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渐进的方式参与文学批评的变革

文学批评的代际交替已经基本完成。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文学批评家，逐渐占据了文学批评的核心地位。一方面这是自然规律，某一代人有效的学术生命总有终结的那一刻，如果他们有合适的条件、过人的天资和足够的努力，那么，经过历史化和经典化，他们将会成为一种遗产为后来者讨论并继承;如果不是，他们就是过客，渐行渐远乃至了无踪迹。另一方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文学批评。社会生活的巨变，一定使不同时代文学批评的核心话语发生变化，这个变化是社会生活、文学生活决定的，同时也是当代文学批评家合力构造的。这种构造，有时是断崖式的，革命式的，比如五四文学运动、八十年代的文学变革，都是如此;有时也并非是疾风暴雨式的，颠覆式的，而是以缓慢的、渐进的方式实现的，比如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九十年代至今的文学批评，就是如此。时至今日，虽然仍有“革命”的欲求不时兴起，但在实践层面远跟不上“革命者”的期待和诉求。实事求是地说，文学革命的时代早在九十年代初期就已经终结了。能够实现“革命性”变化的文艺领域当然有，而且很多，但肯定不是文学。2011年，我在《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新世纪中篇小说的“中国经验”与讲述方式》①一文中，已经做出了这一判断。至今我仍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

现在要说的是青年批评家周荣，她是我的学生。她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是在我的指导下毕业的，毕业后她参加过陈晓明老师的国家重大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写作，然后跟随北师大张清华老师做博士后研究。应该说周荣受到过良好的学术训练，毕业之后，先后在大学中文系和专业学术期刊做编辑，一直工作在专业领域。现在的头衔是辽宁文学院副院长。这是周荣简单的学习和工作经历。这份简短的经历透露的是，周荣和她的同代人一样，都是从学校到学校或学术机构工作，是没有社会经历的一代。这是和我们这代人最大的区别。这种区别决定了我们思想和情感方式的极大不同，他们按部就班或“循规蹈矩”，在学术上也自然形成了“渐进的”参与变革的思想和情感方式。

周荣的本科是学计算机专业的。如果按照这条路线，今天的周荣很可能是融媒体或IT产业的“大咖”，但鬼使神差转了一圈她考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她的这个专业背景令人喜忧参半。一方面，她缺乏专业基本知识的积累，隔行如隔山，两个专业的话语方式各行其是，没有交集的可能，这会造成她短期的“专业焦虑症”。另一方面，她也没有关于这个专业陈腐观念。她是一张白纸，可以重新塑造或构建她的知识系统。研究生二年级过去之后，周荣与同届同学在专业层面基本拉平，没有明显的缺陷。这当然得益于她的刻苦。研究生阶段结束之后，她希望能够进一步深造，于2008年考取了我在吉林大学招收的博士研究生。我在吉大是兼职导师，并不驻校，只是每学期去吉大几次，或开书目，或谈论文。学习完全靠自己，间或他们去听其他老师的课程。博士生最重要的工作是撰写博士论文。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有本质区别。博士论文要有创造性，它要在填补空白、纠正通说、重估主流、发现边缘等某一方面有所发现或创造。通过商量，我们确定了《超拔与悲怆——路翎小说研究》的题目。路翎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难题之一。这倒不在于他是一个跨时代的作家，也不在于他和胡风的关系。关键是他在1950年代前期——也就是抗美援朝期间创造的几部作品，几乎都曾遭到了批判。正确处理路翎的这些作品，不是简单地为他“翻案”，或用“翻烙饼”的方式做出结论，而是实事求是地做出评价。路翎是一位才情出众的作家，当然也是一位充满了自我矛盾的作家。理解作家是合宜地对作家做出评价的基础。这对周荣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我能够理解周荣那个阶段的焦虑，更了解她的努力。我还有她2011年12月16日的一份邮件——

孟老师：

您好！

附件中是路翎志愿军小说《战士的心》的文章，基本上是从博士论文中截取的然后加了一个开头和结尾。我个人觉得这个小说并不比《洼地上的战役》和《初雪》差，所以在论文中可能个人阅读体验性的分析比较多，没有什么理论。

长春和您没谈完，我想在第一章中有一节写路翎短篇小说中的讽刺才华，比如《爱民大会》《蠢猪》《泡沫》等，一是从这方面研究路翎的基本很缺少，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这种讽刺又和沙汀张天翼不一样，把心理分析和讽刺融合在了一起。因为之前没有多少这么写的，所以我写得还有点忐忑，好像个人性体验的东西太多了。我整个论文写到现在也有这方面的担心，我一直没把《财主底儿女们》蒋家三兄弟的分析给您也是因为这个，好像对蒋家兄弟的理解可能有点剑走偏锋，和现在评论中通常的观点不太一致，可是又是我自己真实的阅读感觉。这样会不会有些冒险？

这封邮件可以告知我们这些信息：一是周荣阅读了路翎的全部作品，包括《爱民大会》《蠢猪》《泡沫》等不常被提起的作品;二是她的文本细读的功夫较深，她对《战士的心》的分析有很多人引用甚至模仿;三是对《财主的儿女们》与众不同的分析，“和现在评论中通常的观点不太一致”。其实这就是“纠正通说”，就是和前人对话，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化”的具体方式。周荣的博士论文在答辩中获得了很高的评价。通过博士论文的写作，周荣具备了独立从事文学研究的能力。毕业后回到沈阳师范大学任教。其间，陈晓明老师约我等参加他的国家重大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写作，我因有别的工作，就请学生毕文君和周荣来承担。周荣虽然接受了工作，但她经常使用“胆战心惊”“鸭梨山大”形容她的心情。或者说，周荣是一个容易紧张的人。容易紧张，也说明是一个负责的人。她们不负众望，终于写出了让陈老师满意的文章。周荣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但这个经历对周荣很重要，她体会了学术团队工作的状况，了解了大型项目相互合作的环节以及对各种效率的要求，更重要的还是对重要学术研究工作性质和深度的体会。

后来，周荣调到了《当代作家评论》杂志做编辑，再后来又做了辽宁文学院的副院长，在主编和院长韩春燕麾下效力;同时还在北师大张清华教授指导下做博士后研究。工作性质有了变化，但周荣对学术工作的热情和投入没有变化。特别是近年来，她将研究的主要精力放到了对辽宁文学的研究上，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令我深感欣慰。我更高兴的是周荣对文学评论的方式方法。她不是那么激进的批评家，她是一个渐进的参与文学变革的批评家。她不大容易头脑发热，不追逐热点，对所谓的“网络文学热”“科幻文学热”等持一种相对冷静的态度。这是对的。这与她的文学研究的历史感和训练有关。她撰写的《一九四、一九五年代赵树理的两种遭遇》获得辽宁文学评论奖，《“把你种在这片土地”——“铁西”、文学史及其他》获得辽宁文艺评论奖。因此，做当代文学研究的，更要對过去的文学史有所了解。

当下文学批评正面临着巨大的变化，文学批评的“通约”性越来越稀薄，大家都自说自话自以为是，在思想和情感领域“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已成常态。这时，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如何面对莫衷一是或真正的荒芜，如何克服内心的茫然感并敢于坚持内心真实和诚恳的体会，就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我相信，有定力的周荣会一如既往，在学术上有更扎实的感悟。

注释：

①孟繁华：《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新世纪中篇小说的“中国经验”与讲述方式》，《文艺研究》2011年8期。我认为：当下的文学状况显示，“后现代主义”的文学革命业已完成，文学革命的道路基本宣告终结。文学未来的道路走向了“千座高原”——没有方向，也到处都是方向。但是，文学革命的终结并不是文学的终结，文学仍在发展，而中篇小说代表了这个时代文学的高端成就：浪漫主义文学暗流涌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正在重建，多样化的讲述方式构建了一个没有主潮的文学时代。“中国经验”的出场和多样的讲述方式，构成了这一时期中篇小说的斑斓景观。但是，无论这个时代再产生多少优秀的文学作品，都不可能再产生石破天惊的效果。因为与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就业紧张等问题比较起来，文学被关注的程度已大为降低。然而，文学对人类社会久远和渐进的影响不会因此改变。2009年，在“郁达夫文学奖”初选会上，王尧兄率先提出了“新小说革命”。后来在《文学报》2020年9月25日发表了《新小说革命的必要与可能》，完整地阐释了他的“新小说革命”论，以极大的冲击力活跃了了无生气的文学评论界。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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