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人类学摭论

2020-12-14 13:59徐俊六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0年3期

徐俊六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云南昆明 650500）

人类学自诞生起，其随带的光环就是文化研究和科学理性，人类学的这一特性使得人类学学科出现后，就不断与其他学科产生共融，嗣后出现诸如文化人类学、历史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等新型交叉学科，人类学为众多学科注入新鲜血液，成为引领学科发展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强大驱动力。“人类学是知识全球化进程的伴生物；反过来看，人类学的发生和发展也积极促进了知识全球化的进程。”[1]（4）在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影响下，地方性知识和个体性经验逐渐被写入中国文学作品中，寻根文学、地域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历史叙事文学、民间文学等得到快速发展，文化性、地域性、民族性、历史性和民间性得到张扬，众多文学作品中书写历史的、人物的、民族的、宗教的、民俗的、艺术的内容不断被人类学学者所关注。从20 世纪80 年代始，中国文艺理论界和文学批评界对文学与人类学之间的渊源、差异性、共通性、相互转向，以及文学与人类学的学科交融构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经过40 年的建设与发展，文学与人类学相互转向、交融的现象已被建构成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即中国文学人类学。文学人类学是一个有别于传统学科的新型研究范式，这是学界达成的共识，至于文学人类学能否像其他人类学分支学科一样成为一个新的独立学科，这在学界还存在诸多争议，本文在此不做置评。

一、审美情感与田野实证：文学与人类学的属性差异

学科是被定义的，从狭义上讲，一门学科的出现是人类社会事象中某类对象形成一定聚集体后，被学界人为划出范围而界定出来的研究分类。学科具有独立的知识结构体系、确定的研究对象、系统的研究方法和明晰的指向功能，学科一旦被确认，就会有相应的研究旨趣和学术构架。从学科属性看，文学与人类学分属不同的学科体系，文学是人文科学，人类学是社会科学，且人类学是在西方科学理性和实证研究基础上诞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文学侧重人类情感注入后的审美体验和审美再现；而人类学追求的是关于人类的一切，包括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及其所创造的所有内容。文学是作家的心在衡量世界，用心感悟时间和空间，情感认知和审美感受是其基本特征；人类学是人类学家的脚在丈量大地，用笔去记录世间的人事、见闻，田野观察和理性求证是其基本特征。

从起源看，文学诞生于神话和神话艺术。中国上古神话是中国文学的滥觞，古希腊罗马神话是西方文学的发轫。神话是远古时期人类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条件下，凭借以己度物的方式，采用抽象思维、类比思维对自然、社会的认知和理解，是原初先民对自身和世界的一种朴素认识。任何神话均是人类付诸强烈情感的审美想象体，它不以实在为前提，而以某种现象为空间想象原点，通过无限的思维加以构建和铸造，使其成为合理阐释自然和社会现象的佐证。神话追求的是超人类、超自然的话语体系，只有凌驾于人类和自然的超实在物才能控制自然和社会，寻找神祇的存在是神话想要达到的目的，神话是早期人类生存经验的非常规呈现。《诗经》《楚辞》中有众多中国神话的继承与发展，它们是中国神话不断演化的直接的文学作品。中国神话主要出现在先秦，随着社会的发展，神话在秦以后大多历史化、传说化，散见于各类史书和其他文本中。中国文学从神话到嗣后出现的赋、诗、词、唐传奇、小说、戏曲、杂剧、散文等，从属性上看，具有一脉相承的特征，无论哪一种文学体裁，都是文人墨客抒发情感、表达志向、构设意境的审美之作，都是讲述“人情世故”的一种方式和手段。陆机《文赋》载：“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2]（66）文以情生、情因物感，是文学创作的起点。西方文学起源于古希腊神话，后来的《荷马史诗》也是在讲神话故事。古希腊神话主要由嗣后的史诗、戏剧继承，如《伊利亚特》《奥德赛》等，其中的神话故事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等，是西方文学艺术的源泉，后来出现的现实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表现主义文学等都曾受到象征隐喻的神话模式的巨大影响。文学，无论是中国文学还是西方文学，无论是古代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均是以讲故事的方式不断传播，而故事是以情感为依托，用夸张、比喻、象征、借代甚至扭曲、变异等文学手法形塑各种形象，从而创作出各种情状的意境和意象，以表达人们对世界的不同认知，解释人与世界的各种关系。

人类学肇始于19 世纪60 年代的西方社会，在爱德华·泰勒（E.B.Tylor）、博厄斯（F.Boas）、摩尔根（L.H.Morgan）、斯宾塞（H.Spencer）等人的亲身实践和大力倡导下逐渐形成，以1863 年英国伦敦创立的人类学学会为标志。人类学的创立，贡献最大的应为泰勒，泰勒被称为人类学的奠基人和英国文化人类学之父。19 世纪中后期的欧洲社会，现代主义思潮迭起，科学理性至上，实证研究成为当时社会的潮流，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萌生的。可以说，从人类学诞生起，科学理性和实证研究就伴随人类学的发展和演化，并始终成为人类学学科的鲜明特色。走出书斋，到田野特别是域外世界探寻、收集和整理研究对象的原始材料，把收集到的资料带回书斋，科学理性地小心求证，这逐渐成为人类学学科的基本研究范式。高丙中在《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总序》中这样描述道，“学术并非都是绷着脸讲大道理，研究也不限于泡图书馆。有这样一种学术研究，研究者对一个地方、一群人感兴趣，怀着浪漫的想象跑到那里生活，在与人亲密接触的过程中获得他们生活的故事，最后又回到自己原先的日常生活，开始有条有理地叙述那里的所见所闻”[3]（1）。这就是人类学独有的民族志研究。西方学界是人类学研究的主要高地，但中国人类学学者从西方人类学家那里学习到社会调查与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同样产生了可以与西方比肩的经典人类学著作，如，费孝通1935～1938 年间通过对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的调查，写出了具有中国本土化典范的人类学著作《江村经济》；林耀华于20 世纪30 年代分别对中国福建闽江边的黄村农人家庭、福建福州南台岛的义序村庄、四川凉山地区的夷家进行了长期的实地考察，依据搜集整理的资料，以家族为中心，进行了人类学研究，并写出了中国人类学的杰出代表作《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义序的宗族研究》和《凉山夷家》；当代人类学家庄孔韶在林耀华《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的引领下，1986～1989 年5 次踏访《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一书中的黄村，并访谈了黄村东林家族后裔400 多人，写出了《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的续本《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人类学从田野中走来，用科学理论武装后又重新走向田野，是典型的理论指导实践和实践丰富理论的一门学科，与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高度契合。田野是人类学学者的“第一战场”，人类学学者只有走出书斋迈向田野，与自然、社会“亲密接触”，才能真正突破传统藩篱，从而获得田野的乐趣和研究的旨趣，而实证是人类学材料转化为研究成果的“熔炼术”，是田野之后的“第二战场”，全面考察、整体观照、相互对比和小心求证，是人类学学科的传统研究范式。

二、人学与生存经验：文学与人类学共同的精神向度

针对文学与人类学的内在联系，徐新建认为，“在对特定族群写‘志’这一点上，人类学可被视为一种文学；反之，文学也是人类学”[4]。文学是人类情感与审美表达的方式，文学研究是探知文学作品中关于人的思想、理念、精神和行为，是探寻人类在客观世界的生存状态和主观世界的精神动向，从而更好地总结经验，为开启下一段人生提供某种维度。人类学是记录和呈现社会实在物的一种方式，人类学研究是通过亲身体验的路径去理解现存事象隐藏的某种“密码”，解锁人类的文化密码是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从文化角度揭示人如何从一种生存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生存状态，如何从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形态，解析和重释“文化人”是其学科价值。从内容上看，文学和人类学均是研究人的学科，都具有人学和人性的根本属性，两种学科均高度关注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经验传递，人学和生存经验是文学与人类学共同的精神向度。

文学是人学，可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文学是人类共同的思想情感表达方式，此人学的“人”为大写的人，具有普遍性；二是文学是表现个体与现实的关系，以及个人内心世界的手段，此人学的“人”为小写的人，具有特殊性，无论是大写的“人”还是小写的“人”，都是文学作品的中心要素。“文学本质上是‘人学’，只不过是用‘形象’来表述，用‘情感’来表现的‘人类学’。”[5]（6）文学之所以是人学，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文学始终关注和观照人类的生存状态、生存经验，无论什么作品，也无论哪个时代的作品，人的生存状态是文学书写的首要内容，文学在表现人性的同时一定伴随人的生存经验。所以，作为人学的文学，其首指就是人的生存经验。文学体裁众多，文学表现手法、写作技巧也多种多样，虽然文学作品的书写对象既有人类，也有其他事物，但人是所有文学作品想要表现的对象，人性抒写是文学作品的核心要件，即使写其他事物，也是人化的事物，是借事象来表达人性、人情或把人性、人情付诸于事物上，达到情感表达的目的，中国文学讲究的声情并茂、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就是这样的用法。中国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及民间文学中的传说、寓言、童话、说唱，以及西方文学中的各种文学流派，均在表现某个人或某类人在特定时代的人情世故、喜怒哀乐，虽有夸张、隐喻、象征等，但人的影子贯穿作品始终。中国的唐诗极尽繁华，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顶峰，唐诗外在讲究对仗、押韵、平仄，内在要求意境与意象完美结合，无论是外在的形制格律还是内在的想象空间，都是为了营造符合诗人心境的场景，这样才能更好地表达诗人的处境或情怀。中国当代小说《檀香刑》以晚清统治和西方列强入侵为背景，刻画了眉娘等众多人物的悲喜离愁，集中展现了20 世纪初期中国的社会现实，该小说虽属虚构，却表达了作家莫言对那段历史的深刻理解，是对人类生存现状的深度反思。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Maeterlinck）的象征主义戏剧《青鸟》描写了人类为追求幸福生活而遭受的苦难，青鸟寓意幸福生活，深刻揭示了幸福就在身边，只有懂得给予幸福，才能得到幸福的道理。所有的文学作品在展示人性的同时，一定囊括了人的生存状态，或以人性的剖析来表现人的生存经验，或以描写人的生存经验来折射人性。

从早期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看，以人为中心的文化研究是人类学的根本属性，这一点毫无争议。“人类学是人的科学”[6]（1），阿尔弗雷德的这一观点为“人类学是人学”提供了佐证。从宏观的学科视野审视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人类学的人学属性是毋庸置疑的，而人类学对人类生存经验的关注则表现在田野观察和实证研究过程中。人类的生存经验可以通过人类思想活动的方方面面表现出来，既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既可以考察当下依然存在的行为实践，也可以研究人类创造物或历史遗留物。其实人类学学者在田野工作中，对研究对象所开展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均是对田野点人群的关注，尤其是在社会文化变迁的条件下，田野点人们的语言、风俗、仪式、家庭、信仰、生计方式等内容的变化是人类学学者关注的重要内容。这些内容的变化更能体现社会变迁给人群带来的巨大影响，更能说明人们如何从一种生产生活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生产生活状态，人类的生存经验往往就体现在这些事象的变化当中。通过田野调查，把这种变化记录在人类学学者的随行笔记中，对田野的关注最后付诸于人类学的文本关注。“因为有着范围广阔的主题与方法，人类学有时被称为‘最人文的科学和最科学的人文学’，这是一个令人类学家引以为傲的称号。由于所有时代和地方的人们过从甚密，人类学家积累了人文学的许多实际内容，即有关人类成功与失败、伟大与渺小的知识。”[7]）（16）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思-普理查德（Evans-Pritchard）的《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是通过长期考察居住在尼罗河—刚果河分水岭上的黑人族群——阿赞德人的习俗和信仰后写成的一部极具分量的人类学著作。埃文思-普理查德考察发现，神谕、魔法和仪式表演构成了当地人生活的很大一部分。英国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的人类学经典《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是通过在缅甸帕朗地区长达6年的田野调查后所写的人类学文本。埃德蒙·利奇通过考察克钦社会和克钦族群的历史与现状，提出了著名的族群认同理论，即“钟摆模式”“动态平衡”。在埃德蒙·利奇的研究中，克钦人的发展变迁与族群认同是其研究的重点，同时也是一名人类学学者对域外人群生存经验的深度关注。

三、诗性思维与民族志互渗：文学与人类学的相互转向

一门学科转向另一门学科，是当代社会学科发展演化的一种普遍现象，这是由学科的延展性，学科间的共通性、重叠性和契合性，学科研究域限、学科表述危机和学科自身突破等因素而引发的，主要体现在学科间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相互交融等方面。文学的人类学转向主要是文学的诗性传统转向人类学的民族志，即诗性的文学创作和研究转向民族志；人类学的文学转向主要是人类学的民族志书写转向文学的诗性传统，即实证的经验科学转向文学的诗性思维。

文学的人类学转向，是指文学写作和文学研究具有的人类学范式，即借用人类学民族志的深描方法和实证经验进行书写。文学转向人类学是众多人文社会科学转向人类学的现象之一。“文学的人类学转向不是人类学与文学相互转到以谁为中心的问题，而是由新的发现，找到新的契合点。”[8]人类学的文学写作范式的出现，是由文学自身发展与外部牵引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新时代语境中，文学的写作传统、构思方式、表现手段及文学批评的传统模式、体制机制、标准原则等原有的固化内容已不能较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从某种程度上讲，一些传统的文学创作机制已成为文学发展的绊脚石。因此，民族志的书写方法渗入诗性思维中，促使文学创作及研究突破原有学科的藩篱。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在西方文学理论和中国“文化诗学”的影响下，文学的文化研究越来越成为学界用力较多的方面，文学的文化建构、文化寻根、地方性、族群性等特征不断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出现，并引领着文学创作的潮流，这种趋势又引导着文学的人类学转向。“文化多样性的理念从人类学研究拓展到文学及人文学科创新实践的过程，正在改变殖民时代遗留在学术与教育制度中的残余势力，开启全新的文学观与批评伦理。”[9]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人类学转向更加明显。人类学本就关注少数族裔和特殊族群文化，西方很多人类学经典著作几乎都是对域外族群或特殊社区考察后所写，人类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结合相比其他文学会更加便捷。刘大先认为，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具有三种叙事模式：一是现代与传统的“冲突与和解”模式；二是全球化与本土化模式；三是神话历史模式[10]（6～7）。这三种模式较好地说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逐渐走出传统的叙事范式，在多元创作背景下，人类学的文学写作方式契合了学科发展的需要，“人类学的多元立场对于扩大文学研究的视野和范围，改变贵族主义倾向的重‘雅’轻‘俗’之传统偏见，都是很有意义的”[11]。

人类学的文学转向是人类学借用文学的写作方式进行民族志书写，在民族志书写中注入诗性思维，文学的诗性传统、诗性智慧渗入到民族志写作中，使得文学式的人类学写作成为可能。“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类学是‘文学的’，因为它主要通过写作传达信息。这一文本基础使人类学在作品的构建、作品的权威性、话语中符号的应用和意义的创造等方面与传统的诗学研究有着共同的旨趣。”[12]（348）人类学发展至后殖民时代，也和其他学科一样，受到了学科整合优化的深刻影响，在大学科重组背景下，人类学学科自身的局限性，如人类学科学与理性研究范式所暴露的弊端、民族志书写的主观性、民族志书写模式的单一性、研究对象的弱化与隐匿等问题也一并显现出来，这些制约因素对人类学开辟新领域以及学科的发展造成极大障碍。文学的人类学转向使文学的诗性传统融入民族志书写中，为文学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同理，民族志书写中渗入文学的诗性思维，使得民族志写作步入一个新的空间，为人类学研究存在的表述危机、写作模式守旧等带来了改观的契机。将文学的诗性思维运用到民族志书写中，可以为人类学学科和民族志书写带来多方面的影响。一是可为人类学的科学与实证带来温情，软化民族志调查与书写的纯理性思考，为促进民族志书写的多元化提供新的可能，同时也为人类学向更为开阔的领域发展提供较好的语境。二是可以推动人类学民族志书写中主客观单向关系朝多向关系发展。传统的民族志书写建立在主观调查、主观撰写的基础上，以主观的姿态和视野观察他者常常会造成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隔阂，这对真实再现研究对象及民族志书写的客观性带来诸多阻隔，文学诗性思维的渗入可以把研究对象看成相互交流的主观者，建立平等的对话机制，这对真实描写研究对象显得更加可靠，因为研究者对他者进行研究的同时，他者也在研究观察者，观察者也被他者所研究，观察者同样是他者。三是可以有效解决田野点和研究对象的陌生化问题。一方面，文学的诗性思维投入的是情感和智慧，情感体验和智慧交流可使人类学学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陌生感得到消除，可以让人类学学者更好、更快地融入研究对象中，可为获取研究对象的真实信息提供便捷渠道；另一方面，在人类学民族志书写过程中，也需要对研究对象的整体建构，人类学学者的主观建构离不开合理的想象，把研究对象想象为一个整体是人类学研究的传统。人类学转向文学，影响最大的著作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这一著作通过批判民族志的各种术语和对经典民族志作品的另类解读，探寻了民族志书写的多种可能性，“通过文学治疗来拆除那些狭隘的框架，民族志一直以来总是在这些框架之内被阅读的。这项工作绝不像一些人所担心的那样，是一种封闭的、幼稚的事情，因为大多数当代文学批评所关注的是揭示出写作的历史及政治语境，而这正是具有阐释倾向的民族志长期以来被批评为忽略或避开的维度”[13]（320）。书中提出并深入探讨的“民族志修辞”“民族志寓言”等均对民族志书写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并且推动了人类学的文学转向。

四、文学人类学：文学与人类学构建的新型研究范式

新时期以降，中国文学形态发生了重大转换，文学与人类学相互融合成为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重要文学现象。在诸多学界前辈的努力推动下，中国文学人类学出现，它是文学与人类学在中国语境下走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之路。彭兆荣曾对文学人类学有过这样的概述，“定位于比较的同质性之中”，“借鉴于学术整合的策略之中”，“知识体制更新于‘后现代’之中”[14]。文学人类学尤其是中国文学人类学，具体地讲，是比较文学与文化人类学交叉研究的产物，是从新时期以来文学与人类学不断融合的结果，是文学与人类学共同构建的新型研究范式。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出现，是在以萧兵、方克强、叶舒宪、徐新建、彭兆荣等为代表的学人的倡导及建设下在学界逐渐形成的一种学术共识，在当代学界，以叶舒宪为领军人物的学者们正在以文学革新的方式积极推动文学人类学的全面发展，旨在建构一个新兴学科。文学人类学通过学科贯通的方式，以开阔的胸襟、人类的视野、世界性的眼光重新审视人类社会和传统文化，以解锁文化密码、探寻世界文明渊源为最高目标。

在中国语境下，文学人类学研究范式的渊源可追溯至20 世纪前期，鲁迅、周作人、茅盾、闻一多、孙作云等人对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的相关论述就已具有文学人类学的性质。“作为跨学科研究的文学人类学，是以对不同文化之叙事文学的人类学式使用为基础的。在最小限度上，这种使用包括戏剧、编年史和游记。在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共时与历时研究方面，它们构成了最丰富的材料资源。从早期史诗到当代小说，种种我们能够分辨的写实类型无不可以当作无价之宝加以系统研究。”[15]在西方人类学思想特别是神话学的影响下，鲁迅在20 世纪早期发表了《破恶声论》《神话与诗》《从神话到神仙传》等，通过对中国神话故事的研究，探寻了中国远古先民的“原初生命力”、思维意识和精神世界，提出了“小说起源于神话”的著名观点。周作人借用当时西方盛行的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对童话和儿童文学的源头进行了追寻，认为早期人类的心理世界和情感思维是童话与儿童文学的根源，周作人还把民间故事、传说、习俗作为参考，这些研究方法与当下文学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十分相似，以至于有学者将周作人作为“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的起点”[16]（161）。茅盾在《中国神话研究ABC》和《人类学派神话起源的解释》中，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神话和欧洲神话在主题、人物形象、神话派别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采取“以今证古”的方式探寻了神话产生和消亡的原因，这对文学人类学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比较方法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先验作用。闻一多扩充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运用文献考证和民俗材料写出了著名的《伏羲考》《神仙考》《姜嫄履大人迹考》《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等作品。孙作云在闻一多的影响及自身努力下，对中国古代图像进行了卓有成就的考究，并留下了许多著名的传世之作，这些研究成果及其研究方法对文学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形成，尤其是多重证据法和物像叙事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中国文学人类学是中国学人在西方人类学研究的影响以及继承中国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在当代语境下探索出的一条具有中国人文研究特征的新型研究之路。文学人类学在中国学界的正式提出是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经过学界前辈20 年左右的酝酿和积极推动，在20 世纪末与新世纪初发生了关于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几个重要文学事件：一是在萧兵、方克强、叶舒宪等人的倡导下，于1996 年成立了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二是首届文学人类学年会于1997 年在厦门召开；三是2003 年出版了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的奠基性著作《文学与人类学》；四是“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与“文学人类学论丛”的出版，这四个事件标志着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学派的出现。在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下，在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理论与方法的移植、变形、并置、转换及重构，神话原型和三重证据法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文学人类学重要的研究范式。通过学者们的不懈努力，文学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在中国得到了越来越多学人的认同，并自觉运用文学人类学相关方法对中国文化与文学进行研究，涌现出许多新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拓展了文学人类学的研究视野，加强了文学与人类学等学科的融合，是交叉学科在新的语境下所表现出的富有强大生命力的研究现象，这种研究势头正在扎实推进文学人类学向更广阔的领域发展。近年来，在叶舒宪的亲自主持并与其他学者的共同建设下，“中国文学人类学原创书系”“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系列丛书”相继出版，这必将深刻推动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文学人类学学科构建的倾向性越来越凸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学人类学在对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探索中，以叶舒宪为代表的学人把研究重点转移到了中华文明探源上，通过深入研究中国考古出土的代表性文物，以及重走、重访丝路之路和玉路之路等实践，提出了著名的“玉教”理论和N 级编码理论，叶舒宪提出，“玉教是华夏文明核心价值观传播的驱动力”[17]（265）。中国文学人类学的编码理论从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四重证据法到N 级编码理论，通过对文字、物像和图像的考察，揭示其背后隐含的文化符号象征，以达到解密人类文明之谜的目的。中国文学人类学经过30 年的发展和建设，今天的中国文学人类学已远超西方语境下的文学人类学，是对20 世纪前期中国人类学式文学研究的超越，中国式的文学人类学研究视野、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等成为当下文学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范式。

五、结语

本文在西方视野和中国语境下，从历时性和共时性视角对文学与人类学的关系及走向做了宏观与微观、动态与静态的梳理，并结合相关理论著作和文学作品进行了描述、分析和阐释，旨在厘清文学与人类学的关系，在新的语境下重新认识文学研究与人类学研究的契合性，探寻文学与人类学学科交叉与知识重组新的发展趋势，以期参与文学人类学的探讨与建构。

文学与人类学的关系及走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学与人类学存在学科属性的差异，同时具有人学的根本性质，两者均十分关注人类的生存经验。审美情感与田野调查是文学与人类学学科差异的基本构件，人学和生存经验是文学与人类学高度契合的基础条件，文学的审美情感特征是文学的本质要求，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的主要研究范式，同中存异和异中有同成为文学与人类学关系的基本呈现，这也为两者的相互转向提供了条件。二是文学与人类学突破原有学科的拘囿和研究范式的藩篱，实现了文学转向人类学及人类学转向文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范式已在中国文学界蔚然成风，人类学的文学批评风范正在逐步形成。人类学研究的文学范式已在早期人类学的民族志传记中有所尝试，随着文学诗性思维的渗入，人类学经典民族志书写传统正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三是文学与人类学交叉重组的结果直接推动了文学人类学新型研究范式的确立。文学人类学研究范式的确立与发展，文学人类学一系列富有成效和具有重大建设性意义的探索实践彰显出中国学人构建新学科体系的智慧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