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刘猛将军信仰的变迁研究

刘啸虎，黄 燕

（湘潭大学 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礼记·祭统》言：“礼有五经，莫重于祭”［1］（P1345）。自古以来，祭在礼中地位至重。随着历史的发展，从祭中逐渐分化出了民间信仰活动与官方祭祀活动。按礼制意义，祭祀可分为正祀、杂祀、淫祀三类［2］（P58）。所谓正祀，是指祭祀官方承认之神，明确列入官方祀典且只允许官方祭祀。杂祀指未列入官方祀典但允许民间崇拜。 淫祀则指被官方所禁止的祭祀活动。三者有严格分野，但在各个朝代并非一成不变。刘猛将军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明清时期，其经历了初为民间杂祀，后被斥为淫祀，最终又被抬为正祀的过程。

刘猛将军乃明清时期的蝗神。 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言:“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 地有高卑，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3］（P916）。 蝗灾面前人们往往求助于神灵，遂出现了蝗神信仰。 中国古代蝗神信仰颇为多元，代表有八蜡信仰、虫神信仰、水鸟鹜信仰及刘猛将军信仰等。 其中刘猛将军信仰产生较晚，大致萌芽于宋以后，形成于元明之际；清雍正之后，刘猛将军作为官方的驱蝗正神， 在全国各地得到祭祀，尤其在江南地区得到普遍供奉①。

刘猛将军属于驱蝗信仰的一支，其原始形象有多种说法，学界至今尚无定论。有学者总结，从方志来看刘猛将军的身份来源之说主要集中在宋末和元末。 前者包括刘锜、刘锐和刘宰，后者则有刘成忠、刘承忠和刘秉忠等多种说法［4］（P23）。 除此之外，另有学者提出刘仲偃说乃至放牛少年说等［5］（P1-4）。在清代刘猛将军被列入官方祀典之前，说法主要集中在宋代刘姓之中，以刘锜为原形象居多。 而随着其被抬为正祀，相关说法渐渐发生变化，改以元末刘姓为主。 这一过程中，明清时期民间信仰与官方祀典的互动和博弈清晰可见。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这一问题略作探讨。

一、刘猛将军信仰的初步形成

众所周知，刘锜为南宋抗金名将。 《宋史·刘锜传》载，刘锜字信叔，德顺军人（今甘肃静宁人），出身将门，自少随父征战。 刘锜一生屡次大败金军，拱卫南宋疆土，威名赫赫；后遭排挤被卸去兵权，任淮南、淮东、浙西制置使，其间治蝗有功，嘉惠一方［6］（P11399-11408）。 有学者指出，从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刘锜取得顺昌大捷，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转任制置使，二十余年间江淮蝗灾不断［7］（P114）。 刘锜的治蝗之功，由此即可想而知。 刘锜之威名更令金人忌惮：“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锜姓名者‘罪不赦’。 枚举南朝诸将，问其下孰敢当者，皆随姓名其答如响，至锜‘莫有应者’。 ”［6］（P11408）其护国保民的意义之重大，可见一斑。 所以，刘锜卒后，其形象在宋人的视野中并未淡去。

宋理宗景定年间，南宋与蒙元对峙于江淮。 与此同时， 蝗灾再起，《宋史·五行志》 载：“景定三年（1262）八月，两浙蝗”［6］（P1359）。 为调适南宋社会面临内忧外患时的紧张情绪， 刘锜的形象再度得到凸显。清人姚东升《释神》卷四引《灵泉笔记》载：“宋理宗景定四年（1263），封刘锜为扬威侯天朝猛将，有敕书云：‘飞蝗入境，渐食嘉禾，赖尔神灵，剪灭无余’”［8］（P62）。清褚人获《坚瓠集》载《扬威侯敕》：“飞蝗犯禁，渐食嘉禾，宵旰怀忧，无以为也，黎元咨怨，未如之何，民不能祛，吏不能捕，赖尔神力，扫荡无余，上感其恩，下怀其惠，尔故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淮南江东浙西制置使刘锜，今特敕封为扬威侯天曹猛将之神。 尔其甸抚，庶血食一方。 故敕”［9］（P13）。 一方面，刘锜作为抗金名将有护国保民之威，敕封可鼓舞南宋军民士气；另一方面，有赖于民间对刘锜治蝗事迹的推崇，宋廷希望通过敕封收驱蝗之效②。

起初刘公祠与刘太尉庙仅见于刘锜抗金大捷的故地顺昌（今安徽阜阳）与其任制置使的故地常熟（今江苏苏州）。 今安徽阜阳刘公祠为后人重建，内有清乾隆十六年（1751）《重修刘公祠碑记》，称阜阳城西北隅有圮庙：“盖宋太尉武泰军节度使刘公之祠”［4］（P22）。清道光《阜阳县志》载，刘公祠原有正殿三楹，官厅三楹、住持房二楹及厨房二楹。正殿题额“报功堂”，题匾“南宋屏藩”。 楹联为：“铁浮图锐利非常，自来中国横行，独畏我顺昌旗帜；金兀术骄狂太甚，妄想坚城踢倒，试问他多大脚尖”［10］（P55）。 可见，当地初立刘公祠乃是因其大败金军，守得一方太平。 明弘治《常熟县志》载：“太尉，宋江淮置使武穆刘公锜也，庙在虞山南麓岳祠之旁，俗称节使永定公，刘真君庙建于宋绍熙中，元至正三年（1343）□，明嘉靖十六年（1537）邑人王环继修。 ”［11］（P42）常熟立刘公庙， 自应与刘锜任江淮置使时的政绩有关。 而随着刘锜被敕封为“扬威侯刘猛将”，淮河以南多见以“刘猛将军”作为驱蝗神供奉的庙宇。南宋理宗景定年间，江苏吴县已有刘猛将军庙。 清乾隆《吴县志》载：“刘猛将军庙在中街路仁风坊北（今名宋仙洲巷），宋理宗景定年间建，初名扬威侯祠，加封吉祥王，故亦名吉祥庵”［12］（P6）。

元代刘猛将军信仰仍在民间有所流传，而明初取缔淫祠则应对其造成了一定打击。 明洪武三年（1370）六月，朱元璋颁布《禁淫祠制》，将唐宋以来授予的祠庙及神灵封号全部废除，将民间祭祀对象限制在祖先、土谷之神及灶神③。 至明中后期，各地又陆续有刘猛将军庙出现。如安徽合肥的刘猛将军庙始于明嘉靖年间，由知府龙诰主持兴建［13］（P121）。明万历年间青浦（今上海）也有刘猛将军庙。 清光绪《青浦县志》载：“刘猛将军庙，在骆驼墩西北，明万历四十二年建”［14］（P1144）。 崇祯时期，江苏吴县不仅新建猛将南庙，甚至还取址于“盘门营内”，允许士兵参与祭祀［15］（P1620）。 刘猛将军信仰在明代的传播范围明显扩大，但仍集中于淮河以南。

二、从“淫祀”到“正祀”：刘猛将军信仰之流变

彼时，江南各地对刘猛将军甚为推崇，百姓除遭遇蝗灾时会祈求其显灵除蝗，平时对其亦有例行享祭。明崇祯《吴县志》卷十《风俗》载：“（正月）十三日诣吉祥庵诣扬威侯,俗称刘猛将。 燃巨烛如桮桊,至半月始灭。 七月初,田夫耕耘甫毕,各醵钱祀猛将,曰烧青苗。 横塘、木渎等尤盛”［16］（P84）。 吴县祭祀刘猛将军显然耗费不菲，仅燃半月的巨烛就需巨资。 清乾隆《震泽县志》对明末清初当地乡民祭祀刘猛将军的风俗仪式也有记载：其时不仅供奉神像，还举行庙会，往往是杂集老少，击鼓集会，“所聚不下千人”；其间装演杂剧遍走村落，乡民饮酒作乐，“连会三日作罢”［17］（P231）。

清康熙年间，江宁巡抚汤斌认为此类习俗助长不良风气，对其深恶痛绝。 康熙二十五年（1686）汤斌上《毁淫祀以正人心疏》，称“苏松祠有五通、五显及刘猛将、五方贤圣诸名号，皆荒诞不经，而民间家祀户祝，饮食必祭，妖邪巫觋创为怪诞之说，愚夫、愚妇为其所感，牢不可破”［18］（P128）。 他将江南地区的刘猛将军祭祀与五通、五显等祭祀视为一类，认为均属淫祀，奏请着碑永禁而予以革除，向康熙皇帝奏请云：“赐特旨严禁,勒石山巅；令地方官加意巡察,有敢兴复淫祠者作何治罪,其巫观人等尽行责令改业,勿使邪说诳惑民听”［19］（P98）。康熙帝允从，严谕：“淫祠惑众诬民,有关风化,如所请勒石禁革。直隶及各省有似此者,一体饬遵”［20］（P7）。 汤斌此举得康熙帝大力支持，禁毁力度可想而知。

也有学者认为，刘猛将军被视为淫祀实际与清代前期的“夷夏之辨”有关。 众所周知，因金人乃满人先祖， 故南宋岳飞的身份定位在清代即颇为微妙。民间流传刘猛将军的原形象乃南宋抗金名将刘锜，其独特的身份同样是招致清代官府毁庙禁祀的重要原因。 车锡伦、周正良曾分析汤斌奏请禁祀刘猛将军一事，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其抗金英雄身份的考虑［5］（P5）。 吴建华更指出：“汤斌只是康熙帝的行政和理学的化身和模范实施者。毁‘淫祠’集中反映了康熙帝前期有为的政局和意识形态对社会的深刻影响”［21］。如此，康熙时期刘猛将军信仰的传播发展遭遇阻碍，无法按既有路径继续前行。

但刘猛将军信仰远没有销声匿迹，而是在遭禁之后以另外的方式发展。这与彼时的蝗灾频繁有密切关系。章义和《中国蝗灾史》统计：“康熙皇帝在位62 年中，共有45 年发生过蝗灾，占其在位时间的88.5%”［22］（P43）。据《清史稿》卷四十《灾异志》，截至雍正元年（1723），多达73 个地区遭遇过蝗灾侵袭。至于原先刘猛将军信仰盛行的地区，如《清史稿》载：“（康熙）五十三年秋 (1714)，合肥、庐江 、舒城、无为、巢县，蝗。 五十七年 (1718) 二月，江浦、天镇，蝗”［23］（P1511-1512）。 蝗灾的频繁，为刘猛将军信仰的恢复乃至扩张提供了可能。 自南宋萌芽以来，刘猛将军信仰即以其驱蝗功能深入人心，非毁庙禁祀所能轻易动摇。 康熙五十九年（1720），直隶沧州、静海、青县等处飞蝗蔽天，时任直隶守道的李维钧一面加紧捕治，一面诚心向已被斥为“淫祀”的刘猛将军祈祷，蝗遂未成灾［24］（P516）。 显而易见，清代官府无法根除刘猛将军信仰，刘猛将军这一驱蝗神反而有了为清代官府所用的可能。

于是， 李维钧擢升直隶总督后为刘猛将军庙立碑，《将军庙碑记》讲述了一个“刘猛将军降临”的神话：刘猛将军自述为元时吴川人，任职都指挥时遭遇蝗患，无力拯救，遂自沉于河，后朝廷授其“猛将军”一职。康熙二十二年（1682）《畿辅通志》亦载：“按《降灵录》载：神名承忠，吴川人。元末授指挥。弱冠临戎，兵不血刃，盗皆鼠窜。 适江淮千里飞蝗遍野，挥剑追逐，须臾蝗飞境外。 后因鼎革自沈于河。有司奏请，遂授猛将军之号”［25］（P121）。 李维钧向其祈告，以刘承忠为原形的刘猛将军遂显灵驱蝗。 雍正二年（1724），敕立刘猛将军庙。 雍正三年（1725）更有谕旨：“旧岁直隶总督利瓦伊均奏称：‘畿辅地方，每有蝗蝻之害，士人虔祷于刘猛将军之庙，则蝗不为灾。 朕念切恫澟，凡事之有益生者，皆欲推广行之’”［26］（P5760-5787）。 刘猛将军庙不但再度兴建，而且直接被纳入国家祀典。 但必须注意，此时刘猛将军的原形象已经完全改变。

刘猛将军形象的转变，应主要出于清廷的政治意图。 李沈阳曾对这一转变的原因进行分析，指出刘锜是与西夏、女真两个少数民族政权坚决斗争的人物；从清代统治者的立场出发，当然倾向于选择一个对少数民族政权元朝忠诚的人物［27］（P164-165）。 凌富亚也指出， 刘承忠作为元朝自杀殉国的汉人将领， 将其塑造为汉人效忠少数民族王朝的典范，满足了清朝拉拢汉族官僚的迫切需要；而这更是刘猛将军信仰被列入官方祀典的关键［28］（P135）。 有符合清廷需要的形象存在；兼之蝗灾不息，民间有刘猛将军的信仰基础；更重要的是，官府需要一个驱蝗神去减轻民间恐慌， 起到稳定民心和稳固政局的作用。 于是，清廷将以刘承忠为原形象的刘猛将军信仰纳入《大清会典》，列为“驱蝗正神”。《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礼部》载：“雍正二年。敕各直省建刘猛将军庙”［29］（P108）。 清光绪《青浦县志》亦载《会典》云：“雍正二年奉旨祭刘承忠于各省府州县， 神能驱蝗，世称刘猛将军”［30］（P281）。

如此， 清代官府开始对刘猛将军信仰进行推广。前揭雍正二年，诏令江南、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建刘猛将军庙,甚至在宫苑畅春园内也建刘猛将军庙祭祀。 《清史稿》载：“世宗朝，各省祀猛将军元刘承忠。先是，直隶总督李维钧奏：‘蝗灾，士人祷猛将军庙，患则除。’于是下各省里庙祀”［31］（P1741）。下令建庙之后，朝廷定于春秋两季仲月（二月、八月）戊日及正月十三刘猛将军生日各行祭祀。 雍正十二年（1734），诏令全国各地均须立刘猛将军庙。 嘉庆之后，刘猛将军更不断得到加封。 咸丰五年（1857）加“保康”，同治元年（1862）加“普佑”、七年加“显应”，光绪四年（1878）加“灵惠”、五年加“襄济”、七年加“栩化”、十二年加“灵孚”［32］。至光绪十二年（1886），刘猛将军的封号全称已是“保康普佑显应灵惠襄济栩化灵孚刘猛将军”，祀礼规格已与护国神相同。

官方推动之下，刘猛将军庙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兴建。如清乾隆《河南府志》载：“刘猛将军庙在府城十字街东，乾隆十七年建，各县俱有”［33］（P4）。 甚至连新疆亦建刘猛将军庙。乾隆时军机处咨伊犁将军明瑞等当地蝗灾事， 就提及内地农民皆祀刘猛将军和八蜡神，让明瑞也在伊犁当地为治蝗灾而建祠供奉［34］（P701）。又如江西，孔蔚指出：“江西的刘猛将军庙多是由官府倡建的， 由于官府一次次下达建庙通令，从而形成了江西刘猛将军庙建置的阶段性（雍正时期和道光、咸丰时期），也使江西地区驱蝗神庙逐渐普及化”［35］。刘猛将军已突破其原先的信仰圈，在政治力量的推动下向全国范围扩展。此时的刘猛将军原形象已全然是元代刘承忠。 如清黄彭年《陶楼诗文集辑校》载：“‘民者，加封号，立专祠。’雍正二年，诏府、厅、州、县祭猛将军、元指挥使刘承忠。 次年，复诏两江总督庙祠以身为民驱蝗，载在《会典》，垂为掌故。而山西会垣暨诸郡县，庙祀阙然。咸丰七年，文水、平陆、榆次有蝗，不为灾。平定、辽州有蝗自井陉飞入，亦捕除将尽。 感神之惠，乃建祠省治之南”［36］（P285）。

三、刘猛将军与民间蝗神

清代前期多有刘猛将军与八蜡神同庙共祀的情况，有的庙宇更以八蜡神为主祀。 而随着刘猛将军被列入官方正祀，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 如乾隆《威海卫志》 中就有早期建造的八蜡神庙被改为刘猛将军庙的例子：“八蜡庙,俗名虫王庙,在北门外,康熙末年建，后改为刘猛将军庙，刘能驱蝗，有求必应，江浙多祀之，雍正六年（1728）奉文捐建之”［37］（P126）。 同样，河南鹿邑县乾隆十二年（1747）停八蜡祀，独祀刘猛将军［38］（P102）。 河南南阳县乾隆二十年（1755）停八蜡祀，独祀刘猛将军［39］（P264）。 更有甚者，雍正十二年（1734）安徽巢湖知县朱谌在巢城卧牛山东麓文昌阁左建房筑室，拟为书院，未成而去，后竟改为刘猛将军庙［40］（P62）。 得到官方认可的刘猛将军作为驱蝗正神，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地位更居于其他驱蝗神之上。

不过，民间对于历史和文化自有其独特的记忆渠道，部分地方并未因刘猛将军新附祀典而放弃八蜡信仰。 张崇旺在研究八蜡神信仰的流变时指出，八蜡信仰历史悠久，载之《周礼》、《礼记》等儒家典籍中，自汉而宋国家皆举行蜡祭仪式［41］（P587—590）。 及至清代，八蜡信仰的驱蝗功能仍深入人心。 多有州县以八蜡庙和刘猛将军庙并立，共同祭祀。 就连刘猛将军信仰传播较为广泛的江淮地区， 如安徽的寿州、霍山、庐江、全椒，江苏的淮安府、山阳、盐城、高邮州，都是将刘猛将军的神像附设于八蜡庙之内［41］（P594）。河北《文安县志》亦载：“刘猛将军庙，在城西北隅八蜡庙内”［42］（P101）。 再如河北《三河县志》：“康熙五十三年……前殿中供刘猛将军及蜡神像”［43］（P11）。 据乾隆《续河南通志》对河南10 府1 州91 县的统计，虽全省均立刘猛将军庙， 但只有28 县的刘猛将军庙是专祠，其余 63 县都是附享于八蜡庙内［44］（P150-157）。

晚清赵之谦《祭南城县刘猛将军文》言：“惟神威扫千军，仁育万姓。 兵本寓农，武实几望。 神参秉异，天语赫临。祀事弗修，兹祭孰承？笾豆既陈，牲举醴酌。敬绎祝祠，昆虫毋坐。古有田祖，或称主稼，大道之行，闻诸舆蜡”［45］（P80）。 虽为刘猛将军祭文，但其中亦言八蜡信仰，强调二者驱蝗功能相同。 有些地方还保留着具有本土特色的蝗神信仰，如：山东有金姑娘娘、沂山神庙及东平王庙等，河南有百虫将军伯益信仰、商高宗信仰、薄太后信仰、卓茂信仰等。 西南地区更存在祈“火神”以驱蝗的习俗，如：彝族火把节神话称举火把是为烧死天虫 （蝗螟），保护庄稼④。 这些民间信仰扎根各地，实际具有地方保护神的色彩， 因而比后来的刘猛将军更具信众基础。

四、结语

赵世瑜认为：“所谓民间信仰，是指普通百姓所具有的神灵信仰， 包括围绕这些信仰而建立的各种仪式活动。它们既是一种集体的心理活动和外在的行为表现， 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2］（P13）。日本学者渡边欣雄强调民间信仰因人们的日常生活而起，融入生活之中，并构成了人们的惯例行为和生活信条［46］（P3）。 从日常生活的层面而言，赵世瑜提出传统中国的专制君主始终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来约束和控制民间社会，而民间社会为图自身壮大也会对国家权力加以利用，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之间遂存在着温和的互动关系［47］。 如此，民间信仰和官方祀典的互动与博弈从未停止。民间信仰对官方来说既是隐忧，又可利用。 于是，官方往往采取措施，对特定的民间信仰加以取缔、改造或推行。如刘猛将军信仰先被斥为“淫祀”，后又入“正祀”，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原先的刘猛将军信仰无法完全禁绝，但民众的信仰行为同样为官府所不容，于是，双方实际形成一种妥协，即重新塑造民间信仰使之正当化，然后再由官方加以推行。 清代官府对刘猛将军信仰予以吸纳，刘猛将军信仰则借助清代官府扩大了影响。 以刘猛将军信仰为代表，民间信仰与官方祀典并非无法相容，两者在发展中寻求平衡的支点，在碰撞中达成和谐的状态，最终共同构成了人们的精神记忆。

近代以来， 随着害虫防治观念和技术的推广，全国各地的刘猛将军庙多已不存。刘猛将军这一独特的民间信仰，如今仅见于皖、苏、鲁等省份的部分偏远地区。当前，这种借神力禳弭蝗灾的民间信仰，所体现的更多的是民间文化的传承价值，我们应对这种信仰予以合理地引导与规范，以使其文化传承价值在健康有序的环境中得以保存和延续。

注 释：

①如赵世瑜曾以八蜡神和刘猛将军为例， 探讨了蝗神信仰在明清时期的起源与传播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年，第60-62 页）；龚光明对明清及民国时期皖北地区刘猛将军庙的分布进行了研究， 探讨了其分布演化特征（龚光明、李玲玲：《皖北刘猛将军庙分布探究》，《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3 年第 2 期， 第 51-55 页）；臧俊改也对刘猛将军庙的官方祭祀形式和社会功能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探究（臧俊改：《南宋以降（1840 年之前）驱蝗神刘猛将军信仰研究》， 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 1-45 页）等。

②臧俊改认为，刘猛将军在南宋时期封神之说的真伪，或可从宋史研究成果中寻找依据。 其根据廖咸惠对宋代造神运动的研究， 指出宋廷对刘猛将军的赐封乃是时代的催生物（臧俊改：《南宋以降（1840 年之前）驱蝗神刘猛将军信仰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年，第 19 页；廖咸惠：《宋代士人与民间信仰：议题与探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民间”何在，谁之“信仰”》，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第 58 页。 ）。 陈国安、裘兆远也指出，刘猛将军从抗金名将到驱蝗神灵的成神经历受到了南宋封神运动的影响。（陈国安、裘兆远：《从八腊到猛将：民间驱蝗神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 年 3 月 24 日第 3版。 ）

③“禁淫祠制”具体内容可参见《明太祖实录》卷53。 （台北：“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年， 第 628 页）另外， 王凝萱在研究明代苏州民间信仰时详细分析了明代的毁淫祀活动，通过探究明洪武、嘉靖、万历诸帝对淫祠的态度， 揭示了明朝官方对民间信仰的控制如何一步步松弛。（王凝萱：《明代苏州地区民间信仰的样态及社会功能》，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年，第9-16 页）

④相关研究可参见代洪亮：《民间记忆的重塑： 清代山东的驱蝗神信仰》，《济南大学学报》，2002 年第 3 期，第 33-34页； 赵天改：《明代以来河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1368—1949）》，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年， 第 222-228页；章义和：《中国蝗灾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 19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