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青“非遗”保护理念的建构与实践
——从《我的反省与思考》谈起

颜景旺 于宙

（1.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029 2.河北传媒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71）

置身于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时代，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为人类的物质世界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亦使传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与难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世界各国面对现代化以及传统文化生存危机所采取的一项“应变之策”，并以《公约》的形式在世界各国赢得反响，以便“在国际层面利用多种形式推广和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教科文组织设立这个新的荣誉称号，意在警示国际社会，使其注意到活态遗产的重要性及对其实施保护的迫切性。”[1](3)在当代中国，做好“非遗”保护工作，就是在最大限度地彰显民族精神。当然，由于学界对“非遗”认识的见仁见智，各地各项“非遗”保护工作的进度与成效也不尽相同，理论研究成果更是多姿多彩。近读田青先生的《我的反省与思考》，其从多维角度阐释了自身对“非遗”理论的思考与建构，读来细品，颇受启迪。

一

时下，“非遗”保护实践如火如荼，理论研究紧随其后，各种认知成果不断问世。纵而览之，呈现出由概念性认知到政策性界说、由理论建构到实践经验介绍的“渐进式”样态。田青“非遗”保护理论的建构及其实践活动，亦符合这样一条规律。其成果形式，或以“短平快”的小文见长，或是持续数载的长篇书著，叩问推敲，洞见精详。《我的反省与思考》系小文若篇汇集成书，以一种必须呵护与善待中华传统文化的红线相维系。收录其1985 年至2013 年间的学术心得与成果计43 篇，并以“反省”“思考”两大篇章彰显主旨，由文化观念、学术研究和艺术评论三维构成，聚焦于自身与同道对“非遗”保护的理论建构、艺术实践和社会贡献。

作为学者，应怀“通经、明道、救世”之品格。既有博学古今之识，又有社会担当与责任，学以致用，回馈社会。社会责任，亦可体现在学术成熟后对往昔研究事象及其结论的反思与醒悟。《论语》倡导“吾日三省吾身”。凡“自省”之士，皆善梳理思想与心路，“把自己犯过的错误明明白白地记下来，告诉后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学者的责任。”[2]（4）于学而言，田青敢于将往昔“学途”所犯错误，从“‘规范’统一与文化多样性”“态度问题”等方面以己为镜，昭起后学，颇显风范。也正由于这些“反省”，成就了其在“非遗”领域的一番天地。

“省”后是作者一系列不同时期的具体学术观念与思考。上编由14 篇小文组成“非遗”保护文化理念，强调了“非遗”保护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进一步从保护实践、传统节日、原生态民歌、佛教文化、运河文化、古琴文化等方面，从国家的统一、文化多样性与文化自觉角度，阐释了关乎民族文化命运与未来发展方向的洞察与思考。中编由10 篇事关佛教音乐的文章组成，既有田野考察，又有个案分析，在把握历史脉络与田野活态之下，明辨了宗教音乐与中国音乐传统的本质属性和内在关联。下编汇聚了19 篇评论性文章，多属为友人书序，个中故事，无不体现着他对人生、友情、艺术、音乐、传统与现代等问题的认识与感悟。三编齐构，其实一也。即将“田氏非遗”理念与实践一以贯之，体现出其孜孜以求的学术精神与理论创新的研究学品，成为我国“非遗”保护领域的“一家之言”，有力地推动了“非遗”保护的内在发展。

二

一代学术之兴盛，有赖于多渠道、多学者的更新和接力。“前辈学人留下的研究资料和学术精神，是后学珍惜和继承的财富；后学对前辈学人资料积累的接替研究和继续推进，则是对前辈学人一生苦旅的最好肯定和发扬，同时也是当代学术研究不可匮缺而需要面向社会和学界产生其辐射影响及反馈的路径。”[3]（1）

理论家追求学术，目的往往是将所思的理论成果用于实践，裨益社会。田青多年从事“非遗”保护工作，深受业师杨荫浏的影响。杨先生是中国音乐学的开创者之一，通才之学，著作等身，学术研究始终与音乐实践紧密相连。事关“非遗”保护，杨先生在20 世纪五十年代即已采录了二胡曲《二泉映月》，考察、整理了智化寺京音乐，指导乐器作坊给琵琶贴品、笛子钻孔……这些都是对传统文化保护与抢救的有力实践。他的《国乐及其前途》，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置身于21 世纪的“非遗”保护时代，田青恰逢新的文化发展环境，并被委以要职。感恩早年的学术训练与多年积淀，深入庙堂，深入民间，在政府主导的“非遗”工作中发挥出了关键性的作用。如书所陈：对“非遗”概念与理念的建构与解构，借助各种会议、演讲、展演等途径给予社会认知；藉荧屏媒体阐述“原生态”的话语权，抛砖引玉，促使“非遗”理念广播民心；通过栏目、讲座形式，以自身长期实践认识、思辨及具体事例，宣传“非遗”保护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以专题性的“禅与乐”话题，明析“非遗”保护之全面的重要性……这些均流露出他在“非遗”保护实践中“绝知此事要躬行”的态度。

“非遗”涵盖五大类，即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及实践；传统的手工技能。其不仅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遗产，还是全人类在长期社会实践生活中积累下的精神财富，是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构成。我国传统文化深厚，代有相传。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数据来看，我国是申报“非遗”重国，各个民族都有传统文化遗产，且品种多样。不同地区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各地的“非遗”形态，既存一定相似性，又各具特色。昆曲与古琴，传统节日与习俗，传统手工艺与表演，都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代表着民族的形象，成为一种国家记忆。然而，近世以来的社会变革所引发的文化巨变，使我们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亦丢失了一些祖先留下的传统。诚如他常言：“每一分钟，就可能有一首民歌、一个乐种、一种手艺、一座古建永远地消失了。”[2]（13）何以此况？是我们对自己文化的无知、背弃与不自信，是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娱乐方式“在电视等主流媒体的狂轰烂炸下”[2]（14）所引发的“巨大改变”所然。

幸得“非遗”保护春雷传来，国家和社会需要一批熟知传统文化的学者参与“非遗”保护事业，将“保护”的理念普播于众。时代召唤，田青将传统文化与“非遗”理念相结合，进行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多种努力：如何认知“非遗”概念？如何操作将其通俗化地普及开来？如何面对现代化接续传统？如何增强国民的文化自觉与自信？……面对这般来自社会与大众的诘问，他利用展演开幕式、答记者问、会议、采访等场合，诠释旨要，语出惊人，常常是“100 个例子正等着你”。基于学者、官员的“双重”身份，社会实践与学术思考的交汇融通，其学术观点在业内颇受瞩目。例如，如何对待“三寸金莲”，他将其与西方的“勒腰”与现代耳环时尚相联系，给予新的评价；他在赴日开展“融冰之旅”的演出时，担任节目解说，将古琴艺术置入历史文化的高度予以宣讲，凭添了国事演出的圆满性；对于“遗产”发展问题，关乎仅存的“国乐成分”，他常以两百个剧种为例，设想绝大多剧种反映当代生活，“只留下一个昆曲来反映我们祖先的生活”！[2]（104）如此的“哀求”与呼吁，振聋发聩，令人起敬；他看到巴黎建筑群的浪漫，追忆起江南小桥流水与北京四合院古建；想到日韩追求现代化反省民族文化意识，感怀国人对文化自觉的缺失与陕北剪纸娘子自身技艺的不自信……他说“如果能通过我们的绵薄之力，把一个已经边缘化的、被人们遗忘的、古老的祖先留下的文化推到主流中来，让年轻人认识，并逐渐产生感情来传承它，并在此过程中让普普通通的农民、牧民们改变自己的生活，比自己写一篇‘科学’的文章更有意义。”[2]（102）凡此例证，文而化之，字字珠玑，彰显着田氏“非遗”理念的频频闪光。

一方学域的焕然发展，需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杨荫浏与田青，两代学人，前赴后继，筚路蓝缕。这里，田青以宗教哲文体悟，接通“非遗”领域，理论与实践并行，所思所悟，多精凿之见，不仅“借势”将“非遗”理念广播于众，还对国乐前途在新时代的发展予以一定探索与论道。从现今全国“非遗”所取得的成就上看，他付出了自己的努力，无疑是成功的。《我的反省与思考》正是在实践基础上汇集的成果，凝聚了其多年的心血、汗水。其思其行，彰显着一位文化学者的社会责任。

三

众所周知，自2001年昆曲被列入世界首批“非遗”代表作项目以来，历经十余年发展，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焕然一新，硕果累累。2004 年，中国正式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积极开展并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作为一项世界性文化保护的重大举措，作为纲领性文件，其政策性的指导推动，尤显必要。借世界“非遗”东风，我国逐步完善了创承机制，明确提出了“非遗”指导方针与保护原则，逐步建立国家、省、市、县与传承人考核制度。《非遗法》与相关条例的出台，标志着其正式进入依法保护与深入发展的新阶段。全国首次“非遗”普查的实施，意在点清“家产”，“音、图、文、物”声情并茂。先后公布的几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与代表性传承人，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文化遗产日的设立，渐成“遗产资源”开发态势。理论反哺实践，国内外学术论坛、会议的多次举办，从概论到普查规范，系列丛书至大型图典的陆续问世，均彰显出“非遗”在整体性、系统性方面取得的可喜成就。

目前，“非遗”理念已被社会熟知并接受，其理论与概念，作为传统文化的构件，已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对此，田青概括为“起步晚，速度快，成绩大。”[2]（317）“非遗”领域的累累硕果，无不浸透着诸如先生这般学者的心智。作为国家“非遗智库”的一份子，他从多方面体现着一位学者的文化担当。伴随着现代化进程，“文化自觉”深入人心。“非遗”初行之时，为申明内涵与特质，有效传播“非遗”保护理念，有必要对传统文化予以梳理、正名。故此，他撰写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议》，站在“非遗”保护理论的新高度对其定义、范畴予以新释，借助“精华与糟粕”“先进与落后”“‘迷信’与文化”三维剖析，以此昭示社会在“非遗”保护中，在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则下，从国家的高度，维护文化多样性与国家主权的制高点，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热潮中，留住民族之根。基于上述认识，其《保护与发展》一文从遗产承载根基、文化同质现象、文化发展规律的角度，对“遗产不能发展”的问题做了深刻探析。关于文化自觉，他通过日本、韩国和我国一些民族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进行比较，提出了“文化自觉”是“保护‘文化多样性’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提条件”，[2]（68）其不会自主生发，常常是在“灾难或巨大的民族危机发生之后的一种深刻甚至痛苦的反思”，[2]（68）是弱势文化自我保护的一种反映，需经“知情”“定位”“包容”三阶段，才能达到“自觉”的高级目标。此外，《传统节日的现代意义》《民歌与“民族唱法”》《佛教文化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韩携手，共同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韩国“江陵端午祭”申遗谈起》《流布与融合——中国大运河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唤醒文化自觉与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契机》《古琴的人文精神》《找回祖先的声音》等文章，以具体案例进一步展示了其“非遗”理论的精神内涵，将原生态话语权、宗教文化融入“非遗”理念以彰显价值。近年来，艺术批评不断加强，对艺术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批评以理性判断为主，是“百家争鸣”之于艺术活动的体现。该书有多篇“书序”，田青作为业内学养深厚、德高望重者，授序或借人言事，或以事映人，既是对作品深刻的个人体悟，也是对主体人辛勤耕耘的莫大鼓励。因此，他为同仁欣然作序，将“他者”和本领域的种种实践与钦佩跃然纸上，如他所言“文章千古事，善哉一点心”一样，[2]（264）流露着人生的豁达与传统的价值观。

在现代中国，媒介作为人文理念的重要传播途径，促进了社会信息共享。其中，“央视”具有集权威性、大众性、导向性和娱乐性于一身的优势，群众基础良好。“青歌赛”作为一项国家级权威赛事，将“直播”与“点评”迅速流通全国，影响广泛。田青借此将中国声乐艺术中的“原生态唱法”搬上荧屏，打破了美声、民族、通俗唱法“三足鼎立”的势态，为我国“非遗”保护理论与实践的传播赢得了广泛的平台效应。令人难忘的是，第十一届青歌赛上，以李怀福、李怀秀为代表的“原生态”唱法，因别于“学院派”而引发热议。在这场“热议”中，他为李家姐弟的据理力争，实则借“原生态”之势，传播尚处“模糊”之态的“非遗”理念，他那“20 世纪整个音乐界迷信‘科学’”唱法的警句，[4]使倡导文化多样性的努力与“非遗”理念，得以公布于众。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自古以来，各民族的音声唱技多有相应体系，“唱法”和而不同。当“原声态”歌声响彻青歌赛擂台，带给人们异样的新鲜，备受青睐。二十世纪“科学”凌驾于真理之上，成为“西方”的代名词，一味学习西方、追求现代化，成为“脱贫脱弱”的“根本”目标。田青认为“科学主义是给艺术带来单一化、规范化和抹杀个性的思想基础。”[2]（45）在科学与艺术的二维之辨中，强调两者相悖关系，认为艺术上追求的标准是多样性与个性，主张“对艺术自身规律的复归”[2]（46）并常伴有佛学哲思。他提倡向民间学习，同时借鉴其他民族文化，走多元化道路。民间文化生动鲜活，既是源泉亦是资源。历史上的雅乐、文人词与俗曲，在僵化、单一后，“低头”将触手伸向民间，注入新鲜血液。他时常把通俗、美声与民族唱法的特点形象比喻为“风”“雅”“颂”，而原生态之所以广受欢迎，在于“不屑假”，不倡“千人一面”与赞歌，惟唱真情。现实生活中关乎“科学与艺术”和“千人一面”的问题，人所共知，但尚未明析深辨。田青借“原生态”话语予以充分争鸣，其社会的与艺术的价值逐渐凸现。此番争鸣与申辩，对中国“非遗”保护从实践到理论的架构与普及，借题发挥，音乐界执牛耳也。中华民族善于向他者学习。奔向现代化，我们不能数典忘祖。古琴剧场化，忘却了其“清微淡远”的特质；利用西洋和声创中国作品，忽略了中国人线性思维的审美需求。艺术应遵循自身的内在发展规律。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应不完全是西式的，要根据自己历史文化的传统与初始条件来形成。其中包括如何利用我们的传统资源，如何走出一条新的与传统相结合的具有生态价值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该书“中编”关乎佛教音乐的10 篇文章，亦与“非遗”关系密切。纵观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驾马车构筑其基本体系，俨然一部实实在在的宗教文化史。佛教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构成，“非遗”中占有较大比重。既包括“佛教制度、仪轨、艺术等精英文化，也包括广大基层信众日常生活习俗、节庆仪式、传统技艺等民间文化在内的完整而鲜活的文化体系”。[2]（54）二者有机统一，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信仰追求、文化艺术及生活习俗等方面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51）佛教文化素来褒贬不一，尤其“文革”期间全盘踏倒，颇遭冷遇。但在“文化多样性”理念的倡导下，其作为传统音乐的文化精神内涵逐渐明晰，近年来颇受中国音乐学界关注。只有将包括“佛教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各种优秀传统宗教文化都保护起来，我们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才是全面、完整和准确的。”[2]（54）随着“非遗”实践的深入开展，以佛教音乐为代表的整个宗教艺术研究必从“非主流”转入“主流”。而他的10 篇力作，谈的正是“禅与乐”“乐与魂”的问题，就此，他从历史与现实、实践到未来的维度做了系统诠释。“凡音乐有一现象，作者必引乐入禅”，[4]“凡禅宗有一学案，必援禅证乐”。[4]魂兮归来，禅即中国传统音乐之魂。故该编作为先生从事“非遗”事业的铺垫性成果，实具一定先见性。诚也，以宗教音乐文化为学术根基，给予“非遗”与“批评”二域崭新之思考，“三榜定案”方能彰显该集的宽阔与厚重。总之，该集将作者多年前的学术思想集于大成，勾勒出了传统文化保护的宏大实践构想。现今，“非遗”立学科，扬“显学”，田青先生这部文集实具“非遗”理论的导向与研究价值。

总之，田青先生的反省与思考，凝聚着深厚的社会实践，彰显着一位音乐学家的拳拳社会之责，透显着其“非遗”理念普及于世的传播轨迹与国乐前途的深刻学术思考。从学途初年之于“犯错”的自省，至佛教哲思所倡“止止不须说”的妙法难思，再跨到“时时勤拂拭”的“非遗”实践，每每令后学感受到前辈学人的躬行与敬业，并引发些许思考与拙识。一人一域，一书亦情。践行“非遗”保护，彰显民族情怀。亦使读者在《我的反省与思考》中品味到一位音乐学人于传统文化领域的大智若愚与力挽狂澜，以及勇于探索的学术担当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