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意建交50周年学者交流国家间的共同框架和规则

2020-11-23 19:11法人伊万
法人 2020年7期
关键词:中意克拉代表团

◎ 文 《法人》特约撰稿 伊万

2020 年是中意建交50 周年,本将举行一系列的庆祝活动,让2020年成为“中意文化旅游年”。但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得这些计划被迫中止。不过,中意之间的友谊不会停止,反而在突如其来的全球疫情中更加牢固。两国之间相互支持,有如意大利著名作家莫拉维亚所言:“友谊不是偶然的选择,而是志同道合的结果。”

意大利学者“打前站”

去年是中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5 周年。15 年来,中意双方共同制定了关于加强经贸、文化和科技合作的行动计划,建立了中意企业家委员会、中意文化合作机制、中意创新合作周等一系列合作机制,还开创了中意警务联合巡逻这样的合作新模式。去年,习主席访问意大利,所签署的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19 份政府间双边合作文件,以及一个个举措务实的合作项目落地,充分体现了两国在发展互利共赢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上的共识。

回顾中意建交的历史,需要从1955 年18 位学者组成的意大利学者代表团访华开始。这个准官方代表团团长是意大利宪法之父皮罗·克拉玛德雷(Piero Calamandrei)。代表团在中国度过了一个月,参观了北京、沈阳、鞍山、抚顺、上海、杭州和广州。

这次“中国之旅”后,克拉玛德雷于1956年在他主办的期刊《桥》(Il Ponte)上,向意大利人介绍了中国,其他代表团成员也都撰写文章“记录中国”。这是意大利国内对中国发展和未来以及建立外交关系重要性的一次公开热情的讨论。值得一提的是,这期特刊的引言是由中国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撰写的。

克拉玛德雷在意大利法学界大名鼎鼎,是20 世纪前半期意大利著名法学家、民事诉讼法领域的泰斗级人物,也是1948 年意大利宪法的缔造者之一。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大学任教,并做过佛罗伦萨大学的校长。其著名弟子莫诺·卡佩莱蒂,是20 世纪民事诉讼法和比较法领域最卓越的学者之一,曾任国际诉讼法协会主席和国际法律科学协会主席,由其主要发起的“接近正义”运动,自20 世纪70 年代勃兴至今,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克拉玛德雷在上世纪50 年代就经常提醒大家,再也不能“无视”中国。意大利人应该在没有偏见或成见的情况下理解中华文化。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文化使命、学术合作、科学合作、经济合作等都被认为是发展两国关系,建立相互信任的最佳方式。

意大利前外交部长彼得罗·南尼(Pietro Nenni)政治代表团于1955 年,与克拉玛德雷文化代表团一起,参观访问了中国。1971 年,南尼还努力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当时的意大利,对中国、美国和欧洲来说都很重要,但对中国的态度并不统一。皮罗·克拉玛德雷和意大利评论家尼克拉·奇洛蒙蒂(Nicola Chiaromonte)之间的辩论,非常能够代表当时的不同立场。

1970 年11 月6 日。意大利与中国正式建交。时至今日,两国保持着稳定的合作关系。当下,全球秩序并不稳定,需要建立新的和谐原则。在这种框架下,中意两国的友谊,显得尤为重要。

访华团盛赞中国法律进步

回顾中意两国外交发展历史,还是不得不提1955 年的那次意大利学者访华代表团,其对未来的影响不可无视。

当年“中国之行”结束后,克拉玛德雷和意大利当代卓著政治哲学家诺伯托·博比奥(Norberto Bobbio)发表了几篇有关中国法律制度的文章。这些文章具有相当的国际影响力,例如,它们对法国知识分子产生了积极影响,法国知识分子开始以钦佩和乐观的态度看待中国的改革。

两位意大利法学家讨论了中国宪法、法律制度、基本价值和司法制度。对于他们来说,当时很明显,法律的制定以及更广泛的中国立法机构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传统,尤其是美德作用,或社会主义经验,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出中国法律和道德的新理论。作为宪法之父的克拉玛德雷,非常了解法律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法官的角色。他提出,好的法律还远远不够,训练有素的法官对于法律体系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法官应该对法律进行解释,且应该在没有强制性指令的情况下判决新案件。

克拉玛德雷认为,处理案件时,应参考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并成为人们良知和时代精神的体现。还应该按照道德原则和道德美德行事,因为道德美德与正义原则紧密相连。他一直高度关注着中国法律发展的进步。

中国的法治进程走到2020 年,出现了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法律——中国民法典,这是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体现。该法典融合了中国传统、国际模式和惯例,以及对外国法律经验的研究、政治思想和中国社会需求。笔者认为,它一定可以成为世界上现代民法研究的前沿领域。同时,中国民法典对国际社会也是至关重要的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当今世界,主权国家内部和国际事务之间,不再存在严格的分隔。国际政策会影响到内部政策,反之亦然。外交关系的未来方向,应该更加侧重“文化”和“旅游”,以增进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使人们更加亲近,这样才能可持续性地发展互信关系,实现和谐与和平的合作。

笔者从事中意文化、法律交流工作十几年,我深深感到,只有相互信任,才能将美德、道德和基本原则保留在政治议题里。对于学者而言,应该加深关于共享价值的讨论,以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共同框架和规则,促进更好的合作,在互利共赢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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