

(一)训释文字

《羌村》有“赖知禾黍收，已觉糟牀注”一句。《杜诗镜铨》《杜诗详注》《杜甫全集校注》都只引用鲁訔的“糟牀，即酒醡也”⑨，并不能使读者了解“糟牀”的具体含义，胡小石先生的训释则详尽得多。

糟牀者，制酒之具。此时未有烧酒。煮谷和以麴，故笮而分之。嵇康《哀乐论》：“簁酒之囊笮不同。”盖以初成之酒和糟入囊盛之，置竹床中笮出酒，而留滓于囊。其清汁为酒，浊滓为糟。李白诗言“金陵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李贺诗言“琉璃钟，虎魄浓，小糟酒滴真珠红。”皆赋此一事。元以前，但有淡酒。《说文》“酟，一宿酒也。”为最薄之酒，与醴同。“醴，酒一宿熟也。”醴以声转为“醪，汁滓酒也。”为“拨、泛齐行酒也。”……陶谷《清异录·旧闻》云“李太白好饮玉浮粱。不知其果何物。余得吴婢。使酿酒。因促其功。答曰，尚未熟。但浮粱耳。试取一盏至。则浮蛆酒脂也。乃悟李白所饮盖此耳。”杜诗糟牀，亦属此……

由于篇幅所限，此处所引文字只有原文的一半。胡小石先生旁征博引并不只为训释字义，更非炫耀才学，而是为了更好地说明杜诗炼字之精。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引用文献，还会从其它角度来进行训诂，如“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他说：“仇注：‘雀当为鹊。’非也。仇改字，盖取鹊噪行人志之义。然鹊巢树，不集门。此言日暮时，群雀将归栖人屋下，故先集于门。”用动物的生活习性来证明“雀”字的合理性，更加客观生动，也是许多注家不及之处。

(二)考据名物

考察名物时不能以己之见揣度古人，需要还原物体所在的历史场景，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诗人表达的思想感情。“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一句，历代学者往往围绕“更”字读平声还是去声展开讨论。钱谦益引陆放翁之言：“夜深宜睡，而复秉烛，见久客喜归之意。惠洪读平声，妄也。”仇兆鳌在通解诗意时也没有留心“烛”字的问题。胡小石先生却说：“穷乡之中安有蜡烛？蜡烛在当时是富贵人家物。烛是松明之类，略如今之火把，置于室隅以照夜。”根据相关研究，唐代的蜡烛主要由蜂蜡或者蜜蜡做成，主要是社会上层使用。实际上，直到宋代“灯油是最廉价的照明燃料，蜡烛仍然是寻常百姓不能支付的奢侈品。山区的百姓则利用山林的优势可以获取免费的松明。”胡小石先生正确地指出了“烛”应该是松明而非蜡烛，这无疑更加贴合杜甫笔下兵荒马乱时百姓的生活场景。

(三)阐释句法

胡小石先生论述杜诗句法，不孤立地阐释某句，还要描绘出杜诗与古人作品的联系。

闰八月句：五言每句可分上下两节，汉、魏以来每句构式，上节以两字，下节以三字为通则。惟蔡琰《悲愤诗》言“彼苍者何辜，乃遭此横祸”……上三下二者为变格，其例至少。至唐开、天时，诗风丕变，竞运新格……杜此句上三下二亦同。

此种诠释杜诗的方法并非胡小石先生独有。金圣叹的《杜诗解》着重分段解说杜诗句意，有时也会描述杜诗与既有作品的关系及对后人的影响，如解释《北征》前四句，他说：“《北征》起一解，竟如古文辞，望之不复谓是韵语，开后来卢仝、韩愈无数法门。”“开后来卢仝、韩愈无数法门”之说亦可指“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一句。袁栋《丛书隐说》卷四：“杜拾遗《北征》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二句，昌黎《南山》诗化出许多来，然皆祖北山诗。”金、袁之说已显简略，更有不少诗家略过不表。小石先生之解说则更详尽。

用或字排句最多者，古推《诗·小雅·北山》十二“或”，即“或燕之居息”四句，“或不知叫号”四句，“或湛乐饮酒”四句，三章连用。汉魏以降，诗用此等排句者绝少。至杜写山果，亦仅二排。元和诗人多喜逞气。卢仝《观放鱼歌》：“或透藻而出，或破浪而趋，或掉尾孑孑，或奋鬣愉愉，或如莺掷梭，或如蛇衔珠。”即増用至六排，尤甚者为韩愈《南山》诗。写石之诸态……极逞气之能事，此即小节，亦可见修辞技巧随时代而演变也。

上述三种训释的角度是互相关联的。20世纪30年代，学界曾有过“今之人受整理国故者之影响，以考订破碎为学，而讥博约者为粗疏”的风气。在此影响下，有些学者忽略大节的沟通把握，专注于琐碎问题的考据。然而胡小石先生训诂、考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诠释诗句。他分析“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引《长安志》《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文献证大同殿、白兽闼二者所在位置后，认为此二句用意深微，于歌颂中兴之时突兀插入，乃曲指上皇李隆基。“盖杜早于灵武擅立、成都内禅之日，已豫见玄、肃将来父子之关系必至恶化，因不待南苑草深，秋梧叶落，始叹上皇暮境有悲凉之感。”宋元以来诸家，多未得其解，此乃考据和阐发诗意完美结合之例。

二、允执厥中的李杜比较

李、杜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峰，“李杜优劣论”也一直吸引着学者们的目光。胡小石先生既面临古人留下的论争，又受到了西方舶来理论的影响。

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白居易《与元九书》、韩愈《调张籍》开此话题。历代诗家习惯站在不同的立场或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如元稹“诚亦差肩于子美矣”，“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欧阳修之“至于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尽管也有如严羽作持中之论称：“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但到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时，评价李杜二人还存在“非此即彼”的倾向。这“很无聊的经典话题”实际上无损李杜二人的成就和地位，更多地是映照出论者自身的观点与形象。

地域和文学之互动关系，大致可上溯至十五国风。《颜氏家训·音辞》《隋书·文学传序》等诸多篇目亦有论述。近代学者的思想渐生变化，冯友兰说：“诗是最不科学的。”为将中国文学纳入“科学”的体系中，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慢慢取代传统的研究思路。法国人泰纳“种族、时代、环境”的理论影响了久保得二、笹川种郎、泽田总清等日本学者研究杜诗，也逐步渗透给中国学界。比如“曾毅的《支那文学史》，是以日本学者儿岛献吉郎的《支那文学史纲》为蓝本，进行编译并作部分改写而成的著作。”曾毅将李杜二人分别归纳为“南方化、仙品、出世、浪漫、道家；北方化、圣品、入世、写实、儒家”。

《李杜诗之比较》是由胡小石先生1924年演讲记录稿整理成的，其不凡之处就在于既不受成见所累，亦不被时风所驱。

(一)不作偏颇之论

胡小石先生评价作品“力求客观，避免门户之见，作党同伐异之论”。他认为“李、杜同为诗人，最好侧重二人艺术上之表现来作比较”，并从用字、内容、声调三个方面总结出李杜的差异。

李守着诗的范围，杜则抉破藩篱。李用古人成意，杜用当时现事。李虽间用复笔，而好处则在单笔；杜的好处，全在排偶。李之体有选择，故古多律少；杜诗无选择，只讲变化，故律体与排偶都多。李诗声调很谐美，杜则多用拗体。李诗重意，无奇字新句，杜诗则出语惊人。李尚守文学范围，杜则受散文化与历史化。从《古诗十九首》至太白作个结束，可谓成家；从子美开首，其作风一直影响至宋明以后，可云开派。杜甫所走之路，似较李白为新阐，故历代的徒弟更多。总而言之，李白是唐代诗人复古的健将，杜甫是革命的先锋。

当代学者认为这是“没有轻易加以扬抑”的公允之论。后来汪静之的《李杜研究》、苏仲翔编《李杜诗选》亦基于胡小石先生的观点进行阐发。

(二)用审慎的态度对待当时流行的地理决定论

日本明治时期便有学者指出杜甫和李白的根本差异来源于二人的人生际遇。“地域文化”只是他们各自经历中的一个要素。安史之乱让杜甫所及之处满目疮痍，使其情思激荡进行创作。这是政治事件影响了个体生活而与地域无关。李白晚年拮据之时所作《献从叔当涂宰阳冰》中“弹剑歌苦寒，严风起前楹”，失掉了豪迈激昂之感，是物质条件匮乏影响诗风的明证。

以地域关系区分文学派别，本来无可非议，不过只适用于交通不便，政治不统一的时候，如南北朝时便是一例：北朝多产经师及散文家，而南朝则多产诗人。又如五代词人不居中原，而散居十国。这都是由于政治中心不统一，而交通太梗阻了的缘故……唐初四杰，即有北人三个。沈、宋也是北人，温、李也是北人，他们的作风，均非常华绮，并无南北的区分。可见交通便利政治统一以后，以地理区分，是靠不住的。

罗晨指出，胡小石先生认为这些理论只适用于唐前文学的观点太过绝对，且论证不详，失之草率。此论断大体客观，但正值文史研究“立足传统远不及借鉴域外来得猛烈与虔诚”之时，他审慎的态度何其可贵。如今方兴未艾的文学地理学，也能从中获得足够的启示。

三、兼容并蓄的文学史观

文学史是晚清教育体制改革的结果：“今代学制，仿自泰西；文学一科，辄立专史”。当时还没有一套学界普遍遵循的撰写法则，林传甲等人以日本人的著作为参考，开始了中国文学史的编写。这一时期的文学史著作之篇幅大多不长，只将每个作家最有代表性的特点予以呈现。再加上诸家对体例、功能的理解各有偏差，文学史著普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

(一)惯于标签式的归纳。小林甚之助将李杜二人归纳为“李白：天才、仙、道骨、侠气、乐天、气、隐逸放浪。杜甫：人力、圣、儒风、忠厚、厌世、情、悲歌慷慨。”“现实主义”“儒家”等词在日本学者的影响下渐渐成为杜诗的烙印。胡小石先生的学生苏雪林称杜甫为“写实主义开山大师”，李白是“浪漫主义主力作家”。

(二)囿于罗列文献。曾毅认为文学史的主要任务是“胪列”。黄人《中国文学史》的体例亦是一一举出作家姓名，后附生平事迹，所罗列李白杜甫之事比其他人稍详而已。今天依然有学者，如蔡彦峰，将文学史的功能概括为“记述”。

(三)疏于勾勒因果关系。罗根泽说文学史的主要任务是“叙述文学变迁，解释变迁原。”(原文句末脱一“因”字。)针对“变迁”的定义，他进一步阐释为“变迁是甲时代至乙时代，甲文体至乙文体，甲作家至乙作家的递禅程序，不是甲乙时代、甲乙问题、甲乙作家、甲乙作品的个别状况。”陈伯海却指出，建国后直到上世纪80年代文学史著仍缺乏勾连各作家作品之间的因果关系。

《中国文学史讲稿》是1928年以胡小石先生的学生苏拯听课时做的笔记仓促付印，“未足反映他的学术造诣，但也可从中看出小石师的治学特点”：

(一)从文本出发来分析杜诗的内容、音韵，而不在“儒家思想”“忠君情感”等处着力太多。他说：“杜甫的思想，也并不是儒家可以包括的”，“太白又何尝完全抱着出世之想呢”。反对将李杜贴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标签。余英时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为比附的。”余氏之论是否公允，见仁见智，但疏于探讨“现实”“浪漫”等概念在西方世界产生的背景及其与唐代社会的共同性，让这些术语的使用显得较为生硬。《客至》《春夜喜雨》等未描写战乱，风格清新而笔触细腻的诗歌无法被这些词所简单概括，如此归纳出的杜诗面貌无疑是残缺不全的。

(二)将杜诗与前人作品比较，得出其价值所在。这种方法不仅运用于杜诗，也在研究陶渊明诗歌时有所体现。他提到：“杜诗的内容，约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描写时事，一种是输入议论。唐以前人作诗的内容，不外抒情、谈玄，或描写山水，藻绘宫闱。但用诗以咏叹时事的并不多……以诗描写时事，为诗之历史化；以诗发抒议论，乃诗之散文化。把诗的领土扩大，不愧“诗史”的称呼……”同时期的其它学者并非没有运用比较的方法，但他们的取径和胡小石先生有所差异。胡云翼认为李杜二人“他们都长于描写边塞，风调悲壮的七言绝句诗”，而刘麟生则认为：“杜甫的绝句因是绝句中的变体，故远不如李白”。两种结论差别甚大，是因为他们没有像胡小石先生一样梳理前人诗作结构、句法与杜诗的传承关系，得出的观点自然莫衷一是。

(三)文学史应该注重事实的变迁，而非价值的估定，要注意每种文学的发生与影响效果。他既赞赏焦循《易馀籥录》“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观点，又受严复所译《天演论》影响，秉持文学进化论。虽将生物学领域的进化论移植于文学研究的合理性在今人看来有待商榷，然而在新旧思想激烈冲突时大胆吸纳外来理论，不像李慈铭等旧式学者一般对西学完全漠然无视，无疑利于古典文学在新环境中获得更广阔的阐释空间。

也许是受当时流行观念的影响，或是记录的内容不甚完备，现存的《中国文学史讲稿》难免存在一些缺憾。比如“盛唐文学”部分仅以李杜比较构成主要内容，其他作家只略略带过。然而小石先生兼采中西的文学史观及其对杜诗研究的指导作用，在当下仍具有借鉴意义。

四、结语

胡适批评清代三百年学术存在研究范围太窄，太注重功力而忽略理解，以及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等三层缺点，认为：“学问的进步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材料的积聚与剖解；一是材料的组织与贯通。前者须靠精勤的功力，后者全靠综合的理解。”胡小石先生的研究以小学为根基，训释杜诗既重视“积聚与剖解”，也予以“贯通”，与钱穆所提倡的“融贯空间诸相、通透时间诸相而通透一视之”相契合。

从晚清至今日，舶来理论影响、改变着人文社科的研究方法与价值观念。陈寅恪对此有精辟的见解：“他们以外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此种理论，不过是假设的理论。而其所以成立的原因，是由研究西洋历史、政治、社会的材料，归纳而得的结论。结论如果正确，对于我们的材料，也有适用之处。因为人类活动本有其共同之处，所以‘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是很有可能性的，不过也有时不适用，因中国的材料有时在其范围之外。”

上世纪90年代有一些学者开始呼吁，要在博采中西的前提下寻找不盲从于西方、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胡小石先生给予我们的启迪在于：立足传统治学方法，却不偏激地走上复古的道路。恰如其分地运用理论，又不过分放大它们的普适性。他的允执厥中、兼容并蓄不仅可以成为衡量晚清民国杜诗学的尺度，还应作为文学研究的示范，指引当世学人建立一套海纳百川的知识话语与价值体系。

注释：

①钱仲联：《清诗纪事·光宣朝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314页。

②钱仲联：《论近代史诗四十家》，《梦苕庵论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33页。

③谢建华：《胡小石先生年谱(1888-1962)》，郭维森编：《学苑奇峰：文史学家胡小石》，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5-319页。

④“我曾作《杜诗音调谱》，得一定例，全首以前二句拗者居多，前二句又以第一句拗者居多。”见《李杜诗之比较》，胡小石著：《胡小石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4页。《胡小石论文集》《胡小石论文集续编》《胡小石论文集三编》《胡小石文史论丛》皆未收录《杜诗音调谱》。

⑤杨思贤：《胡小石先生杜诗研究发微》，《杜甫研究学刊》2009年第3期，第60-62页；吴翠芬：《专精独擅的“杜诗学”——记小石师最后一次讲座》，郭维森编《学苑奇峰：文史学家胡小石》，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185页；刘开扬：《胡小石杜甫〈北征〉小笺补正》，《唐诗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91-109页。

⑥吴翠芬：《专精独擅的“杜诗学”——记小石师最后一次讲座》，郭维森编：《学苑奇峰：文史学家胡小石》，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页。

⑦“(羌村)诗凡三章，首章写初抵家时光景。次章写到家后之诸感。末章写邻里慰劳，己心感怆。”胡小石：《杜甫〈羌村〉章句释》，郭维森编：《学苑奇峰：文史学家胡小石》，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页。

⑧季越：《胡小石先生的古文字学研究》，安徽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⑨(清)杨伦笺注：《杜诗镜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58页；(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93页；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