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赓续与调适
——以青海大通鹞子沟花儿会为例

冯桂莲，李言统

(1.民和县委党校，青海海东810800；2.韩山师范学院，广东潮州521041)

自从民歌花儿和花儿会相继进入国家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名录以来，花儿会以它显赫的声名，逐渐成为地方文化建构和品牌打造的主要载体。各地政府、文化媒体、研究机构以及社会其他相关部门和专家学者意识到这一“非遗”背后潜在的巨大动力后，不断介入到花儿文化的发现当中，尽己所能地发挥着文化的重构作用，这一文化传统也因不断发现、发明、诠释并注入新的内容而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作为这一文化主体的民众，在不知不觉中，顺应了这一文化潮流，导致发明的文化不断融入到地方文化格局中成为新的地方性知识被接受、传承。近些年青海大通鹞子沟花儿会文化传统同样经历了创造性整合与蜕变的过程，将这一传统置于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结构中考察，会发现这个文化在时空置换和社会转型进程中，有效赓续这一传统的文化调适图景。

一、鹞子沟概况

鹞子沟即鹞子沟山，位于青海省西宁市下辖的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东北部东峡镇境内，与镇政府所在地衙门庄村相对，距县城18公里，离西宁50多公里，进入大通县城桥头镇沿着老爷山山麓向东北方向进入东峡便可抵达。鹞子沟风景区主要由克麻沟、鹞子沟和老虎沟等组成，整个山峦颇似一只展翅俯冲的鹞子掠地飞过而得名，它与久负盛名的佛教古刹广惠寺隔河相峙。整个山体玲珑、别致、丰满，轮廓线条柔和，群峰竞秀，环境极为清幽秀丽，是大通县尽力打造的优美风景区之一。

自清以来这里便古木参天、资源丰富。四季变化明显，景色宜人，是旅游避暑休闲胜地。清代史书记载：“去县城东六十里，山土肥沃，林木櫹糁，奇松古柏，大至数围。”[1]发源于大坂山之脉雪尔倾山的东峡河流经此地，将鹞子沟和衙门庄分隔两边，经桥头镇后汇入大通河。衙门庄在1949年后为东峡镇人民政府驻地，历史上，按《郡志》载，这里“古为戎羌地，踞湟水上游，引极甘、凉，控临青海，内屏西宁，外关番夷。明为海夷麦力干所居，国初因之，为青海蒙古部落，明朝万历年间蒙古族部落首领洪台吉曾在此设衙门而取名”，“大河绕其外，高山介于中，联络甘、凉，隔阂羌、狄”，[2]曾为大通县河北九堡之一，也是重要的交通要道。目前汉、藏、回、土等民族杂居于此，生活以农为主，兼营畜牧。手工业、商业较发达，是县内主要集镇之一。桥头至向化、互助至大通的公路经过此地，西宁至门源再到张掖的公路和西宁至大通的高速绕过这里，交通十分便利。每年农历六月十四至十六三天，这里举行传统花儿会和物资交流会，因鹞子沟景区在周边地区比较知名，故以“鹞子沟花儿会”命名这一民间盛会。

二、老爷庙与广惠寺

鹞子沟花儿会与当地老爷庙庙会、广惠寺佛事活动相伴相生，密不可分。花儿会上的参与人群，很多人是赶来礼佛上香，积极参与这里举办的庙会佛事活动。街道两边为游客提供礼佛用品和物资交流的商贩，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共同构成了花儿会主要的参与主体。庙会和佛事活动为花儿会活动得以展演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物质支持。

老爷庙，是衙门庄村庙，清乾隆年间，汉族居民从西宁双苏堡迁到衙门庄时，就建有此庙，距今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访谈对象：杨占林(1955-)，男，汉，东峡镇衙门庄村人，初中，农民，老爷庙庙官。。老爷庙建在衙门庄村东头的一块公共院落内，占地3000多平方米。老爷庙大殿靠院落南面而建，是坐南朝北的一座三间土木结构的硬山顶式建筑。庙内供奉有关公、雷祖、观世音菩萨、金山娘娘、山神土地、牛王妈祖等神灵。前檐两根廊柱上贴着大红对联，据说内容一直没变，上联为：香烟冲天天赐福，下联：灯花落地地生金，横批：大义圣人。关公是这座庙宇的主祭神灵，是体现当地民众愿望、护境佑民的统领神。关公，当地俗称关老爷，所以这座庙又称为老爷庙。庙前空地立着两块石碑，上记衙门庄大庙铭文，其内容如下：

盖闻道教兴盛始，吾庄大庙亦俱规模。时今，欲将远去殿宇乃至当今修缮，从简以碑记之。大庙群始建年不详，唯从已失古匾尚知一二。清同治年初。曾遭匪焚毁。为扬本庄人气节，吾庄先辈，善举为则，募化四方之资，遂于同治四年间，重建关帝殿、雷祖殿、菩萨殿、马王殿、魁星楼、东楼西楼、山神土地堂、大照壁、大戏台、双桅杆，甚为对称壮观矣！

嗟乎！时在一九六七年，文革破旧之风，惨遭拆之。八十之年代党恩浩荡，政通人和，民众齐心，增其旧貌，善举筹资，使之关帝庙、大戏台、魁星楼相继建成，其费资捌万柒仟余元。大海之渊非一流之归，大厦之成岂一木之力，俱乃吾庄众姓，四方之士善缘同心之功也。今立碑铭文，意欲彰功载德，昭示后人矣!

撰文：李秀莲

壬辰年四月八日众姓敬之

南向正北面是一座青苗唱戏的大戏台，与老爷庙一样，亦是硬山式结构，雕梁画栋，宫檩悬籤。台基较高，上设为戏台。一到夏季，院落中杂草丛生，没及膝盖。每月初一、十五，人们来庙里敬香，当地人居多，也有外来的。每年庙里举行两茬善事。一茬为三月三交雨粮(2)所谓交雨粮，就是当地举行的护青苗祭祀仪式，祈祷地方神灵护佑庄稼免遭暴雨侵袭。每年在农历的三月初一，邀请老师傅诵平安经，初二歇息一天，初三举行交雨粮活动。先从衙门庄每家每户由会头收取五斤粮食，称雨粮，随心花点布施，五元十元不等。初三早晨，村里的男女老少都来到庙里，在供桌前摆上贡品，随心放点香钱，引香磕头，然后拿上干柴，到后面的山上，煨桑，烧雨粮。现在由于生态治理较好，山上草木茂盛，容易引起火灾，改在庙中央的地方集中起来，举行交雨粮仪式。活动结束后，大家自备油和面，集中到会首指定的某一农家里，合伙吃一顿饭，然后散去，交雨粮的仪式就算结束。，总共三天，另一茬就是在花儿会期间举行的青苗会。

广惠寺，亦称郭莽寺，坐落在东峡镇衙门庄村北侧，依山而建，背靠峰峦叠嶂的黄柏垭山，面临风景秀丽的鹞子沟景区，东峡河在谷底静静流过。黄柏垭山脉属祁连山系支脉。山上苍松翠柏，佳木葱茏，林荫蔽日。平谷间良田沃野，一片葱郁，与隔河相望的绿色屏障鹞子沟交相辉映，成为当时古丝绸南路北辅道上的风水宝地。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的广惠寺，就建于此，它属青海藏传佛教格鲁派五大寺院之一，与塔尔寺、佑宁寺、夏琼寺、隆务寺齐名，“鼎盛时期有活佛十多位，寺僧七百余人，占地达二千多亩。共有佛殿、经堂、僧舍六千余间，建筑规模远远超过塔尔寺”[3]。

清朝初年，西藏拉萨哲蚌寺郭莽扎仓以贤能著称的学者赞波·端智嘉措大师，遵从四世达赖喇嘛的教导，来到青海湖西南和黄河流域一带弘扬佛法时，选择衙门庄修建寺院。康熙四年(1665年)，霍尔法王赤烈龙珠经固始汗之孙墨尔根洪台吉祈请，被派往广惠寺，对寺院进行了第一次扩建，建成了显宗经院、法相院。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赤烈龙珠又一次对寺院进行扩建，增设了密宗经院、医明经院和统领全寺佛教活动的大经堂，形成显密双修的格鲁派大寺院，在青海、西藏和内蒙古都有很高的声誉。雍正元年(1723年)，青海蒙古亲王罗布藏丹津叛清时，三座圣塔、佛殿、经堂及所有僧舍被烧毁。光绪初年(1875年)，五世敏珠尔噶桑图登赤列嘉措从西藏返寺，主持重建了广惠寺。历经三年，建成一座三层九间楼的大经堂和一座五层木结构佛堂，以及六百余间僧舍。2006年，在加勒坡大经堂原址上重建成大经堂，是一座融藏汉特色为一体且藏式特色比较突出的宫殿式建筑，其规模、格局、内部陈设和外部装饰都基本上恢复了原样。整个大经堂用用红砖、水泥砌建而成，鎏金铜顶，金碧辉煌。整个建筑布局合理、装饰华丽，富有浓郁的藏式特色，六月的观经会活动就在这里举行。

老爷庙、广惠寺、鹞子沟，既是地理标示，也是当地标志性的人文景点。具有浓郁民间信仰特征的老爷庙，历史悠久，在当地民众的民俗生活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成为他们寻求文化认同、心理调节、情感维系的重要场所。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广惠寺，在格鲁派寺院中地位显著，在青海、甘肃、西藏、内蒙等地区享有盛誉，前来拜佛敬香的香客众多。气候适宜、景色宜人的鹞子沟，尤其这几年大通县政府的极力宣传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吸引了众多的外地游客。多元文化信仰特征和悠久的藏传文化影响，以及各民族亲密无间、和谐相处的相嵌性结构，使这个地方风格独具，个性鲜明，具有较强的地方文化和地理优势，满足了人们信仰和精神的需求。从老爷庙到广惠寺、再折向鹞子沟口，形成一条长达2公里左右的长长的街道，这几天物资交流会就在这里举行，而街道两侧的河滩树林里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花儿茶园，形成“众声喧哗”的喧闹场景。

三、花儿会依托的民俗活动：青苗会和观经会

依托衙门庄老爷庙和广惠寺，举行的青苗会和观经会，是花儿会期间展演的主要民俗文化活动，也是当地民众长期虔心坚持的信仰仪式，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花儿会，则是这些信众和普通游客休闲逛会主要内容。这种亦神亦俗的文化空间赋予活动的合法和正当理由，使徜徉其间的民众心安理得，坦荡释然。

(一)青苗会 传统的青苗会都是在每年农历三月中旬至五月中旬进行，一般三至五日。现在统一改为六月十三至六月十六这几天举行，由庙管会全权负责筹办。庙管会是村里有威望的几位老者和庙官组成。衙门庄九个自然村，每个村由众人推举一名老者，若有那位老人提前离世，再从本村推举一人补充上去。庙官也是由村民推举产生，由一位手脚轻快、虔诚佛事，年龄在六十岁以上的老者担当。庙官平时可在家务农，每月初一十五上香，打扫庙内卫生。庙管会负责每年的青苗、唱戏活动，到时邀请戏班子，做好后勤服务，打扫庙宇，张贴对联、广告等事务。唱戏所需的费用向村委会申请划拨。青苗会唱戏时，戏班子负责人提前来村里跟庙管会接洽，谈妥报酬后组织人员准备表演，总共唱十一本戏。活动期间庙管会只负责提供伙房和住处。

每年六月十三这天寅时，由会头(3)每个自然村每年一次轮流产生，专门负责村里公共民俗事务的人，如青苗会祭祀活动等。主持摆设香案供桌，献上干果供品，烧香点灯并鸣炮祭奠各路神灵，然后由戏班子演唱一段俗称“出天官”的折子戏，为青苗会赞颂一整套吉祥词语，祈求全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上午八九点后，被邀请的各村庄老者带着数额不等的粮食、清油和现款(均称为添香钱)恭喜祝贺。当地比较富裕的人，这天邀请他们前来老爷庙恭喜，贺礼一般在200-400元左右，也有一些散客，出资不等。每天三部戏，分白戏和夜戏，戏不重唱，上午、下午、晚上各一部，一本戏为三四个小时，最长的长达五个小时。主要唱《斩秦英》(也叫《三哭殿》)、《四郎报国》、《铡美案》、《苏武牧羊》、《窦娥冤》、《大登殿》、《彩绿配》、《火焰驹》(也叫《平贵卖水》)等，届时吸引了很多当地和外来的民众。

(二)观经会 广惠寺每年农历六月初一起开始举行纪念释迦牟尼在印度鹿野苑初转法轮的法会，当地俗称观经会。届时所有僧众集体在大经堂诵经祈祷，也为前来敬香的香客诵经、点灯、煨桑，还临时给游客开光。六月十五上午10点半左右，举行晒佛活动。在广惠寺新建的大经堂前面的加勒坡瞻观释迦牟尼大佛像。佛像宽约12米，长30米，是极为珍贵的唐卡艺术珍品，沿着经堂前台阶由僧人徐徐铺展开。然后，僧人在佛号、法器的伴奏下，集体诵经，佛像周围香烟缭绕，僧俗信众竞相拜谒观瞻，场面庄严宏伟。围观的群众向佛像上扔香钱和哈达，以表虔心。很多人争相挤到佛像跟前，头能触碰到佛像为荣。大约延续一个小时左右，僧人和周围信众，合力将佛像卷成桶装，然后在吹唢呐、击鼓钹的僧人引领下，众人抬起佛像绕着经堂顺时针转上三圈，然后放回经堂，晒佛结束。这是一年当中大型的一次晒佛活动，正月初八还有一次，规模较小。香客中，一家人都前来广惠寺敬香、磕头的比较多，其中很多小孩在家人的带领下，不自觉地加入到这种祈福的民俗活动中。

汉族的青苗会和藏传佛教的观经会以及浓郁的商业文化，在这里相互融合渗透，形成互通有无的交流模式，这种相嵌性生存的结构，体现了多民族文化在局部世界美美与共的和谐生存状态。

四、茶园花儿的兴起与歌手位置的凸显

历史上广惠寺曾是著名的花儿会会场，被认为是花儿曲令“东峡令”的发祥地。据载：1940年代，西宁一带有两个很大的会场，到会期时，各地会唱花儿的男女青年，不论远近，皆赶来比赛。其一为郭莽寺。开会日期为正月十四、十五和六月十四、十五。其二为西宁的老爷山。会期为六月初四至初六日举行三天。其中辑录了一首郭莽寺花儿：

郭莽寺仔溜宝瓶。

铁丝儿拉下子扯绳。

出来个大门难打听，

你是脑阿哥仔扯心。[4]

近年来，大通县政府围绕“大通世界、花儿之乡”主题，相继举办了老爷山花儿擂台赛及西北地区花儿演唱会、原生态花儿演唱会、河湟皮影展演、老爷山朝山盛会、民族特色美食展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盛会，并将“六月六”确定为文化旅游周，极力打造六月六花儿艺术文化节。鹞子沟作为传统花儿会场和大通老爷山花儿会的重要辐射地，对当地实施花儿“非遗”保护，鹞子沟景区的文化支撑，大通县花儿产业、创建生态文化旅游营销策略方面，作用显著，已发展成融商贸、信仰、娱乐为一体的文化传统。花儿会期间，鹞子沟因物资交流、青苗戏会、广惠寺晒佛以及花儿演唱等活动的“众声喧哗”而变得异常热闹。

生意红火的茶园花儿演出，成为时下比较流行的花儿会演唱景观，吸引了前来逛会的民众。逛会的游客，早上大多先去广惠寺，煨桑磕头，祈求平安，然后陆续到茶园听花儿。这里听众既是消费者，也是欣赏花儿的听众，演唱过程中偶尔穿插一些歌手和听众之间的搭红(4)搭红，当地方言，将鲜红被面斜系在歌手肩上至腋下挽个结，表示庆祝，使用的被面由茶园提供，时价一条十元，附带小费，数额不等。事件，这种突发性事件，既可视为是茶园花儿中涌现出来的歌手和听众之间互动的一种新方式，也是花儿茶园增加收入、笼络歌手的营销策略。茶园设置的桌椅，为会亲访友、亲朋相聚提供了便利。

很显然，茶园里都是舞台表演花儿，它与传统自发演唱的花儿有着明显的差别。由于舞台的设置，制造了民众和歌手之间距离，传统中歌手和听众之间的互动很难看到。表演特性的增强，歌手在表演、服装、伴奏甚至歌词，都是事先预制好的，歌手的表演技艺以及化用传统的熟练程度，都跟他获得的酬薪、名望直接相关。歌手的舞台表演素质替换了花儿唱家即兴创编、即时即景的传统演唱方式，将花儿从生动活泼的生活情境中剥离出来，变成一种机械的复制。相对于传统的花儿会，显然，这些受雇的花儿歌手成了支撑花儿会活动的主要角色。这些歌手，并非是职业的花儿歌手，而是积累了丰富的花儿演唱经验的花儿演唱者，一般女歌手较多。她们也依赖这种花儿演唱机会赚取生活报酬。

从表演的特性看，这种情境下，表现时代特色或意识形态的主题也不断加进来，翻新花儿的演唱内容：

浑身长刺的仙人掌，仙人掌，马头花好比个绣球；一心跟着共产党，共产党，好日子还在个后头。

清水漫了花园了，稠水俩洗了个脸了；今日我俩团圆了，天每日把你哈想了。

花儿演唱的古老的套话和主题总要与新的政治形势发生互动关联，当然，这些套话和主题仅仅是在结合了新材料之后被重新安排而不是被取而代之。这也是花儿歌手、茶园经济向当前形势政策靠拢表现的一种演唱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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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演唱的花儿歌词内容也多样，从民间生活词汇到大传本子里的人物情境的化用，包罗万象。这些不同内容的花儿歌词，是为了适应茶园花儿表演，歌者在花儿演唱环境的影响和长期演唱实践中，自然习得和积极学习的结果。在歌词的选择上，歌手经常选择一些美好、煽情的花儿歌词，取悦前来欣赏花儿的听众。在传统对歌的自然情境下，歌者与听众融为一体，身份随时可以互换，听众关注焦点的移动，对歌者的智慧、演唱技巧、演唱内容等方面带来的压力也较小，花儿情节的推进，是听众和歌者在演唱的情境中共同协力完成的。但在茶园的舞台上，自然情境下发生在歌手身上的诸种优势荡然无存，她为了能在舞台上站住脚，必然要对雇主和听众双方负责。这里听众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已不再是自然场域中的花儿听众，而是花儿茶园这一经营实体的消费者，他们对花儿演唱的要求也高，歌手一方面通过优美的歌声留住更多的游客来保证茶园老板的利益，同时也要让这些花儿消费者觉得物有所值。因此，歌者必须要从各方面提高自己演唱的实力，这样做的结果使他们成为各个茶园老板争抢的对象，他们的演唱生活随即有了保证，而且得到听众的认可后，听众当中的有些人会主动上台为歌手搭红、给红包，这无疑增加了歌者的经济收入。一旦一名花儿歌手在当地获得听众认可并声名鹊起后，他的演唱生活将变得越来越红火。

五、鹞子沟花儿会的发明

鹞子沟花儿会是大通老爷山花儿会进入国家“非遗”名录之后逐渐复兴的民俗活动。关于花儿会文化变迁，当地人的口述反映会比较直接：

“当地有叫六月东峡物资交流会、花儿会或郭莽寺神会等，郭莽寺就是广恵寺，六月在这里跳观经，现在不跳了，六月十五这天晒佛爷。这些天，除了附近周围的人们来逛会外，玉树、果洛、海南等地的藏族，来广恵寺磕头、上香、煨桑。”(5)访谈对象：温占宗(1962-)，男，藏族，文盲，农民，大通桦林乡胜利村人。

“以前这里有观经会，现在叫交流会，会上唱花儿。每年这时候老爷庙上唱大戏，寺里跳观经。以前不唱花儿，人们还封建者，现在开放了，家里再也不管了。我们早上来寺院上香、磕头，上点香钱。一家亲戚一行二十多人，在街道小摊上买上肉、西瓜、瓜子等，再到茶园要上香槟、啤酒等，坐在茶园的椅子上听花儿。以前这里没茶园，人们在河滩里凑在一块儿，以前那种好，少花钱，不浪费，想坐那儿就哪儿，很随意。但年轻人比较喜欢现在这种方式，觉得很享受。”(6)访谈对象：郭秀英(1945- )，女，汉，娘家在衙门庄，婆家在桥头。

“在解放前，这里跳观经，寺里僧人很多，有三百多人，现在人少，不跳了，就晒佛。关老爷庙唱青苗戏，祈求风调雨顺，人畜兴旺。”(7)访谈对象：吴永林(1930-)，男，汉族，大通城关镇人。

在现代语境下，鹞子沟花儿会作为重续的文化传统，在乡村社会不仅被熟谙这一传统的民众所接收，而且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花儿会上，老爷庙和广惠寺的信仰传统，由来已久，而物资交流会作为现代社会，伴随着乡村市场经济繁荣出现的新形式，附着在前面两个传统之后，形成较为强大的现代花儿会文化。在美国学者希尔斯看来，“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为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而一个社会不可能完全破除其传统，一切从头开始或完全代之以新的传统，而只能在旧传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的改造。”[5]可以说，老爷庙会、广惠寺观经会是鹞子沟花儿会形成的原发动力，而物资交流会是在政府的操控下，迎合乡村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商业活动，但这些活动为人员辐辏、民俗活动的集中展开、文化传统的更新提供了契机。

其次，在鹞子沟花儿会这一传统发明出来之后不断被广大民众认可和参与的背后，也体现了民间传统、政府权力、民间社会等多极力量之间调适的过程。老爷庙和广惠寺的民俗活动，这是花儿会得以延续和开展的信仰基础，这一信仰传统，不仅为花儿会的展开提供合法依据，也为民众的积极参与提供精神上的强大动力。物资交流会，虽然作为新近的商业活动嵌于其中，但它是以行政手段植入民俗活动，并在这种特殊的时空下，是花儿会活动神圣和世俗的转化、物质和精神并享的保证，最终实现了花儿会内容丰富多彩、多元并呈以及全民和谐一体的升平景象。

再次，物资交流活动为内容的商业活动，繁荣了乡村经济，迎合民众生活需求的同时，也顺应了政府发展地方经济、丰富民众文化生活、促进乡村文化建设、推介地方文化的政治诉求。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作用，保证花儿会顺利展开，也使平时生活中积攒下来的干群矛盾，通过这一特殊的事件得以消弭或缓解，民众生活中带来的各种压力从而得以释放和宣泄。政府力量的有效作为，也让民众在这一活动中享受花儿会带来的乐趣的同时，也因参与各种民俗活动获得非同寻常的享受，从而达到精神的愉悦。

最后，鹞子沟花儿会作为大通老爷山花儿会延伸和辐射的另一中心，它对已进入“非遗”名录的大通老爷山花儿会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这也是大通县政府大力助推的关键。“非遗”的概念，不断被当地人提及并逐渐成为理解花儿的日常表达。“非遗”和“花儿”，都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先后发明出来的两个概念，在适时地植入民间场域的时候，被人们欣然接受的事实表明这一文化在不断经历维系、发明、重构的过程后，依然保持着生命的活力。花儿会背后新旧知识的叠加、重组也印证了文化传统演变的特征：“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被发明的传统’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定仪式或象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6]。所以，带有一定模式化和规约性的民俗活动被发明出来之后，很快就与其他的民俗传统一样融入民众的生活，成为民众生活的期许。

当文化作为一种生活与实践的客观对象进入到人们的思想观念领域，成为一种确定性知识，并为人们所表述，就经历了一种发现、再现和建构的过程。目前，随着“非遗”保护活动的持续深入，文化多样性的观念不断深入人心，极大地改变着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影响着人们对于地方文化的价值认定。当然，一些地方文化经历重新发现、认定和建构的过程中，其文化生态不可避免地遭到各种外来力量的冲击，它的存续、传承和表述的改变甚至退化，也成为时下不容忽视的问题。

结 语

通过整个活动的观察发现：花儿会历经了一个不断重构的过程。当地民众大多沿用青苗会、观经会或物资交流会的称呼，而且他们心中对这些不同叫法有清楚的理解，他们是这一地方性知识的拥有者，在他们的成长中，与这些文化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熟谙地方文化，他们亦觉得这些东西自古如此，不言自明，当新发明的知识一旦与地方传统融合，他们也会很快调整生活态度而自觉接受。“文化因具有久远的历史、稳定的内核和清晰的界限，可以与他者文化相区别，并且被作为共同体内部成员相互认同的依据。人们可以通过媒介客观、真实的予以表述，并为他者所认识、理解乃至享用。”[7]民间对传统的东西亦保持了很大的热情和兴趣，一些新近的文化活动的趁势举办，如果顺应了这种传统的力量，活动就能持续下来，否则时过境迁，便会烟消云散，难以存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