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译”代“言”：林纾译介西洋小说动因新探

潘 红

(福州大学跨文化话语研究中心， 福建福州 350108)

关于林纾译介西洋小说的翻译动机，已有研究均指向林纾以强烈爱国热情“开启民智”、救国保种的目的驱动，这在林译小说的译序和跋中清晰可见，不容置疑。[1]然而，在晚清历史语境下，林纾大量译介西洋小说的背后，实际上还隐藏着一个尚未得以揭示的重要驱动——林纾以“译”代“言”、善刀而藏的智慧。本文旨在通过对林纾相关诗文的解析以及对林纾个性及其政治参与及隐退的行为分析，揭示林纾以译介西洋小说曲线救国的隐含动机。

一、林纾：“血性恒流露语文间”的爱国文人

林纾是一个有着强烈爱国热情的正统文人，个性桀骜、尚侠之气凌然，他对自己个性的评价是“木强多怒”[2]。《清史稿·文苑》对林纾的评述是：“生平任侠尚气节，嫉恶严。见闻有不平, 辄愤起，忠恳之诚发于至性。”[3]林纾弟子朱羲胄追忆其师说：“独念先生为人，笃伦理，崇节贞，爱世卫道，既殁乃己，其与人也。热情盖系天授，生平好济难厄而勇赴义。于国家忠爱, 血性恒流露语文间。”[4]面对国家遭受西方列强凌辱、民族濒临灭种的危难，性格刚烈的林纾和其他爱国文人一样，如“居火屋之中, 坐漏水之船”，国家、民族遭受的每一次欺辱、国人的麻木不仁甚至奴性意识都深深刺痛了他的爱国之心，他义无反顾，以译笔投身于反帝救国的历史狂潮之中，正如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样：“畏庐者，狂人也，平生倔强不屈人下，尤不甘屈诸虎视眈眈诸强邻之下。”[5]

林纾的社会责任感从他对当时政治事件的反应中可见一斑。1884年8月22日，史称“马江海战”的甲申中法之战在林纾故乡福州马尾爆发。法军的坚船利炮向闽水师发起猛攻，但清军主要将领竟弃舰逃生，其时号称拥有“中国吨位最大舰队”的福建水师群龙无首、顷刻间全军覆没，福州马尾造船厂及两岸炮台遭毁，东南沿海与台湾海峡海权遭法军控制。林纾闻讯与挚友林崧祁(字述庵)在街头抱头痛哭，引为奇耻大辱。数月后当钦差大臣左宗棠到福州督办军务时，林纾又与好友周长庚(字莘仲)一起冒死拦截左宗棠之马，力谏军中昏官，哭诉海防大臣张佩纶怯战误国。[6]

1894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林纾面对文人的麻木，愤然疾呼：“吁嗟乎！堂堂中国士如林，犬马宁无报国心？一篇制艺束双手，敌来相顾齐低首。我思此际心骨衰，如何能使蒙翳开。”[7]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在京应试的林纾，与同乡陈衍、高凤岐等人参与了康有为等人发起的“公车上书”，抗议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敦促朝廷救国。但在晚清昏聩贪腐的体制下，爱国文人满腔的爱国诉求被拒，报国无门的林纾在愤懑郁恨中回归福州故里。但是，林纾的爱国热忱丝毫未减，他以“天下爱国之道，当争有心无心，不当争有位无位”[8]自勉，开始了他以诗文译文救国、创办新式学堂教育救国的理想追求。

1897年，林纾创作白话诗《闽中新乐府》32首，以救国为宗旨，以取法西方、革新自强为主题，针砭社会时弊陋习、倡导维新救国，发出了“我念国仇泣成血”的悲愤之声，呼应了晚清以“启蒙”“保种”“图强”为主题的公共话语。《闽中新乐府》是林纾的第一部文学作品，先由其友人邱炜萲出资翻刻，出版时邱炜萲作千字长序记之，并从中抄录多首载入自己的《五百石洞天挥麈》。[9]随后，《闽中新乐府》又由林纾好友魏瀚出资在福州刻版印行，引发了很大的社会反响。[10]不久，一次偶然经历使林纾开始了对西洋文学的译介[11]，在小说翻译中找到了一条救国之道：他试图通过小说译介引进西学，让民众了解西方社会、西方人的骁勇精神及西方人的“贼性”，以唤醒民众的尚武精神和爱国热情，拯救危难中的华夏民族。

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林纾感悟到了“他者”文化的强势、也看到了“自我”文化的孱弱。他积极投身于西学译介的大潮，以译笔向西方寻求强国之道，借“他者”话语警醒晚清民众。林纾的西洋文学译介，前后持续20余年，他译介的第一部西洋小说是1898年与王寿昌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译介的最后一部小说是托尔斯泰的《三种死法》，发表于1924年1月的《小说世界》，但口译合作者不详；林纾与友人合作共译介了180多部西洋文学作品，以小说为主，其译作语言古雅、风格独特，被称为“林译小说”。

林译小说为晚清一代读者提供了一个认知西方的窗口，西方的现代思想和人文精神通过小说叙事的方法引入中国，让读者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生存哲学，加速了晚清新知识群体的形成，对晚清建构新的思想意识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此外，林译小说对西洋叙事方式的译介，推进了中国小说叙事的现代性，影响了众多的后代作家，如：周树人、周作人兄弟、郑振铎、郭沫若、沈雁冰、钱钟书等，成为中国小说从古典走向现代的重要一环，对此，国内外学者如韩南、陈平原、王德威、杨联芬等均有专题陈述。[12]

二、林译小说：以“译”代“言”的话语实践

林纾对西洋小说的译介，除了以改良文化、救国保种为目的，还隐含另一层动因，那就是：面对晚清压抑的政治氛围，林纾参与变法言路不畅、直言救国无门，不得不隐身而退，以善刀而藏、自敛其才的智慧，用译介西洋小说的方式代“言”，达到曲线救国的目的。

光绪戊申年(1908年)，林纾之友胡瘦堂屡次直谏朝廷无果，悲愤无奈中归隐庐山，林纾撰《送胡瘦堂侍御归庐山序》一文，悲叹政治关怀和社会参与可能招致的杀身之祸：“有明处谏官，酷廷杖、瘐死及陷不测之刑，而直臣仍辈出，谏草流布天下，前僵后踵，不以祸怵。今则措语切直者，咸留中不之罪，于是直谏者转弗显于时，而疏草亦无复见之。”[13]

晚清官场黑暗，达官显贵的无德言行，让林纾“宦情扫地而尽”。1917年林纾创作的剧本《蜀鹃啼传奇》出版，林纾托剧中人之口言自己对腐败官场的憎恶：“卑人连书，表字慰闾，东越人也。生平冷僻，提起做官两字，如同恶病来侵，说到交友一途，即便拼命无惜。”[14]其中的“连书”“慰闾”正是“林纾”及其号“畏庐”的谐音。

林纾不阿谀权贵、不屈从权势，一生都保持了读书人的纯真气节。这既是他“狂狷”品性的体现，也是他儒者气节的傲骨。林纾将一腔爱国热情付诸笔端，以译笔实现自己的救国理想。林纾对文字的社会效应深有认知，在《离天恨·译余剩语》中，他引书中所言，结合历史事件，深悟语言之力量，认为话语的力量远高于皇帝的威力：

书中之言曰：“文家者，立世界之范，使暴君乱臣，因而栗惧。而己身隐于草莽之间，忽生奇光，能掩盖帝王之威力。”呜呼！孔子作《春秋》，非此意乎？前清文字之狱，至于族诛。然私家记载，至今未能漫灭。即以元人之威力，而郑所南之《心史》，居然行诸人间。则文人之力，果足以掩盖帝王之威力也。[15]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林纾一边执教一边译书，寄希望于改良立宪，即使在戊戌维新失败之后，林纾仍幻想光绪皇帝能重新执政、重振维新大业。但随着局势的日益颓败，林纾看到了晚清政府的昏聩、腐败和残忍，他愤懑哀痛，发出了“时有所不利，势有所不可”的感慨。在《续司马文正〈保身说〉》一文中，林纾发泄了对清廷暴政的强烈不满：“清议者，其善号而取杀者钦！天下鸣其冤而宫中不知；台谏争其命而执法不赦；狱哭市奠、哀感行路而瞠若无睹焉！何所仇而至是也？——抉藩而唾其匿，发覆而爪其溃；索幽隐而践其蛇尬之宅，求逃所噬不可得矣。”他进而引司马光论述东汉党锢之史实，阐述韬光养晦、设法自保的重要：东汉李膺、杜密参与政事、引来杀身之祸，而同代的郭泰、申屠蟠却避免危言骇论，退而闭门教授学生，因而未受禁锢，反而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危吾言，张吾气，盛吾党，前颠而后踵，既振而复踣，以万金之躯市一字之史，无救于国，徒戮其身，此何为者？呜呼！此李、杜之所以亡，郭、申之所以存也。夫一往无前，厉害不计，似郭、申易而杜、李难；善刀而藏，不为苟试，则又郭、申难而李、杜易。……曰：志在讨贼，才不至焉不可；才足讨贼，权不属焉不可；权属矣，而不得其时，据其势尤不可。”[16]林纾的“保身说”并非只是关注个人的生命安危和利益得失，而是在戊戌维新人士惨遭镇压的险恶政治语境下，认识到应该审慎从事、保存力量、以韬晦的策略有效参与社会政治。

林纾的《续司马文正〈保身说〉》一文为解读林纾致力于译介西洋小说提供了另一种视角。这一文章的具体写作年月不详，但被收于《畏庐文集》之中，该书汇集了林纾于1882年到1909年间写就的109篇文章；1910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根据文中关于“清流派”改革敢言的陈述，可以推断《续司马文正〈保身说〉》一文大约写于1880或1890之间。也就是说，在林纾1898年开始译介西洋小说之前，就已感悟到了晚清政治的险恶和残酷。1898年，林纾目睹清廷对戊戌维新志士的血腥镇压，更是领悟了韬光晦迹、深藏若虚的重要。

林纾深悟文字的力量，在晚清压抑的政治氛围中，林纾对文字可能引发的灾祸有着清醒的认识：“前清文字之狱，至于族诛。”对于前清的“文字狱”，林纾引清朝大臣查嗣庭案为前车之鉴，作《查慎行》一文，阐述“文字狱”的惨无人道：查嗣庭因出乡试试题不慎被告、抄家查出的日记中因“语多悖逆”获罪，自杀于狱中后遭戮尸枭首；其亲族、弟子多人受株连，其兄查慎行(也称查初白)受株连入狱惨遭折磨，放回后不久即亡。“初白诗笔，七律直追放翁，多佳句。雍正间以查嗣庭之狱，几罹不测。迨内阁议以查嗣庭所著日记，大逆不道，应凌迟处死。今已病故，应戮尸枭示。查嗣庭之兄，查慎行、查嗣瑮，子查沄，侄查克念、查基，应斩立决。然初白先生，家居久，南北隔绝，实物知情之理，得免究，然亦濒于险矣。”[17]

因此，尽管林纾品性“狂狷”，但他对文祸之险有十分清醒的认识，认识到要参与政治，只有自敛其才、谨慎行事，才能达到有效目的。戊戌维新失败后，林纾便不再直接参与政治，而是寻觅了一条不同的救国之道，他在创办新式学堂[18]和翻译西书中找到了启发民智、拯救民族的途径，以文字的力量和韬养的智慧，实现自己的爱国理想。

林纾曾以吴国妇人炫耀衣饰招致杀身之祸为喻，阐述隐耀韬光的重要：

吴人之妇有绮其衣者，衣数十袭，届时而易之，而特居于盗乡。盗涎而妇弗觉，犹日炫其华绣于丛莽之下，盗遂杀而取之。盗不足论，而吾甚怪此妇，知绮其衣而不知所以置其身。夫使托身于荐绅之家，健者门焉，严扃深居，盗恶得取？惟其濒盗居而复炫其装，此其所以死耳。天下有才之士，不犹吴妇之绮其衣乎？托非其人则与盗邻，盗贪利而嗜杀，故炫能于乱邦，匪有全者。杜袭喻繁钦曰：“于若见能不已，非吾徒也。”钦卒用其言，以免于刘表之祸。呜呼！袭可谓善藏矣，钦亦可谓善听矣，不尔，吾未见其不为吴妇也。[19]

吴国妇人炫耀绮丽衣饰，丧命于贪图钱财又杀人成性的盗贼之手，天下有才之人，如炫耀自己的才华，也不能保全自身；林纾引三国才士杜袭和繁钦善藏待时的故事，告诫人们：乱世之中，如果不善于藏身，必招来杀身之祸，结局之悲惨无异于吴国妇人。

从这一意义看，林纾选择译书救国，也体现了他在晚清政治险恶环境下，放弃官途、回避直接政治参与、曲线救国的智慧。林纾的这种自我审慎，不仅体现了他对晚清时局的清醒认识，也体现了他对话语力量的认知。在艰难时世中，林纾的这种出世态度并非贪生怕死，而是为了善刀而藏、保存一己之力以效力国家。林纾的译书是一种以“译”代“言”的话语置换方式，也是一个时代特有的言说策略。

三、终身不仕：韬光晦迹的爱国选择

林纾的爱国热情、对国家命运的关注贯穿其一生。林纾1882年(30岁)中举，此后六次参加礼部会试，但屡试屡败，始终未能进士及第。林纾年轻时曾为塾师，后在福州创办“苍霞精舍”并任汉文总教习。1899年应杭州府仁和县知县陈希贤之聘，执教于杭州东城讲舍。1901年，林纾应聘入京，任金台书院讲席，此后在五城学堂(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名望最著的中学)、京师大学堂等处任教，晚年因与革命派发生分歧和思想冲突，林纾撰文攻击章炳麟等革命党人，被开除出北京大学，靠字画谋生。

林纾年轻时虽为自己的不第深感沮丧，但他始终把教书和翻译当作自己的毕生事业，爱国热情从未由此减弱，国家命运、民族存亡是他牵挂一生之事。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惨遭战败，日本取得了制海权。林纾悲叹中国命运，作《徐景颜传》一文，纪念在大东沟海战中阵亡的北洋水师将领徐景颜以及林少谷、杨雨亭两位闽籍将领，颂扬他们为国捐躯的壮举及英勇不屈的精神。

1897年，林纾的白话诗《闽中新乐府》出版，第一首便是“国仇”，痛陈自甲午战争以来中国连遭各国列强侵略的苦难，在“为奴为虏须臾至”的民族存亡关头，以“我念国仇泣成血”的爱国呼声，唤起同胞的民族志气，激发同胞奋力抗争、抵御外侮。

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遭清廷武力镇压，林纾好友林旭等六君子在菜市口被斩首的噩耗传至福州，林纾震惊不已，半夜直闯老友黄芸溆家，一同悲愤哭泣，声震屋宇：“予最记戊戌年，畏庐先生僦居东街老屋前进，一夕三鼓，先生排闼入后厅，大呼先君起，诧语哽咽，声震屋瓦。予惶骇屏气，久之，始知得六君子就义之讯，扼腕流涕，不能自已也。”[20]

1901年，林纾与魏易合译《黑奴吁天录》，“为大众一号”，以在“变政之始”，以书中黑奴之惨状警示国人，“亦足为振作之气，爱国保种之一助。”林纾在杭州译完这部小说后，写信给他当年的经学老师、福州名儒谢章铤(字枚如)，陈述自己报国无门、只能以译书和办学救国的思想：“顾国势颓弱，兵权、利权悉落敌手，将来大有波兰、印度之惧(按：此两国当时均已沦为殖民地)……纾江湖三载，襟上但有泪痕、望阙心酸，效忠无地，计惟振刷精神，力翻可以警觉世士之书，以振吾国人果毅之气。或有见用者，则于学堂中昌明圣学，以挽人心，他无所望矣。”[21]

1908年，林纾、魏易从英文本转译日本小说《不如归》，借日本名师之口，叙述中国将士在甲午海战中的骁勇不屈，激励国人振作自强、救国保种。

林纾青年时代，因其性情刚直、带剑任侠之气，与同乡林述庵、林庾园一起被称为“福州三狂生”[22]。同为福州籍的末代帝师陈宝琛曾评价林纾：“君少以任侠闻，事亲至孝，顾善骂人，人人以为狂生。”[23]林纾也以“狂生”自称：他在《亡室刘孺人哀辞》中回忆自己年轻时因“狂狷”而遭乡人侧目：“余病起，益困。亲故不相过问，遂恣肆为诗歌，乡人益目为狂生，不敢近。”林纾在七十岁寿辰写的一首自寿诗中，总结了自己的“狂狷”一生：

少年里社目狂生，被酒时时带剑行。列传常思追剧孟，天心强派作程婴。忍寒何必因人热，趋义无妨冒死争。到此一齐都忏悔，道书坐对短灯檠。[24]

“狂生”林纾一生拒绝为官，是他刚正不阿的品格使然。林纾30岁中举后曾受官府延揽，但他力拒不就，他写于1886年左右的《答某公书》中对此有所记载：“幕府之要，原以用才为极策，顾文章之士，动多夸诞，如纾之类是尔。矧纾之所长，又未必足名为文章者，执事竟欲岁糜千金，辟为参佐，窃以执事为过听。纾年十八即侍先君于台湾，童幼不自尅勉，回念宿过，惭沮万态，固不足以益执事也。乃欲辟致旧时无识少年引据戎幕，无论非纾所料。即执事回念纾童马矣之状，亦必以进纾为过举矣。”[25]

1901年，林纾长子林珪将远赴东北任官，到杭州看望父亲，林纾力劝其弃官，无奈林珪决心已定。此后林纾时常写信告诫林珪，后结集为著名的《示儿书》。林纾回忆自己当年看透官场的腐败和黑暗，对官僚政客间狗苟蝇营、尔虞我诈的丑恶极为反感，不愿同流合污，因而“宦情扫地而尽”。他为林珪身处官场担忧，并告诫林珪要爱国爱民：“己亥，客杭州陈吉士大令署中，见长官之督责吮吸属僚，弥复可笑。余宦情已扫地而尽。汝又不能为学生，作此粗官，余心胆悬悬，无一日宁贴。汝能心心爱国，心心爱民，即属行孝于我。”[26]

1901年，林纾应聘入京执教不久，清廷设经济特科，礼部侍郎郭曾炘(字春榆)上书朝廷，举荐林纾为特科人才，林纾坚辞不赴。次年，林纾写《上郭春榆侍郎辞特科不赴书》，表明自己并非不要功名，而是所学不适于世、学问积蓄不足，故不以赴试：“纾七上春官，汲汲一第，岂恶争之人哉？果一第为吾分所宜获，矫而让之，亦适以滋伪。而纾之省省不敢更希时名，正以所业莫适世用，又患辱之累至，故不欲竞进以自取病耳。……今纾行不加修而业益荒落，奈何贪美名，觊殊赏，冒进以负朝廷并以负公也？”[27]1903年，林纾同乡——邮传部尚书陈壁又推举林纾为郎中，林纾再次坚辞不允，“先生走告之曰：疏朝上，吾夕出都，后此勿相见也。”[28]此后，再无人举荐林纾为官。

林纾一生拒绝入仕，致力于翻译和教育大业，即使在晚年也不与官家为伍。1914年，清史馆馆长赵尔巽聘林纾为名誉纂修，但遭林纾婉言谢绝，此事记于1915年初在《中华小说界》发表的林纾自撰长篇小说《劫外昙花·序》之中：“时清史馆方征予为名誉纂修，余笑曰：畏庐野史耳，不能参正史之局，敬谢却之。”[29]1915年底，袁世凯宣布复辟帝制，“袁世凯借重林纾的名声，特派徐树铮前去说服林纾入其幕僚、委以参政之职，林纾拒绝入阁，对徐树铮说：‘将吾头去，吾足不能覆中华门也。’”[30]1916年，时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亲临林纾家中，欲聘其为顾问，林纾作诗一首《段上将军屏从见枉即席赋呈》，巧妙回绝了段祺瑞。1923年，吴佩孚51寿辰时，有人出巨资请林纾作画当寿礼，林纾拒不为之。同月，林纾邀包天笑来家吃饭，有某显官在席间求林纾为其亡父撰墓志铭，送笔资300元，林纾亦拒不为之。[31]对于权势，林纾表现出始终如一的不屈气势，也体现了他韬养晦迹以“译”代“言”的执拗。

四、结语

西方社会的变革动力多受哲学思想，社会变革受思想史的驱动；而晚清社会的变革以文学为主要驱动，原有的中国传统思想体系维护的是旧体制，无法从内部产生新的思想，只能通过外借来催发变化。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字狱使变革者的言说方式更加隐晦，往往以借喻的方式呈现新思想，虚构文本的话语一直是首选的途径。

林纾以“译”代“言”，救民族于亡国灭种的危难之中，即使在辛亥革命后，他依然不懈呼吁：1913年2月2日，林纾在《平报》“社说”栏发表《译叹》一文，哀叹中国被列强侵略的悲惨国运，呼吁国人自省自咎，强调翻译有助于认清西方列强的本性：

呜呼！《译叹》何为而作也？叹外人之蔑我、铄我、蹂践我、并吞我。其谬也，至托言爱我而怜我，谋遂志得，言之无检，似我全国之人均可儿侮而兽玩之。呜呼！万世宁可忘此仇哉！顾不译其词，虽恣其骂詈轻诋，吾人木然弗省，则亦听之而已。迨既译其词，讥诮之不已，加以鄙哆；鄙哆之不已，加以污蔑；污蔑之不已，公然述其瓜分之谋，而加我以奴隶之目。呜呼！此足咎外人乎？亦自咎耳！[32]

林纾将翻译看作唤醒民众、抵御外敌的一种手段，是救国保种、改良文化的一条途径，站在话语的角度看，林纾意识到了话语对社会意识的建构、对民族精神的重塑作用。

林纾的翻译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从其好友陈熙绩的评述中可见一斑：

吾友林畏庐先生夙以译述泰西小说，寓其改良社会、激劝人心之雅志。自《茶花女》出，人知男女用情之宜正；自《黑奴吁天录》出,人知贵贱等级之宜平。若《战血馀腥》，则示人以军国之主义,若《爱国二童子》，则示人以实业之当兴。凡此皆荦荦大者，其益可案籍稽也。其余亦一部有一部之微旨。总而言之，先生固无浪费之笔墨耳。[33]

林纾以“译”代“言”参与救国，他的西洋小说译介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实践，在晚清中国，起到了深刻的启蒙作用，其颠覆性的社会影响可从一则轶事中得以展示：据说有一次辜鸿铭在宴会中与素昧平生的严复、林纾相遇，酒酣耳热时说：“如果我有权在手，必定杀二人以谢天下。”别人问他要杀谁，他回曰：“就是严又陵、林琴南。”严复佯装没听见，而林纾则问：“这两人有何开罪足下之处，愿足下念同乡之谊，刀下留人吧。”辜勃然曰:“严译《天演论》主张物竞天择，于是国人只知有物竞而不知有公理，以致兵连祸结，民不聊生。林琴南译《茶花女》，一般青年就侈言恋爱，不知礼教为何物，不杀此人，天下将不会太平也。”[34]

注释：

[1] 分别见林纾撰写于1901年的《黑奴吁天录·序》《译林序》，1903年《伊索寓言·识语》，1905年《英孝子火山报仇录·译余剩语》，1906年《雾中人·叙》《红礁画桨录·译余剩语》，1907年《剑底鸳鸯·序》《爱国二童子传·达旨》，1908年《不如归》译序，1909年《黑太子南征录·序》，1914年《深谷美人·序》等。

[2] 林 纾：《冷红生传》，林薇选注：《林纾选集·文诗词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页。

[3]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44册卷四百八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446页。

[4]朱羲胄：《贞文先生学行记》(卷一)，《民国丛书》(第四编94)，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版，第1页。

[5][8] 林 纾：《爱国二童子传·达旨》，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46页。

[6] 张俊才：《林纾评传》，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5页。

[7]林 纾：《闽中新乐府·破蓝衫》，林薇选注：《林纾选集·文诗词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88页。

[9] 邱炜萲：“《闽中新乐府》一书，养蒙者所宜奉为金科玉律。余已为之翻印，赠贻岛客，复采其专辟乡里陋俗之数题，载入《五百石洞天挥麈》。”参见：邱炜萲：《客云庐小说话》，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08页。

[10] 魏 瀚，1851-1929，字季渚，福州人，曾在福州船政前学堂学习，为著名造舰专家。

[11] 关于林纾翻译生涯之始，多传其因丧妻心情抑郁，受好友之邀郊游鼓山，路上听友王寿昌(字子仁)讲《茶花女》故事深受感动而动笔译述。但据林纾同乡黄濬记载，林纾始译西洋小说并非因受《茶花女》故事感动而主动翻译，而是被迫无奈的结果：当时主持福建船政业务的魏瀚一再坚持请林纾译介法国小说《茶花女》，林纾再三推托无果，便要求魏瀚安排一次鼓山游为前提答应翻译此书。于是魏瀚买船安排出游，并携王寿昌同往，强迫王寿昌为林纾口译《茶花女》，详见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李吉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70页。

[12] 分别见：韩 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徐 侠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等。

[13] 林 纾：《送胡瘦堂侍御归庐山序》，《畏庐续集》《民国丛书》(第四编94)，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第22页。

[14] 林 纾：《蜀鹃啼传奇》，阿英：《庚子事变文学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60页。

[15] 林 纾：《离天恨·译余剩语》，阿英编：《晚清文学丛抄·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72-273页。

[16] 林 纾：《续司马文正保身说》，林薇选注：《林纾选集·文诗词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0，61页。

[17] 林 纾：《林纾笔记及选评两种》，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第41页。

[18] 1897年，林纾利用自己在福州城南苍霞洲的旧居“苍霞精舍后轩”，与几位同乡共同创办新式学堂“苍霞精舍”，不仅讲授传统经学与史学，还讲授英文、算学等课程。后因学科增设，校舍日显局促，“苍霞精舍”迁到道山路乌石山蒙泉山馆，更名为“绅立中西学堂”。1907年，学堂又迁到华林坊越山书院的旧址，增建房舍扩大规模，改称“苍霞中学堂”。此后历经多次分合，最终演变成今天的福建工程学院。“苍霞精舍”为福建最早的新式学堂，首开风气引入西学，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传播西方文明，对近代新式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 林 纾：《书杜袭喻繁钦语后》，《畏庐文集》，《民国丛书第四编94》，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第7页。

[20] 黄 濬：《花随人圣庵摭忆》，李吉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71页。

[21] 林 纾：《上谢枚如师》，《畏庐尺牍》(手抄本)，福建省立图书馆藏本。

[22] 朱晓慧、庄恒凯：《林纾：近代中国译界泰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2页。

[23][28] 朱羲胄：《贞文先生学行记卷二》，《民国丛书》(第四编94)(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第2，6页。

[24] 林 纾：《七十自寿诗(二)》，林薇选注：《林纾选集·文诗词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85-386页。

[25] 林 纾：《答某公书》，《畏庐文集》，《民国丛书》(第四编94)(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第8页。

[26] 夏晓红、包立民编注：《林纾家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5、16页。

[27] 林 纾：《上郭春榆侍郎辞特科不赴书》，林薇选注：《林纾选集·文诗词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8页。

[29] 林 纾：《劫外昙花·序》，钱谷融主编：《林琴南书话》(吴俊标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9页。

[30] 张俊才：《林纾年谱简编》，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3页。

[31] 张 旭、车树昇：《林纾年谱长编(1852-1924)》，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52、262、408页。

[32]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36页。

[33] 陈熙绩：《歇洛克奇案开场·叙》，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89页。

[34] 孔庆茂：《辜鸿铭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77-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