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侯景之乱与庾信生平创作

2020-12-20 17:09张晓庆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 2020年9期
关键词:庾信江陵微言

张晓庆

(河南科技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目前学界多以梁元帝承圣三年(554)庾信出使西魏为界,将其生平和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153。前期庾信生活在南朝梁,作品以反映宫廷生活为主,风格绮丽轻艳;后期因西魏灭梁,被迫屈仕北朝,作品多事备国史兼叙身世,风格沉郁悲凉。但以南北之际划分庾信分期,存在过于鲜明的地域性,貌似过于关注自然地理而忽略人文历史。其实,相对地理属性的变迁,影响庾信生平和创作最大的莫过于国破家亡的盛衰体验。而这个大的人文环境,并不始于江陵之变西魏灭梁,实际上从梁武帝太清二年(548)侯景乱梁开始,庾信的生活就已由和平盛世转为被异族入侵,其文学创作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并开启后期文学之风。关于侯景之乱与庾信生平创作的关系,学界尚未有人专文论述,笔者不揣浅陋,就现有材料作出一二推论,以求方家指正。

一、侯景之乱中庾信的生平考察

关于庾信在侯景之乱中的经历,按《周书》本传:“侯景作乱,梁简文帝命信率宫中文武千余人,营于朱雀桁。及景至,信以众先退。台城陷后,信奔于江陵。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2]733-734《北史》本传与此记述相同。史传主要交代了三件事情:一是以众先退,二是奔于江陵,三是任职御史中丞。鉴于侯景之乱的史料错综复杂,对于每件事情的具体细节及性质还需进一步探讨。

(一)朱雀桁败

太清二年(548)十月二十四日,侯景兵临建康城下,庾信作为建康令守护朱雀桁,此事记录最为详细的是《资治通鉴》:“辛亥,景至朱雀桁南,太子以临贺王正德守宣阳门,东宫学士新野庾信守朱雀门,率宫中文武三千馀人营桁北。太子命信开大桁以挫其锋,正德曰:‘百姓见开桁,必大惊骇。可且安物情。’太子从之。俄而景至,信帅众开桁,始除一舶。见景军皆著铁面,退隐于门。信方食甘蔗,有飞箭中门柱,信手甘蔗,应弦而落,遂弃军走。南塘游军沈子睦,临贺王正德之党也,复闭桁渡景。太子使王质将精兵三千援信,至领军府,遇贼,未陈而走。”[3]2186-2187

关于这段史料,有几个细节需要注意。第一,“食甘蔗”的细节。现有不少学术研究每言庾信兵退必提“食甘蔗”,大敌临前吃甘蔗犹如小说家言,这是否真实值得推敲。据清人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所言,司马光《通鉴考异》多引梁萧韶《太清纪》。鉴于萧韶和庾信因有断袖之欢而后分崩离析的特殊关系①,可想见萧韶《太清纪》如何“鄙言”庾信,《资治通鉴》以此为史源,其可信度将大打折扣。其实刘知己《史通·杂说》早已提到:“其王褒、庾信等,又多见于萧韶《太清纪》……而令狐德棻了不兼采……盖以其中有鄙言,故致遗略。”[4]463故庾信食甘蔗的细节当不可全信抑或忽略不计。

第二,庾信之败的客观缘由。庾信之败,除文人难当武职的主观因素外,客观因素也不容忽略。首先是梁武帝在位四十七年境内无事,突然间侯景之徒兵临城下,堂堂大梁王朝竟选派宫人把守重地。不管是《资治通鉴》“率宫中文武三千馀人”还是《周书》“宫中文武千余人”,都明确说明是宫中之士而非精锐部队。至于人数是三千还是千余人,结合《梁书·侯景传》“建康令庾信率兵千余人屯航北”,以及《周书·庾信传》“以众先退”来看,庾信当时所率人数应是千余人。然而,不管是庾信所率宫人,还是“王质将精兵三千援信”,继而“西丰公大春弃石头城走……谢禧亦弃白下城走”。梁朝君臣在遭遇侯景乱徒的第一瞬间,纷纷选择了不战而退。再看城内公私骇震,军官争相入库各取所需,官员百姓混作一团,煌煌建康城确实不是因庾信一个人兵退而亡的。

其次是庾信未及时撤桁的原因颇值得探讨。按《梁书·侯景传》:“既而景至朱雀桁,萧正德先屯丹阳郡,至是,率所部与景合。建康令庾信率兵千余人屯航北,见景至航,命撤航,始除一舶,遂弃军走南塘,游军复闭航渡景。”萧正德是萧衍养子,昭明太子出生后回归本宗,觊觎太子之位常怀不满,因此早与侯景暗度陈仓。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太子命信开大桁以挫其锋,正德曰:‘百姓见开桁,必大惊骇。可且安物情。’太子从之”。由于萧正德心怀鬼胎与侯景里应外合,从而导致萧纲错听其建议而没有及时撤桁,庾信不过是遵从萧纲的命令而已。

以上是对庾信在侯景之乱初期的基本回顾,庾信作为建康令身兼重任却临阵奔走,我们无意回避这个基本事实,庾信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心灵代价,我们后面会再次分析。但是庾信之败的具体详情也是值得仔细探究的。由于庾信与萧韶的个人恩怨,导致了后世在庾信形象上的“鄙言”描述;由于萧梁王朝太平已久防守失备,加上萧正德与侯景的里应外合,导致最高决策者萧纲错失撤桁保城的最佳时机,庾信作为领兵者虽难辞其咎,但承担全部的责任未免过于苛责。

(二)困守台城

从朱雀桁失守到逃亡江陵前,庾信在侯景之乱中的行径就变得非常模糊。目前对庾信年谱考订最完善的是鲁同群先生的《庾信传论》,他认为“大约在庾肩吾抵江陵后,庾信是年冬或次年春亦假出使为名,逃离建邺”[5]339。庾信的生平可以根据其父庾肩吾的行迹进行考察,这个逻辑及推论是合理的。只是庾肩吾和庾信二人在出逃建康城前的共同情况还需进一步认识②,比如庾肩吾在台城陷后曾有会稽之行,他去的目的是什么?此时庾信是随父同行还是留守建康?

庾肩吾在乱后作有《乱后经行吴邮亭》《乱后经夏禹庙》两诗,吴邮亭在晋陵,是从建康到会稽的必经之地;夏禹庙在目的地会稽,由此庾肩吾的确到过会稽。而庾肩吾此行的目的是什么呢?唐人李贺还代庾肩吾作有一首《还自会稽歌》,其序云:“庾肩吾于梁时,尝作《宫体谣引》,以应和皇子。及国势沦败,肩吾先潜难会稽,后始还家。仆意其必有遗文,今无得焉。故作〈还自会稽歌并序〉以补其悲。”据“潜难”二字可知,庾肩吾是逃难至会稽。台城陷后,建康城内士人奔走方向之一的确为东路③会稽。如《梁书·江总传》“台城陷,总避难崎岖,累年至会稽”,又《梁书·庾仲荣传》“及太清乱,客游会稽”。然而李贺描述的避难果真如此么?答案还应从庾肩吾自己留下的痕迹中寻找。根据《乱后经夏禹庙》“去国嗟行迈,离居泣转蓬。月起吾山北,星临天汉中。申胥犹有志,荀息本怀忠。待见搀枪灭,归来松柏桐”,庾肩吾用了申包胥秦国乞援古典喻说自己的救国之志,用荀息以死尽忠来表达愿为国捐躯的情怀。《乱后经行吴邮亭》“泣血悲东走,横戈念北奔。方凭七庙略,誓雪五陵冤”,从这些话语中进一步可以判断出庾肩吾此行是东行乞援。

逃难还是乞援?这个问题的答案直接决定了庾信的动向。如果是逃难,庾信理该相随。一方面庾信不会放心年过半百的父亲独行于乱世,另一方面庾肩吾也不会舍弃全家命悬京城。但如果是乞援,结论则大不相同。按照史书记载,台城陷后的确有人怀密诏乞援,比如萧韶。按《梁书》卷五《元帝纪》载:“三年三月,侯景寇没京师。四月,太子舍人萧韶至江陵宣密诏,以世祖为侍中……”[6]113《南史》卷五十三《萧纪传》:“及侯景陷台城,上甲侯韶西上至硖,出武帝密敕,加纪侍中。”又据卷五十四《萧大心传》:“台城陷,上甲侯萧韶南奔宣密诏,加散骑常侍……”[7]1328-1329由此可见,梁武帝曾经派萧韶西上密诏萧绎(荆州)、萧纪(益州)和萧大心(江州)等西路人马。庾肩吾此行则是东路,此时在会稽镇守的是萧大连,他此行目的是乞援萧大连以呼应西路人马。通过庾肩吾目前所存两首诗来看,无一处提及家人。反观庾信,也无一篇诗歌与父亲唱和车马劳顿。由此可以推论庾肩吾此行会稽应该是密诏乞援,既然是密诏,就不能携带家眷引人注目,因此庾信此时应该待在建康城内。

庾肩吾又是如何从会稽回到建康的呢?按《南史》太清三年(549)十二月“后贼宋子仙破会稽,购得肩吾欲杀之,先谓曰:‘吾闻汝能作诗,今可即作。若能,将贷汝命。’肩吾操笔便成,辞采甚美”[7]1248,由此可知在侯景大将宋子仙攻破会稽后,庾肩吾曾被抓做俘虏。按《梁书·侯景传》:“是月(正月,笔者注),景召宋子仙还京口。”庾肩吾当在大宝元年(550)正月被押送回建康。据上综述,从太清三年(549)三月台城陷落至奔赴江陵前,庾信应该是呆在困守台城中与国家共危亡。

(三)奔赴江陵

首先,奔赴江陵的初心是乞援中兴之主。据《哀江南赋》“鬼同曹杜之谋,人有秦庭之哭。乃假刻玺于关塞,称使者之酬对”,倪璡注释:“此言金陵失守,已有乞援之志,故逃奔江陵矣。”有学者认为是“粉饰之词”[5]15-18,言论有些偏颇。按庾信出奔在大宝元年(550)末或大宝二年(551)初,是时梁简文帝还没有被侯景所害,但处境已非常危险。据《资治通鉴》梁简文帝大宝元年十一月载:“帝自即位以来,景防卫甚严,外人莫得进见,唯武林侯谘及仆射王克、舍人殷不害,并以文弱得出入卧内,帝与之讲论而已。及会理死,克、不害惧祸,稍自疏。咨独不离帝,朝请无绝;景恶之,使其仇人刁戍刺杀咨于广莫门外。”[8]5056-5057由此可见,大宝元年末,梁简文帝的处境已非常危险,庾信“乞援”之说乃形势使然。又大宝元年(550)七月,侯景派任约进攻江州,《梁书·庾肩吾传》载:“景矫诏遣肩吾使江州喻当阳公大心。大心寻举州降贼,肩吾因逃入建昌界,久之,方得趋江陵。未几卒。”[6]692庾肩吾因被侯景任命招降萧大心,后成功脱身前往江陵,庾信由此时奔赴江陵也符合家庭实际情况。

其次,奔赴江陵乃是假称奉命出使。当时侯景统治建康,出入城门是极不易的。比如当时百济王朝不知梁乱仍遣使朝拜,使者见城阙荒毁号恸哭泣,“侯景怒,囚执之。及景平,方得还国”[6]733。对待外来的使者尚且如此严苛,可想庾信出城是极为不易的。庾信得以出城乃是伪称奉命出使,经常遭遇“逢鄂坂之讥嫌,值耏门之征税”(《哀江南赋》),必须谨慎应对沿途各种盘诰。庾信有过多次出使的经历,曾“聘于东魏,文章辞令,盛为邺下所称”“屡聘上国,特为太祖所知”[2]733,正因出使经验丰富才使得他应对有方成功出关。

再次,奔赴江陵的过程是九死一生。《哀江南赋》形容此次逃亡“届于七泽,滨于十死”。的确在“淮海维扬,三千余里”的遥远路途上,庾信时刻面临着生命危险。例如“鸦仁出奔江西,将赴江陵,至东莞,盗疑其怀金,邀杀之”[8]5047。战乱之时,民不聊生,生命随时可能出现不测,况且庾信所经之地为梁军与叛军对峙的战场,一不小心就碰上两军交战。如《哀江南赋》载:“彼锯牙而勾爪,又循江而习流……未辩声于黄盖,已先沉于杜侯。”据倪璡注释此“言西上江陵,途经江夏,遇侯景袭郢之兵也”。大宝二年(551)四月,侯景派宋子仙、任约攻打郢州,庾信因此被迫滞留此地三月之久,是时萧韶任职郢州刺史。萧韶不顾往昔恩欢之情,接待庾信甚薄,庾信身历山河破碎又经世态炎凉,故而愤起踏桌直怼萧韶,由此结下深怨。

最后,奔赴江陵后助力萧绎期待中兴。庾信滨于十死后终于抵达江陵,继续任职萧绎。“谓荆、衡之杞梓,庶江、汉之可恃”,庾信以荆衡之杞梓比喻梁元帝萧绎,寄托中兴之望,这为他奔赴江陵的目的作出了交代。从战略位置来说,江陵历来为军事重地,南朝各代安危多系于此,且不说王敦、桓玄曾利用其上游地理优势挟制、颠覆东晋王朝,单就从当时局势来看,能够勘定侯景叛乱的实力人选也只有湘东王萧绎,他是当时众望所归的中兴首领。正因为如此,庾信才秉持夷夏之辨,冒死穿过封锁线,奔赴江陵期待萧绎恢复社稷。

关于庾信奔赴江陵的行为,大多数人不以为然,而后世杜甫曾给予了感同身受的评价。安史之乱爆发,杜甫也同样冒死穿越战争封锁线,从长安奔赴凤翔肃宗行在,践行夷夏之辨思想。正是因为共同的经历,杜公对乱世里的庾信多了一份理解,并以庾信喻说王维。杜甫《奉赠王中允维》:“中允声名久,如今契阔深。共传收庾信,不比得陈琳。”据仇兆鳌注:“维初系洛阳,而肃宗复用,与庾信之奔窜江陵,元帝收用者相似。维作《凝碧》诗,能不忘故主。与陈琳之为绍草檄,后事魏武者不同。”[9]454笔者以为,庾信与王维相似处,不单指二人不为君主所弃,还应包括他们在异族统治下创作微言作品,以及不甘沦为夷狄之臣、逃出叛乱区的举动④。杜公以庾信喻说王维,这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庾信在侯景之乱中的政治态度。

二、侯景之乱中的庾信文学创作

据宇文逌《庾信集序》:“昔在扬都,有集十四卷。值太清罹乱,百不一存。及到江陵又有三卷,即重遭军火,一字无遗。”[10]66庾信在南朝的作品屡经战火,大多数已遗失,这对我们深入研究他在侯景统治下的真实情况,不得不说是极大的缺憾。然而,这并非说庾信在侯景之乱中没有作品留下。庾信集中有《昭君辞应诏》《王昭君》两首诗歌,经笔者考索,这两首诗歌应是作于侯景之乱中的唱和之作。

昭君意象发展至南北朝时期,已成为文学描写的重要对象。笔者发现,在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收录昭君诗11首,除西晋石崇作有《王昭君》1首外,其他10首均为南朝文人所作⑤,其文辞多有胡汉对举之意,如梁张正见《明君词》:“寒树暗胡尘,霜楼明汉月。”北周王褒《明君词》:“寄书参汉使,衔涕望秦城。”这表明,在民族对立的南北朝背景下,昭君这一历史人物被文人寄寓了深厚的民族意识。庾信两首昭君辞诗作超出其他文人之处在于不独咏叹昭君出塞之古典,实蕴含梁朝汉女子被迫沦没为侯景乱徒侍从的时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昭君辞应诏》《王昭君》的作年

庾信《昭君辞应诏》《王昭君》,《玉台新咏》分别题为《明君辞应诏》《昭君词》。目前《玉台新咏》通行本,是穆克宏点校的《玉台新咏笺注》。他在点校说明中说:“《玉台新咏》(又称《玉台集》)编于梁朝。这一点,可以在书中找到证明,书中称梁简文帝萧纲为皇太子,称梁元帝萧绎为湘东王,说明此书是在萧纲为皇太子、萧绎为湘东王时,大约是在梁朝末年编成的。”[11]1

据此,此本《玉台新咏笺注》所收录庾信《奉和咏舞》《七夕》《仰何补射还宅怀故》《昭君词》《明君辞应诏》《结客少年场行》《对酒》《看妓》《春日题屏》《燕歌行》《怨诗》《舞媚娘》《乌夜啼》十三首诗歌,貌似都应作于梁朝侯景之乱前。然而,仅以庾信作品《燕歌行》而论,此诗绝非编于“萧纲为皇太子、萧绎为湘东王时”,乃是萧绎称帝之后君臣唱和于江陵之作。又比如《看妓》,《庾子山集》作《和赵王看妓》,赵王指北周宇文昭,此是庾信入北后的事情了。再如《怨诗》,《庾子山集》作《怨歌行》,其中“家住金陵县前,嫁得长安少年”,以金陵(梁都城建康)与长安(北周都城长安)对举,这也表明是庾信入北后的作品。

其实,这涉及《玉台新咏》版本问题。穆克宏点校《玉台新咏笺注》所用底本为乾隆十三(1774)年刊行的程琰删补本。程琰删补本是对完成于清康熙十年(1675)却未刊刻的吴兆宜《玉台新咏笺注》本的删补。《玉台新咏》版本流传到清吴兆宜时,已混入了明人增补的诗歌。吴兆宜在传是楼见到宋陈玉父刻本,便以此为底本,把从明代开始增补的一百七十九诗挑了出来,放在每卷的卷末,并注明:“以下诸诗,宋刻不收。”据吴兆宜《玉台新咏》本,庾信《昭君词》《明君辞应诏》《结客少年场行》《对酒》《看妓》《春日题屏》《燕歌行》《怨诗》《舞媚娘》《乌夜啼》诸诗均在“宋刻不收”的行列。由此可知,庾信上述十首诗是明人在宋本基础上增收的,所以才会出现庾信入北后的诗作。

以上表明,庾信《昭君辞应诏》《王昭君》的作年可待探讨。我们认为此诗作于侯景乱梁时,理由如下:一是考庾信所历诸帝,唯有梁简文帝作有《明君词》,由此初步推论,庾信《昭君辞应诏》乃是应梁简文帝昭而作。二是庾信《昭君辞应诏》“胡风入骨冷,夜月照心明”,与简文帝萧纲《明君词》“秋檐照汉月,愁帐入胡风”所写意境相同,推定两诗作于同时。萧纲称帝(550―551)时正值侯景乱梁,其《昭君辞应诏》应为此时而作。三是庾信《昭君辞应诏》“胡风入骨冷,夜月照心明。方调琴上曲,变入胡笳声”,与《哀江南赋》“闻鹤唳而心惊,听胡笳而泪下”描述侯景之乱的语境相同。

(二)昭君作品所指涉时事

按颜之推《观我生赋》“独昭君之哀奏,唯翁主之悲弦”[12]674-676。颜之推自注此句:“公主子女,见辱见雠。”王利器通过以颜证颜,进一步解释:“案:《家训·养生》篇:‘侯景之乱,王公将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略无全者。’”由此可见,颜之推《观我生赋》:“独昭君之哀奏,唯翁主之悲弦。”这是用昭君出塞之古典,言说梁朝女子为侯景所辱的时事。庾信《昭君辞应诏》与颜之推《观我生赋》虽不同时而作。要之,二人处于相同时代,庾信之诗又作于侯景乱梁时,我们可以认为,他们皆是用昭君出塞之古典,言说侯景之乱时梁朝汉女子命运的时事。

现将诗歌所涉时事详述如下:

《南史》卷八十《侯景传》:“请娶于王、谢,帝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景恚曰:‘会将吴儿女以配奴。’……于是遂怀反计。属城居人,悉占募为军士。辄停责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将士……富室豪家,恣意裒剥,子女妻妾,悉入军营……于是悉卤掠乘舆服玩、后宫嫔妾,收王侯朝士送永福省,撤二宫侍卫。”[7]1996、2001、2007

《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梁武帝太清二年(548):“(二月)百姓子女,悉以配将士……(十月)景取东宫妓数百,分给军士。(十一月)乃纵崐士卒掠夺民米及金帛子女。”[8]4997、4987、4990

《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梁武帝太清三年(549):“王伟闻荆州军退,援军虽多,不相统一,乃说景曰:‘王以人臣举兵,围守宫阙,逼辱妃主,残秽宗庙,擢王之发,不足数罪。’……于是悉撤两宫侍卫,纵兵掠乘舆、服御、宫人皆尽……子悦执君正,掠夺财物、子女。”[8]5007、5011、5014

《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三梁简文帝大宝元年(550):“侯景纳上女溧阳公主,甚爱之。”[8]5038

《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四梁简文帝大宝二年(551):“乙丑,景又使使杀南海王大临于吴郡……以太子妃赐郭元建,元建曰:‘岂有皇太子妃乃为人妾乎!’竟不与相见,听使入道。景纳羊侃之女为小妻。”[8]5072

《通典》卷第一百四十一《乐典》:“其后台城沦没,简文帝受制于侯景。景以简文女溧阳公主为妃。”[13]3610

《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九引《三国典略》:“初,侯景来,既据东宫,妓女尚有数百人。景乃分给军士,夜于宫中置酒奏乐。”[14]2781

据以上史料,侯景在乱前欲娶王谢高门女子为妻,被梁武帝拒绝,因此怀恨在心。在乱梁之际,侯景为泄私愤,便“将吴儿女以配奴”。如《南史》《资治通鉴》等所载,当时梁朝女子,上至溧阳公主、后宫嫔妾,下至平民之子女妻妾,被侯景之徒所辱者不可数计。因此,庾信《昭君辞应诏》《王昭君》,是以《汉书》王昭君被迫辞汉北嫁匈奴的古典,喻说梁朝汉女子沦为侯景之徒侍从的今事。古典、今事之间存在一点相似,即昭君所侍为匈奴,梁朝汉女子等所侍为羯胡,她们都被迫身侍异族。庾信用古典指陈时事,在慨叹昭君出塞的悲凉中,给予梁朝汉女子深深的同情。

因文献缺乏,我们目前难以得知庾信在侯景之乱中创作了多少篇章,但是《昭君辞应诏》《王昭君》这两首诗以古典喻说时事,已经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这直接开始了后期庾信创作的文学风气。

三、侯景之乱与庾信生涯分期

侯景之乱,梁王朝由盛而衰,庾信人生开始动荡流离。此前,梁朝建国近五十年,朝野和乐,四方安定,一片盛世之光;此前,庾信出入宫廷,出使外藩,文攻武略,一片大好前途。侯景之乱,彻底打破了国泰民安的盛世景象,来自北方的羯胡侯景颠覆了安然江南的汉民族政权,庾信文武双全的形象在这场战争中荡然无存。此后,同样来自北方的鲜卑西魏趁势南下,以铁骑直接毁灭了以文昭世的梁王朝,庾信被迫羁留北朝,身仕异族,魂留异域。

陈寅恪曾指出种族与文化“实为治吾国中古史最要关键”[15]201,“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16]12。庾信前期深受汉民族文化教养,后期遭遇异族入侵与异族文化,其痛苦程度非乱世常人所能体会。也正是这层难以言说的文化之痛,成为庾信后期思想深处的梦魇,“夷夏之辨”的触发与反复,也成为其文学创作的渊源。

一是侯景之乱开启了庾信思想上深厚宽广的民族文化观念,并成为后期不可忽视的创作源泉。庾信应诏写就《昭君辞应诏》,奔赴江陵践行华夷思想,这是其民族文化意识的开端。《哀江南》“见被发于伊川,知百年而为戎矣”,总结侯景乱梁、西魏灭梁一代史实时,庾信明确标举“华夷之辨”。“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包括血缘⑥、地缘⑦以及服饰、礼仪等为代表的文明⑧等,但它的核心标准是作为华夏文化价值观的华夏文化精神。何为文化?“文化的真实内容,即在人类基本生存的权利。”[17]222何谓华夏文化?《周易·乾卦彖辞》:“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礼记·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表示在华夏文化系统中,人类、所有群体生命、所有个体生命都具有自由生存发展、不受侵犯的权利,这是天地之道,也是华夏文化的根本。庾信《哀江南赋》从血缘、礼仪、地缘等不同角度,均视羯人侯景为夷狄,根源是他们对梁朝百姓的生命毁灭。在这种情况下,庾信褒扬“尊王攘夷”,赞颂梁朝君臣一体、同心协力抗击异族入侵。但庾信的“尊王”是道高于君,以民本、君权有限以及君臣关系相对性为原则,所以尊王也包括对政治失道的梁皇室的批评,此是庾信“尊王攘夷”思想的可贵之处。

江陵事变,西魏灭梁,庾信屈仕北朝。除异族灭国的反复碾压外,庾信还因身处异族文化包围,徒添文化幻灭之感。面对胡化流行的北朝,庾信发出“将非江表王气,应终三百年乎”的天问,这是对以梁朝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亡于鲜卑西魏、北周的强烈控诉,总领庾信入北后的民族文化思想。庾信多次用“胡地女子”和“李陵”意象,是以微言寄托自己在异族统治下的民族意识。

标举华夷之辨,褒奖尊王攘夷,维护民族独立;身处异族统治,饱尝文化幻灭,信守文化传统。这些思想流露在庾信后期最主要的作品中,如《哀江南赋》《拟咏怀》等。从侯景之乱开始,深厚宽广的民族文化观就开始在庾信心中生发,并成为其后期创作最主要的源泉。

二是侯景之乱开启了庾信文学创作上微言写实之风。从前期到后期,庾信文学内容从宫廷转向了家国,风格由绮丽变成了顿挫,其中突出成就表现为以微言政治抒情诗。“中国微言政治抒情诗,即微言时事诗,是诗人在恐怖统治下为了避祸而运用微言艺术以揭露被政治谎言所掩盖的现实真相、表达不能明言的真情实感的抒情诗,体现了不能磨灭的人的理性和真性情。”[18]庾信之前的微言时事诗,他们的作品主要反映的是统治阶级权利内部的纷争,比如阮籍《咏怀诗》微言记录魏晋鼎革之际的黑暗政治。庾信的微言时事诗文,揭开了异族统治下文人微言诗文创作的序幕。侯景之乱中,庾信《昭君辞应诏》《王昭君》以昭君适匈奴的古典,喻说溧阳公主等汉女子沦没于羯胡侯景之徒的时事。江陵之变后,庾信身处异族统治之下,难以明说生命之痛,只能继续采取微言时事方式。比如庾信《拟咏怀》其十一,以系列古典喻说梁朝被西魏所灭的时事,每一古典喻说一件时事,全部古典喻说梁亡全局,可以称作用典的博喻。《杨柳歌》采用比兴手法,以柳树喻说国家由盛至亡的历史、个人由南入北的经历,以及在北朝凄惨的心境,表达了对故国的怀念以及被迫仕周的痛苦之情。庾信微言诗文中含蕴的民族文化思想,为魏晋以来微言诗所未有;庾信微言诗文中隐微的用典比兴艺术,是对魏晋以来微言诗的发展。庾信的微言诗文,成就了其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也成为中国微言时事诗史上的新里程碑,对后世异族统治下的汉民族政治抒情书写有深远影响。

侯景之乱之于庾信的影响,由此引发的思想和文学变动,是符合梁朝文学整体转向的。“侯景之乱和江陵之变前后的十年间,梁代作家的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其文学创作也一扫乱前宫体之习,作家视野从宫廷、台阁转向江山社稷和军国时事,作品风格从香艳绮靡转向苍凉沉郁和雄健悲壮。”[19]遗憾的是,学界研究梁朝文学的并没有把庾信放入梁陈之际转变中,研究庾信的学者则多关注庾信南北之际的地理变动,而忽略了家国之变带来的心理巨变。通过考索侯景之乱中庾信的生平创作,可以清晰看出侯景之乱之于庾信生平的重要影响。它不仅开启了庾信后期最重要的思想——民族文化观,也初步形成了后期文学内容写实和沉郁顿挫的风格。重新认识庾信生涯分界点,这对庾信研究来说有重要意义,对于认识梁陈之际文学风气转变也有重要借鉴意义,期待方家指正。

注释:

①按《南史》卷五十一《萧韶传》:“韶昔为幼童,庾信爱之,有断袖之欢。衣食所资,皆信所给。遇客,韶亦为信传酒。后为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经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别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径上韶床,践蹋肴馔,直视韶面,谓曰:‘官今日形容大异近日。’时宾客满坐,韶甚惭耻。”(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1248.)

②曹道衡先生《庾肩吾劫后行踪及生卒年》率先对庾肩吾在侯景之乱中的行踪进行了考述,纠正了史书时间和官职错位等问题。(曹道衡.中古文学史料丛考[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610.)陈舒《庾肩吾行年考略》在曹先生基础略有推进,推论出庾肩吾于承圣元年(552)三月左右担任江州刺史,五月卒。(陈舒.庾肩吾行年考略[J].长江学术,2008(2):133-135.)这两位先生都重在考述庾肩吾生平,所以不会顾及庾信,但庾肩吾的行程却很有利于我们认知庾信行程。

③台城陷后,建康城内士人的奔走方向大概分为三条:一是东奔,如萧子云“三年三月,宫城失守,东奔晋陵”,庾仲荣“客游会稽”,江总“台城陷,总避难崎岖,累年至会稽”;二是西走,如刘之遴“避难还乡,未至,卒于夏口”,严晃“侯景之乱,西奔荆州”,许亨“侯景之乱,避地郢州”,张琯“宫城陷,绾出奔,外转至江陵”,萧韶“奉诏西奔。及至江陵”;三是南飘,如徐伯阳“浮海南至广州依于萧勃”,江总“总第九舅萧勃先据广州,总又自会稽往依焉”。见于《梁书》《南史》等史书各本传。

④有学者指出王维《大唐故临汝郡太守赠秘书监京兆公神道碑铭》“疾将遁,以猜见囚”,“从这两句话来看,可以推知安史叛军占领长安大肆搜捕朝官的时候,王维曾经设谋逃跑过,但未能成功”。(毕宝魁.王维安史之乱“受伪职”考评[J].辽宁大学学报,1998(2):65-68.)

⑤按石崇《王明君》,鲍照、施荣泰、庾信《王昭君》各一首,萧纲、萧纪、沈约、张正见、王褒、庾信《明君词》各一首,梁范静妇沈氏《昭君叹》一首,以上诸人均南朝人,未见北朝人作有昭君辞。(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9:424-434.)

⑥《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这是从宗法血缘亲疏上区别华夷。(阮元.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2297.)

⑦《礼记·王制篇》:“中国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日夷,披发文身,有火食者矣;南方日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日戎,披发衣皮,有不粒什者矣;北方日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是以地缘标准衡量华夷。(阮元.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1338.)

⑧《春秋左传·定公十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阮元.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2247.)《周易·系辞下》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是以衣冠、礼仪所指代的文明衡量华夷。(阮元.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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