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党能力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设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

一、中国经济的奇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量，创造了举世公认的经济奇迹。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依照人民币计算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至2017年的827121.94亿元，40年间GDP增长了226倍，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更是成为世界经济局势的稳定器、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中国经济正勇立潮头，攀登奇迹。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制造业规模不断扩大，工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1621.5亿元增长到2017年279997亿元；制造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1195亿元增长至2017年的242707亿元，是中国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也是维系中国发展的命脉产业，占中国经济的比重为29.34%。我国制造业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棉布、钢铁、水泥、煤炭、化肥、耐用消费型等产量位居全球第一，近年来高铁、船舶、计算机、智能手机等产能也是全球冠军。

在仅仅40年的时间之内，中国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与物质力量超越了中国历史5000年所有封建王朝的生产总和，林毅夫直言人类历史上还未曾出现过持续如此长时间的高速经济增长。经济学家张五常曾言：“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情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1]

问题的答案正是中国共产党凭借优秀的政党能力所创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通过优秀的战略转型能力、科学决策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凭借共同富裕的意识形态与务实主义的方法论，以无畏的政治勇气、高超的政治智慧、优秀的学习能力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辟了人类社会的全新社会主义道路。

二、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设者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物质基础与社会基础，但也历经诸多困难与挫折，付出巨大的代价。以苏联模式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错误指引，又有计划经济模式自身发展所形成的僵化结构与路径依赖，加之长期的意识形态宣传，形成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绝对对立的错误认识与僵化思想。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初面临着思想僵化、利益固化、生产弱化的复杂局面，中国从一个完全公有制的中央计划经济国家转变为一个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与商业贸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所面临变革的困难与阻力可以想象。“在自明朝开始闭关锁国的五百多年后的中华大地上重新点燃对商业的这种激情，对中国来说绝非易事，需要有一个根本的思想上的转变。”[2]

中国共产党凭借自身所具备的卓越的战略转型能力、科学决策能力与组织动员能力，以无畏的政治勇气、高超的政治智慧、优秀的学习能力创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与社会实践的伟大变革。这一伟大创造既是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事实求事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创设先进制度、制定科学发展战略、推动社会变革的优秀政党能力的展现，中国共产党——作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战略集团，推动了政府与社会的现代化转变。从关于市场与计划的理论讨论，到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理论，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中国共产党具有优秀的政党能力，解放思想、事实求是，既突破了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又超越了剥削劳动人民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独立自主地自发创造与顶层设计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人类社会创造性开辟全新的社会主义道路。

（一）战略转型能力

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备高度灵活性与战略转型能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便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解放战争，此间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定位是革命政党。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历经三大改造，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开展了社会主义革命，前所未有地探索出了一条迈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军事革命党转变为政治革命党。随后开展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共产党开始学习苏联开展新社会建设，苏联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的计划经济体制前期迅速地增强了新中国的国防实力与工业水平，然而也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诸多曲折与障碍。中国共产党客观地认识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弊端，开始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进一步解放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契机，全党重新贯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与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战略远见与转型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与强化，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创造性地提出并创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作为一个优秀学习能力的战略集团，中国共产党“拥有形成一个社会体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能力”[3]，中国共产党充分汲取了苏联模式与东欧剧变的经验教训，采取了循序渐进、局部试点、整体推进的审慎策略，既避免了社会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出现经济社会大的动荡，又能及时自主调整方针政策、修正改革方案。这种超强的自主战略转型能力是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优秀政党能力的确证。中国共产党再一次以超强的战略转型能力破除种种思想禁区与重重政治阻力，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共产党通过坚定不移的决心、坚持不懈的努力、高瞻远瞩的领导能力、广泛支持的组织动员能力、有节有序的改革路径，将原本高度依靠中央计划的计划经济体制平稳地转型为利用市场经济手段与坚持社会主义性质有机统一的全新社会主义国家，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前进，也是人类社会文明形态的向前一步迈进。

（二）科学决策能力

中国共产党通过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科学的决策程序、畅通的民意渠道、广泛地集中全党的智慧与全国人民的智慧，具备强大的科学决策能力。集体领导制度与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正确领导、科学决策的科学程序与制度设计，改革开放与创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决定，都是通过党的集体讨论经过民主集中制原则集中全党智慧所做的重大科学决策。中国的经济改革并非简单地以市场经济彻底取代原有的计划体制，而是认识到计划与市场都是作为资源调配的方式，中国共产党通过自我调整、自我改革，充分地结合了计划体制与市场机制的优势，创新性地通过五年计划（五年规划）以计划之手与市场之手最有效地促进社会经济运行。

中国共产党依据整体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所制定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从“十一五”起“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是关于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国民经济发展的远景规划。它是中国经济的设计蓝图，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社会变革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的发展方向和未来命运。从1953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到2015年结束已经完成总共十二个五年计划，目前正在施行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五年计划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紧密结合，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一五”计划至“五五”计划期间逐步独立自主地初步建成了完整独立的工业化体系，奠定了改革开放的坚实物质技术基础；同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实现了公有制尤其是全民所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计划经济体制从建立到完善，成为控制经济运行的唯一合法机制。“六五”计划至“十五”计划期间五年计划更名为五年规划，五年规划逐步脱离了单一经济指标逐渐转向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十一五”规划开始定位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纲领性、综合性规划，“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五年规划越来越立足发展战略规划全面、综合、恰当地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逐步地实现有效计划与有效市场的互动结合。

五年计划从最初的制度化集体决策、经历少数决策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家决策，通过不断地发展完善形成“十五”之后的公共决策，五年计划不断地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五年计划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下制定的，一方面广泛听取党内各个层级的意见、集中全党的智慧；另一方面广泛征求各民主党派与全国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人士等的党外精英意见，以吸收社会的智慧，历经广泛的调研、科学的论证、民主的讨论、反复的修改最终形成科学完善的五年规划。胡鞍钢认为五年规划的编制过程“可能是世界上最大规模人员所参与的民主化过程，成为政治领导人、各地负责人、专家学者、以及人民大众共同参与，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科学决策的民主集中过程”。[4]这种广泛的民主集中决策过程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以及其他成员的实地调查研究、最大限度地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力求专家学者的咨询决策、科学决策，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行政系统实行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调控。既通过广泛的民主集中制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实际、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正确战略规划，宏观引导资源的合理配置与产业逐步升级，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市场的无序性与盲目性；又充分地依靠市场机制调节资源配置，最大程度地激发全体民众的自我奋斗、创新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解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

中国共产党凭借自身的学习能力不断地对五年计划进行适应性转型调整，五年计划逐步地从经济计划模式转向关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规划，从经济增长指标为主转向公共事物治理为主，从微观经济领域指令转向宏观经济发展调控。五年计划成为中国共产党突破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对于计划与市场辩证关系科学认识的战略表现。

中国共产党优异的科学决策能力不仅体现为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还体现为优异的制度设计能力，中国共产党自改革开放以来从顶层设计一系列先进有效的经济发展制度，成为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支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政府所做的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发扬了市场经济的优势，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巧妙地利用政治博弈，凭借分税制与地方政府竞争模式实现了有效规制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竞争模式作为中国共产党制度能力的重要制度体现，成功地通过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经济发展与社会民生发展的考核、地方行政长官工作绩效的考核，有力地促使地方政府改善营商环境、参与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完成考核目标。张五常将激励地方政府配置资源的制度安排视为中国的经济优势，认为中国的县际竞争模式是“历史上最好”的制度，张军也认为没有什么因素可以比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更能解释中国经济的奇迹。

（三）组织动员能力

中国共产党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党体系与广泛的多党合作制与以及强烈的意识形态宣传，具备高度的组织能力与动员能力。

组织体系：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静态的组织制度框架与动态的组织运行机制的复杂政党组织体系，静态的组织制度框架涵盖了从中央到地方全覆盖的严密的组织体系，从中央到省、市、县、乡乃至村、组，中国共产党都建立了完备的党组织，形成了中央到基层的上下层级组织；动态的组织运行机制从纵向层面展现为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将党组织与国家政治系统紧密结合，确立了党对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的领导，有效掌握着国家政权力量；横向层面展现为中国共产党将党组织嵌入到工会、妇联等庞大的群众团体组织以及相当数量的大中型社会——经济组织；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同各民主党派建立了合作机制，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建言献策，共同建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党能力。

拥有45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近9000多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以庞大的党员数量、广泛的党组织渗透进国家与社会的各级组织与领域，广泛覆盖全社会的各个层级，形成对于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全面组织与领导。这种庞大复杂的组织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强大政党能力的力量源泉、支撑结构与行动基础，为进行群众动员、集中力量、开展行动奠定了组织基础。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而言：“政党强大与否要视其制度化群众支持的情况，其力量正好反映了这种支持的规模及制度化程度。”[5]中国共产党通过以党的总书记为核心的坚强领导，具备严密有序的组织体系、强大的渗透能力、规模化及制度化的群众支持基础。

动员能力：“动员是为了追求集体目标而组成群体集团、联盟和组织的过程。”[6]正如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所进行的土地改革一样，“打土豪，分田地”成功地动员了当时中国最广大的阶级群体——农民群众，土地改革的集体目标使得党团结了最广大的农民群众实现了最广泛的政治动员。而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重大改革政策——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则再次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拥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与拥护，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与呼声，凝聚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情感与期盼，具备着动员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高效机制与治理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再次充分地调动起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政治领导、组织领导与思想领导作用，带领庞大的国家官僚系统以高效的行政效率通过体制改革、顶层设计、制度政策与法律保障重建市场机制，逐步实现资源配置的市场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平等有序的市场竞争，形成了中国巨大的生产市场、庞大的消费市场、畅通的流通市场，成功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变了传统计划经济模式效率低下的弊端，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与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实行有效的党政官员激励与地方经济发展的晋升锦标赛模式，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各级党政官员寻求一切可能的来源进行投资、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热情在世界范围也是罕见的，[7]深入地动员了广大的共产党员与政府官员为促进地方经济增长、提高民众生活水平而不懈奋斗；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三步走的小康社会的战略蓝图以及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烈期待，最广泛地激发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奋斗激情与拼搏动力。通过不断地深化改革，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调动各方面的优势和积极性，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动；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与共同富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三、共同富裕与务实主义

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变革，改革也是一次革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共同富裕的意识形态与务实主义的策略，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奋斗目标，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带领人民群众全力建设小康社会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与全体民众的共同富裕，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一）共同富裕

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之日起便不断依靠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党的政治建设凝聚了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建立了党员与国民的广泛的政治认同，具备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与群众支持基础，陈毅元帅笑言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路线所调动的强大动员能力与强烈的群众支持基础的真实写照。同时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贯彻的政治使命，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

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使命也从共产主义具体为小康社会与共同富裕。这一现实具体的集体目标成为中国共产党动员亿万人民群众的坚强口号。中国共产党成功地通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口号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努力营造鼓励、支持人民群众勤劳致富的社会氛围，努力促使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涌流，以造福于人民。中国共产党坚定战略定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便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和重要手段。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正式把邓小平提出的20世纪末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构想确定为今后20年中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2020年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顺应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落实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二）务实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中国共产党充分运用务实主义的策略，逐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唯物史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造性地运用计划与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探索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既突破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设想，也摆脱了苏联模式的弊端，独立自主地为人类社会探索符合时代发展与国情实际的全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

邓小平曾言：“白猫黑猫，抓住老鼠才是好猫。”中国共产党秉持务实主义摆脱了单纯的意识形态之争，集中精力聚焦于经济建设与生产发展。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裴宜理认为中国共产党具有高度的创造与适应能力以及“务实主义治理模式的历史传统”，这种务实主义是Adaptive governance（适应性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是有弹性的治理，指对新挑战作出变化的能力。裴宜理认为尽管从机构设置看中国好像同苏联一样，但是中国的政策更快、更有弹性。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架构在中国出现后，这种灵活的政策就非常有效了，甚至会对美国形成挑战——因为尽管美国有着非常灵活的制度，但是它的政策反应却非常慢。”[8]2008年作为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中国学者林毅夫曾经说过：中国高速发展最值得推广和借鉴经验的就是坚定的“务实主义”。中国依靠独立的国家自主性自主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路径，通过独立自主的普惠制渐进式改革，逐步建立起高效运转、成熟发展的市场经济；而盲目依据“华盛顿共识”所指导的苏联与东欧的激进式改革最终都导致了国家政权的覆灭。

因此中国共产党通过优秀的战略转型能力、科学决策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凭借共同富裕的意识形态与务实主义的方法论，以无畏的政治勇气、高超的政治智慧与优秀的学习能力开创性地创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既是符合中国实际与蕴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要求；也是对于传统西方经济制度与人类社会发展制度的重大突破，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创建更加公平有效的经济发展制度与更加先进合理的人类社会发展制度提供重要借鉴；又是超越与突破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与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中国特色制度设计与中国贡献，开辟了人类社会的全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即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优秀政党能力的体现。当今世界经济正处于大变革大发展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创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正带领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稳定的压舱石、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也必将逐步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正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国际贸易等，惠及周边国家与世界各国，为推动世界和平稳定、全球各国互利共赢繁荣发展及创建更加美好的人类社会贡献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