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对毛泽东政党协商基本要素的继承和发展

伍 安 李雅兴

（湘潭大学，湖南 湘潭 411105）

作为中国共产党政党协商格局的开创者，毛泽东在长期协商实践中围绕协商的主体、内容、基础、形式、目标等方面提出了诸多重要论述，构成了毛泽东政党协商思想的基本要素。这些论述跨越历史时空依然闪烁着耀眼光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在新时代政党协商工作中坚持和继承了这些基本要素，并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予以丰富和深化，形成了关于政党协商基本要素的新思想，创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协商理论。

一、对协商主体的继承和发展

政党协商主体就是指政党协商的参与者，即由谁协商。正如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一样，明确还需要哪些主体参加协商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协商主体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毛泽东对政党协商主体范围的探索经历了不断深化的过程，由最初的民主派、革新派等党外民主人士逐步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以工商联为代表的人民团体，范围越来越明晰。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国内民主派、革新派等是其合作协商的主体。党的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指出“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主张联合一切抗日党派共同协商团结抗日大计；同时首次提出了“民主党派”这一概念，要求“在一切有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产党员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一道工作的态度。”[1]526解放战争时期，协商主体是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人民团体，这在“五一口号”中得到具体体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展开，成立了工商联，其作为新中国第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人民团体，毛泽东非常重视，不仅多次与工商联负责人座谈协商，而且在社会主义改造后强调其“也适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2]176。经过这样一个长时期的探索过程，到1956年就基本形成了当下政党协商的主体范围。

习近平对协商主体提出了新的论断。一是明确了政党协商的主体是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全国工商联。《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加强与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同时指出无党派人士是政治协商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商联是具有统战性的人民团体和民间商会。《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对协商主体做了进一步规范，指出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同时指出无党派人士参照民主党派履行职能。《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对协商主体做了完整规定，指出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直接进行的政治协商；无党派人士是政治协商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商联是具有统战性的人民团体和商会组织，两者都参加政党协商。[3]

二是对民主党派的政党性质和基本职能做了新判断。在政党性质方面，习近平指出各民主党派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4]。这一提法的亮点在于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参政党”结合起来，确认了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表明了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领导执政与合作参政的关系。在基本职能方面，习近平将政治协商独立出来上升到基本职能的高度，并在党内法规中予以明确。民主党派基本职能由两项拓展为三项，深化了对民主党派作用的科学认识。

三是完善了无党派人士的定义。习近平明确指出：“无党派人士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4]，并进一步对无党派人士定义予以完善：“无党派人士是指没有参加任何政党、有参政议政愿望和能力、对社会有积极贡献和一定影响的人士，其主体是知识分子。”[5]544定义新增了“有参政议政愿望和能力”，突出强调了无党派人士在协商中的责任、能力和作用。

四是对工商联提出了新要求。习近平指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既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政治问题”，因此，工商联应以促进“两个健康”为主题履职发力。针对社会上存在的一些否定和怀疑民营经济的错误言论，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提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6]15。这些新要求为新时代工商联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二、对协商内容的坚持和深化

实事求是的说，毛泽东政党协商的内容是笼统抽象的，虽然建国后也有较为具体明确的事项。随着政党协商的稳步推进，习近平在对毛泽东政党协商内容的吸收继承上做到了进一步发展深化，体现了时代特征。

毛泽东政党协商的内容在建国以前集中于政治方面，建国以后则扩展为包括政治在内的国际国内各个领域。建国前，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毛泽东政党协商的内容，一方面要驱逐外敌，尤其是抗击日寇，毛泽东力促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利用国防参议会、国民参政会、边区参议会等平台，围绕合作抗日积极进行协商。另一方面要争取民主，反对专制独裁，尤其是抗战胜利后与民主党派共同协商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以“争取和平民主建国，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旧政协会议期间双方“往往是白天开会，晚上再到特园碰头，互相交换情况和意见”；[7]633毛泽东本人身体力行，如重庆谈判期间六顾有“民主之家”美誉的特园，并“与张澜作长时间密谈”，新政协会议期间“不厌其烦搞统战，只要需要就接见”。建国后，中共在全国执政，毛泽东强调“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这在政协代行人大职权期间得到了很好的展示。全国人大召开后，毛泽东专门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强调“政协是有事情做的”，并对内容做了较为系统的规定：一是协商国际问题，二是商量候选人名单，三是提意见。

习近平对政党协商内容进行了系统规范。《实施意见》明确规定中央层面的协商内容主要包括七个方面：一是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有关重要文件；二是宪法的修改建议，有关重要法律的制定、修改建议；三是国家领导人建议人选；四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以及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五是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等重要问题；六是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重大问题；七是其他需要协商的重要问题。

从上述内容来看，其与毛泽东政党协商的内容存在诸多关联。宪法修改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旧政协期间协商讨论的重大问题，《共同纲领》作为临时宪法也是双方在新政协期间经过反复协商出来的；协商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政务院领导人和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领导人的人选也是新政协的重要协商事项；对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与抗美援朝等重大决策，这众多方面无一例外进行了反复协商；而对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以及其它重大问题，则是毛泽东政党协商思想一以贯之的内容。

综观中央层面这七个方面的内容，可谓涉及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生等各个方面：如中国共产党的重大会议的有关重要文件，内涵着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如宪法法律的制定、修改建议以及国家领导人的人选建议，展示的是国家政治制度和重要人事事务；如国民经济计划、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体现的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关切；同时，还包括了统一战线工作、多党合作问题以及其它重要问题等。此外，地方层面也是开展政党协商的重要场域。中央层面的内容规定为地方协商提供了根本遵循，各地又结合实际做了进一步的细化。以湖南和浙江为例，湖南省在修改法律等内容方面增加了“重要政府规章的制定和修改建议”，浙江省在改革发展内容方面增加了“关系社会民生的重大问题”。由此可见，这些内容不仅极端重要，体现了政党协商的政治性、政党性、高层性特点，而且非常广泛，不是局限在政党私自的狭小范围之内。这些内容是政党协商区别于其它协商形式的一个重要表现，体现出政党协商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中的独特作用和重要地位。协商内容对于政党协商本身是至关重要的，只有明确了内容才能有效开展协商[8]，《实施意见》对内容的规范为开展协商提供了文本依据。

三、对协商政治基础的承袭和弘扬

政党协商的思想政治基础作为不同历史时期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时代性，随着民族使命和时代要求的发展而发展，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根据社会性质变化，可以以社会主义改造为界线把毛泽东政党协商的思想政治基础分为前后两个部分，改造完成前以爱国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作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改造完成后则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的结合代替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爱国是中华儿女共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不断发展和升华的历史，这一时期爱国主义的内涵表现为爱国主义与反帝反封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新民主主义社会前期，国家仍然面临着彻底的反封建主义任务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敌视。土地改革完成后，政党协商的任务由服务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其协商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也逐渐向社会主义转变。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是这一制度的重要基础，毛泽东提出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六条政治标准，“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2]234，强调“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9]25-26

习近平承袭和弘扬了毛泽东政党协商的思想政治基础。习近平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代开展政党协商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在2013年初与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习近平讲到：“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是建立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之上的。今天，我们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地包含着爱国主义。当特殊的近代国情使得中国无缘独立走资本主义道路时，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就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爱国主义思想的升华，是爱国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和新境界”[10]。在新时代坚持爱国主义，就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成为新时代政党协商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可以从中国共产党和其它协商主体来分析。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来看，开展政党协商就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代共产党人备尝艰辛不懈探索创造出来的重要成果。新时代以来，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先后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等重大论断，始终明确要坚持和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展示了旺盛的生命力，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这些成就充分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可争议地成为新时代政党协商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从其它协商主体来看道理亦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工商联对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高度认同。前全国工商联主席、著名党外人士荣毅仁是我国近代杰出的企业家，他晚年在回顾企业和人生发展经历时饱含深情说到：“我体会到一个真理，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11]。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高度认同，为统一战线团结奋斗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为政党协商筑牢了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各民主党派在各自章程中都明确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明确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

四、对协商形式的赓续和创新

毛泽东政党协商的形式是极其灵活而丰富的，面对不同的主体和不同的时期，毛泽东会采用不同的协商方式，展现了其不拘一格的优秀品质和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注重拓宽协商民主渠道，建立健全多种协商形式，在赓续毛泽东协商方式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探索和创新，实现了对政党协商形式的完善和发展。

利用会议进行协商是毛泽东政党协商的主要形式。“三三制”政权中参议会既是协商平台又是会议形式，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通过此会合作共事；党外人士座谈会也于此时试行并得到大力推广，成为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新鲜创造，当下党外人士座谈会即源于此。[12]协商建国时主要采用了会议形式，开展了诸如讨论会、报告会、座谈会、小组会议、全体会议等多种形式，顺利推进了建国进程。建国以后，会议协商的形式更为丰富，主要有政协会议中的协商、双周座谈会、最高国务会议、民主协商座谈会四种。采取约谈方式进行协商是毛泽东政党协商的重要形式，表现为不定期地就形势问题开展小范围高层次谈心活动。在建国前的国统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人士以公开聚会或私下会晤等方式进行约谈协商；这种形式在建国后更是经常运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或亲自约谈或委托统战部长约谈。采用书信方式进行协商是毛泽东政党协商的常用形式，包括单个书信和多人书信，这种方式既受通讯技术因素影响，也与毛泽东个人喜好有关。建国后与黄炎培的通信极多，黄常于信中汇报工作和提出建议，可谓“信函参政”。

习近平对政党协商形式进行了丰富和完善。《实施意见》不仅明文规定了政党协商有会议协商、约谈协商、书面协商三种形式，并且对每种形式的程序都做出了规范性要求。从该意见对协商形式的创新和规范，我们可以看出其中与毛泽东政党协商形式存在赓续和创新的关系：从会议协商来看，毛泽东会议协商形式中的在人民政协内的协商已经被明确为政协协商；双周座谈会于2013年10月22日重新启动，只是不仅名称变更为“双周协商座谈会”，且性质也变为了政协协商[13]；最高国务会议在1964年底取消后成为历史记忆；民主协商座谈会延续至今，并与新的实践结合以使之细化。从书信协商来看，保留了这种协商形式的精神而发展为书面协商。从约谈协商来看，这种协商形式完全承继下来并得以完善。

习近平对我国政党协商的形式作了详细的阐述。他在总结出以上三种协商形式的同时，还细分为若干协商类型，并做了详细的说明。会议协商是习近平在政党协商中最重要最常用的形式。依据不同内容和性质，会议协商又分为专题协商座谈会、人事协商座谈会、调研协商座谈会和其他协商座谈会四种类型。约谈协商是习近平政党协商的重要形式。它有两种类型，亦可称为双向性，即既可以是中国共产党约其它协商主体，也可以是其它协商主体约中国共产党，因此更易发挥协商主体作用。作为一种小范围内的谈心活动，约谈协商不同于会议协商的严肃性和开放性，它不受时间、场合等限制，操作方便，更具灵活性和自由性。

书面协商是习近平政党协商的又一重要形式。与前面两种形式的当面交谈不同，书面协商是以文字材料为载体进行的直接协商。它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类型，既可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就有关重要文件或事项征求意见建议，其它协商主体进行反馈；也可由其它协商主体以组织名义发起，以调研报告或建言献策等形式向中国共产党提出意见建议；还可由民主党派负责人个人充当发起者，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国务院直接反映情况、提出建议。以上三种形式在协商内容方面各有侧重，在协商效果上也各有优势，如同并驾齐驱的“三驾马车”，三者缺一不可，共同推动政党协商开展。

五、对协商目标的传承和延伸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探索改革路、实现中国梦的延伸过程，是一条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主线，政党协商在这条主线中可以分解为“联合革命”“协商建国”“合作治国”三个阶段。通过这样的阶段划分，毛泽东政党协商的目标可概括为实现建国执政，而习近平政党协商的目标则是实现强国复兴。

纵览毛泽东政党协商的历史轨迹，可以发现其协商目标始终是围绕建国执政这个中心而展开的，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不懈努力。近代以来，中国外受欺凌、内无民主，“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1]663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梦想和目标。在日寇的侵略面前，毛泽东以民族利益为重，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出了“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口号，团结抗战以保持国家的完整性。在解放战争胜利之际，“如何建立新中国”成为重大的现实课题。作为革命胜利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既可以选择独立建国模式，也可以选择联合不掌握武装的各民主党派共同协商建国。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依恃自身力量的绝对优势，坚定地选择了协商建国模式，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建国之路。为巩固新中国的稳定和共产党的执政，毛泽东充分重视党外人士的作用，坚持做到与其经常性协商。国家每有重要事务，都会以各种形式跟党外人士交换意见、沟通思想，听取建议。如围绕建国初期的五大运动，在运动开展前和实施过程中都进行了多次的协商，消除疑虑，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达成共识，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党外人士，有效实现了国家政权的平稳运行。

习近平政党协商的目标是建立在建国执政基础上的强国复兴。“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14]13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所做的一切工作，就是要把包括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和发展的伟大事业坚持好和发展好。强国复兴的中国梦把国家的追求、民族的向往、人民的期盼融为一体，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表达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中，第五个坚持就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强调多党合作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凸显了政党协商合作在实现总任务中的重要作用。

政党协商不是为了协商而协商，“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15]296政党协商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之一，在解决人民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有着特殊意义。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工商联汇集了各类领域的众多精英，智力密集、人才荟萃、联系广泛，是圆梦中可以依靠和必须依靠的重要力量。习近平在每次与他们的座谈和交流过程中，总是高度评价和衷心感谢他们为经济社会发展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同时也对他们寄予了厚望，希望他们积极引导所联系的广大成员，继续提出更好的建议和意见，进一步发挥作用，共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作出贡献。

各民主党派对党的十九大召开欢欣鼓舞，纷纷致信表示热烈庆贺的同时，坚定表示要不忘合作初心，发挥亲密合作协商的优良传统，继续携手前进，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职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紧紧围绕确定的奋斗目标而贡献全部力量，做出更大的贡献。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都把实现中国梦作为自己的光荣使命。党的十九大之后，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按照新时代赋予的使命陆续修改了自己的章程，在新章程中都明确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和现阶段任务，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通过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围绕“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