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困境与宗教救赎
——评万玛才旦《气球》

韦 露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新世纪后，藏族题材电影大量进入观众视野，从内部视角为人们揭秘了现代藏区藏民的生活。万玛才旦这个拥有着藏民兼导演双重身份的电影创作者，在继《撞死了一只羊》后，又为我们带来了新片《气球》。影片《气球》改编自导演个人小说集《乌金的牙齿》中收录的同名短篇小说，由两条叙事线讲述了青海藏民达杰一家，因为两个小儿子淘气地将避孕套当成气球玩，从而使不再想生育的母亲(卓嘎)怀孕，而大家一致认为这个未出生的孩子就是刚刚离世的爷爷的转世，卓嘎在一度尝试打掉孩子后，终于被众人劝阻的故事。影片的另一条支线则穿插出现在达杰一家的故事中，讲述的是主人公卓嘎已经出家为尼的妹妹香曲卓玛与旧日男友相遇后的故事。作为一部故事片，《气球》将摄像头对准藏民的日常生活，对其生存境遇进行审视，其主题仍旧聚焦于对闭塞的藏族地区传统价值与现代文明相碰撞的探讨。

和大部分优秀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一样，万玛才旦的《气球》以温婉柔和的方式触及了当代藏族地区深刻的宗教信仰与现代发展相互悖论的问题。影片无意于替这个亘古难题找到绝佳的解决办法，而是将生命的困境与宗教的救赎展现在观众面前，犹如哈姆雷特一样，影片带来的思考远远超出影片在电影创作上的美学价值。这里不是否认影片在构图、画面以及剪辑上为我们带来的美感享受，而是意在说明，电影主题意蕴的表达深刻地突出了现代化高速发展下，少数民族地区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巨变。相比于汉族导演例如张扬的《冈仁波齐》《皮绳上的魂》等具有浓厚宗教书写的藏地题材影片，万玛才旦的《气球》将藏文化的信仰和精神气质内化到藏民普通而平凡的日常生活中，“袪魅”的同时，完整阐释了藏文化沉静自省、宽容慈悲的特点，为身陷生命困境的人们找到内心的答案。

一、生命的困境：生育

2019年上映的黎巴嫩电影《何以为家》，一个小男孩控诉父母为自己带来生命的故事，再次将生育的伦理问题放置到舆论的中心。如果从作者论看万玛才旦的电影，可以发现《气球》再次聚焦到生育这个议题上，并不是紧跟风潮的刻意为之。影片无论是从视听语言、画面色调、或者是拍摄手法等方面，都延续了他独特的纪实美学的风格。之所以用“独特”二字来形容，是因为与传统的纪实美学风格不同，万玛才旦的影片里往往还存在着大量用来传递某种特殊情感、情绪的魔幻现实的镜头。正如安德烈˙巴赞在评论《白鬃野马》时认为“白马在电影中具有的真实性离不开记录的真实，但是，为了使后者变成我们想象中的真实，就必须打破记录的真实,再生于现实本身之中。”[1]《气球》中的魔幻超现实镜头同样也不是记录的真实，而是想象的真实，例如象征着轮回转世的痣在梦境中被两个小儿子抠下来把玩，两个孩子透过自以为是气球的避孕套梦幻地看着周围世界等，这些看起来不会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场景，却也是现实可能发生的。《气球》中想象的真实最明显的表现，是将女性在父权、神权以及传统思想下的困境，集中体现在对生育的选择上，万玛才旦在片中用了大量的隐喻、意象以及小事件，来突出女主人公不由自己的生育困境。

和许多藏族女性一样，卓嘎拥有三个可爱的孩子和勤劳壮实的丈夫，还有相亲相爱的爷爷，尽管一家人的物质条件不丰富，但生活也算自足美满，是典型的传统牧民家庭。故事的转折发生在爷爷去世不久，达杰找上师询问爷爷的转世，上师认为爷爷会轮回转世到家里，此时卓嘎刚好意外怀孕，一家人都认为这是爷爷的转世，坚持要让卓嘎生育下来。然而，作为一个已经生育了三个小孩的卓嘎来说，无论是经济压力还是生活条件，都不能让她接受第四个小孩的出生，一家人陷入了一场由生育带来的道德僵局。关于转世轮回的思想，大概熟悉藏文化的人一定不会对格萨尔王的故事感到陌生，格萨尔王传奇的经历流传经久不息，本质上也是一种轮回转世的思想，更不用说藏传佛教里活佛六道轮回的教义。影片对这种根深蒂固思想的表现，没有刻意的说教，而是展现在达杰一家日常生活的细节中，例如爷爷嘴里常常念到的六字箴言“唵嘛呢叭咪吽”，大儿子江洋背上被认为是奶奶转世标志的“痣”，以及出家为尼的妹妹回乡筹款修整寺庙而得到全家人的支持等，可见宗教的信仰充斥在他们一家之中。这些细微的铺垫，为影片后面情节的冲突增加了戏剧的张力，而冲突的爆发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导演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早已埋下生育困境迟早要到来的种子。

从影片开头爷爷与达杰关于骑马还是骑摩托车的对话可以看出，骑马代表了传统，摩托车则是现代工业的产品，影片还专门有一个年轻人骑着摩托车的镜头穿插在父子俩的交谈中，以及抬头可望见的飞机等，都可以发现藏区的现代化早已悄然来临。然而，在藏民心中仍然有着根深蒂固的宗教观念，万玛才旦将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女主卓嘎怀孕这件事上。因为卓嘎的一句“上师说的话难道就永远对吗”，她遭受了平时对她恩爱有加的丈夫的一巴掌；在流产手术台上，她依然没能抵挡得住丈夫和大儿子苦苦地央求。这个对自己以及家庭情况有着清醒认识的女性，依然逃不脱宗教观念的束缚，影片表达了这不仅仅是卓嘎一个人困境，更是无数个藏族女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面对的困境。

受现代化的影响，如今很多藏族青年早已不再像以前那样，他们经受过现代教育，思想观念与宗教信仰都在不断地世俗化，而世俗化就是典型的现代性特征。福柯曾在《何为启蒙》一书中将现代性认为是“一种态度”，“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作的志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就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在相同的时刻，这种方式标志着一种归属的关系并把它表述为一种任务。无疑，它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社会的精神气质。”[2]无论是“态度”还是“精神气质”，它的核心都离不开“理性”，由于社会不断地理性化，生命的降生仪式也失去了神性，怀孕在现代社会里已经成为了世俗生活的一部分，怀孕可以被准备、被干预，甚至被监控。但是在一个全民信教的宗教环境里，怀孕始终与轮回的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达杰与卓嘎作为新旧两代人中间的过渡，他们享受着现代生活带来的便利(例如骑摩托车、用手机，使用避孕套等)，但他们的思想却不自然地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因此他们必然要经受传统与现代的艰难抉择。

避孕套作为影片的关键意象，与万玛才旦以往的电影叙事模式相同，都是以一个现代社会的物品来介入藏区的日常生活，并以此为视点表现传统价值和信仰在个体精神世界的游离、徘徊与挣扎。气球则是与避孕套互为镜像的另一关键意象，气球是电影名，是影片中两个小孩渴望得到的玩具，是尼姑妹妹的男友写的关于他们过去的同名小说，更是影片末尾飞上天空中被众人仰望的红色希望。气球是公开的、受孩子们喜欢的，而避孕套在藏文化语境里却是隐晦的，从影片中卓嘎去卫生院取避孕套的情节可以看出，她不愿和男医生谈论自己的来由，和女医生谈论这些时都是小声私密的可以看出，她们对性的表达有着强烈的羞耻心。这对互为镜像的意象表达了人们对自然生命两极态度，也间接导致了影片女主人公的两难抉择。此外，影片还有大量的小事件，看似藏民普通的日常生活，却都在指向影片性张力的表达，例如达杰找公羊配种；卓嘎把丈夫比喻为种羊；家里的母羊不生育等。关于影片“性”观念的表达，可以看出三种对待生命的态度，首先是两个小孩的视角，代表了无知与童真，其次是牲畜的繁衍(公羊配种)，代表了自然孕育，最后是卓嘎想要堕胎的行为，代表了人为干预的社会规训。显然，影片中的生命困境正是两种态度徘徊、纠结的结果，自然孕育的生命观是宗教对生命和性朴素的认识，而堕胎背后是计划生育等政策的人工干预，传统与现代的撕扯是影片的戏剧张力所在。

总之，《气球》通过一个兼顾意识形态与美学表达的意象——避孕套，展现了现代化背景下，藏族人在生活中面临的传统与现代，信仰与科学的的艰难选择。尽管影片本身只聚焦在生命孕育困境的选择上，但其背后是一个更为广泛的群体，这种两难的困境在现实中，它可能会不分民族、不分地区、不分性别地出现在每个人的身上。万玛才旦在《气球》中将故事延展到了更深的层次，对影片中人物的困境做了更加深入的探讨，而这主要体现在影片一切归于寂静的结尾上。导演与其说展现了困住藏族女性的生育困境，不如说展现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困境，影片在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之间，找到了一条精神救赎之路。

二、宗教救赎：藏文化的精神气质

虽然《气球》仍旧极具作者电影的高辨识度，但其却第一次让人感觉到与众不同，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在于，影片在时代与地理的文化差异背景下，借助普通人物的两难困境展现了现代社会的文化焦虑，导演无意于对人物的行为进行价值审判，而是以藏文化沉静自省、宽容慈悲的文化秉性，化解了人类最质朴的对待生命的道德难题。相比于大多数观众对万玛才旦高超的电影美学技巧的评论，在《气球》中，影片议题的表达其实是与其视觉美学相匹配的，导演在形式与内容的契合下，对人类当下生存困境进行了最直接和敏锐的思考。

从万玛才旦早期的电影，例如《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塔洛》等可以看出，他的影片总是在不断地提出个体或群像背后传统文化遭遇现代性后该何去何从的问题。然而在他此前的作品中，他这种以内生视角审视自己民族文化的叙事模式，并没有告诉人们，在两种文化对立冲撞以后，个体或社会该如何弥合这种被撕裂的情感结构，以及影像故事到底能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但在《气球》中，宏大的命题似乎有了导演态度的倾向，至少在《气球》中，可以明显感觉到万玛才旦的大胆尝试和自觉转型。影片的结尾，女主人公卓嘎妥协，跟随出家的妹妹前往寺院修养，父亲达杰完成了电影开头答应给两个小孩买气球的承诺，影片的最后一幕，达杰买来的红色气球飞上天空，所有人都驻足仰望，每个人都若有所思却也无可奈何。

联系影片梦幻的开头可以发现，《气球》以白气球(避孕套)开始，以“红气球”结束，这一明显的结构逻辑，可以窥探出万玛才旦的意图。首先，在叙事上，影片末尾红色气球飞向天空，聚集了所有人的目光，呼应了影片的开头，也紧扣影片的主题，完成了叙事上的闭环。其次，“红色气球飘向蓝天”这一诗意的手法，充满了多义性的解读。在电影史中，以气球作为主题的电影并非是个例，著名的当属1956年由法国导演艾尔伯特·拉摩里斯拍摄的《红气球》，在这部影片中，气球象征了孩童身上特有天真和友爱。而对于电影《气球》的结尾设计，万玛才旦在接受访谈时曾表达了这样的看法：“这个设计其实剧本里没有写，但是后来拍的时候我们想把几个关联的人物都放到片尾，让他们一起看这个气球，从不同空间看，好像所有人都看到这个气球逐渐飘走，越来越高，几乎消失了，似乎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期待。”[3]这里的期待可以被认为是，当气球飞向天空，仰望它的每一个人意识到，他们不仅有脚下的草地，还有天上更为广大的空间，气球代表着更多生存方式的可能，是希望、是启迪、更是一种指引。

影片结尾诗意的手法，冲淡了达杰一家陷入的悲剧，特别是卓嘎妥协于宗教信仰后产生的巨大悲凉，在沉重中给予了观众一丝慰藉。实际上，影片通过对藏区生活世俗化和藏民精神世界宗教化的展现，并不是强调二者的不可调和和绝对对立。万玛才旦不止一次在采访中表示他不喜欢二元对立式的僵化解读，关于影片结尾他说：“可能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最终对这个开放式结尾的解读也不一样。藏区的观众看了，会认为卓嘎最后会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对藏区的历史文化、宗教、现实有更多了解的观众，可能也会认为卓嘎最终会选择妥协。汉族地区或其他一些地域的观众可能会认为卓嘎会有一个抗争，最终会把孩子打掉之类的。但我希望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结尾，希望它有一个更开放的、丰富的解读空间。”[3]关于影片结尾的解读，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不一样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导演的创作意图是在寻找困境的出路，而这不仅仅是一条该如何走出生育困境的出路，而是人类如何在社会变革中对本民族的文化及信仰坚守与反思的出路。

在影片《气球》中，万玛才旦首先以孩子和爷爷的两个视角对长久以来藏族百姓坚守的轮回转世观念进行了反思，这主要体现在电影两个超现实主义的镜头即大儿子江洋的两场梦境中，其一是“梦中捉痣”，在梦境中大儿子背后那颗象征着奶奶转世的痣，被两个小儿子抠下来把玩，两个小孩争抢着那颗痣在一片荒漠里奔跑，大儿子则在后面追赶，最后两个小孩消失，画面中出现一片青色的湖，与之前的荒漠形成了反差。其二是爷爷去世出殡时，大儿子的梦境中出现他自己在湖边寻找水中倒影里的爷爷的画面。著名的电影评论家戴锦华教授认为“我们之所以称主流电影工业为梦工厂，正是因为我们在影院所观看的故事，所获得的满足和快感，恰恰来自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缺憾和匮乏。”[4]电影作为意识的造物，导演借用江洋的两段超现实梦境，想要表达的正是万玛才旦对藏文化信仰的反思与徘徊。梦境中出现两个弟弟把自己身上的神痣捉走，是一种江洋对自己承载的轮回思想，想要被解脱的一种影像化表达。而在爷爷去世后，梦中追寻爷爷的行为，则是一种又希望通过轮回的信仰来换回爷爷的形象表达。一边是渴望摆脱信仰束缚，一边又是希望信仰能换回自己的亲人。两种矛盾的思想，正是许多像万玛才旦一样受过现代化教育的藏族人身上都有的思想，他们接受科学教育，对自己民族的信仰体系开始产生质疑，但当面对亲人的生离死别时，他们文化里的基因又成为了拯救灵魂的良药。

尽管影片有着一个看似开放式的结尾，诗意的红气球飘向天空，但本质上该片依然是一个悲剧。但不同于一般的悲剧，《气球》中，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坏人，但每个人都因此陷入了困境，这是万玛才旦式的温和悲剧，在影片中，他从沉静自省的文化基因里找出了兼具信仰与人文关怀的答案。在藏区，藏传佛教的宗教教义，以及藏族延续了几百年的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到来之前，一直作为一种精神指引，指导着藏民的日常生活，就像孔孟之教之于汉族一样。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认知的进步，这些原本指引着人们进步的东西开始显露出不合时宜，但无论是彻底抛弃还是全盘接受，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都不是一种正确的做法。万玛才旦在《气球》中给出的答案，或许值得我们参考。

影片的结局，卓嘎放下了自己的坚持，虽然导演没有明确她之后是否会打掉孩子，但她在即将和妹妹去寺庙前，为家人准备好了饼干，并告诉孩子们阿妈没事，这里可以看出，卓嘎的选择与其说是妥协，不如说是成全，成全了四个她最爱的人。熟悉张承志的人，肯定感受过《黑骏马》里草原民族原始善良的母性以及对待自然和生命的敬畏。同样是游牧民族的藏族，她们的文化里也有着类似的特质，《气球》的结尾，同样能够感受到一种母性的沉炼，淡化和消释了影片所带来的悲伤。或许有人会认为，在传统与现代的较量中，传统又一次胜利了，万玛才旦依旧没有走出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叙事闭环。但纵观中华各个民族延续了好几代人的传统文化和信仰，它们之中必定有着最本真的价值，否则也不会延续至今，如何寻找到这其中的本真价值，并使之与现代社会进行缝合，才是万玛才旦《气球》的主题所在。影片中，气球和两个小孩一样都被寄予了希望，他们不会像爷爷一样坚守信仰，也不会遭遇父母面对信仰与现实的矛盾，在他们身上或许信仰已不再是包袱，他们会在更遵循人性本能的情况下去面对属于他们的新生活方式。

三、结语

被称为“第七艺术”的电影，在传统信仰与现代之间架起了桥梁，通过《气球》可以发现，藏文化里宗教信仰不仅是阻碍藏区现代化发展的羁绊，也是藏民对自然和生命最朴素的敬畏。万玛才旦在《气球》中除了延续其特有的纪实美学风格外，对一直以来触碰的信仰与现实的话题作了尝试性的回答，他从藏文化的信仰之中，寻找到了沉静自省、宽容慈悲的精神特质，巧妙地将希望寄予在象征着孩子和未来的飞向天空的红气球身上，飘动的红气球越飞越远，成为了藏地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新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