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东亚音乐交流的历史踪迹
——评赵维平《中国与东亚音乐的历史研究》

薛睿，王安潮

中国古代音乐对东亚诸国影响的研究是“中国音乐外传影响”研究中成果最为丰富的领域之一。在近百年的研究历程中，林谦三、岸边成雄、田边尚雄、钱仁康、冯文慈、陈应时、张前、赵维平等，已有了较多的相关研究，涉及到音乐间的相互流动、演变及其历史轨迹、音乐形态的探索，从乐谱、乐器、乐调、乐曲再到音乐制度、乐人、音乐体裁。这其中，赵维平、周耘等以其长期留学日本的优势而在新史料开掘基础上又引入新视角、新方法，由此而进行了新颖的论证与思辨，让人们认识到东亚音乐间独特的音乐手法、传承方式和审美旨趣，这些对音乐流动、文化变迁研究有了新拓展。在上述研究背景中，上海音乐学院赵维平教授的专著《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及主编系列《中日音乐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成果，因其所占有的学术资源及长期持续研究①，因而在学界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他站在“文化触变”的视角来考察中日音乐文化的流动，使其研究展现出与之前学者不一样的方法与观念②。赵维平在“东流日本”研究专题之后，又考察了朝鲜、韩国、越南等东亚诸国的音乐史及其与中国古代音乐发展间的关系③，在其主持的“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系列国际学术会议上，他不断阐发新论并引发新探索，著作《中国与东亚音乐的历史研究》(以下简称《东亚乐史》)就是赵维平多年来探索东亚音乐流动踪迹、钩沉历史发展的成果之一。他的研究与之前的同类研究不同，他在给笔者的来信中提到，“《东亚乐史》在研究中国与东亚诸国的历史中有一些新的提法，涉及中国音乐史研究方面，在断代历史的方式不同于诸家。其中，内教坊的研究有鲜明的观点。在日本、韩国、越南的研究方面，是其他诸家没写过的。日本方面如催马乐、戏剧音乐等，都是新研究。在论述中国与东亚世界关系的理论上，也是新的探索。”由此看来，赵维平的这一新著凸显了东亚诸国的音乐历史发展，尤其集中地针对中国古代音乐最为繁兴的唐代，进而客观全面地阐述东亚音乐的历史形成与中国音乐的关系。作者在史料挖掘、视角扩展上有新的推进，借助其长期留学的语言优势，并利用其在东亚音乐交流中不断获得的新材料④，从而展现出中国与东亚间的音乐历史流动。该著作整体划分为六章：“中国的音乐及其历史的传承”“唐宫廷乐的内容及对外来乐的接受与消化”“古代日本对中国唐乐的接受与变迁”“朝鲜音乐的历史及与中国的关系”“越南与中国音乐的关系”“历史上的中国与东亚诸国音乐关系”。前两章是对中国音乐史的辨析，其中有些视角和论证与既往成果有很所不同，有些则依据东亚音乐考察后而对中国音乐产生的新扩展；后三章分别对日本、韩国、越南等国本土音乐与接受外来音乐进行考辨，部分涉及到它们与中国音乐间的交融触变，按历史次序而分别从乐人、乐器、体裁、制度等角度进行了阐论。第六章是对前几章内容进行总结与延展，具有全书结语的之效，有些观点又有全书的点睛之妙。统而观之，该书内容丰富，条理清晰，分类明确，深入浅出，是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的新拓展，展现了中外音乐交流史研究中的新视角、新观点、新方法。

一、独特的视角

东亚音乐在古代发展中具有其特殊的流动方向，其“由西向东”是其主要方向。其独特的个性特点表现在总体上，是东亚诸国对来自中国和西域音乐的接纳与受容⑤，这些成果是赵维平既往著述的观点，也是《东亚乐史》阐释视角的独特所在。作为古代强势文化的中国盛唐，它对东亚诸国的影响使他们的关系紧密相连而又因各自的个性而形成纷繁复杂的多重样态。在《东亚乐史》中，以分而论之的形式，试图阐释古代中国在每个朝代与东亚诸国交流而发生的多种情况及产生的关系。赵维平在东亚诸国史料搜集分析上有其优势，使其可以中国古代音乐史为圆心，而将历史流动的视角逐步扩展到日本及东亚诸国，这样的角度也使其理论很有完整性，与作者多年以来坚持的史料考察及其相关研究经历是分不开的，他在东亚音乐研究中从整体性出发，以多维视角，从历史到传统而逐步深层次、多领域地展开其研究⑥。

微观地分析其研究视角，他首先从中国的本体音乐及其历史传承而展开《东亚乐史》一书的研究，作者从中国早期的乐器、鼓乐及古琴谱、音乐制度与乐人、音乐体裁而逐一考证。他站在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交流的视角而纵横向地开展其研究，在对汉代以前的中国乐器，如：河南舞阳贾湖骨笛、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石磬、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埙等，赵文认为，它们没有受到中亚、西域外来文化的冲击，所以名之曰“中国固有的乐器”；在乐谱方面，他选择了代表性的《礼记》投壶篇中记载的鼓乐谱与见存于日本的古琴谱《碣石调·幽兰》为对象；在早期的音乐教育上，他分析了周朝出现的教育，试图做体系化整合，周礼的音乐机构与乐人体制一直影响到秦汉的太常、太常寺下属的太乐署与鼓吹署，它们是以不同职能的礼仪乐为主要任务而存在于宫廷音乐机构，这是中国固有文化的一种体现，直到唐朝才一改中国音乐官方制度的现状。在西周时期出现的中国固有的音乐体裁上，他认为比较典型的有雅乐及形成的登歌、雅乐器等，而且都随时代的发展不断地被吸收、变化。

从汉至隋唐的一千年间，是中国文化全面走向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大融合的国际化时期之一，在《东亚乐史》看来，这一时期是中国固有文化走向国际化时期的一个分水岭。张骞的西行开启了后来的丝绸之路，使得在西汉至盛唐的千年时间内，中国源源不断地融入了以波斯和印度为主的西域文化，大量外来的乐器、乐律、音乐体裁及乐人与中国固有的文化形成了对峙、交融、吸收、消化等历史变迁。在胡乐器中传过程中，琵琶、筚篥来到中原后，还开启了琵琶、筚篥等乐器谱的新篇，随后促进了我国筝谱、笙谱的相继出现。活跃于南北朝至隋唐的胡乐器，箜篌、羯鼓等，都对中国音乐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胡俗乐的结合并形成新俗乐又是唐朝音乐文化的一个新亮点。丝绸之路的开凿，对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加之从波斯、印度引进的外来文化，很好地强化发展了中国自身文化，直至唐代形成了文化艺术的高峰。

作者在阐述唐乐自身的发展及演变时，主要从唐宫廷音乐的内容及对外来乐的接受与消化为视角。两晋以来胡乐人逐渐来朝受到了宫廷的极大欢迎，引进了大量的外来音乐，他们与中国固有的音乐文化交织、冲突，构成了雅、胡、俗乐的对峙，这是隋末唐初十分明显的特征，十部伎、坐立二部伎及太常四部乐制度的形成等，是唐代音乐文化的高潮之一，在音乐制度下产生的乐人，胡乐人与宫廷音声人与宫廷乐之间，相互影响、不断发展。

以盛唐文化作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相对重要的观察点，赵文以历史渐变发展的视角，对其中所形成的隋七部伎、九部伎及初唐十部伎等，藉此而展现了初唐的高度集权，雅、俗、胡的全面融合，更是直接影响着坐立部伎及太常四部乐的音乐体制及音乐性质。赵维平站在盛唐文化管理机构的视角，着意分析了内教坊与梨园的历史成就，他认为，北魏内教坊属于俗乐机构，活动的核心主要为散乐、杂技、俳优等；而梨园则是宫廷乐中的精华，胡俗乐的兼容，这些都是之前鲜见的独特视角。

在阐述日本对中国唐乐的接受与变迁方面，作者主要从其掌握的日本文献入手，正仓院的乐器是历史遗存的重要音乐史料证据之表现，而潜流于内的是它们对中国音乐史的传承，这些脉络的辨析是基于乐器形态分析的视角。作者依据其独特观察视角，在乐器图像资料的选取上，多采用新资料的开发方式，还采用了大量图片，以图文并茂的方法使读者更易于认识留存并东传日本的中国古代乐器资料，这些视角是作者长期历史考察所得。

在研究古代日本与中国唐乐的交流中，书中主要就盛唐文化对东亚诸国产生的辐射和影响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其中，对日本直接而有组织地接受来自盛唐时期的文化，与遣唐使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如此才使得大量中国文化传入日本。日本奈良正仓院18种75件乐器，便是其著的有力见证。其次，日本的音乐制度及其乐人在当时的音乐文化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成立与演进、乐人的组成与变迁和中国之间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日本最初成立的机构——雅乐寮，它在9世纪以来日本宫廷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内教坊，是与中国同名机构之间有着直接联系的历史见证。

对于朝鲜音乐的历史及与中国的关系，赵文认为，朝鲜是东亚最早接受中国音乐并形成自己历史的国家，以历史的变迁而研究中国音乐文化传入朝鲜后的影响，其实践是深入交融与吸收的表现形态，从音乐制度、乐人、乐器的存在情况来分析高丽时期的唐乐、乡乐、雅乐的形成，进而论及唐乐、雅乐、乡乐的格局变化。在分析的视角上，书中都先以介绍唐传音乐的固有情况为切入点，之后再将传入朝鲜后的流变情况进行阐述。

在东亚诸国的关系总体认识上，赵文提出了将诸国接受中国音乐文化的方式做进一步思考。他认为，中国是一个自我完善的国度，日本是以自我文化视角来解释外来艺术的国度，朝鲜与越南则是对中国的文化全盘接受。综上来看，《东亚乐史》站在文化历史变迁的视角，辨析中国与东亚诸国的关系，呈示了丰富多彩的东亚音乐历史特点。

二、丰富的史料

《东亚乐史》一书的史料是它给予读者的又一突出印象，除了既往研究中涉及的史料外，他还注重新史料的挖掘、资料的遴选及其诠释，这些成为其史料运用的亮点之一，也展现出赵维平在长期的专题史料积累及其运用上的手法特点。书中运用图像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方法：搜集了大量典籍文献、考古史料、历史壁画等，典籍中有官撰书、古代文学资料、随笔等，它们多是较新的史料；在实物和图像资料上，书中选取了历史绘画、浮雕、出土文物及古谱，凡是与本课题相关的史料，均被列入其考察范畴。

对于史料的准确辨析，既是赵维平史料研究的特色，也是其史观成熟的表现。《东亚乐史》的书中有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多国音乐文献，著作的总数多达到一百余部，尤其是中国与日本方面的资料最为详实，这些史料的获取本身就是一大课题，再对其进行甄选并恰到运用，则更可见赵先生研究中全局性的史料观。

以定量分析来看，书中所引的中国音乐史料文献多来自中华书局、古籍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等学术型出版社，如《晋书·乐志》《汉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通典》等是选自中华书局、古籍出版社，《教坊记》《乐府杂录》等是选自中国戏剧出版社。这些文献在时期跨度上涵盖了从春秋战国至明清的古代文献范畴。对于其中音乐史料记载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书中将史料相互佐证、相互对比，从而发现各条史料的真伪或价值，为其史论提供客观、公正的保障。

如唐的宫廷乐人中的音声人的记载，第二章中列举有五处：一是《新唐书》卷四十八中的百官三；二是《唐会要》卷三十三中的散乐条；三是《新唐书·礼乐志》卷二十二；四是《通典》卷一百四十六中的清乐；五是《唐会要》卷三十四。这些文献中的记载，一是展现了赵维平在官方典籍上的熟谙，在展现其史料丰富的同时，也展现出相互佐证的史料例证的优势所在。这些多重音乐论证方法的体现，从中可见他在中国古代音乐史方面所据史料的丰富。

这种史料观也表现在东亚诸国的音乐史料方面，如：在论述越南与中国的音乐关系中，对于女乐文献记载的罗列就有四处：《大南会典事例》礼部，卷七十中的记载：“慈寿宫侍膳女乐排列登歌”；《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一百八十六中的记载：“帝亲旨慈寿宫侍膳女乐登歌”；以及《大南实录》《明史》礼部等处。上述史料的集中运用，使读者对其所要调研的越南音乐史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

在日本音乐史料方面，作者主要通过在日求学期间的搜集，史料也多是国内学者鲜见之类，史料的引用及其诠释常会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这些史料包含着音乐和文化的多侧面，他又以其特有的史料真伪辨别能力而凸显其研究的深入，展现其史料求新上的特点。

在乐器部分，书中还以大量的图文史料，尤其是乐器图像等，相互佐证。如现留存于日本的中国古代东传的乐器，像螺钿箜篌、17管竹笙等都是较为少见的史料。在越南宫廷音乐部分的史料，也是作者进行实地考察调研所得到的成果。尤其对阮朝时期传承越南宫廷乐的长老及演奏者们进行了录音、录像、采访，获得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丰富的史料积累可以看出作者在史料选取上的手法，也为《东亚乐史》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材料基础，也成为了该著的优势和研究特点表现之一。不仅为中国与东亚音乐交流的考辩提供了丰富的证据，也为之后学者研究东亚诸国与中国的音乐提供了史料，奠定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史料的开掘，甄选的专业化，从而使得多样丰富的史料成为论题的特色，也开拓发展了前人的同类研究，凸显了研究者的学术优势与论题特色。

三、思辨性论证

富有思辨的论证是《东亚乐史》一书给人的又一突出的印象，也展现出赵维平的研究特点及其学术价值。从宏观逻辑上来看，他构建了以中国为主进而衍及东亚诸国的理论框架，论题看似宽大而难以聚拢，实则是有中心，有延展，收放有度，有理有据，展现了古代音乐史发展中，中国与朝鲜、日本、越南各自的发展轨迹及其相互关系。在中国乐史研究方面，《东亚乐史》以其特有的音乐为基础，由此而融入西域传入的音乐，以及再传朝、日、越诸国的流动，藉此设计了其著的框架。注重诸国间音乐发展的关系，使《东亚乐史》的论证体现出思辨性的特色。

在主体构架上，《东亚乐史》以微观辨析而展开，它以中国音乐本源为研究的主线，循着这些音乐的传向，而将研究延展至东亚，将中、日、朝、越四国进行了二重论证地展开，展现其实证性的行文风格，也展现出赵文对于东亚音乐的因交流而产生的逻辑关系。文中的思辨从中国与东亚诸国的诸多表现载体上而展开，如乐器、雅乐、乐制、音乐体裁等，赵维平运用他的“文化触变”的研究观念而逐层辨析上述音乐种类。

赵维平从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东传、中国与东亚诸国的音乐交流、融合等方面展开其微观考察的思路。如在第三章，赵维平从日本正仓院共藏有的18种75件完整乐器开篇，对乐器展开溯源，从而认为其中的大部分乐器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日本的。同时，他也认为有些是经由朝鲜而传入日本的朝鲜乐器，如新罗琴，赵文就认为它并非中国传入的乐器；而有些是日本固有的乐器，如和琴等。在中国音乐的本原性方面，赵文认为，它们在自身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大量接受了来自丝绸之路上的外来音乐，经消化、融合形成了隋唐音乐。《东亚乐史》认为，音乐文化在东传日本的同时，也在中国成就了一条自身发展的轨迹。在中国除古琴是因其特殊的文化而自我发展外，其他乐器绝大部分都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从明清以来，特别是近现代变得尤为显著，它们在不断地为适应时代的需求而谋求创新。从乐器的形制到演奏方式，古琴远离了其本来的面貌，音乐的属性，审美趣味也就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从乐器在日本的传承而来观其发展，如琵琶、筝、笙、横笛等在日本雅乐化的发展，它们几乎与正仓院乐器保持一致，绝大部分乐器的形制、演奏方式传承至今。有些乐器在接受中国音乐的当时便发生了变化，有的是演进，如演奏速度，也随着时代而发生渐变。由此，《东亚乐史》认为，无论在何种文化背景之下，传统总是在变化中不断成长。如果以正仓院的唐代乐器为源点来考察中日两国对传统文化的接受态度，书中以此而推论，它们会在两国之间的发展方式、表演手法上有所不同，其最终结果也在两者间发生了变化，但就中国来说，是在其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将本国固有文化进行改变，以适应每个时代的需求；而日本则是在力求保存传统文化的前提下而发生微妙地变化，其本质是力求维护传统文化，而非仅从乐器本身考虑，因此，不同文化环境而使传承产生了差异。这些思辨性推理、论证将史实与哲理性逻辑辨析相结合，意在展现掩藏于内的中日音乐关系的微观特点。

书中的思辨也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保护有所参考。在第五章越南与中国音乐的关系部分，作者对越南宫廷音乐部分的诠释是基于他实地考察调研而得出的结论，历史与传统相结合，历史中的音乐发展至今天。如文中所写：近现代以来越南的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1986年定了经济的新政策，经济发展已成为越南举国上下不可阻挡的潮流。在这种形势下，过去保存下来的宫廷乐为顺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将其作为旅游、观光的文化产品。这在展现宫廷音乐走向民间的过程中，也展现音乐自身的不断嬗变，这是基于历史的发展规律与现代文化语境的内外关系而产生传承现状。笔者也在调研顺化苏联式建筑中的高级宾馆中有类似的印象，其也见到了越南传统音乐运用，它们在旅游者们在尽情地享受和体验中而得以展现其历史音韵，从中所见的越南传统音乐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演变，一些顺化长老乐人们在被邀请参与旅游、商演之中，展现其音乐特点和历史价值。这其中，包括雅乐在内的越南传统音乐也在旅游演出中远离宫廷乐固有的仪式化内容，这是传统音乐、宫廷音乐的民间化、市场化的新动向。赵维平在历史与传统关系的辨析中，以其思辨给今天的古典音乐传承发展提供了多种借鉴之法。

《东亚乐史》的思辨之法能让读者深深地了解其思辨之法及其思考背后的理论支撑和技术特点，它们对于中国古代的音乐文化与东亚诸国的音乐文化互动学习、研究，有其特有的价值。在赵维平思辨法推演论述中，或将触发人们对本民族固有传统音乐文化进行新发展的思考。各民族固有的音乐文化是本民族人民智慧的历史积淀与结晶，也是各民族地区融汇多元历史因素之产物。其灿烂辉煌的历史音乐文化让我们见识了各自历史文化的优秀特色，它们在相互交融中不断发展，其文化自身的历史感及其在当下的存续状态，是我们今天的文化认同及发展的着力点所在，这些思辨性论证是赵维平在历史研究中给予读者的重要启发。

结 语

《东亚乐史》一书是赵维平依据他在东亚音乐史研究领域独特优势，及其相应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而获得的成果之一，它将中国与东亚诸国音乐史及其关系做了整体化的构建与思辨。它所扩展的新的研究视角是基于他近二十多年来对中国丝绸之路以及东亚诸国进行的实地考察所收集的史料基础，伴随着他的大量相关研究成果而产生的开拓性探索。书中的史料及其反映出作者的史观，一是作者采用大量自己调研的东亚诸国的音乐史料，二是将典籍资料与图像、乐谱资料相结合而做二重论证，史料的选用注意了考古资料、出土文献、历史壁画等资料的遴选，其中的官撰书、古文学书、随笔等都可见研究者的学术优势，书中所拥有的古代绘画、浮雕等出土文物以及古谱、古乐器等音乐本体史料，则体现出作者的新发掘之功。此外，他还能眷顾相关的文史资料，为研究中国与东亚诸国音乐在历史变迁踪迹中的复杂性提供基础。作者在研究创作中的严谨思辨、科学方法，也将对同类研究有借鉴价值。

《东亚乐史》在音乐流变研究中所透露出的传承之法，也具有启发之用。其中探讨的中国固有的音乐文化及其与日本、朝鲜、越南的音乐文化融汇与演变，对古代西域传至中原的波斯、印度音乐文化，它们又传向了日本、朝鲜、越南，该书针对东亚音乐文化的这一历史流动进行了专题研究。著作在探源与溯流上的思路清晰，如时间上的始于原始社会终于清末民初，为读者展现了纵向的历史变迁和横向的交融演变的发展脉络。该书从乐之源的器乐而开启史论，进而述及音乐发展，历史的展开流畅自然。加之该书在论述中又融入描述，如在对器乐、乐人、乐曲等方面，还增加了较为丰富的、有趣的史料，在使史论变得易懂而更为普通读者能清晰明辨外，还增强了学术著作的可读性、新颖感。

赵维平先生的学术经历使其历史研究中融入了民族音乐学的方法，他于1985年考察西安、敦煌、新疆地区丝绸之路的音乐，由于撰写出的论文获奖，从而产生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兴趣。他在1988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中国音乐史专业后，于翌年获日本文部省奖学金而赴日攻读音乐学的硕士、博士学位。在攻读学位期间，他多次走访奈良正仓院、上野日本研究所、京都人文科研所等地，收集了大量的东亚音乐资料，他还于1995—1996年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曾两度赴越南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尤其对元朝时期传承的越南宫廷乐的长老演奏者们进行了录音、录像、采访等，收集了珍贵的一手资料。这种不懈地搜集音乐史料的史学精神，使其于2006年再度西行，对敦煌、吐鲁番、乌鲁木齐、库车、喀什、且末等地作了较为全面的调查，对千年前的历史故地有了更为深刻的感性和理性认识。正是由于近二十多年时间里的深入实地考察，使得赵维平在中国丝绸之路以及东亚诸国的音乐史料上收集了大量资料，不断获取的新史料促使其再行思辨，虽然《东亚乐史》还略显初研式的提纲挈领之粗线条轮廓之感，但已为学界呈现了新颖而斑斓的东亚音乐史纵深发展的博论。我们期待着赵先生在继后的研究中再发新论，丰富东亚乐史的新视界。

① 赵维平：《中国及亚洲音乐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角——日本的音乐资料及其研究成果》，《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② 王安潮：《考镜源流 辨章学术——评赵维平〈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③ 赵维平：《朝鲜李朝时期雅乐的历史变迁》，《音乐研究》2015年第4期。

④ 赵维平：《唐代音乐研究的新展开》，《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⑤ 赵维平：《从中越音乐的比较看越南宫廷音乐初期史的形成》，《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从女乐和踏歌的音乐样式变衍看古代日本对中国音乐的接纳方法》，《天津音乐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2004年第1期；《古代日本是如何接受中国音乐的——以中日两国内教坊及乐人为例》，《人民音乐》2014年5月；《朝鲜李朝时期雅乐的历史变迁》，《音乐研究》2015年第5期。

⑥ 赵维平：《第十二届中日音乐比较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