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小企业的冲击及对策

阎沭杉 博士 李姗晏 博士

（1、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北京 100062；2、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流动站 北京 100872；3、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经济研究中心 北京 100097）

引言

与“非典”疫情相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也可归类为“黑天鹅事件”。为有效遏制疫情的蔓延，中央及各地政府采取了严格的隔离、封路等措施，在控制疫情扩散的同时，也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冲击，大部分企业均阶段性停工停产。其中，在所有类型企业中，中小企业所受冲击最大。

但同时应该看到，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并未改变，仍具有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潜力与韧性，且经过近几年 “金融去风险”“经济去杠杆” 等政策的有效实施，目前仍有较大政策腾挪空间，加之政府具有强有力的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可有效应对疫情冲击，为中小企业稳定发展保驾护航。因此，对此次疫情对中小企业的不利影响进行分析，应在坚定信心的前提下，对此次疫情时期与 “非典” 疫情时期的宏观经济状况及疫情自身异同点进行客观比较，运用历史与对比分析法，重点研究负面冲击产生的渠道与力度，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之策。

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及新冠肺炎疫情特征

与 “非典” 疫情相比，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已发生重大转变，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亦有自身特点，正确认识两次疫情的差异性是有效分析疫情对中小企业冲击的前提。

（一）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内外部特征

与 “非典” 时期相比，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重大转变。内部发展阶段发生转变。一是经济发展模式处于转型升级期。我国长期依靠的要素驱动、投资与出口拉动发展模式已逐渐式微，并逐步向创新驱动、消费拉动发展模式进行转变。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索罗增长模型指出，经济增长要么依靠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要么依靠要素使用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长期以来，依托于资本、资源、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不断增加，我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然而近年来上述变量均发生显著变化，资源与环境对粗放式经济增长的约束越来越强，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不断下降，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且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模仿式创新空间不断压缩，倒逼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由增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向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集约型进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时期新旧增长动能之间青黄不接，疫情的出现将进一步加大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压力。

二是经济增长速度处于下行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水平不断攀升，年均GDP 增速达到9% 以上，特别是2001 年加入WTO 以后，GDP 增速更是在数年内达到两位数水平。2003 年爆发的 “非典” 疫情并未能阻挡经济整体上行的发展趋势，仅对GDP 增长数据造成了有限的阶段性冲击，全年GDP 增速仍高达10%，在经济强势增长的情况下，中小企业所受不利影响相对不大；现阶段随着经济增长模式和增长逻辑发生转变，对应的经济增速不断下行，由高速向中高速降档，2019 年全年经济增速为6.1%（见图1）。疫情的爆发使得2020 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出现-6.8% 的改革开放以来最大单季跌幅，预计冲击将蔓延至全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增加了中小企业经营难度与疫情应对难度，中小企业承压时限仍不确定。

三是现阶段我国经济体量已今非昔比。按不变价计算，2019 年GDP 总量是2003 年的6.8 倍，经济体量越大既意味着增长难度越大，但也表明我国应对突发意外事件拥有更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与 “非典” 时期相比，现阶段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体系更加完善、政策运用手法更加成熟，能更好应对各种内外部冲击。

外部发展环境日益严峻。一是现阶段全球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增长缓慢，需求疲软。在此背景下，全球贸易增长持续低迷，进出口活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下降。此时爆发新冠肺炎疫情，我国能够借助的外部力量有限，更多只能自力更生地应对疫情冲击。

二是当前 “逆全球化” 风潮涌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近年来，美国不断挑起国际贸易争端，进一步加大全球经济复苏压力。

（二）新冠肺炎疫情特征

新冠肺炎疫情与 “非典” 疫情相比既有相似之点又有相异之处，相似之点体现在均是突发的、未出现过的新疫情，因此没有特效药。相异之处体现在更不利和更有利两个方面。首先，与 “非典” 疫情相比，更不利的特征包括潜伏期更长、传染性更强、波及范围更广（已演变为全球大流行病）等；其次，与 “非典” 疫情相比，更有利的特征包括致死率更低、国家针对此次疫情采取了更及时、更有力的措施（见表1）。现阶段，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国外疫情发展形势日益严峻。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小企业产生冲击的渠道与力度

（一）通过总需求影响消费类和外贸型中小企业

从总需求来看，在传统的投资、出口、消费 “三驾马车” 中，疫情对消费类中小企业产生更直接、更明显冲击，且疫情过后部分消费缺口得不到补偿，同时对外贸型中小企业产生重大冲击。

首先，疫情的出现对消费类中小企业造成直接冲击。为有效控制疫情扩散，必须在短时间内通过隔离等措施，人为迅速降低人员流动，大幅减少人员聚集，切断病毒传播途径。而传统线下消费场景大多依托外出活动而产生，隔离等措施使得大部分消费场景阶段性消失，居民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企业消费品生产得不到保障。2003 年 “非典” 疫情时期，居民消费遭到明显冲击，在疫情高发期的4 月、5 月、6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出现大幅回落（见图2）。当前阶段，传统 “三驾马车”中投资与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消费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见图3），其中，居民部门消费中货物消费和服务消费占比各约50%。此次疫情的出现将导致短期内提供影视娱乐、住宿餐饮、旅游等服务消费的中小企业关闭停业，经营业绩大幅度下滑。同时，部分服务消费时点集中在春节前后，疫情过后消费时点也不复存在，对应中小企业业绩得不到有效补偿。与 “非典” 疫情相比，新冠肺炎疫情对消费类中小企业将产生更大冲击。

表1 “非典” 疫情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布局时间对比

图1 两次疫情时期经济增速对比

图2 “非典” 疫情期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变化

图3 2003 年与2019 年三驾马车对GDP 贡献比较

其次，疫情的出现对外贸型中小企业造成重大冲击。一方面是国内影响，隔离、封路、停工停产等疫情防控措施造成的劳动力短缺、物流中断使得外贸型中小企业的接单、生产、供货等方面能力大幅减弱；另一方面是全球影响，随着疫情在全球多个国家或地区爆发，多个国家或地区相继采取 “封国”“封航” 等措施，对外贸易活动大幅减少甚至停滞，对全球产业链正常运转造成重创，一旦持续时间过长可能造成部分产业链断裂。对于外贸型中小企业而言，一方面，疫情造成的外贸需求锐减将对其正常经营、生存造成巨大挑战；另一方面，若疫情造成部分全球产业链分工重新调整，外贸型中小企业可充分利用我国疫情控制时间较早、控制效果较好的优势，迅速抢占新产业链中的优势位置。

（二）通过总供给影响制造类、服务型以及提供高质量供给的中小企业

从总供给端来看，在驱动经济增长的三次产业中，疫情对第二产业中的制造类中小企业以及第三产业中的服务型中小企业产生直接冲击（见图4），且对比而言对服务型中小企业的冲击更大；疫情过后制造类中小企业可能恢复较快，服务型中小企业可能恢复较慢。此外，疫情还对提供高质量供给的中小企业产生冲击。

首先，疫情的出现对第二产业中的制造类中小企业造成冲击。第二产业以制造业为主，现阶段我国大部分制造类企业仍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为防控疫情实施的延迟复产复工政策对制造类中小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直接冲击。同时，短期市场需求不足将使得制造类中小企业原本就不充足的现金流进一步承压，严重时导致现金流断裂以致破产。“非典”疫情爆发于2003 年4 月，此时春节假期早已结束，制造类企业工人均已返工；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时点恰逢春节假期，为减少春节后全国大面积复产复工造成的人员流动量剧增，国家延长假期时长，各地纷纷出台延迟复产复工政策，除疫情相关生产企业外，大部分制造类企业节后处于停摆状态。同时，“非典” 疫情由于波及范围有限并未造成全国范围内大面积的普遍停工，而新冠肺炎疫情波及全国所有省市地区，各地均采取了封闭、停工措施，产业链内上下游之间的原材料和产成品流通不畅，制造类企业的库存、订单、用工、生产、运输等各个方面均受到不利影响。因此，此次疫情对第二产业中制造类中小企业的影响程度大于“非典” 疫情。

其次，疫情的出现将对第三产业中的服务型中小企业造成更大冲击。第三产业以服务业为主，传统服务业主要采用线下经营模式，往往伴随着人员与物资的大量流动，疫情导致的人员和物资流动性减弱对服务型中小企业产生更明显的不利影响。2003 年 “非典” 疫情的爆发使得人员与物资流动性大幅降低，疫情高发期的第二季度第三产业同比增速较上年同期和第一季度分别下降0.9、1.8 个百分点，其中，住宿餐饮业第二季度同比增速低于前后两个季度均值5.4 个百分点（见图5）。2019 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较2003 年上升11.9 个百分点（见图6），此次疫情对第三产业中服务型中小企业造成更大冲击。

此外，疫情的出现还对处于成长期的提供新型高质量供给的中小企业造成冲击。近年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政策的不断推进与落实，传统的低端、过剩供给不断出清，新型的高端、优质供给不断增加。在此过程中，中小企业由于创新能力强、经营效率高，在提供高质量供给的企业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大部分提供高质量供给的中小企业现阶段仍处于发展初期，底子弱、抗风险能力差，疫情引发的意外冲击对其经营发展造成严重拖累，甚至威胁其生存。

图4 “非典” 疫情期间三次产业增加值同比变化

图5 “非典” 疫情期间住宿餐饮业增加值同比变化

图6 2003 年与2019 年三次产业GDP 占比比较

（三）通过通货膨胀影响中小企业融资

疫情发生以来，多国或地区相继实施了降息、量化宽松等宽松式货币政策，我国也实施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应对疫情造成的市场流动性不足，解决企业融资问题。然而，疫情时期民众囤积生活物资和寻求避险资产等需求的快速上升将推高大宗商品价格，进而可能对货币政策效果形成挤占，影响企业融资获得性。2003 年3 月、4 月“非典”疫情爆发期的CPI 同比增速分别高于上年同期1.7、2.3个百分点（见图7）；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改变了2020 年CPI 有望回落的预期，2020 年1 月、2 月CPI 同比增速分别达5.4%、5.2%（见图8）。同时，较高通胀水平可能对央行进一步实施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形成掣肘，不利于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的解决。

（四）对中小企业的整体与局部影响

首先，就整体而言，疫情对中小企业的冲击力度大于大型企业。清华大学朱武祥教授对全国多地1435 家中小企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情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分别有35.96%、31.92%、17.03%、9.27% 的中小企业账上现金余额能够维持生存1 个月以内、2 个月、3 个月、6 个月及以上；有31.08% 的企业预计疫情将导致2020 年营业收入下降超过50%。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风险承受力更弱，应对疫情冲击的措施也更少。

图7 “非典” 疫情期CPI 变化

图8 新冠肺炎疫情期CPI 变化

其次，就区域而言，疫情对不同地区中小企业的冲击与区域疫情严重程度成正比。2003 年 “非典” 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是北京和广东，两省市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也最大。而新冠肺炎疫情波及范围更广，除了重灾区湖北省以外，广东、河南、浙江、湖南等地疫情也较为严重，国内几乎所有经济发达和活跃地区均受到波及。加之现阶段各区域间交通、通信、物流等各个方面联系更加紧密，且武汉拥有 “九省通衢” 的重要交通枢纽地位，疫情严重地区中小企业所受负面影响更明显。

最后，就行业而言，疫情对不同行业中小企业产生的影响各异。其中，住宿餐饮、影视娱乐、批发零售、旅游、进出口等受疫情影响严重的服务与贸易行业里聚集了大量中小企业，该类中小企业相较于其他中小企业而言受到更严峻的疫情考验。

对策建议

应对疫情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冲击，一是要充分发挥政府政策的调控作用，在推进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政策倾斜；二是要依靠中小企业自身积极应对疫情的不利冲击；三是需要社会民众与中小企业共渡疫情难关。

（一）政府政策

政府政策层面要加大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对中小企业的倾斜力度，通过稳定市场情绪、降低中小企业负担、激发中小企业活力，尽可能减少疫情对中小企业的冲击。

首先，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 “总量” 的同时，要更注重 “结构”。一是总量上适度提高中央财政赤字率，并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就现阶段而言，一方面，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和新冠肺炎疫情给企业造成的普遍冲击，必须增加财政支出；另一方面，疫情防控期间大部分企业停产歇业导致经营效益下降、缴税减少，两方面作用的共振将削弱政府部门尤其是杠杆率较高的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当前我国政府部门不足40% 的杠杆率水平低于大部分发达国家，存在提高财政赤字率的空间。因此，需突破平衡财政思路下将财政赤字率控制在一定比例以下 “心理防线”，转而遵循功能财政的思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调整财政收入与支出规模与结构，通过提高财政赤字率以加大对实体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财政支持力度。与此同时，实施阶段性普遍减税降费，有效缓解所有企业生存压力。

二是结构上对中小企业进一步实施定向倾斜的减税降费政策，并用好政府专项债。对于风险承受能力更弱的中小企业而言，应在普遍减税降费的基础上，加大定向政策照顾力度，特别是加大对消费、服务、外贸等受疫情影响严重行业以及湖北等疫情重灾区中小企业的政策倾斜。进一步的，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延续对中小企业的税费照顾，可参照全面取消农业税改革措施，大幅减少甚至免除对关键行业中小企业的部分税费，助力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在提高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的基础上，引导专项债更多投向与疫情相关的中小企业。

其次，稳健的货币政策应更加灵活适度，提高对于中小企业的定向针对性，并着力疏通货币政策实施与中小企业获益之间的传导机制。一是加大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中小企业的定向倾斜。现阶段，需要央行实施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对冲疫情造成的负面影响，但实践证明“大水漫灌”式货币政策不能真正解决经济增长的可持续问题，且具有较大副作用。在此背景下，一方面要利用好专项再贷款等公开市场操作工具，加大对受疫情冲击较严重的中小企业的定向支持；另一方面要以结构性定向降准、降息、延期还本付息为主，通过定向降息、延期还本付息等减小受疫情影响严重的湖北等地区、服务业等行业中小企业还贷压力，通过定向降准等增加对长三角、珠三角等制造业聚集区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

二是要打通中小企业获得货币政策支持的 “最后一公里”。现实中往往出现央行 “放水” 与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并存现象，其症结在于货币政策传导不畅。在疫情特殊时期，应通过行政化和市场化双举措，在促进货币政策向中小企业倾斜的同时，畅通传导机制，保障中小企业政策获得感。

最后，各地政府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更多、更具针对性的中小企业纾困与减压措施。

（二）企业自身

首先，中小企业应主动提升危机应对能力。对中小企业而言，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既造成生存危机，又蕴含变革机遇。因此，面对不可抗力的系统性风险，企业家需主动提升应对能力，并积极寻求转危为机的机遇。此外，中小企业可主动与员工、客户、供应商、政府等形成 “命运共同体”，通过强化沟通、协调与谅解，共同抵御疫情冲击。

其次，中小企业应通过 “做减法” 保存核心竞争力。遭遇风险时中小企业需积极通过 “做减法” 尽可能压缩经营成本，合理进行投入规划，保障企业现金流正常运转，保住企业核心团队与核心竞争力。

再次，中小企业应通过转型升级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此次疫情过后，各产业将加快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线上化的转型步伐，中小企业应主动顺应这一发展趋势，积极进行提前布局，提升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

最后，中小企业应积极寻求政策支持。中小企业经营者需主动将企业实际困难与政府政策进行对接，进而更及时地获得相应政策支持，并通过政策反馈帮助政府提高政策有效性。

（三）社会民众

中小企业贡献了50% 的国家税收、60% 的经济增长、70% 的创新成果、80% 的居民就业、90% 的企业数量，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社会民众应树立尊重中小企业的意识，尽自身之力助力中小企业渡过疫情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