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四月提纲》革命阶段转变问题再认识
——兼析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历史贡献

朱亚坤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革命转变理论是一种极具思想张力和实践灵活性的理论形态。列宁1917年4月撰写的著名《四月提纲》便是富有俄国特色的革命转变理论，这一提纲提出了包括土地国有化、银行国有化和工人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及分配等一系列革命措施，旨在推动二月革命后所形成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特殊历史局面，进一步向“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1)《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3页。单一政权的阶段发展。其历史意义在于，这一提纲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为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与胜利做了理论准备和策略指引。然而，这一提纲在提出之际，就激起布尔什维克党内外的极大质疑，以至今天学界也时常围绕着“列宁提纲中关于革命阶段转变是否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这一问题展开论争。考察这些分歧，进而说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转变理论的发展创新和实践突破，对进一步阐释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转变理论的重要贡献，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植根中国大地的实践关切，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列宁《四月提纲》的历史背景与主要思想

1917年2月23日(3月8日)(2)本文涉及具体日期时采用俄历；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俄国爆发了著名的二月革命，革命彻底推翻沙皇专制政府，旋即形成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特殊历史局面，由此发展成为俄国革命史上的重要转变时期。在得知二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撰写了《1917年3月4日(17日)的提纲草稿》《远方来信》《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革命中的任务》等重要文献。在这些文献中，他深刻分析了俄国的革命形势和各种主要政治力量，认为俄国二月革命是世界帝国主义大战所引起的第一次革命，“这第一次革命想必不会是最后一次革命”(3)《列宁全集》第29卷，第9页。。沙皇君主制的土崩瓦解便是这次革命的第一个阶段，“这第一阶段想必不会是我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阶段”(4)同上，第9页。。他还认为“俄国目前正处在向革命的下一阶段，也就是向斯柯别列夫所说的‘第二次革命’过渡的特殊历史时刻”(5)同上，第35页。。可见，根据俄国二月革命形势变化，列宁已经意识革命的阶段转变，并希望促进革命向下一阶段发展。4月3日(4月16日)晚，列宁回到俄国并草拟了《四月提纲初稿》。次日，他在塔夫利达宫向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和全俄党的工作者会议上宣读提纲并做了说明，而后以《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为题发表在1917年4月7日(4月20日)《真理报》第26号(6)同上，第538—540页。。这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

从思想内容看，列宁在《四月提纲》第一条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是资本主义性质，群众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须通过广泛宣传向群众说明“要缔结真正民主的非强制的和约来结束战争，就非推翻资本不可”(7)同上，第114页。(提纲第一条)。他在第二条着重强调要把握革命形势及其特殊性，认为“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8)同上，第114页。。为此，他提出一系列革命措施，如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提纲第三条)；向群众说明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提纲第四条)；不要议会制共和国，而是要能代表工人、雇农和农民的苏维埃共和国；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吏，一切官吏应由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提纲第五条)；没收地主土地并收归为国有，把大田庄建成由雇农代表监督和公家出资经营的示范农场(提纲第六条)；将银行收归国有并受工人代表监督(提纲第七条)，等等。列宁在提纲第八条特别说明：“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施’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9)同上，第116页。

从各方反应来看，列宁《四月提纲》一经提出便引起党内外人士的普遍质疑和批评，争论的焦点是列宁提纲中关于促进二月革命从第一个阶段转向第二个阶段的革命性质及相关措施。如加米涅夫就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列宁的观点，认为其已承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并指望这个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10)同上，第144页。；党内部分同志甚至把列宁的提纲看作是“乌托邦式的”(11)参见姚海：《俄国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16—226页。；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都有部分人认为列宁提纲荒诞不经(12)参见[苏]列夫·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03—332页。，普列汉诺夫更是批评这个提纲是“梦话”“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等(13)张光明编：《普列汉诺夫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12—421页。。虽然《四月提纲》刚开始或遭人误解或一时难为众人接受，但列宁为之进行了顽强地斗争，最终历经多番努力解释和组织争取，这一提纲思想得以通过并成为指导布尔什维克行动的理论思想和革命策略原则，也得到广大工人和农民的支持，极大促进了俄国二月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以及随后十月革命的爆发与胜利。

二、《四月提纲》革命阶段转变研究的不同观点

列宁《四月提纲》提出要推动俄国二月革命从第一阶段转向第二阶段，这一话语本身就蕴含着过渡性质，加上二月革命所形成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历史特殊性和其后革命形势的急剧变化等原因，使得列宁本人也没有形成一个更确切的概念来表述这种特殊的革命阶段(14)参见曹浩瀚：《列宁革命思想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95页。。郑异凡指出：“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期间，列宁的一些说法是存在矛盾的。一方面，列宁需要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这种做法确实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存在矛盾，所以列宁在鼓吹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又不得不同时强调这还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使用一些模糊的说法。”(15)郑异凡：《苏联春秋：革命与改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页。这一研究结论提示我们，列宁的模糊说法有其政治策略上的考量。无论如何，列宁关于革命阶段转变的模糊说法留下很大的讨论空间，学界相关研究成果大体上可分为以下三种主要观点。

第一种是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过渡说。如《列宁年谱》《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认为：“列宁的四月提纲向党提出了一个争取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天才计划。”(16)《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05页；《列宁年谱》第4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83页。这是主流的传统观点，即将《四月提纲》所指称的第二阶段看作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高放、高敬增指出，列宁《四月提纲》“系统地提出了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及时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路线”(17)高放、高敬增：《普列汉诺夫评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86页。此类观点还可参见《列宁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27—433页；马龙闪、刘建国：《俄国民粹主义及其跨世纪影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58页。。这一主流观点比较宏观地从话语或理论宣传上，相对直接地表明列宁的政治革命意图，但也有可能因为过于笼统的提法而无法展现甚至简化了列宁在当时革命转变时期的复杂思想演变和面临的各种政治压力。

第二种是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过渡说。这一观点认为列宁未提出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天才计划”，只是提出使俄国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准备阶段的思想。其中，代表人物俞良早指出，列宁《四月提纲》所谓由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是指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它是指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是介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的历史阶段。十月革命就是“革命的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其主要依据是：第一，社会主义革命是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建立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目标的革命；第二，列宁关于十月革命的战略思想未曾改变，即落后俄国不能立即直接展开社会主义革命，但俄国无产阶级可以使俄国革命成为全欧洲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18)参见俞良早：《关于列宁十月革命的战略思想》，《党政研究》2017年第5期；俞良早：《关于列宁学说的论争》，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127—137页；俞良早：《“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论列宁的〈四月提纲〉及其有关著作的思想》，《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第6期。。这一观点新颖且有诸多理论依据，在革命阶段转变的时间节点上比第一种观点明显谨慎靠前。

第三种是兼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性质说。曹浩瀚对俞良早的观点提出异议，他评价道：俞良早的文本分析固然符合列宁思想，但也存在问题：首先，他没有把列宁提纲中政治上的继续革命和经济上的新措施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来；其次，他没有发现列宁这一时期的革命思想与他在1917年之前的革命思想相比的具体发展。在曹浩瀚看来，《四月提纲》所标志的革命新阶段，高于工农民主专政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但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它介于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兼有二者的内容”(19)曹浩瀚：《列宁革命思想研究》，第203页。。这一观点探析了革命转变阶段的过渡性质，力图呈现出过渡阶段的非完整的现实形态。

从纯粹的形式逻辑分析上看，二月革命以后的俄国面临着两种不同的选择和两种不同的前途(20)陈之骅：《历史唯物主义与俄国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10页。：或是资产阶级专政，或是社会主义革命。因此，第三种观点更似一种客观化的背景或形式逻辑推论，在宏观层面阐释了二月革命之后形势发展的双重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第一种观点和第二种观点的话语背景。在三种观点中，直接发生抵牾的是前两种观点，它们的共同之处是都认为列宁提纲中所提出的促进俄国二月革命向下一个阶段发展具有过渡性质，但它们之间有明显的时间差，第一种观点强调及时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第二种观点认为只是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这种表面差异的背后，实际上集中反映了不同研究者对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十月革命性质等问题的看法的差异，实际上这些问题也是第三种观点试图回应的基本问题。对上述三种观点可进一步做反身性思考的是：列宁所谓的革命阶段转变是否只有第二阶段？革命的现实形势发展是否如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所期许的那样变化？不同研究观点对列宁关于革命阶段转变的分析是否存有意指的层次差？为此，我们需要再度回到列宁，尽可能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多个分析层次，进一步综合考察当时不断变化的革命形势、列宁的革命思想以及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策略等，借以拓深对《四月提纲》革命阶段转变性质问题的研究。

三、《四月提纲》革命阶段转变的特指意蕴阐释

现实而言，列宁《四月提纲》是以特殊历史事件的形式，提出革命阶段转变这一重要且具有争议的问题。但历史地看，列宁的革命转变思想其来有自，早在1905年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文章中列宁就集中阐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革命的阶段划分以及无产阶级要掌握民主革命领导权的思想。综合历史和现实，列宁在《四月提纲》所力促转向的革命第二阶段，不仅具有一般革命阶段转变意义上的宏观意蕴，也具有二月革命事件特指意义上的微观意蕴，如若仅仅停留在对革命阶段转变性质问题的研判，还不足以完全揭示提纲中关于革命阶段转变的丰富内涵。

首先，前述三种观点虽然表述各异，共同的聚焦点在于列宁提纲所指的革命第二阶段及其相关措施是不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这一基本问题，而这个问题主要是在宏观层次上的概括，三种观点本质上相融通。

在列宁有关俄国二月革命之后的相关著述当中，我们既可以找到对第一种观点的支持，也可以找到对第二种观点的支持。例如，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即四月代表会议)上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欧日益发展，在俄国则还没有直接提上日程，但是我们已经进入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状态。工兵等等代表苏维埃是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运用的政权组织。这样的组织在西欧是根本没有的”(21)《列宁全集》第29卷，第357—358页。。这里，列宁明显说明的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状态。与此同时，列宁批评社会党人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议论太笼统，他重点关切的是“应当谈到具体的步骤和措施。有些具体的步骤和措施已经成熟，有些还没有成熟。我们正处在过渡的时候”(22)同上，第354页。。这说明列宁本人更务实地强调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具体措施和步骤，而非空谈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他肯定的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否定的是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因为工兵苏维埃这种所有资产阶级国家不可能有的组织形式，正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步并且是具体步骤，而其他方面的措施(土地国有化、银行国有化等)虽然还不是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措施，但是“这样的措施实行之后，俄国就有充分可能进一步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23)同上，第301页。。正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非完整意义上，前述第三种观点仍需进一步辩解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何种方向将居于主导性地位；而第一种观点和第二种观点都具有合理之处，但也都有可补充说明的余地：如果研究者坚持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社会主义制度确立)标准，那么即便是无产阶级专政也只能称为准备阶段，借此推理，即便是经济上的所有制改造完成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还未完成全面的新社会型塑，那么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始、阶段变化和完成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有值得深入剖析的空间。如果是以非完整意义，即以列宁所谓的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外一个阶级手里这一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来看，第一种观点认为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是合乎历史现实的，因为现实的复杂性在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各项意涵不可能同时全面达成，革命更多情况下是指政治革命。列宁之所以强调从现实的、非完整意义的角度来理解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其深层次原因在于：从二月革命开始，经《四月提纲》阐释和推动，又历“七月事变”的危机应对，再到十月革命政治上夺权，列宁的思考与实践始终贯穿着这样一条革命理论主线，即要从辩证统一、高度关联的角度来理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在列宁看来，“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斗争，只有斗争，才能决定后一革命能比前一革命超出多远”(24)《列宁全集》第29卷，第183页。。列宁更为关注革命的完成或者实现的程度，程度性的事实恰恰是多种复杂要素交织作用的革命现实。因此，前述三种观点在革命阶段转变的宏观意蕴上，即向社会主义革命方向发展上都是合理的，它们之间并非对立。

其次，就革命形势的发展而言，二月革命之后出现了新的历史转折点或关键时刻，形成多个阶段发展态势，这说明列宁提纲中关于革命的第二阶段指称不仅具有革命转变的宏观层次意蕴，而且有特定阶段的现实指涉。

俄国二月革命是由自发性的群众运动引起、并在随后迅速导向革命的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革命(25)参见李永全：《俄国政党史——权力金字塔的形成与坍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47—148页。。在革命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而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尚未直接发挥对革命的领导和促进作用，这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后的总体革命策略是要扩大自身的影响力，特别是争取广大的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支持，才可能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发挥更大的政党政治力量。在《四月提纲》中，列宁提出“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等口号和主张，此时的苏维埃中，起领导作用的也正是列宁所说的小资产阶级领袖(26)参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327页。，但这个苏维埃还是革命的苏维埃，这意味着列宁提纲所主张的是全部政权归于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导。 “七月事变”后，俄国革命形势出现重要转折点，其标志是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为领导的苏维埃已经向临时政府妥协并背叛革命，两个政权并存的历史局面业已结束。布尔什维克原先提出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在发生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大肆镇压革命者的“七月事变”之后，列宁认为这一口号必须取消，否则在客观上会欺骗人民。由此二月革命后的形势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周期，新的周期就要运用新的范畴思考问题，列宁认为，“在新的周期开始时，必须以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已经取得胜利这一事实作为出发点……当然，在这个新的周期……都还要经过许多不同的阶段。但是关于这一点，只能留待以后这些阶段分别出现时再谈了”(27)《列宁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页。。可见，列宁断定俄国革命转变出现一个新的周期，但他对新革命转变周期可能要经历哪些具体阶段，还不能提前下定论。及至八月底科尔尼洛夫发动军事政变，列宁评价其又“造成了革命的新转变”(28)同上，第64页。。粉碎政变后，布尔什维克党逐步在苏维埃中占优势，列宁再度及时提出“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以便争取革命的和平发展(29)同上，第151页。。之后，布尔什维克党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改变了原来的和平发展策略，提出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策略。可见，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所主张促进革命向前发展的第二阶段，更多情况下是特指以当时出现的革命的苏维埃作为现实发力点，尽管这个时候的苏维埃主要是由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组成。日后这个苏维埃发展到完全妥协并支持临时政府继续帝国主义战争而最终背叛革命的时候，列宁就适时取消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从而否定了《四月提纲》中促进革命向第二阶段转变的直接意指。经过革命形势的几番转折，列宁扬弃并升华了提纲中对革命第二个阶段的本意追求，提出全部政权转到由布尔什维克领导、而起初由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导的工兵苏维埃。

再次，从俄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联来看，列宁还明确地提出要把俄国二月革命的第二个历史准备阶段向前推进到革命的第三个阶段，进一步说明《四月提纲》中要促进转变的革命第二阶段更多是有微观层面的特定阶段指涉。

列宁在1917年9月底的《危机成熟了》一文中，认为世界革命已经发展到第三个阶段，“9月底是俄国革命史上，显然也是世界革命史上一个最伟大的转折点”(30)《列宁全集》第32卷，第267页。。列宁根据德国、奥地利、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的革命运动发展情况，认为“这次革命的第二个历史准备阶段，就是到处群情激愤，这既表现在正式的党的分裂，也表现在秘密出版物的出版和街头游行等等”(31)同上，第267页。。及至1917年8月德国水兵起义，布尔什维克夺取全部政权的问题变得极其现实和相当迫切，世界革命和俄国革命都进入到第三个阶段。“现在，第三个阶段已经到来，这个阶段可以称之为革命的前夜。”(32)同上，第267页。根据这些论述可以进一步推断，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所指的革命第二阶段更多是特指，因为革命后的形势错综复杂，事实上呈现出多阶段的发展。可见，列宁在革命转变的特殊历史时期，更注重的是从思想和组织上充分发挥革命者的主观能动性，包括适时调整革命的策略、加强宣传鼓动、扩大基层党组织影响力等，进而使革命形势朝着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前途道路上发展。

最后，从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发展来反观列宁《四月提纲》的革命转变思想和实践，也可以看出提纲中要促进转变的革命第二阶段更多是有特指意蕴的。

十月革命与提纲中对这个第二阶段的描述虽然存在直接关联，但也有重大不同。前述第二种观点推论的革命第二个阶段是指十月革命，事实上十月革命与提纲中对第二阶段的描述有不少出入，十月革命的历史呈现不太符合列宁提纲中对革命第二个阶段的描述。根据郑异凡的研究，十月革命之后，《四月提纲》中关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废除常备军，实行全民武装、选举制、罢免制、廉价政府、土地国有化等措施没有一一落实，只有消灭私有制、取消商品货币和市场得到认真实施，革命初期的确出现了以布尔什维克党主导的多党联合执政，随后很快变成一党执政(33)参见郑异凡：《苏联春秋：革命与改良》，第103—113页。。这种历史形势的形成固然有诸多因素，然其深层原因在于：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革命不但使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的苏维埃掌握政权，而且彻底推翻了整个资产阶级及其政府，这后一点是列宁《四月提纲》所力图实现的革命第二个阶段所没有的具体内容，因为当时列宁所设想的是从资产阶级政权转到小资产阶级、再过渡到无产阶级的和平发展方式，恰恰是推翻资产阶级这一历史性任务直接决定着十月革命的性质判断。退一步讲，即便十月革命之后仍有大量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要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去完成，革命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但其中民主革命性质和社会主义革命性质已然不是平分秋色，也远非二月革命后列宁提纲所指的那般带有双重性的过渡特质，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是整体性的、占主流的，而民主主义性质是局部的、占支流的。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倾向于认为，就革命阶段转变意蕴的意指层次而言，在其微观层次上，列宁《四月提纲》要推动的革命第二阶段就是从两个政权并存的第一个阶段，转向由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士兵苏维埃掌权的单一政权阶段。在其中观层次上，这一阶段也属于社会主义革命准备阶段中的一个特定时段。在其宏观层次上，这一阶段从属于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兼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性质。鉴此，我们既不纯粹否定认为第二阶段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第一种观点，也不全部认同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过渡的第二种观点，而是更倾向于从意指层次的归属及关联对前述三种不同观点的多维融合。因为从目标意义上，列宁显然是要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但从现实策略和革命情境特殊性来看，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一步到位或全面实现，而是要根据革命形势发展要求务实地、有步骤地向前推进，其中可能遭遇的挫折自不待言。革命第二阶段的过渡性质只是部分地导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这种部分诉求还不具有整全意义，而是变动不居的，因为它可能向后退，也可能向前进。根据其后的历史发展，这个第二阶段获得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革命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掌权的苏维埃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妥协的时候没有得到适时推进，随着布尔什维克经历七月危机时难以实现，及至十月革命的爆发与胜利，最终得到历史性的证明与升华。

四、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之重要创新

列宁关于革命的两个阶段划分及其关系，以及《四月提纲》强调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这一重要思想，给中国共产党人带来启示(34)参见李崇富：《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59页。。中国辛亥革命之后形成的革命形势，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俄国二月革命之后的革命形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软弱性和妥协性的双重性质，无法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如何实现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无产阶级政党在这个革命转变中的地位、作用如何？这也是困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党内也曾出现放弃领导权的“二次革命论”和脱离实际的“一次革命论”，给革命带来严重损失。毛泽东立足中国实际，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深入剖析革命形势，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灵活运用列宁的革命转变理论，在中国革命语境下深化且拓展了列宁的探索，并以新民主主义论创造性地解决了列宁《四月提纲》中关于革命阶段转变的性质判断问题。

在宏观层次的革命阶段转变上，毛泽东从一般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角度，辩证阐释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实现了政治理想与革命现实的有机统一。综合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发展和中国革命的社会各阶级状况分析，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而其第一步现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35)《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6页。新民主主义革命，按其社会性质来说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革命目的不是确立资产阶级领导及其专政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36)同上，第668页。。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具有社会主义因素，并且因无产阶级领导而具有决定作用。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兼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性质，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但“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37)同上，第672页。。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旧式纯粹意义的而是新式的民主革命，也是直接进入而是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经阶段。在这一点上，它与列宁《四月提纲》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转变的宏观意蕴是相一致的。

在中观层次的革命阶段转变上，毛泽东从整体性和阶段性相结合的视角，充分论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多阶段发展。他通过把握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历史形势，实现了政治革命观与社会发展观的有机统合。毛泽东意识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革命，在其进行中，因为敌情和同盟军的变化，又分为若干的阶段，然而其基本性质是没有变化的”(38)同上，第668页。。换言之，这个革命发展过程中可能有若干的小阶段。学界对此一般划分为国民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这五个阶段。毛泽东并非简单地继承列宁关于革命阶段转变的思想，他还以新民主主义社会来描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之后的社会形态，阐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纲领，极其有力地统合了政治革命和社会再造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是列宁在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之间的革命转变时期所没有详尽加以理论阐释的。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也意味着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微观层次的革命阶段转变上，毛泽东坚持以必然性和偶然性相结合的视角，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的各个具体阶段进行更微观和细致全面的把握。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时期划分，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应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划分。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有四个时期：1919-1921年、1921-1927年、1927-1937年以及1937-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的写作时间是1940年1月)，结合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史，第四个时期还可以完整地概括为1937-1945年，另外，可进一步补充1945-1949年、1949-195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1953-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这三个时期。可见，革命转变时期的具体发展阶段，不能由理论事先预设，而是由现实的革命实践推进和形势演变使然，甚至更多情况是在事后加以概括和抽象划分的。同理，列宁《四月提纲》的革命阶段转变思想必定是受到现实革命形势发展的影响，从而继续进一步纵深发展。

要言之，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过渡，不仅是个时间问题，但时间长度的确又至关紧要。中国革命的复杂历史实践和相对较长时段的革命转变时期，便于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有很多个阶段性发展。仅是这些历史发展阶段就从另一侧面说明，列宁《四月提纲》所说的革命第二阶段更多是有特定阶段说明指向的，因为后续的一些阶段尚未出现，所以提纲中所提的相关具体措施既是过渡性的也会带有些许模糊。但从革命的前途来看，这个第二阶段无疑是向着社会主义革命方向前进，因而整个革命转变时期也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不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既与列宁提纲中的革命第二阶段有区别，也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有区别。其明显区别在于：“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革命只是赋予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地位，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将半革命的地位同时授予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的统一战线中，他们也被包括在内。”(39)[美]雷蒙德·F·怀利：《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杨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3页。中国革命转变时期具有不同于俄国的历史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也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转变理论创新发展的基础所在。

从列宁到毛泽东关于革命转变阶段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表明，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辩证关系是动态发展的。列宁《四月提纲》思想从提出到形成党内共识、进而指导革命实践，深刻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极端重要性。列宁立足变化了的俄国革命实践，根据革命形势和实践的迫切要求，勇敢地打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狭隘理解，对之加以切实的理论创新。他在二月革命后更多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无产阶级领导权来分析形势并制定相关策略的，坚决摈弃了对革命转变的教条主义理解，积极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他在1917年8-9月所撰写的《国家与革命》一书，正是对《四月提纲》主要思想的综合论证和进一步提升，从而为十月革命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指引和策略指南。恰恰是沿着列宁在落后俄国处于革命转变的紧要关头的一系列理论探索与革命实践，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论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革命语境下“如何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一重要问题，进一步地从理论上提升并论证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革命道路、革命主体、革命对象等问题，较为全面地描绘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诸方面内容。一言以蔽之，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转变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以新民主主义论对革命过渡时期加以概念化、理论化和系统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引和方法指南，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转变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创新和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