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家训与地区人文精神的关系研究
——以广府地区为例

2020-12-28 21:58黄庆林

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4期

黄庆林

(广东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 510520)

“人必有家，家必有训”。家训，又称家诫、家范、庭训等，是指一个家庭或家族的父辈祖辈对子孙待人接物、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垂诫与训示，是一个家庭的核心价值观、治家法则，体现出一个家庭或者家族的信仰。家训往往通过训诫的方式深植于子孙内心，从而铸牢家的精神根基，成就家族独特的精神风貌。一个地区的人文精神是该区域内民众生活态度、价值信念、文明素养、道德理想、精神价值与共同追求的综合反映，是地区的灵魂。对传统家训与地区人文精神的关系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中国传统的家训，是地区人文精神的集中反映，与此同时，也为地区性格和人文精神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根基。目前学界对广府文化的研究成果颇多，但在广府地区家训与广府文化关系方面却鲜有涉足。本文拟以广府地区为例，阐述传统家训与地区人文精神的关系，从而深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一、广府地区传统家训的内容及精髓

广府地区传统家训中有关勤俭持家、经世致用、务实变通方面的内容良多，成为贯穿其中的精髓。

首先，勤俭持家方面的文字随处可见，展现出一代代广府人勤勉刻苦的优秀品质与节俭务实的优良作风。如明代位居高位的霍韬在家训中强调：“勤之一字，自卑幼至于老长，自农工至于士、大夫、公卿，无可不勉者也！有家者恒念勤字，虽欲不保家，不可得已！否则，虽欲保家，不可得已！”[1]54而“俭德始于保身，中于保家，终于保家族、保子孙，至要至切。”霍韬在家训中非常细致地指出子弟日常用度方面应注意的事项，强调以节俭为原则，“衣以周身，寒暖之用，朴雅是宜，不先勤劳，布帛何获？”“凡女子十五以上，纱衣服一套，紵丝衣服一套。凡男子未四十，不许服纱罗、缎绫。官不在此限”。除了穿着，霍韬还告诫子弟在饮食方面也应节俭，不可放纵自己的欲望，即便入仕做官，也应遵循俭朴的做法，“居官能俭，不惟可守官箴，实可贻家范；小人丧身败官，以覆其家”[1]56。

勤俭持家，应落实到具体行为中，化为日常生活细则。霍韬要求家人做事亲力亲为，反对养尊处优、爱慕虚荣、好吃懒做，如：“凡子侄，年轮一人纲领田事，轮一人司货。纲领者、司货者不力耕，非纲领者、司货者，人耕田三十亩。子侄未娶者一人，童子一人，大仆一人，相牛一具。凡子侄，人耕田三十亩，夏冬两季，效报所耕获以考功。纲领者岁会其功，第其入之数，咨禀家长行赏罚。”[1]5为督促子弟勤勉持家，其在田圃、仓厢、货殖、赋役等方面都设置了管理细则，对表现突出者予以奖励，“凡弟侄报功最，元旦谒祠堂毕，参家长毕，众兄弟子侄相参拜毕，乃各陈其岁功于堂下。”[1]8

明代著名经济改革家庞尚鹏也要求子弟勤俭。勤俭首先在“勤”，其要求子弟务实勤奋，做事亲力亲为，“亲农事，劳其身，食其力，乃能立家”。“子弟以儒书为世业，毕力从之，力不能，则必亲农事，劳其身，食其力，乃能立其家。否则束手坐困，独不患冻馁乎？思祖宗之勤苦，知稼穑之艰难，必不甘为人下矣。”[1]95同时，其训诫子弟，日常生活中应坚持“俭”的原则，“各要布衣疏食，惟祭祀宾客之会，方许饮酒食肉，暂穿新衣，幸免饥寒，足矣，敢以恶衣恶食为耻乎？他如手持、背负之劳，力能自举，不必倩人供使令之役，幸不为人役足矣，敢役人乎？尺帛、半钱不敢浪用，庶几不至于饥寒。”庞尚鹏告诫子弟待人接物时也应以节俭为原则，切忌铺张浪费、追求排场，“待客品物，本有常规。如亲友常往来，即一鱼菜亦可相留。”“待客，肴不过五品，汤果不过二品，酒饭随宜”，“嫁娶不用糖梅，女受聘、出嫁，子弟行聘礼，俱不贺。”“吊丧只用香纸，不用面巾果酒；吊客一茶而退，服内不具请，不送胙。”“交际礼仪，俱用折乾，如合用猪头，则折银一钱，用双鹅酒，三钱，羊酒，五钱，猪酒，一两，此外另封银二分作果酒礼。其受与否及酬答，各从其便。若本乡行礼，俱折银二分，酬礼四人共一桌，若遣礼而不及赴席，原封送还。”[1]98庞尚鹏家训中的这些条款被放入当地乡约推广实行，对于地方社会风气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

其次，广府地区的传统家训，凸显经世致用特质，鼓励勤勉敬业，告诫子弟关注族人、乡邻，关心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发展，力求做有益于社会的人，展现出浓浓的家国情怀和宽广博爱的伟岸胸怀。如冯成修特别强调，学子应讲实学，敦实行，关注社会实际。他抨击一些学者成日埋首于书斋之中，虽努力刻苦，能写出漂亮文章，却不重实学，终归于社会无益，“自少读之至老，不知一言为可用，亦学非所学矣。”“学者开口便云读书，到底读书为甚事，使徒慕读书之名，但求工文字以悦人，逢世而返之，伦常行谊多不可问，则虽读破万卷，作绝妙文章，亦何以对圣贤？”[1]134其提倡学以致用，要求子弟和学子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之上，做到体认于身心，进而将所学知识用来齐家治国。其关注现实，关注将日常所学用于生活实际之中，则“由此研究经文，以求圣贤之道，自可渐次有得，而不徒为口耳记诵之学矣”。[1]109

岭南名儒朱次琦要求子弟“敦行孝悌、崇尚气节、变化气质、检点威仪”，力求诚心、谨慎、克己、力行，努力向上，重视名节，志向远大，为国效力。朱次琦风义高尚，修为纯良，倡导并笃行孝悌和睦、读书明理、修德致用等理念，扶危济贫于乡里，不仅对家族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对地方民风教化也有重要贡献。九江作为“儒林乡”，乡风淳朴，与之相关。

一生都热心于慈善的简氏兄弟爱国爱乡，在创业发家之后以满腔的热情回报社会。简照南曾说：“金钱者，多取为厉，须能聚能散，自社会取之，当为社会用之。”简氏兄弟倾心于慈善事业、重视教育，捐出巨款扶危济困或资助小学、中学、大学等各级各类学校的建立，被誉为“慈善大王”。热衷慈善与公益事业，也成为简氏家族引以为豪的精神和财富，沉淀成一种源远流长的家风，惠及地方社会。

再次，广府地区家训中普遍呈现出的务实变通内容，体现其文化性格。地处沿海、有着便利水上交通系统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商业贸易较为发达。广府传统家族在重视子弟教育、鼓励子弟科举入仕、耕读传家理念的基础上，并不反对子弟从事其他行业，甚至表现出对商贸活动的重视，许多地方官僚和士绅都公开主张发展商业贸易，带动家族从事实业。故而广府地区传统家训中颇多重商、发展经济的内容，表现出务实与变通的一面。

如庞尚鹏认为：“士农工商，各居一艺，士为贵，农次之，工商又次之，量力勉图，各审所尚，皆存乎其人耳。予家训首著士行，余多食货农商语，皆就人家日用之常，而开示途辙，使各有所持循。若该载未尽，当就善言而推广之。”[1]103受时代的局限，其虽仍以士为贵，却主张根据子弟的资质来决定所入之行业，表现出变通的一面，与当时的儒家正统观念有所区别，其谓：“民家常业，不出农商。通查男妇仆几人，某堪稼穑，某堪商贾，每年工食衣服，某若干，某若干，各考其勤能，果否相称。如商贾无厚利，而妄意强为，必至尽亏资本，不如力田，犹为上策。”[1]95

顺德逢简刘氏也认为教育子弟需根据个体的不同资质区别对待，对那些不善读书的子弟，应帮助其从事其他行业，从商、学艺都是不错的选择，关键在于掌握谋生的技能，避免成为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之徒：“如教至十五年不好学，不勤修圣贤道理，格格不相入，则不必教，家有余积，则与之赀本，别求生理；若无余积，则必择一好艺，命之从师学焉，以为治生之计。切不可任其游手好闲，友集淫朋，狂歌嗜酒，纵欲败度，自兹始后欲戒之，诚恐不及，汝敬听之！”[1]227

《罗阳公家训》强调读书为尚，但主张根据自身情况决定择业方向，最忌讳子弟无所事事，对于此类子弟，家族将予以惩戒：“人之资禀，皆赖学以成，未有生而遂贤智者也。我族轩冕相承，莫非书香继美，凡我族人质之秀者，悉令逊志读书，以为显扬之地。至过顽钝，则或力农经商，犹不失四民本业。如游手好闲，非耕非读，将来不知作何底止当！与众摈之，不得与祠宴会”[1]279。

二、广府地区家风家训的文化根源

广府地区的传统家训，将当时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和伦理观念渗透进家族教化之中，在促进儒家文化向底层社会渗透的同时，也表现出适应社会环境的变通与努力，故而其与儒家文化氛围浓厚的中原地区家训内容有所区别，体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色。这种特色，根源于广府地区开放、包容的沃土和广府文化重商、兼容、低调务实、敢为人先、与时俱进等特点。

作为一种移民文化，广府文化是兼容的。历史上，因为战乱、政权更替等原因，中原民众携家带口逃往偏远的南国大地，从而形成了多次移民潮，广东成为了大部分移民的落脚之处、归宿之区。不同历史时期南下的移民带来了不同的文化，逐渐与本地文化融合，从而形成了今天的广府文化。故而，广府文化是多种文化不断汇聚交融的产物，有着与生俱来的包容性特点。

作为一种移民文化，广府文化是开放的。其开放，体现在以宽广的胸襟包容历次移民潮所带来的多种文化因子，也体现在面向海洋、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开放心态。广东地区航海贸易历史源远流长，面向海洋的航海贸易赋予了广东人敢闯敢干的精神。因此，广府文化天生就具有开放性的特点，其拒绝固步自封，乐意博采众长，以开放心态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将来自中原以及海外各国的进步文明元素与自身的文化结合融通。

广府文化的开放性，与重商精神相辅相成。开放的心态、便利的交通与有利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珠江三角洲商品经济的活跃与长期发展，由此推动了这些地区民众重商意识的形成，从而使广府文化与传统的农耕文明有所区别，更多地体现出对商业的重视。

作为一种移民文化，广府文化同时是低调务实的。古代的广府地区，开发较迟，相对于来自中原的民众来说，其气候与自然环境并不理想，气候湿热、蛇虫鼠蚁较多，乃烟瘴之地，生活条件较为落后。从中原地区携家带口南迁的民众，来到陌生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较落后的岭南地区寻找生存和发展空间，境遇的艰难可想而知，而且还需要面对土著民众的排挤，故而他们必须想尽办法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才能扎根下来发家致富。务实、实干才是出路，虚荣与空谈只会将家人与家族带入食不果腹的歧路。因此，崇尚实干的移民，用从中原所带来的先进技术、生产工具与理念，勤俭持家、踏实肯干，找寻机会发展生产与经济，从而推动了地方经济的飞跃与社会文化的发展。

作为一种移民文化，广府文化还是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远道而来的中原人，面对陌生环境、不理想的自然条件以及生存竞争等种种压力，只有开拓创新，积极适应当地社会，求新求变，才能赢得生存空间；也只有与时俱进，拒绝固步自封，才能抓住各种生存机遇，为自身和家族赢来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开拓创新、与时俱进、敢为人先，一直是广府文化的特点。

总之，作为多种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产物，广府文化具有重商、兼容、开放、低调务实、开拓创新、敢为人先、与时俱进等特点，其融汇了多种文化的精髓，对南粤地区经济与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广府地区的家风家训，正是这种文化氛围与环境的产物。广府地区的家族，生长和活跃于已经形成且飞速发展的广府文化土壤上，其家训中展现出重商、务实等特点，与岭南地区浓厚的商业氛围相辅相成，与广府文化的特质一脉相承。无疑，生长于这片土地上的广府历史文化名人与家族所制定出的家训与家规，乃是立足于当地文化土壤和适应社会环境需要的产物。他们用以培养子弟、规范家族成员行为的家训与家规，无法脱离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与文化氛围。

三、广府地区传统家风家训的影响

广府地区的家风家训，作为文化血脉代代相传，在促进当地民风民俗与文化性格形成的同时，还以别具特色的文化内容与精神风貌影响着广东社会历史的发展，其影响力甚至超越了岭南地区，传播辐射至内地乃至于世界各地，对中国以至海外华侨华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说来，主要体现于以下两方面：

(一)推动广府地区宗族建设与家族文化的兴起

家风家训的流行，是家族制度与家族文化发展的结果，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家族文化的绵延、弘扬与传播。岭南地区家族建设的兴盛始于明代。随着广东商品经济的活跃与日益发展、宗族人口的繁衍与宗族规模的不断扩大，广东宗族组织的发展逐渐规范化、制度化。其中，宗祠建设局面日益火爆，士庶之家也开始创建宗祠祭祀先祖。该时期广东涌现出了一批科举鼎甲和权倾朝野的功名人物，包括梁储、方献夫、霍韬、何维柏、庞嵩、庞尚鹏等。他们身居高位，在广东宗族组织创制立规和向制度化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他们的推动下，珠三角地区的宗族建设，逐渐从官员家推广到了普通老百姓家，民间祭祀始祖的传统渐趋形成。

如庞嵩的“小宗祠之制”，“上祀始祖，下祀父祖，旁及支子，既无繁褥之嫌，也无失礼之处，颇受平民百姓欢迎，‘所谓小姓单家，族人不满百者，亦有数所’，即是这一范式推行的结果。”[3]同时，霍韬、方献夫等人亲手整合宗族组织, 制定宗族制度，他们所推动的宗族教化与宗祠建设举措，通过设立族规家训，宣扬道德礼法，为家风传承及家族日后文化和政治地位的延续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方献夫荣登显贵之后，开始兴建其祖父方用中的祠堂，后来又建起其父学正公祠，推动了宗族建设。同时期，霍韬也制定家训与家规，加强家族管理与教育。其首建大宗祠，使霍氏“合祀各祖于祖祠”；设立族产，使“祭祀有田，赡族有田，社学有田，乡厉有田”；创置考功与会膳制，对宗族子弟勤勉情况进行考核和奖惩，对家族男女老幼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培养家族成员的宗族认同观念，加强家族凝聚力；其又创立书院，加强家族子弟教育，为霍氏子弟求取功名创造条件。霍韬重视子弟教育，告诫子弟须朝耕暮读，如有不遵，本宗子弟，不许入祠堂。其还劝勉乡间父老的崇学之风，告诫乡邻互相劝勉，勿蹈浮俗。

霍韬、方献夫等人所带动的民间宗祠和家族建设很快引领了当地民风的发展，使明代中期以后广东宗族观念日益浓厚、宗祠建设如火如荼。如古代佛山所设立的祠堂数量自明代之后迅速增长，宋、元两代所建的祠堂为5所，明初3所，明代宣德至正德年间5所，而嘉靖到崇祯年间有28所。到了清代，顺治到乾隆年间24所，嘉庆到道光年间20所。据此统计，明代15世纪中叶开启祠堂建设之风，祠堂的设立集中于16世纪以后。[2]随着霍韬、方献夫等人的宗族建设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广府地区兴起了各种类型的宗族组织，族谱、家训之类的撰述也逐渐盛行，成为一种地方风尚。各宗族在建立宗祠的基础之上，开展祭祀活动，召开全族会议商议族内大事，选读祖训与族规等，“导民向善”，加强了族人的宗族观念与宗族凝聚力，同时也通过这种方式使家族文化传承久远。

无疑，霍韬、方献夫等人的宗祠与家族文化建设，不仅教育了本族子弟，还规范了当地民众的行为，使家风家训的影响超越了地区限制，加深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力和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培养了广府甚至岭南地区淳朴、向学和敬宗祭祖的民风。

(二)促进了广府文化发展，扩大了岭南文化的影响力

首先，广府地区家风家训的撰修者，大多为历史名人，他们或为学者，或放弃仕途设坛讲学，籍由教育领域的影响力将其家训文化的理念传播到了社会各界。如冯成修曾任教于广州，其经世致用的理念惠及无数学子；朱次琦在家乡礼山草堂讲学，潜心学术20多年，学生遍布广东各地。康有为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提倡开启民智，抨击传统社会对女子的压制，呼吁男女平等，要求对学生实行德、智、体教育，激励学生的民族气节，号召学生发愤图强等等。他们的学术理念与家庭教育思想互相渗透与融合，对学子产生着影响。毫无疑问，他们的教育理念，不仅在家庭教育中影响着家族子弟，同时以其教职而对地方学子和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次，广府地区的宗族在推动家族子弟教育平台建设、促进家族教育事业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广府甚至岭南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从而将家族教育理念传播得更加广泛。家风家训是家族建设与家族教育中重要的一环。广府人通过家族文化的建设传扬家风家训的做法，得到各界认可，影响范围甚至超越了本地区。如庞尚鹏的《庞氏家训》乃明代以后广东各家族竞相模仿的家训范本，在广东宗族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方面厥功甚伟。《庞氏家训》出台后，在当时社会颇受推崇，其中“尊礼度”中的四款“已入乡约通行’，后来珠三角地区各姓氏修撰家训必以之为模板。而康熙年间佛山石湾的霍氏评价庞氏家训的影响时谓：“自来说家训者，必曰庞公。夫惺庵庞公之作家训也。大而纲常伦理，小而事物世故，靡不有训。理有大而必明，事虽小而必悉，根乎人情，允宜土俗，孝子慈孙，率履不越,是以世泽维新，家声丕振，在南海遂称右族”。[3]惺庵庞公即为庞尚鹏。而清代《老氏家训》也对《庞氏家训》“敦厚德”部分内容有所吸收。

霍韬的家训，传播范围同样很广，甚至超越了珠三角地区。如嘉靖十五年(1536)，霍韬应郑氏、卞氏之请，将其所编之《家训》授予他们作为治家之用，卞氏还“复求训梓焉 ”[4]；嘉靖八年(1529)，江苏丹阳人孙育读完后感叹万分，谓：“其礼严而爱，其思深而远，其事简而周，其文正而婉，轨物范世者也。”故而欲将其“梓之家塾 ”,用以训导家族子弟。无锡人孙毓修在重刻《霍渭崖家训》所作的跋中也高度评价道：“今观其家训，敬宗收族，有象山义门之风，仿而行之，洵足挽回末俗，不徒秘帙是夸也。”

无疑，广府地区传统的家训通过乡约或其他家族竞相仿效的方式，将乡村礼治与家族伦理联系了起来，是明中叶以来士大夫将儒家纲常教化下沉到乡村社会的尝试，扩大了家训的影响面，对地方民风影响颇著。

再次，家风家训的影响力藉由书院向外辐射。当时广东众多有名的书院，在培养人才的同时，也将士大夫的家训及思想予以传播和传承。如冯成修曾掌教于广州的粤秀与越华书院，其家庭与学校教育理念传播甚广。佛山西樵山上众多的书院，也是本地士大夫传播学术思想与理念的重要场域。明中叶以降，西樵山成为广东籍理学家们活动的重要场所，而方献夫、霍韬、湛若水及其学生、后辈等人在此处的活动十分频繁。

湛若水、霍韬、方献夫等人，同为广东人，在朝中声望颇隆，以政坛的地位提高了广府地区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力，同时在家乡发展教育事业、推进宗族建设，引领着地区文化的发展。他们在西樵山建立书院、授徒讲学，使该时期的书院建设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如方献夫创建了石泉书院，湛若水创建了云谷书院和大科书院，霍韬创立了四峰书院。四书院的授课内容都以理学为主。

在湛若水、方献夫和霍韬等人的经营之下，云谷书院、大科书院、石泉书院、四峰书院成为名动一时的四大书院，吸引了大批学子前往拜师学习，生源不仅遍及岭南，还来自全国各地。文人学者登西樵山求学问道，论辩交锋者也络绎不绝，各书院之间还时常相互讲学，吸引众多士人前往。西樵山因此成为了当时的学术中心，冠盖云集，文风鼎盛。因四大书院为理学名家阐发、传播理学思想的重要场域，当时书院林立的西樵山也由此成为了理学名山，影响力甚至超越西樵山乃至岭南，蜚声海内外。在此儒风熏陶之下，西樵讲学之风甚浓，培养了众多学子，广东也因此名士辈出。

而毋庸置疑的是，方献夫与霍韬等那些曾经在西樵山讲学论道的历史名人们的教育思想、理念与治国治家精神，经由前来求学的学子们带到了全国各地，因而他们不仅在推动家族建设和家族文化发展上作用重大，还通过书院建设、授徒讲学等方式影响了无数学子，其影响力通过书院的教育扩展到了岭南地区甚至全国。他们在家庭教育方面的理念、家训思想以及做法都籍此得以广泛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