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西宁卫陈土司家族之始祖建构①为中心
——以新见《陈氏家谱》

2021-01-02 22:14张中磊
关键词:陈氏家谱淮南

张中磊

(青海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青海 西宁 810016)

明清时期的河湟地区有很多土司家族,其中陈氏一族被认为是河湟地区甚至甘青地区唯一的汉族土司家族。陈氏一族自明永乐年间便定居西宁,其作为土司家族的地位一直维持到民国时期。囿于资料,学界对陈氏家族一直没有太多关注,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及90年代初期,陆续出土发现了《明钦依守戎天衢陈公墓志》(以下简称《转志》)、《明红城守备署都指挥佥事西宁卫指挥使敬斋陈公墓志铭》(以下简称《辅志》)、《明故昭勇将军肖斋陈公墓志铭》(以下简称《畏志》),以及陈仲良(2)关于买地券的主券人,卢宗义、胡晓军的《陈土司祖茔买地券琐议》及卢耀光的《陈土司世系考辨》均写作“陈仲良”,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西宁市南郊明墓清理简报》写作“陈良”,因无关宏旨,本文亦写为“陈仲良”。买地券等材料,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形成了若干研究成果,包括卢耀光的《陈转墓志铭考略》[1]《陈土司世系考辨》[2],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撰写的《西宁市南郊明墓清理简报》[3],以及卢宗义、胡晓军的《陈土司祖茔买地券琐议》[4]。这些成果基本上解决了陈氏家族第一代土司为何人、籍贯何地、世系源流等问题,甚至涉及陈氏宗教信仰的问题,为我们深入研究陈氏家族奠定了基础,也提供了资料上的方便。新发现的两种《陈氏家谱》有助于我们对陈氏家族的源流、承袭、婚姻等问题进行再认识。本文拟以《陈氏家谱》旧谱为中心,辅以《元史》、《明实录》、《明史》、墓志铭、地方志等材料,对陈子名的身份问题进行讨论,以求教于方家。

一、新见两种《陈氏家谱》介绍

卢耀光等人的文章均未提及《陈氏家谱》,笔者在署名陈仲达的网络文章《青海土司陈子名一族世系辑存》中找到《陈氏家谱》流传于今的线索,兹将陈仲达文中按语引录如下:“据考:青海湟中县陈德明先生藏有《陈氏家谱》,共六卷。是谱创立于明洪武元年,清康熙年间重修(续谱),自始祖迄今传二十二代。其内容既有出土碑铭又有完整家谱,是谱记载了六百三十多年来陈氏十一代世袭昭勇将军的事迹,这十一位将军都曾任过陕西行都司西宁卫指挥使。该家谱既有求本溯源功能,又体现了时代特征。内容齐全完整,具有一定的谱牒研究价值,特别为研究西宁历史提供了依据。今据相关报导:湟中县陈德明老先生已将旧谱捐赠西宁市档案馆收藏,该馆还为陈德明老先生颁发了证书及奖金。”[5]笔者据此又在网上检索到西宁市档案馆收藏有《湟中陈氏家谱》的信息,并联系西宁市档案馆工作人员,获知确有陈德明捐赠的《陈氏家谱》藏于馆内,但不便查阅。2020年暑假,笔者和四川大学博士生许若冰,经过一番曲折的寻访,最终在西宁市互助土族自治县陈家台村陈土司后人陈占昌先生家中看到了《陈氏家谱》的复印本,并拍照记录。笔者寻访到的《陈氏家谱》有两种,均为打印本,从具体内容上可分为旧谱和新谱,现将两种家谱分别介绍。

(一)旧谱

旧谱页面四周有墨绿色宽边,内有褐色窄边,中间为书写区,无书写栏,从右向左竖排书写,每页8列,字数不等。根据家谱序文,此谱由陈氏十一代孙陈师文于康熙十一年重修。家谱为A4彩印本,应为原谱扫描数据打印而成(3)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张生寅研究员有幸于笔者之后在陈占昌先生家中见到原谱。,无封皮无目录,共80页。前11页为“湟中陈氏接辈相传本宗支庶家谱绪志之图”,简单介绍了陈氏家族从一世到十九世的世系传承。第12~80页为家谱主体内容,共7263字,其中第12~25页为两篇《陈氏家谱序》,第一篇(12~17页)署名“小沛通家社弟王者都”,第二篇(18~25页)署名“巩昌府分理庄浪兼摄茶马屯田水利同知通家张二典”。(4)王者都于顺治中由拔贡为西宁卫通判,后于康熙九年升泉州知府。康熙十一年王者都已不在西宁,若非伪托,其序文及文后钦印如何出现在《陈氏家谱》中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参见:[清]怀荫布纂修:《乾隆泉州府志(一)》卷二十六《文职官上》,《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22册,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632页;[民国]于书云纂修:《民国沛县志》卷十三《人物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63册,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63页。张二典事迹待考。两篇序文字体相同,均偏行草,应是同一人执笔,序文后各有王氏和张氏的钦印,序文内容以介绍陈氏由来、修谱缘由及赞美陈氏家族为主,如王序讲到“陈氏开于胡公,帝舜之后,昌于敬仲,盛于太丘,此陈族所由来。”张序则明确告诉我们,陈师文之所以要重修家谱是要“立谱牒所以别宗支、分世系、序昭穆、详晦明”,以便后世子孙知其所本,张序另有两首赞美陈氏家族家世显赫、功勋卓越的咏诗。第26~76页为一世至十一世共十三人的传文,其中有敕书两道,《诰封陈太淑人陈母田氏墓表文》一篇,可补正史及其他史料之不足。第77~80页是陈师文的自序,陈述自己因陈氏家谱“自兵火后残缺弗修”,为尊祖敬宗,“恢复谱牒于秦火之中”的修谱初衷。第26~80页内容均为楷体书写,行文简洁流畅,但也有书写讹误之处,如将“至正”误写为“至政”,“代县”误写为“带县”,“耿炳文”误写为“耿柄文”,等等。

(二)新谱

新谱题为《青海湟中互助陈氏家谱(大房)》,是由青海省门源县陈氏后人陈文杰先生编撰,亦为A4纸打印,有彩页封皮,无目录页码,内容较为混乱,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老谱主要内容的翻译,并增补十二世至十九世的传文,此内容可补旧谱之缺,这也是新谱的价值所在,其文为白话文。第二部分收录《西宁市南郊明墓清理简报》《陈转墓志铭考略》《陈土司世系考辨》等三篇文章,并对其中附录的《辅志》《畏志》《转志》及陈仲良买地券原文进行了翻译,此部分内容为研究者搜寻资料提供了方便。第三部分为陈氏宗族谱系图和陈文杰撰写的《陈氏家谱新序》。序文作于2015年,其中提到“陈氏从明至今共续修族谱四次,做到续缺补漏。现经查阅陈氏湟中前谱、湟中后谱、互助老谱……,整理今译,补建完善陈氏总谱。并且按照陈氏第七世忠、孝、魁起策分的房头,分卷整理出大房、二房、三房族谱。”由序文可知,至少还有三种陈氏家谱尚存于世。

总体来看,笔者所见两种《陈氏家谱》,尤其是旧谱内容涉及陈氏家族的世系源流、事功、姻亲关系、买田置业等,是我们深入研究陈氏家族的重要依据。其不足则是内容较为简单,如有关买田置业的内容往往是只言片语,也缺少体现陈氏家族内部管理、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内容。另外,笔者所见《陈氏家谱》与陈仲达文章中按语介绍的《陈氏家谱》,即陈德明捐赠给西宁市档案馆的《湟中陈氏家谱》在内容上较为相似,按语所说的康熙年间重修、出土碑铭、十一代世袭昭勇将军事迹等在旧谱中均有体现,不过笔者所见家谱并非“自始祖迄今传二十二代”,而是已传二十四代。笔者亦曾询问过陈占昌先生是否知道湟中陈德明先生捐家谱的事情,陈先生只说湟中也有陈氏后人,“德”(新谱为“得”)字是陈氏第二十二世字辈,对陈德明捐《湟中陈氏家谱》事所知不多。如此看来,《湟中陈氏家谱》与笔者所见家谱在内容上自康熙十一年以后或有所不同,且陈氏湟中前谱、湟中后谱、互助老谱等家谱所载内容如何,似也有进一步整理、研究的可能,值得引起学界更多关注。

二、陈子名“元淮南右丞”身份考释

目前学界仍基本认同和沿用《西宁府新志》有关陈子名籍贯、归附时间和元末官职的记载,即陈子名为“江南山阳人,元淮安右丞,明吴元年归附,授指挥。”[6](卷3,P402)从张维的《甘青土司志》[7](P159)到龚荫的《中国土司制度史》[8](P1027)等大都沿用《西宁府新志》中的观点。卢耀光在其《陈土司世系考辨》一文中以《西宁府新志》为基础,结合《辅志》等墓志铭材料,对陈子名的族别、归附的时间及官职、陈氏的世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翔实的论证,其中卢氏认为陈子名并非第一代陈氏土司,陈土司家的功名世禄是由陈义奠定的基础,且陈子名应是先以“淮南右丞”的身份归附张士诚,而后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而非明吴元年(1367)以“几等于白职”的身份归附朱元璋。[2](P34-41)卢氏的论证充分,观点较为可信,但其观点似乎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如武沐、金燕红认为“西宁卫土官陈子明,系元代淮安右丞,任职福建,因罪迁徙西宁州,明初封为土指挥。”[9](P135)此段有关陈子名的表述若参照卢氏的论证几乎无一准确之处。笔者基本认同卢氏的观点,但对卢氏认为陈子名为“元淮南右丞”[2](P36)的结论却有不同看法。下面笔者以《陈氏家谱》旧谱(以下简称《陈谱》)为基础,爬梳有关史料,讨论陈子名“元淮南右丞”身份的问题。

先来看一下《陈谱》中对陈子名的记载:

讳子名,原籍淮安府山阳县人,系元朝右丞,协同蛮子海牙镇守淮安等处。时元至政二十七年三月初八日,逢吴帅常遇春兵下淮安,围困月余不下,守御甚严,遇春以飞檄谕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纷役,兵戎四起,生灵涂炭,吾率众至此为民除害,汝等坚守无益,勿怀疑惧,能真心投诚者,吾即奏请以原职用之,若敢有不从者,吾即除之。于是即率众归附,仍蒙檄守淮安等处。

此段文字讹误颇多,如将“至正”误写为“至政”,明军攻取淮安的时间应为“二十六年”。不过这段记载陈子名的文字较诸《西宁府新志》却又颇为详细,明确指出陈子名“系元朝右丞”,且“协同蛮子海牙镇守淮安等处”,似乎可以佐证卢耀光的陈子名为元淮南行省右丞相的观点,但是仔细推敲,这段文字存在很多疑点或言说不明的地方。

按《元史》记载,淮南行省设置于至正十二年。

(闰三月)乙酉,……立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治扬州,辖扬州、高邮、淮安、滁州、和州、庐州、安丰、安庆、蕲州、黄州。[10](卷42,P897)

至正十五年,蛮子海牙任淮南江北等处行省平章政事,[10](卷44,P925)《元史》仅有太平任淮南左丞相的记载如下:

小海鲜不管是热菜还是凉菜,上桌前都不能用芝麻油增香,否则会产生一种焦煳的味道(芝麻油的香味与海鲜混合反而会生出煳味),而用一款自制的葱油代替芝麻油为海鲜菜品增香,效果不错。

十五年,诏命太平为江浙行省左丞相。未行,改为淮南行省左丞相,兼知行枢密院事,总制诸军,驻于济宁。[10](卷140,P3369)

假设陈子名为淮南右丞,则其应于至正十五年驻守淮安等处。因为蛮子海牙在任淮南行省平章政事不久即被安排参与卫护江南行台的战争,并于次年投降张士诚。《元史》载:

以淮南行省平章政事蛮子海牙与同知枢密院事绊住马等,自芜湖至镇江南岸守御,同阿鲁灰所部军马协力卫护江南行台。[10](卷44,P926)

《明太祖实录》载:

(丙申岁)庚寅

上进兵集庆,……平章阿鲁灰、参政伯家奴及集庆路达鲁花赤达尼达思等皆战死,获其御史王稷、元帅李宁等三百余人,蛮子海牙走投张士诚。[11](卷4,P42)

从至正十五年到十六年蛮子海牙投降张士诚的这段时间里,陈子名有何活动不得而知,我们也只能假设陈子名没有同蛮子海牙一起参加保卫江南行台的战争,而是一直镇守在淮安等处,那么《陈谱》里只说“协同蛮子海牙镇守淮安等处”就不甚准确了。除此之外,涉及淮安或淮南的事件中很难发现陈子名的踪迹,如《元史》“顺帝八”记载:

假若陈子名在至正十七年仍为淮南右丞且镇守淮安等处,为何在赵君用僭称“永义王”时仍需诏淮南知行枢密院事脱脱领兵讨伐?同年,朱元璋攻取了淮南行省治所所在地扬州路,不过淮南行省的建置并未取消,元王朝曾在至正二十五年九月以方国珍为淮南行省左丞相,分省庆元。[10](卷46,P970)因此我们可以继续假设陈子名以淮南右丞的身份仍在淮安镇守,直到至正二十五年十一月淮安为张士诚所据。[10](卷46,P971)

梳理以上史料,我们发现在涉及到淮南行省或淮安的重大历史事件中,丝毫找不到陈子名的身影,不仅《元史》如此,无论是《[嘉庆重修].扬州府志》[12]还是《[光绪]淮安府志》[13],也都找不到至正十五年任命淮南行省右丞的记载,更勿论名为陈子名的淮南右丞,亦没有名为“陈子名”镇守淮安者。试想陈子名如果真的为正二品的淮南行省右丞相,但在史籍中却无丝毫记载,这怎能不引人对其“元淮南右丞”的身份产生怀疑。假使陈子名以“元淮南右丞”的身份投降张士诚,无论是守城还是征战,对张士诚来说陈子名都可资利用,而不应该在投降张士诚后“几至白身”。因此,笔者认为陈子名不可能以“元淮南右丞”的身份归附张士诚。至于常遇春檄谕陈子名一事亦很可疑,若真有檄谕招降一事,不仅能体现朱元璋的军队为“仁者之师”,又能彰显朱元璋政权合理性,这样值得大书特书的故事为何在《明实录》等史籍中没有任何记载?于情于理似乎都说不通。

三、祖先重塑:陈子名的身份建构

既然陈子名的“元淮南(安)右丞”身份大有可疑,那么《西宁府新志》《陈氏家谱》中对陈子名“元淮南(安)右丞”身份的有关记载又是如何出现的呢?我们先来看一下《陈谱》中对陈子名入明后的记载。

吴元年授职指挥,至洪武七年三月内,曹国公李文忠统兵北伐,檄调随征,驻带县(代县),奉遣至三不剌者,擒获平章陈安礼、木屑非。至顺宁门,斩其将珎珠胪。至白登,俘其国公孛罗帖木儿。七月,攻太宁、高川、大石崖,克之,敕授随征指挥佥事。洪武十六年九月阵终。赠□□将军,妻富氏赠□人。

此段文字记载了陈子名三个时期的事迹,即吴元年(1367)、洪武七年(1374)、洪武十六年(1383),尤其是洪武七年的活动,记载颇为详细,但是比对《明实录》《明史》及相关墓志铭的记载,其内容的真实性亦值得怀疑。

(一)从“以功授小旗”到“授职指挥”

关于陈子名归附后的官职问题,卢耀光已经有比较详尽的论证,在此笔者以陈仲良买地券为依据再作简要论述。

陈仲良买地券写于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是目前所见最早涉及陈子名身份问题的材料,该券称陈子名为“故显考昭勇将军尚公子名”,不过笔者怀疑这个“昭勇将军”的散官职事或许是在陈子名死后诰封的。据《陈谱》记载,陈义于永乐十四年八月十九日调升陕西行都司西宁卫世袭指挥使,赐敕书一道。陈义很有可能在永乐十四年调升西宁卫指挥使时加授昭勇将军的武散官职事,并随即或在宣德元年以前诰封陈子名为昭勇将军。买地券中还记载了陈仲良所买墓地大小为“南北长二十步,东西阔十九步八分半,积一亩六分半”。明代有等级严明的丧葬制度,对品官及庶民茔地大小亦有明确规定。如《明太祖实录》中规定,一品,茔地周围一百步,二品,茔地周围八十步,每面二十步,三品,茔地围七十步,每面一十七步半,七品,茔地周围三十步,每面七步半,庶民,茔地周围十八步,每面四步半。[11](卷74,P1367-1368)《明史》记载:一品,周围九十步,二品,周围八十步,三品,七十步,四品四十步,七品以下二十步。[14](卷60,P1487)按《明太祖实录》和《明史》中的规定,陈仲良所买墓地大小合二品官茔地的规定,但“昭勇将军”为三品武散官,那么陈仲良为陈子名买二品官之茔地则有僭越之嫌。根据《西宁市南郊明墓清理简报》的发掘记录,陈子名的衣冠冢与陈辅、陈三畏的墓穴在同一墓地之内。显然,陈仲良买祖茔地不是为陈子名一人而是为陈氏家族,这种情况下买二品官等级墓地的行为才既合规合情又不僭越。卢宗义、胡晓军的《陈土司祖茔买地券琐议》一文,根据《明史》有关茔地大小的规定,认为“买地券所称的二十步虽系虚称,然亦与陈子名当时身份符合”,[4](P55)但没有明确指出陈子名具体为何身份,我们有理由相信陈子名的品级应不高,结合《辅志》《畏志》或许还可以发现一些端倪。

元末有讳子名率其党归太祖。太祖奇其貌,分隶属常忠武部下,以功授小旗。未几,子名卒。[3](P4)

按昭勇公世为湟中郡故家,先公子名,直隶淮安府山阳县西北隅人。洪武初归附,从常国公部下,有功升燕山卫右所小旗。[3](P5)

两篇墓志铭均成书于万历年间,其对陈子名记载的可靠性或不比陈仲良买地券高,但应当比编撰于康熙年间的《陈谱》更为可靠,两篇墓志铭均记载陈子名归附后为小旗,并未提及陈子名曾被授职指挥或被诰封昭勇将军,而《转志》甚至连陈子名其人都没有提到,只说“洪武初,有名义者来西宁”。[1](P76)如果陈子名果真授职指挥,却在买地券中只提“昭勇将军”,亦不见于后人墓志铭中,似乎很难让人信服。是故,《辅志》《畏志》中关于陈子名小旗身份的记载应更为可信,陈子名授职指挥不过是后人的攀附。

(二)从“分隶属常忠武部下”到“檄调随(李文忠)征”

根据《辅志》《畏志》记载,陈子名在归附后隶于常遇春应无可置疑,并在常遇春死后隶于李文忠。[11](卷43,P852)

因此陈子名在洪武七年的活动和李文忠有很大关系,《明太祖实录》对李文忠的记载:

洪武七年夏四月甲申

左副将军李文忠遣禆将至三不剌,擒故元平章陈安礼、木屑飞。至顺宁、杨门,斩其将真珠驴。至朔州,又擒其太尉伯颜不花。[11](卷43,P1569)

《明太祖实录》在李文忠去世后对此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洪武)七年三月,文忠驻兵代县,遣将四出。至三不剌,擒其平章陈安礼、木屑飞。至顺宁、杨门,斩其将真珠驴。至白登,俘其国公邓孛罗帖木儿。至朔州擒其太尉伯颜不花。七月,攻大宁、高州、大石崖,克之,斩其宗王朵朵失里,擒承旨百家奴。[11](卷88,P2481-2482)

此事视于李文忠神道碑碑文:

七年春,诏总兵北征,王(李文忠)驻兵代县,遣将各出。至三不刺者,擒其平章陈安礼、木屑飞。至顺宁、阳门者,斩其将珍珠驴。至白登者,俘其国公邓孛罗帖木儿。秋七月,攻大宁、高州、大石厓,克之,斩其宗王朵朵失理、擒承旨伯家而还。[15](卷5,P184)

加上前引家谱的记载,通过对比不难看出,虽然四段文字详略不一,但所载事迹、文字表述都存在很大的相似之处,个中联系显而易见。陈氏后人虽无法看到《明太祖实录》,但是获知李文忠神道碑碑文应该不是很难的事情,且李文忠北伐的事迹于其他史籍中也很常见,所以《陈谱》对陈子名的记载很有可能受到李文忠神道碑碑文及其他史籍记载的影响,比如实录及碑文中对李文忠北伐的记载是“遣将四出”“遣将各出”,可见当时李文忠是兵分多路,同时进行军事活动,而看《陈谱》“奉遣至三不剌者擒获平章陈安礼木屑非……”的表述,意味着陈子名参加了几乎所有的军事活动,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奉遣至三不剌者擒获平章陈安礼木屑非”这一句,很明显陈氏后人是将“三不剌者”当成了一个地名,而这恰恰是陈氏后人修改碑文或史籍记载不彻底造成的。另外,结合《辅志》等墓志铭的记载,“陈子名从1366年归附朱元璋,南征北战到洪武十七年(1384)死仍为小旗,可说没什么名堂。”[2](P38)陈子名很有可能只是跟随李文忠参加了北伐的战争,但没有突出的军功以升迁,并非如《陈谱》记载的那样“敕授随征指挥佥事”。不过,陈子名参与北伐的事情却为后人熟知,并成为后人纂修家谱时可以利用和发挥的基础,借以抬高陈子名的身份,增加陈氏家族的荣耀。

(三)从“未几,子名卒”到“(洪武)十六年从征龙泉山寇阵亡”

卢耀光依据《西宁府新志》所载“子名义,洪武十七年袭职”,结合墓志资料,认为“陈子名的死年至迟不晚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2](P37)这与《陈谱》的记载颇为吻合,可以确定陈子名死于洪武十六年无疑。不过,《陈谱》记载陈子名为“阵终”则颇有疑窦。检索《明实录》及《明史》,洪武十六年的战事并不多。其中,《明太祖实录》记载:

洪武十六年九月癸亥

命申国公邓镇为征南副将军,临江侯陈镛、济宁侯顾敬为左右副将军,率兵讨江西龙泉等县山寇。时广东猺贼作乱,剽掠旁近,由是江西永新、龙泉山民互相扇动,结聚徒党,自称“顺天王”,势甚猖獗,江西都指挥同知戴宗率兵剿捕,不克。至是,命镇等将兵往讨之。[11](卷156,P2430)

《明史》太祖本纪中仅用一句话记载此事:“(洪武十六年)九月癸亥,申国公邓镇为征南将军,讨龙泉山寇,平之。”[14](卷3,P3745)若《陈谱》记载不虚,则陈子名是否有可能“阵终”于这次战事呢?民国时期的陈万言在《西北种族史》一书中记载陈子名“(洪武)十六年从征龙泉山寇阵亡”。[16](P38)陈子名的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似乎都很清初。但问题是,在万历时期尚且语焉不详的卒年和死因,为何到了康熙年间成了“洪武十六年九月阵终”,而到了民国时期就成了更为详细的“(洪武)十六年从征龙泉山寇阵亡”?据陈氏自序:

予宦游陇右二十余年,西北种族颇知大概,……丙辰冬,奉命赴甘肃调查财政,差竣将归,复与二三旧友,悉心搜讨,合蒙土番回四族汇勒一书,名曰西北种族史,亦可资防边者之一助尔。[16](P2)

不难看出陈万言于西北历史、种族用心不浅,用力亦不可谓不深。其《西北种族史》一书中对陈子名的记载大概是“悉心搜讨”时从陈氏后人那里得来的。那么陈子名是否真的阵亡于洪武十六年征龙泉山寇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太祖实录》关于陈镛的一段记载:

洪武二十年五月庚子

临江侯陈镛从征纳哈出,没于军。……十七年命为右副将军,同申国公邓镇、济宁侯顾时讨龙泉山贼,寻同宋国公冯胜练兵汴梁。十九年驻兵通州,巡边获番将王脱颜,是年同靖海侯吴祯筑会州城,遂从胜而北,将至金山,镛所部与大将军异道相失,遂陷虏死之,事闻,上甚惜之,命以米布给其家。[11](卷182,P2748)

巧合的是陈镛曾参与过讨龙泉山贼的战争,而且是“没于军”,陈氏第四世祖亦名陈镛。综合上述史料和墓志铭材料,我们大致可以清楚陈子名死于洪武十六基本没有疑问,但具体月份可能并非九月,而且不是“阵终”,否则无法解释《辅志》等墓志铭中为何仅以“未几,子名卒”这样简单的叙述将陈子名的死因一笔带过,而不记载先祖为国尽忠的事迹。陈子名或为病故,且无太大功绩,无法和奠定陈氏家族功名世禄基础的陈义相提并论,所以在《转志》中不提陈子名。但作为陈氏家族大宗之长的陈师文在追本溯源时,不可能像身为旁系的陈转后人那样忽略陈子名的存在,为了提高陈子名作为家族始祖的地位,陈诗文很有可能基于陈子名的军人身份而直言陈子名“阵终”。再者,家谱相对来说较为隐私性、非公开性的特点也让陈氏后人夸饰陈子名时少去很多顾虑。自陈师文重修家谱的康熙十一年至民国初年,其间陈氏后人从《明史》或其他史籍中了解到陈镛的事迹,在未加仔细甄别的情况下,甚或是有意而为之“藉显贵为宗族荣”,将临江侯陈镛的事迹附会于陈子名身上,最终形成陈子名“从征龙泉山寇阵亡”的历史记忆。陈子名从“真心投诚”到阵终捐躯,可谓有始有终,且不论是投诚还是阵终,都能彰显陈子名对明王朝的效忠,进而凸显陈氏一族效忠国家的光辉形象。

四、结 论

冯尔康曾以明人《新安萧江宗谱》为例,指出古代宗族乱以名贤为祖先是家谱编纂存在的通病,尤其在族源不明时,更会伪造始祖辉煌历史,以彰显家族荣耀,这种伪造的始祖事迹通常都是于史无据,而之所以会在撰写谱牒时乱认祖先或伪造历史,其原因大概有四种:一是为着出仕和晋升;二是为了通婚的需要;三是传统的门第观念影响所致;四是对祖先的无知。[17](P283-309)《陈氏家谱》对陈子名的记载,无疑也反映出陈氏后人为着彰显家族荣耀或其他某种原因而对其始祖历史进行建构的明显痕迹。从“率其党归太祖”到“元淮南右丞,明吴元年归附”,从“以功授小旗”到“授职指挥”,再从“未几,子名卒”到“洪武十六年九月阵终”再到“十六年从征龙泉山寇阵亡”。陈子名的身份不断被抬高,经历不断被丰富,在这个过程中甚至出现了“常遇春飞檄招降”的生动故事。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是,陈子名身份不断变化和经历不断丰富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这种建构至迟于康熙年间陈师文重修家谱时便已开始,并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自元末至民国,数百年的历史为陈氏后人构建陈子名的身份和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其中包括梅思祖归附、李文忠北伐、陈镛讨龙泉山寇等。拨开层层累积的历史,陈子名在元末明初大概就是陈氏宗族一房之长,或同时为低级军官,先后隶于张士诚、梅思祖部下,在朱元璋的军队兵临淮安城下时,陈子名顺应时势归附,被授予小旗。入明后陈子名先后随常遇春、李文忠北伐,虽常年从征,但功绩却乏善可陈,至死仍为小旗。由于陈子名及其子陈义都曾从军南征北战,因此陈氏后人对梅思祖归附、李文忠北伐等故事均耳熟能详,加之陈氏后人在编纂家谱时的有意而为,梅思祖归附、李文忠北伐等历史最终演绎为陈子名的历史。而类似的故事我们还可以从连城鲁氏家族那里看到,鲁氏始祖脱欢的故事大概是由鲁失加的统领,即原名脱欢的薛斌那里演绎而来的,而马氏太夫人的故事原型则来自于吴允诚妻子。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乃是因为鲁氏后人对发生在他者身上的故事心有戚戚焉,成为鲁氏后人及家谱撰写创作鲁氏家族丰功伟绩的极好素材。[18](P32-36)张生寅在考察东李土司宗族重构祖先的行为时亦指出,面对明清易代的社会环境及家族受挫的自身情况,为凝聚和延续整个宗族,东李土司宗族借助族谱、墓碑等媒介不断重构宗族的祖先记忆,成为东李土司宗族发展过程中强有力的心理和血缘粘合剂,为宗族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P197)陈氏后人对始祖陈子名的历史建构亦遵循着类似建构鲁氏始祖的轨迹,陈氏家族亦借着对始祖历史的建构彰显陈氏家族的显赫地位,巩固族人对祖先历史记忆的认同,更好地维持家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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