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奂《诗毛氏传疏》引《说文》考论

魏博芳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清朝乾嘉朴学者严谨和无信不征的研究态度,辐射影响了整个清中晚期学者的治学思维范式,他们用审慎的眼光重新评价和引述先秦经典,如四库馆臣评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为“若总据《说文》便下笔多碍,当去泰去甚,使轻重合宜”[1]。馆臣们对《说文》的态度,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很大,质疑《说文》者纷纷涌现,研究著作层出不穷,较著名者有被后人尊称为“《说文》四大家”。陈奂(1786—1863),字硕甫,江苏长洲(今苏州)人,为段玉裁的入室弟子,曾助校段氏《说文解字注》,并撰写《说文部目分韵》,经学造诣颇深,其《诗毛氏传疏》(以下简称《传疏》)为清代《诗经》研究经典,被梁启超等人誉为“疏家模范”[2]。书中征引大量《说文》和段注内容以申释《毛诗》。

《传疏》的这个特点已为陈智贤《清儒以〈说文〉释〈诗〉之研究：以段玉裁、陈奂、马瑞辰之著作为依据》[3]所关注,陈智贤分类归纳《传疏》运用《说文》形声义三要素阐释《毛诗》内容的特点,及其对段玉裁《诗》学观点的借鉴。但是,笔者在校点《传疏》的过程中,将陈奂所引《说文》和段注的内容同原书比较,发现一些陈智贤并未注意到的内容,如《传疏》引用“说文”时的多种视角及其对原文的改动。

《传疏》中的这些“说文”现象,是清代“许学”深入发展和乾嘉学术传承者治学特点的体现。鉴于此,文章在归纳《传疏》引用“说文”内容的基础上,剖析《传疏》质疑和改动“说文”处及其产生原因,以期探索陈奂《诗》学特色、清代“许学”发展和当时学者的治学特点。

一、《诗毛氏传疏》引《说文》及段注论说

明中晚期《说文》研究再兴,当时学者主动将古体字和异体字运用于各种场合,如杨慎用《说文》等字书内容释《诗》[4]。学者们对古字和异体字的偏爱,驱使他们探究这些文字的真假和源头,《说文解字》作为较早的字书,对他们有巨大吸引力。明末毛晋汲古阁本《说文》的问世,使他们得以知晓《说文》古貌。明清之际,顾炎武提出论字本于《说文》的主张[5]，清中戴震以为“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6],强调文字是明道的基础。明末至清中学者们对《说文》的重视,使他们主动利用其中内容考察文献。陈奂《传疏》对汉人所著的《说文》投以热切关注,其师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亦为他申释《毛诗》的主要参考资料之一。因此,《传疏》中引用大量《说文》和段注内容,经统计,约征引《说文》1309次,段注76次。其征引目的如下。

(一)《传疏》征引《说文》的目的

(1)佐证《毛诗》最为近古。陈奂以为《毛诗》“最为近古”[7],欲晓《诗经》义,《毛诗》为首选,故《传疏》中引用记载古文字较多且与《毛传》师出同源的《说文》以阐释《毛诗》中的古今字。如,《传疏》释《召南·采蘋》的“蘋”字时说：“《说文》：‘薲,大蓱也。’今字通作‘蘋’。”陈奂依据《说文》记载的内容判断“薲”为古字,“蘋”为今字。陈奂据《说文》内容判断《毛传》中的古今字具有一定准确性,但由于《说文》文本自身的可靠性尚待考察,它几经流传,中间历经唐代李阳冰、五代大小徐氏的改动,早已非许慎撰写的原貌,即使明末毛晋校勘、翻刻的《说文》,也与原书有不小的差距。因此,《传疏》在很多情况下仅凭《说文》一书之言而断定《毛诗》的古今字,论断未免会被诟病。

(2)阐释《毛诗》字词义。陈奂认为《毛诗》简括难懂,“一切礼数名物,由汉而来,无人称引,遂韬晦不彰”，《说文》中存有大量古人释义,于是他引《说文》以阐释《毛诗》中的字词。如《传疏》引《说文》“蒲,水草也”阐释《王风·扬之水》“不流束蒲”的《毛传》“蒲,草也”,并将其引申为“草亦薪也”,进一步解释蒲草的功用。

(3)还《毛诗》之“真”。陈奂认为“古经、《传》本各自为书,自《传》与《笺》合并,而久乃失原书之旧”,“虽存而若亡”。因此,他奋起著《传疏》,以期“还原”《毛诗》。《传疏》在阐释《邶风·凯风·传》“睍睆,好也”时,赞同段玉裁《说文》无“睆”字及《韩诗》写作“简简”的意见,他说：“毛盖缘下句作训,疑《传》文当作‘睍睍好也’四字。”他认为,正因为《说文》中没有记录“睆”字,所以《毛传》中的“睍睆”当作“睍睍”。这条陈奂主要依据段玉裁《毛诗故训传定本小笺》内容判断《毛诗》正误,而《小笺》此论述不如段注详细,《传疏》引用《小笺》而非段注,难免会有武断之嫌。

(二)《传疏》征引段注的目的

(1)补充《说文》的不足。《传疏》阐释《周颂·丝衣·传》“大鼎谓之鼐”时说：“《说文》：‘鼐,鼎之绝大者。’段注云：‘绝大,谓函牛之鼎也。《九家易》曰：“牛鼎,受一觓；羊鼎,五斗；豕鼎,三斗。”’”[8]陈奂先引《说文》对“鼐”的释义回应《毛传》内容,接着截引段注以突出“鼐”可装下一头牛的大容量,以及段注显示祭品等级的规格。此释义凸显了《毛诗》中的古礼内容。

(2)纠正《说文》错误。《小雅·何人斯·传》“蜮,短狐也”,《传疏》云：“《说文》：‘蜮,短狐也。似鳖,三足,以气射害人。’段注云：‘狐,当作“弧”。’”陈奂引用段注更改《说文》内容,含蓄否定《毛传》释义。此疏文虽短,却可体现出他甄选材料的用心和强调《说文》与《毛传》释义的统一。

《传疏》对《说文》和段注内容的甄选,是陈奂以小学治《诗》的表现之一。其中经过巧妙剪裁的引文,表明陈奂并非完全赞同《说文》的内容。

二、《诗毛氏传疏》辨析所引《说文》及段注内容

《传疏》还辨析所引《说文》和段注内容,现分述如下。

(一)辨析《说文》

我们在校对《传疏》中的《说文》内容时,找出多处陈奂反驳所引内容的例证,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类。

1.在辨析中质疑《说文》内容

陈奂在疏解《毛诗》时辨析自己不赞同的《说文》内容。如《说文》关于“嗿”字的解释,在清中晚期学者的观点中莫衷一是。王筠称：“许不用(《毛传》‘众貌’义),野人不以礼食其口,作‘声’,乃备极形容之词,非徒以字从口。”[9]郑知同《说文商义》说：“许君部中列字率以义相联,故诸部字义有简奥讹脱者,往往可依上下文得之。至许易毛义为声,以字从口,知之本训‘众声’,《诗》用为‘众貌’,不相互背也。”[10]陈奂《传疏》在解释《周颂·载芟·传》“嗿,众貌”时,云：“‘《诗》曰：“有嗿其饁。”’案《说文》当作‘众声也’。嗿字从口,故云‘众声’。毛释经义故云‘众貌’。”[11]《传疏》从“嗿”字形出发,结合《毛诗》经文,判断“嗿”在《说文》中当释为“众声”,而非“众貌”。

2.直接改变所引《说文》内容

《传疏》在引《说文》时有时会直接改动不赞同的内容,主要有四种情况。

(1)改变不赞同的《说文》文字。这种情况可分为改、删、增、截四种类型。一是《传疏》改动《说文》文字。如释《周颂·丝衣》“俅”字时,《传疏》将《说文》原文“俅,冠饰貌”改为“俅,冠饰也”,直接判断“俅”是一种冠饰,而不是这种饰品的样子。二是《传疏》删除《说文》文字。如《传疏》释《豳风·九罭》“纯衣”时采用《广雅》义,将《说文》“黗,黄浊黑”改为“黗,黑也”,虽然《传疏》与《说文》均含“黑色”义,但若仔细区别,《说文》为黄中带黑,与陈奂单释“黑色”有很大差别。此处《传疏》暗改《说文》释义,体现出他追溯“古礼”的观念,因为《传疏》在“黗,黑也”后,立刻引用《礼记·玉藻》“衣正色”说明“正色者,不贰彩也”,表现出一种“雅”的礼学观念。又如释《鲁颂·駉·传》“苍白杂毛曰骓”的“杂毛”时,《传疏》在引用时脱《说文》“骢,马青白杂毛”的“马”字。三是《传疏》增加《说文》文字。如释《鲁颂·駉·传》“彭彭,犹騯騯也”时,《传疏》云：“《说文》：騯騯,马盛也。”即衍《说文》“騯,马盛也”一“騯”字。《传疏》中出现这种情况,主要考虑行文是否通畅。四是《传疏》截引《说文》内容。如《传疏》释《豳风·七月》“场圃”的“场”字时,将《说文》“场,祭神道也。一曰田不耕,一曰治谷田也”节选为“场,治谷田也”。这点与上点改变原因相同,都以引文是否利于叙述为鹄的。

(2)直接将所引《说文》内容改变为《说文》研究著作的内容。如释《周南·关雎》“左右芼之”的“芼”字,《传疏》：“《说文》云：覒,择也,读若‘苗’。”实为徐锴《说文解字篆韵谱》文。释《周南·关雎》“辗转”的“辗”字,《传疏》云：“《说文》云：‘,转也。’”实为朱俊声《说文通训定声》文。

(3)调整所引《说文》语序。如释《大雅·文王·传》“冔,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时,《传疏》将《说文》原文“弁,冕也。周曰弁,殷曰冔,夏曰收”改为“弁,冕也。夏曰收,殷曰冔,周曰弁”。《传疏》调整所引《说文》内容的顺序,体现出一种“时序”观,正如《文心雕龙》所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至大禹敷土,九序咏功,成汤圣敬,‘猗欤’作颂。逮姬文之德盛……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12]一般,展现出《传疏》“与世推移”的解经观点。

《传疏》在引用《说文》内容时,除原文引用外,还存在含蓄和直白反驳《说文》内容的两种情况。经查阅,我们发现它改变所引《说文》的原因主要有四个：一是表示《说文》近古,这点在含蓄反驳《说文》内容和调整引文语序及用正字书写例中最明显。二是将《说文》扩展为所有研究《说文》的著作,这在将《说文》改成《说文》研究著作内容中最为明显。三是利于行文表达,这在增加和截引《说文》原文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四是陈奂有自己的阐释《毛诗》体系,这在含蓄改变《说文》内容和改动《说文》文字两种情形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尤其是后者,《传疏》所改内容均与段玉裁释《诗》内容不同,这就说明陈奂在解《诗》时并非完全依据段玉裁的观点,而是有自己的见解。

(二)辨析段注

《传疏》还改动了所引段注的内容。《传疏》改动段注主要体现为以下几方面。

(1)改变段注文字。如《传疏》引段注“雒本或作骆”解释《小雅·四牡》“骆”字时,引段注时改为“驳”,“骆”在“说文”中释为“马白色黑鬃尾”,“驳”为“马色不纯”,《传疏》将所引段注文改为“驳”,是一种融汇众说的做法,即白马黑鬃是马色不纯的一种。

(2)甄选段注内容。在释《鲁颂·閟宫》“徐”字时,《传疏》改段注“《周礼·雍氏·注》：‘伯禽以王师征徐戎。’刘本‘徐’作‘’,音徐。按《鲁世家》顷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广曰：‘徐州在鲁东,今薛县。’引《后志》曰：‘鲁国,薛县本国。六国时曰徐州。’玉裁谓楚所取之徐州即地。……《书·序》曰：‘徐夷竝兴,东郊不関。’”为“《周礼·雍氏·注》：‘伯禽以王师征徐戎。’刘本‘徐’作‘’。《鲁世家》顷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广曰：‘徐州在鲁东。’是楚所取之徐州即地。《书·序》曰：‘徐夷并兴,东郊不関。’‘徐’葢‘’也”。《传疏》精简段注内容,选取有助于阐释《毛诗》的材料,在减轻读者阅读负担的同时,准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传疏》对段注内容的剪裁,是陈奂治《诗》求是观的表现。陈奂极重师承,他常教诲弟子云：“说经贵守师法,出入庞杂,为道之贼。”[13]段注在陈奂心中有很高的地位,他曾说：“(段注)义蕴宏深,非浅涉所能知也。”[14]《传疏》客观理性地引用段注内容,是承段氏家法的含蓄表达。

三、《诗毛氏传疏》引用《说文》之异例

在《传疏》所引《说文》内容中,还存在下列三种较为复杂的情况。

(一)所标《说文》内容为段注

这种情况共有80次,约占所引《说文》总数的6%。如释《大雅·行苇》“斝”字,《传疏》据段注“斝,或说斝容六升,故字从‘斗’”,改《说文》“或说斝受六升”为“《说文》：或说斝受六斗”。“升”“斗”是两个不同的数量单位,在《诗经》时代,更象征了不同的身份地位,此处陈奂改字,反映出一定的礼学思想。

清中晚期,将《说文》内容替换为段注,并非《传疏》一家,如曹元弼《礼经校释》“《说文》：桴,眉栋也”[15]即段注文。《说文》作“桴,栋也”。又如胡承珙《毛诗后笺》“《说文》：愃,宽闲心腹儿”[16]亦为段注文。《说文》作“愃,宽娴心腹貌”。这些都表明这时期部分学者将段注与《说文》视为一体。

(二)《传疏》中“《说文》无”部分指段注未收此字

《传疏》中有46处标示“《说文》无”,但其中名实不符者11个,占全部“《说文》无”比例的24%,均是《说文》有,段注无的情况,如《传疏》所称《说文》无“珈”字、“罹”字、“猫”字,实为段注未收。其实《传疏》中的这种情况与上文“直接将所引《说文》内容改为《说文》研究著作内容”一条类似,一方面,《传疏》扩大“《说文》”范围,视段注与《说文》为一体；另一方面,显示段注影响扩大,《说文》学术地位下降。

此外,《传疏》“《说文》云”中还有一种既非《说文》,又非段注的情况,共有12次。如释《小雅·皇皇者华·传》“高平曰原”,《传疏》云：“《说文》：邍,广平之野。”但《说文》和段注都非如此,《说文》作“高平之野,人所登”,段注作“高平曰邍”。释《小雅·南山有台》“德音不已”的“已”字,《传疏》云：“《说文》：忘,止也。”既非《说文》文,又非段注文,《说文》作“忘,不识也”,段注作“忘,不识也。识者,意也。今所谓知识,所谓记忆也”。此处很可能是陈奂依据段注“所以记忆也”而引申《说文》为“止也”。

《传疏》中引用《说文》的内容实为段注文、“《说文》无”中有部分仅为段注未载和冠以“《说文》云”内容既非《说文》又非段注的三种情况,三者有一个共同点,即《传疏》会将所引非《说文》的内容划入《说文》。《传疏》中这种“冒名”情况的出现,是一种运用权威著作彰显论证可靠性的心理反应。

四、《诗毛氏传疏》引用“《说文》”之反思

由上文可知,《传疏》中引“说文”的内容大致有质疑和“扩大”《说文》文献范围两种情况。在清中晚期极重师法、家法的治学环境中,以守家法闻名的《传疏》为何会出现以上几类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学者以《说文》释经传统的产生

《说文》在宋代以前,多作为学者辨识古字、临摹字帖的工具,如它在魏晋时期,书中飘逸的篆文笔法,为世家大族争相模仿。“在唐代虽为应‘书学’考试的人所必读,可是因为有《玉篇》《切韵》可以检字,就很少有人真正理解《说文》的价值去从事整理工作。”[17]直到宋代,随金石学的发展和宋人对书法意蕴的追求,疑古之风兴盛,宋人重新编排《说文》内容,定义“六书”概念,逐渐将《说文》内容运用于解经。如郑樵《通志》云：“圣人之道,惟藉六经；六经之作,惟务文言。文言之本,在于六书,六书不分,何以见义？”“后之学者六书不明,篆籀罔措,而欲通经,难矣哉。”[18]郑樵以为识字是通经的基础。清人对郑樵这一观点深表赞同,在《钦定续通志·六书略·一》中称扬“郑樵作《六书略》,推本于经术之明皆由小学,其义诚当已”[19]。宋朝持郑樵此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如戴侗《六书故》亦云：“六书者,群经诸子百氏之通释也。六书苟通,由是而往,天下之书,不待注疏皆可读也。六书不通,而以臆说缪为之注疏,是瞽而为向者,祗益其迷。”[20]元明两朝延续郑樵、戴侗等人读经先识字的观念,如元人周伯琦多才戴侗说,明代焦竑说：“今人不通字学,而欲读古书,难以哉！”[21]

(二)清儒对前人以《说文》释经传统的赓续

陈奂《传疏》中大量引用《说文》内容,与当时《说文》文本和引《说文》证经的治学方法的流行很有关系。

(1)清代《说文》学的兴盛。清初编纂《康熙字典》时“一以《说文》为主”,这部清代权威著作肯定了《说文》的学术价值,赋予它较高的学术地位,极大影响了之后清人对《说文》的研究态度。乾隆时候王锡侯《字贯》因不避皇帝讳,王氏及其子孙惨遭杀戮,“自是无人敢再轻议《字典》,故有清一代学者治经识字,肆志于《说文》之钻研,而不讳避《字典》不谈”[22]。于是,《说文》一书风行,乾嘉时期是“许学”研究的顶峰,出现“户蓄许书,家谈字学”的现象,甚至有“苏州书贾语人,许氏《说文》贩脱,皆向浙江去矣”[23]的情况。

(2)清儒引《说文》治经方法的流行。与《说文》文本一同流行的是清代学者以《说文》疏经的观念。出于多种原因,清人以“还原”、追溯经典原貌为治学目标,他们十分赞同顾炎武“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24]的治学思想,将《说文》这一保留有大量先秦两汉文献的著作视为他们实现目标的桥梁,利用《说文》考释经典。钱大昕感慨道：“自古文不传于后世,士大夫所赖以考见六书之源流者,独有许叔重《说文解字》一书。”[25]王鸣盛云：“《说文》为天下第一种书,读遍天下书,不读《说文》,犹不读也。但能通《说文》,余书皆未读,不可谓非通儒也。”[26]这种引《说文》原经证经的阐释方式,被戴震提升到“求道”的高度,他说：“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27]但是戴震这种“道学”观并未得到当时主流学者如王筠等人的认同,当时及后来的清儒更关注他在小学方面的贡献。“震卒后,其小学,则高邮王念孙、金坛段玉裁传之。”[28]弟子段玉裁、王念孙等人继承了他的小学治学方法,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大量引《诗》释《说文》,王念孙作《广雅疏证》“就古音以求古义”[29]。

戴震以后,以《说文》疏经的治学方法更为普遍,《说文》地位再次被学者提高。嘉庆年间,陈鳣《拟请汉儒许慎从祀议》中强调治经引《说文》的重要性,“文字者,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士子读书必讲求于形声故训,而义理出焉”,“许氏诚经师之大统、圣门之功臣也”[30]。最终在光绪二年许慎从祀孔庙[31]。

出于《说文》在清代的学术地位和清儒以《说文》释经的传统,《传疏》中大量引用《说文》内容以阐释《毛诗》,试图由《说文》还原《毛诗》原貌。

(三)清代金石学对《说文》学的影响

上文所论不难看出,陈奂对《说文》有诸多质疑。这不是孤立的现象,而与当时学者质疑《说文》同风。

那么陈奂等清代学者何以质疑《说文》,又何以能质疑《说文》。前者与清代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相契,而后者则与当时学术之发展,尤其是金石之学兴盛有密切关系。清中叶以来,金石文献大量出土,金石学盛行。学者将金石文献与《说文》互相稽求,发现当时流行的《说文》文本与出土文献有诸多不同,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云：“自金文学兴……前此尊《说文》若六经,祔孔子以许慎。至是援古文、籀文以难许者纷作。”[35]梁氏指出《说文》与金石、古文的紧密研究关系。庄述祖、吴大澂等将当时流通的《说文》内容与金石文献对比后,认为《说文》所载古籀多六国文字。

清代“许学”和金石学的深入研究,动摇了清儒的《说文》信仰；《说文》通经致用属性的发掘,是《说文》神圣地位下移的表现,二者共同影响陈奂客观、辩证地考察所征引的《说文》内容,对明显错误及不赞同处,在引用《说文》时间接或直接进行改动。

(四)陈奂的治学水平、理念和目的

《传疏》辩证地看待《说文》和段注内容,并非盲目引用,恰是陈奂扎实、高超校勘水平、严谨、求是治学态度和重塑经学原始体系的体现。

(1)陈奂高超的校勘水平。《说文》几经流传,早非原貌,至晚清时期,已经唐人李阳冰、宋人徐铉和徐锴、明人毛晋多次删改、勘正。陈奂在引用《说文》时,能纠正其中的错误,是其扎实小学功底的体现。对段注的改动亦展现其高超的校勘水准,但段注具有特殊性,它是陈奂所仰慕的老师段玉裁心血凝结的作品。《传疏》在征引段注时质疑不赞同处,与他辨疑求是的治学态度密不可分。

(2)理性求实的乾嘉治学理念。《传疏》在引用“说文”时,会审慎剪裁所用文献,若遇明显错误处,直接予以改正；若遇不赞同者,在疏解过程中进行反驳；若遇《说文》与段注两说皆可,则融汇二说。当时学者极重家法,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方东树《汉学商兑》等具有明显家法取向的著作纷纷涌现,为各自遵循的门派争胜。《传疏》理性对待段注,不盲从其中的内容,这是继承和发展乾嘉“义理”之学的体现。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和《原善》运用考据手法寻找“正人心”[36]之“理”。段玉裁将戴震“义理”范围缩小为理性,他对《说文》中“意”“义”的界定和区分,“不仅心领神会,而且发展成说,其严格态度和做法,无疑体现了他乾嘉理性主义思维的高度自觉”[37]。陈奂《传疏》继承师说,辨析所引《说文》和段注内容,这是对段玉裁客观治学理念的继承。

(3)宗经征圣、考镜源流的治学目的。潘祖荫等晚清学者以为“许叔重生炎汉之季,其时古文燔灭始尽……《连山》亡,尚有《夏小正》；《归藏》亡,尚有‘始一终亥’之《说文》略可稽求”[38],认为《说文》保留有大量古文内容,是一种很好的稽古文献,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明道”。《传疏》视《说文》与《毛诗》有相同的学术谱系,“凡传注,《毛诗》最为近古”,毛亨为子夏序作传,子夏学于孔子,《毛诗》释义最接近圣人大义,且《说文》“善承毛氏”,因此引《说文》内容佐证《毛诗》。这样做,是想试图借助《说文》这一部保存大量古文经典的名义,无限靠近经典,“还原”圣人大义的心理。正如葛兆光所云：他们认为:“越是接近经典文本,其可靠性就越大”,“(希望)暗改明代弥漫在士人中间的那种从心所欲的风气,……因此,他们强调思想的经典依据,期望通过……这种经过文字、音韵、训诂而确定的经典意义的支持,重建思想的权威。”[39]

《传疏》质疑和改动所引“说文”内容,是清儒以《说文》释经、“许学”和金石学深入发展及陈奂高超校勘水平和治学态度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这种现象,非《传疏》独有,亦存在于其他清中晚期学者的著作中,表明了清儒理性的治学态度。

以上我们对《诗毛氏传疏》引用《说文解字》及段注的诸现象进行了讨论和分析。概言之,《传疏》改变所引《说文》的文字、语序,扩大了《说文》的文献范围和节选、调整所引段注内容,与当时“许学”研究深入、清儒以《说文》释经、陈奂求真求是的治学态度密切相关。与此同时,我们在《传疏》所引“说文”的多样化内容中,也可以看到陈奂矛盾的心理。他一方面依据《说文》,尤其是《说文解字》,佐证《毛诗》义的正统性和纯粹性；另一方面凭借《毛诗》释义判断《说文》正误。其间未免有失检和扞格之处,这是我们在讨论《传疏》引《说文》应该注意的问题。

注释：

[1] (汉)许慎著,(清)纪昀主编：《说文解字提要》,《钦定四库全书荟要》第八十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页。

[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25页。

[3] 陈智贤：《清儒以说文释诗之研究：以段玉裁、陈奂、马瑞辰之著作为依据》,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97年。

[4] 朱蕾：《杨慎〈诗经〉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5] (清)顾炎武、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91页。

[6] (清)戴震、汤志钧校点：《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集》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3页。

[7] 文章中《诗毛氏传疏》的引文,均引自(清)陈奂：《诗毛氏传疏》,《续修四库全书》第七十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8] 文章中《说文解字注》的引文,均引自(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9] (清)王筠：《说文句读》,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9页。

[10] 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602页。

[11] 文章中《说文解字》的引文,均引自(汉)许慎著,(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12] (南朝·梁)刘勰、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45页。

[13] (清)戴望：《谪麟堂遗集·文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七百三十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78页。

[14]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89页。

[15] (清)曹元弼：《礼经校释》卷十二,光绪三十四年影印本,第41页。

[16] (清)胡承珙、郭全芝校点：《毛诗后笺》,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第923页。

[17] 周祖谟：《中国文字学发展的历史》,《周祖谟语言文史论集》第五卷,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388页。

[18] (宋)郑樵、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33页。

[19] (宋)郑樵、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34页。

[20] (清)纪昀，等：《钦定续通志》,《四库全书》第三百九十三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31页。

[21] (明)焦竑、李剑雄点校：《徐广注误》,《焦氏笔承》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4页。

[22] 李淑萍：《〈康熙字典〉及其引用〈说文〉与归部之探索》,台湾“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00年,第317页。

[23] (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33页。

[24] (清)顾炎武：《答李子德书》,《亭林文集》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页。

[25] (清)钱大昕：《跋说文解字》,陈文和编：《嘉定钱大昕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17页。

[26] (清)谢启昆：《小学考》卷十,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第20页。

[27] (清)戴震、汤志钧校点：《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集》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3页。

[28] (清)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八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200页。

[29] (清)王念孙：《广雅疏证·自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30] (清)陈鳣：《拟请汉儒许慎从祀议》,《简庄文钞》卷六,光绪十四年影印本,第279页。

[31] 张寿安：《打破道统,重建学统：情爱学术思想史的一个新观察》,《中国文化》2010年第2期,第14页。

[32] (清)吴玉搢、纪昀主编：《别雅》,《景印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第二百二十二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607页。

[33] (清)王引之、虞万里主编：《经义述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410页。

[34] (清)包世臣：《毛诗礼征》卷六,清光绪元年刻本,第28页。

[35] 梁启超、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51页。

[36] 杨应芹、诸伟奇：《戴震全书》第六册,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第533页。

[37] 冯胜利：《论乾嘉学术的科学突破》,《语言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3期,第10页。

[38] (清)潘祖荫：《功顺堂丛书》第五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2207页。

[39] 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28～5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