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李鹏

摘 要：众所周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非常迅速，然而，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已成阻碍当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国已经特别重视起生态文明建设，争取解决好现有的一些实际问题。与此同时，现如今企业在发展自身经济的同时，往往疏忽环保，破坏环境，缺乏绿色创新的能力，这需要外力监督去促进，其中，环境执法监督是有效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手段之一。

关键词：环境执法监督 企业绿色 创新 影响

根据现阶段的相关数据表明，中国制定和颁布了20多项环境法律、40多项法规、500多项标准和600多项规范性文件。特别的是，相应环境政策的标准或领域与发达国家的标准或领域极为接近。但环境政策具体的执行中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如执行不严、宽松执法等现象已成常态。而要想真正解决当下的实际问题，不单单是要构建好完善的环境保护政策体系，更需要落实好完善的环境监督体系。然而由于我国不同区域要求和目标的不同，地方环境执法往往就面临着诸多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环境政策的贯彻效果。本文主要就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作简要分析。

一、现阶段我国环境政策监督的主要难点

环境政策的地方执行监管十分宽松，技术要求和水准远远无法与全面监管相匹配，更为严重的是，与中央的相关执行来说，还相差甚远;很多地方往往会更多地侧重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往往会通过环境的破坏来促进来地方经济的增长速度，却直接轻视了整个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环境政策执行中的正向激励方面存在很大缺陷。环境政策执行不严、宽松执法等现象会直接影响到环境政策的作用。例如在参加蓝天保卫战重点区域强化督查工作中，发现某些企业的环保治污设施健全，但在环评审批手续层级问题上与国家要求的层级存有差异。

二、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异质性研究

（一）融资约束

企业创新是属于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是需要一个特别稳定持续的资金保障才能实现，而企业绿色创新更是离不开资金需求。面对环保约谈所涉及的企业效应来说，企业绿色创新的程度往往是与融资约束程度息息相关。当融资约束程度比一般要高时，企业一般就很难获得有效的资金，当他们面临地方政府或是相关部门的压力下，企业很可能是会侧重选择临时性措施来实现绿色环保的要求，根本没有多余的资金去进行绿色创新工作，从而使得环境执法监督的企业绿色创新效应弱化。

（二）代理成本

随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之后，委托代理也随之而出，经营者的个人选择是会直接影响到整个企业的创新过程，而企业绿色创新也是如此。企业法人或是企业实际控股者的目标是确保企业利益能够实现最大化，而经营者的目标只是考虑到自身利益不受到影响，有所保障，不同的目标也会对企业的绿色创新效果产生影响。当代理成本超出既定标准时，业主与经营者之间的矛盾将更加尖锐。在面对环境访谈的相关效果时，经营者可能出于某种动机选择临时措施应对环境执法监督。当代理成本明显低于既定标准时，经营者的逆向选择和道德影响压力都会处于一个合理可界定范围，这将使经营者和业主的利益要求都会保持在一定标准下，从而积极开展绿色创新活动，以进一步满足环境执法和监督的相关要求，从而提升企业的实际价值。

三、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一）完善现有的环境督察体系

一般来说，环境政策效能以及环境执法的作用与环境执法的强度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但是，由于国家级与地方级政府的侧重点和各相关标准不尽相同，环境执法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环保约谈制度是我国环境监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有效地实现被约谈地区企业的绿色创新。基于此，政府需要优化并完善环保约谈制度在内的环境督察体系，要真正意义上实现环境政策的有效落实，确保落实到位。

（二）完善地方环境执法体系

环境执法的核心部门就是各地方政府和相关负责部门，他们需要关注经济增长的总量的同时，也需要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率。基于此，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需要主动地响应环境执法监督，加强地方环境执法水平，以促进地区企业绿色创新，这样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地区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

（三）企业自身需要调整观念

环境执法监督需要提高企业环境成本和控制好环境处罚力度，假设企业仅仅选择暂时性措施，企业环境压力会很大，核心竞争优势会明显下降。基于此，企业自身需要调整自身发展观念，在环境执法监督的壓力下选择进行更多有效的绿色创新活动，这样才能长久地具备一定的核心竞争力。

（四）重视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差异化影响

就以现阶段的发展来说，企业需要拓宽自身的吸收资金的发展渠道，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银行等机构也必须建立健全企业绿色创新信贷机制。另外，企业应当完善绿色创新激励与响应机制，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企业绿色创新的效果。

四、结语

综上所述，环境执法监督会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与发展，未来环境执法监督工作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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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沈洪涛，周艳坤.环境执法监督与企业环境绩效：来自环保约谈的准自然实验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17，20（06）：7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