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人才培养的三位一体协同育人研究*

王宗强

(菏泽学院外国语学院，山东 菏泽 274015)

在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中，人才的作用日益凸显，“翻译”的角色愈加重要，翻译人才的培养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翻译人才的培养不仅是高校的职责，也不仅仅是相关企业参与就可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包括政府在内的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其中。“政、校、企”三方发挥自身优势，构建有效的翻译人才协同培养机制，可以更好地实现高素质应用型翻译人才的培养目标。

一、研究现状

纵观国内关于翻译人才的研究，大概可分为以下几类：(1)从理论方面谈翻译人才的培养。庄智象[1]从翻译研究三个“转向”谈推进翻译学科的建设，潘华凌[2]从构建主义视阈出发提出了建构翻译人才的五大原则。(2)关注高校内部教改状况及提高翻译教学质量的方法研究，如李明[3]、刘季春[4]等。(3)基于翻译人才培养的社会性和实践性，把高校翻译教学、地方经济和社会参与等作为研究的对象，如蔡辉[5]、连彩云[6]、胡守中[7]等。(4)曾立人[8]、王正[9]、陈凌[10]等学者则论述了现代技术同翻译教学相结合的培养模式，为翻译人才的培养提供新思路。(5)积极介绍国外的翻译人才培养模式，期待对国内人才培养以启示，如郑淑明[11]、林克难[12]等。诸多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成果斐然，有力地推进了翻译教育的建设和发展。全国翻译专业学位指导委员会颁布的《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本科教学要求》(试行)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要求、教学原则和方法等方面做了明确的说明，从政策上理清了翻译专业与外语专业的关系，对非翻译专业的翻译教学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我国的翻译教育正处于快速发展期。

但是，翻译教学特别是翻译学科在我国起步较晚，2004年才在部分高校设立翻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2006年教育部首次批准设立本科翻译专业。规模性的翻译人才培养体系尚不成熟完善，地方高校的翻译人才培养更是任重而道远。翻译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其知识架构具有内在性和体系性，可以借助翻译教学进行。但是这种知识架构也具有特殊性，即实践性和社会性，单靠高校翻译教学是不可能有效完成的。许钧[13]指出，如果我们不去了解市场、接近市场，关注市场的需要，那么我们的教育也许会与社会的需求脱节，我们培养的人才也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最终我们的翻译教育也就有可能因为脱离现实、远离市场而遭到市场淘汰。

二、协同效应理论

协同效应(Synergistic Effects)，简单地说，就是“1+1>2”的效应，最初由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 哈肯于1971年提出，之后又系统地论述了协同理论，并出版了《协同学导论》一书。20世纪60年代美国战略管理学家伊戈尔·安索夫(H. Igor Ansoff)将协同的理念引入企业管理领域。协同理论成为企业采取多元化战略的理论基础和重要依据。安德鲁·坎贝尔在《战略协同》中说：“通俗地讲，协同就是‘搭便车’。当从公司一个部分中积累的资源可以被同时且无成本地应用于公司的其他部分的时候，协同效应就发生了”。哈肯·H认为“在整个环境中各个系统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在复杂大系统内各子系统的协同行为产生出超越各要素自身的单独作用，从而形成整个系统的联合作用”[14]。蒂姆·欣德尔概括了坎贝尔等人关于企业协同的实现方式，指出企业可以通过共享技能、共享有形资源、协调的战略、垂直整合、与供应商的谈判和联合力量等方式实现协同。陈劲[15]认为协同创新的本质是企业、政府、知识生产机构(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和用户等为了实现重大科技创新而开展的大跨度整合的创新组织模式。协同论认为在整个大环境中，各个系统内部和系统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影响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协同是经营者有效利用资源的一种方式。通过协同系统，可使整体效益大于各部分效益的总和，整体作用大于各部分单独作用的总和。人才的培养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如果能积极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使它们形成合力，那么实现翻译人才培养的目标就指日可待。协同效应理论对翻译人才培养有重要的启示。

三、翻译人才培养面临的主要问题

评价翻译人才合格与否，取决于他的知识结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翻译人才的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基本包括三层含义：一是知识结构的建立；二是翻译行为能力的培养；三是为前两者的实现提供一定的社会条件。第一层属于高校的教育培育职能，是翻译人才培养的起点、基础，决定着翻译人才知识的深度和高度。第二层是知识架构和社会需求的交叉点。翻译活动的最终使命是两种社会文化信息的转换和交流，交流的动机多是为了满足某种社会文化的需求[16]。翻译人才培养必须注重实践性和社会性，翻译能力和社会需求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关系。第三层可以理解为从整个社会层面出发，为翻译人才培养提供的物质、精神和环境支持。这三个层面各有侧重，抓住重点，对有效地构建翻译人才培养体系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翻译人才培养主体定位问题

能否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是衡量翻译人才培养成功与否的重要标杆。总有人认为培养翻译人才是高校的职责，高校应该“生产”出“全成品”或“接近成品”的翻译人才，这就忽略了知识建构的叠加性、持续性和终身性的特点。尽管我国的翻译教学体系已初具规模，但是翻译教学的普及、翻译专业的建立和翻译硕博学位的确立，只能说明翻译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不能说明培养体系的成熟和完善，因为还有许多亟待解决和探讨的问题，如课程的设置、学术空间的拓展、科研水平的提升、教学与实践的结合等。另外，本科阶段是学生基础知识积累的重要时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忽视这一点容易出现“赶鸭子上架”的倾向。无可否认，高校是培养翻译人才的主战场，但是它不能也不可能大包大揽。既然高校不是翻译人才培养的唯一主体，沿着“谁受益”的思路来考虑的话，那么首当其冲的应是涉外经贸企业或翻译公司。从长远来看，涉外企业应该积极把功课做在前面，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同高校配合，为将来做好人才储备。从更高层面来说，国家也是翻译人才培养的重要参与者和受益者。国家意志总是根据“自利性”原则来选定、发扬特定的翻译体系来维护国家利益。在对外交流中，国家会选择有利的翻译体系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升国家形象的工具。纵观中国的翻译史，国家意识对翻译行为的干预是明显的有效的。在翻译人才培养方面，作为国家的权力机关，政府责无旁贷。综上所述，在翻译人才培养体系中，政府、高校和涉外企业都是体系构建的主体，政府起主导作用，高校是人才培养的主体，而企业具有辅助职能。

(二)翻译人才培养目标问题

从知识结构上划分，翻译人才可分为基础型翻译人才、应用型翻译人才、应用型技术型翻译人才、应用型理论型翻译人才、应用型学术型翻译人才和高级翻译通才。基础型翻译人才指能承担一般的口笔译任务的人才；应用型翻译人才可以理解为实用型或专注于某领域知识的翻译人才；应用型技术型人才指在具有较强和较专业的翻译能力的基础上，能熟练运用现代科技进行翻译编辑、校对和管理的人才；应用型理论型人才指具备“翻译能力+翻译理论”的翻译人才；应用型学术型翻译人才指既具备较强的翻译技能，又在理论学术探索中造诣较深的人才(这种人才更倾向于学术研究)；高级翻译通才就是集中了以上所有特点的人才。

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2000年修订)》中指出：英语八级翻译水平的要求是“能运用翻译理论和技巧，将英美报刊上的文章以及文学原著译成汉语，或将我国报刊、杂志上的文章和一般文学作品译成英语，速度为每小时250～300个英文单词，译文要求忠实原意，语言流畅，能担任一般外事活动的口译”。可见，高校英语专业翻译人才的培养目标应放在基础性和应用型理论型人才培养目标上；从服务于经济发展方面看，政府和企业更关注的是应用型翻译人才的发展；从事翻译行业的企业，对应用型技术型翻译人才很感兴趣，而那些招收硕士和博士的高校则把目光更多地放在应用型学术型和理论型人才及高级翻译通才的培养上。翻译人才的培养应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服务对象、地理位置、社会环境等确定培养目标，根据不同的目标制定合理的人才培养方案。

(三)翻译人才培养主体之间的合作问题

对优秀翻译人才的需求加大，多地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并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建立翻译人才库、委派人员出国培训、提高待遇等。这些政策在激发人们的翻译热情和培养翻译人才方面有一定效果。但也应注意到，有些政策具有宏观性，这些宏观或“只收获结果”的政策对于激励翻译人才基础性培养的作用有限，比如，人才库入选条件多以“CATTI二级”“硕士研究生以上”“翻译能力突出”“翻译经验丰富”为关键词，而对如何扩大人才库的选择范围、培养选拔翻译新秀等方面谈及不多，对地方高校和区域翻译市场有影响力的政策少之又少。政策的缺失会影响对翻译人才培养的投入，也容易造成单打独斗、各自为战、人才后续乏力的局面。

高校和企业是两种本质不同的机构，前者以培养人才为首要任务，后者以追求利润为首要原则。本质的不同导致校企之间的合作必然会存在一些问题……[17]。其实，有效的校企合作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对于企业而言，可以为企业储备翻译人才，积蓄后备力量，扩大企业知名度。对高校而言，可以获得企业的优质信息技术资源，促进教学和科研的发展，实现人才培养和市场真正接轨。翻译人才培养不是一家所为，需要社会各方力量团结协作。这个宏大的工程中，政府、高校和企业三者可以联合起来，准确定位，充分发挥各自职能，实现培养目标。

四、翻译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中各主体的职能

(一)政府的主导职能

政府的特殊性、权威性决定着它具有主导职能。表现在：

1.政策法规的引导。相关法规的制定应根据“紧跟国家战略，服务地方经济”的原则，不但要具有宏观性、全局性，还要有针对性，创造一个有氧政策环境。通过制定相关法规，对翻译人员的资格、权利和义务、翻译的工作程序、翻译评定标准、翻译人员的服务标准等进行政策性权威性规定，这样就肯定了翻译人员的社会地位，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公信度和认可度，进而增强了翻译人员的责任感。另外，可适当提高翻译市场的准入门槛，比如翻译公司的代表成员至少有一人具有翻译资格二级证书。在制定对翻译人员的交流培训、翻译人员待遇、高校翻译人才培养资助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时，要给以一定的引导和倾斜。

2.校企之间的疏导。高校和企业是两个性质、目的不同的团体，各有优势。政府部门要对本地区的涉外企业在语言服务需求方面有清楚的了解，通过建立平台，为企业和高校提供尽可能多的沟通交流机会，最终形成沟通常态化。政府部门可定期对高校和企业的交流情况做调研，了解双方需要，为产学研提供依据和指导。

3.翻译市场的督导。市场经济有自身的缺点，政府可用“无形之手”对翻译市场进行监督和管理。尽管现行法律规范“只是指导性的参照标准，并不是强制性的行政管理标准……无法承担规范翻译行业、规范翻译企业经营行为的使命”[18]，但翻译市场毕竟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是可以通过法律解释等方式对市场进行监管。对翻译市场的有效督导，可使翻译行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

4.社会力量的倡导。政府有责任通过宣传使社会各阶层认识到翻译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让大家认识到通过团结协作，能更好地实现翻译人才培养目标。另外，政府不可能在行政上对全国或本地区的翻译市场和人才培养进行统一管理，这就需要动员非政府组织担当起部分职能。比如，建立地方性的翻译行业协会，协会可以和地方翻译人才库相结合，建立自己的决策机构、行业制度，行使管理职能。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协会可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行业规范，如对外交流、人员培训、翻译人员资格认证、服务费标准制定、文件格式等。协会可在政府引导下，积极参与涉外和翻译方面的活动，使自己逐渐成为有影响力的组织，为翻译人才的培养起到指路人、风向标的作用。

(二)企业的辅助职能

企业自身的灵活性和对市场高度的敏锐性可为高校提供技术支持和信息辅助。校企合作培养模式是翻译人才从“理论型”走向“实践型”的重要环节。它有利于整合校企优势资源，有效弥合高校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之间的缝隙。表现为：(1)传统教学与翻译实践相结合，避免课堂教学内容空洞。(2)使翻译教学具有较强的实践性，贴近社会需要，提高学生的学业成就感和热情。翻译教学实践表明,与自己关系密切的本地化文本特别受学生欢迎[19]。(3)通过联合办学，为社会发展提供所需的专业化个性化的翻译人才。

发挥企业优势，构建校企联合办学的具体思路：(1)在政府的引导下，积极与高校建立合作机制。双方可以建立校企合作教育指导小组，拟定培养方案。在教学内容、教学制度、教学课时和任课教师等方面做出具体措施，避免合作形式化。(2)邀请企业有丰富翻译经验的一线翻译人才或专家走进课堂，增强翻译教师队伍力量，使学生能切实了解到语言服务的运营模式和工作流程，获得行业内的最新讯息。(3)为高校翻译教学提供实习和实训的机会和基地。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企业外事活动，参加地方举办的各类国际会议等翻译实践活动。(4)为高校提供翻译技术支持，帮助高校建设教学辅助平台。涉外企业和有实力的翻译公司在翻译技术方面有着强大优势，如翻译软件的应用、专业技术术语库的建立等，校企合作可实现翻译资源共享。(5)结合学生的兴趣爱好，与不同的企业合作，能更好地实现翻译人才的个性化培养。(6)企业可在自愿的前提下对翻译人才培养予以资助，对表现突出的学生给予奖励，鼓励他们在翻译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同时也能为本企业储备翻译人才。

(三)高校的教育职能

何刚强[20]认为,我们培养的翻译人才应具备“扎实的双语语言基本功、相当的国学基础、足够的杂学知识面和良好的思辨能力”。高校本科英语专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并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在外事、教育、经贸、文化、科技、军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所以，合格的翻译人才在双语能力、理论素养、专业知识、翻译技术操作等方面应有较高的造诣。就如何提高翻译教学质量的问题，诸多学者已做研究，不做赘述，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以下原则不可忽视：(1)加强基础知识教学。国学知识和中外语言基本能力决定知识结构的广度和深度，是人才培养不可跨越的基础阶段。(2)提高理论水平。这里的理论不仅包括翻译理论，还包括政治理论、思想观念和跨文化比较意识。教授理论不但开阔学生的文化视野、提高思想高度，还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3)把市场理念融入课堂教学。市场理念的引入可以使学生感受到翻译的实践意义，认识到翻译在市场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利于激发学习热情，增强责任感，树立清晰的市场观念和正确的价值观。引入市场理念还有利于教学方法的改进。(4)树立合作意识，不闭门造车，积极同政府、企业等社会力量合作，发挥自身优势，取长补短。

结语

政府、高校和企业是翻译人才培养的主要力量。政府具有行政职能，在翻译人才培养中起到主导作用，在政策引导、标准制定和市场监管等方面有绝对优势。政府可以定期对高校的培养情况和市场的发展状况进行调研，了解高校和企业的需要，为政策的引导提供可靠的依据，努力使翻译人才培养和翻译市场规范化制度化；高校是培养人才的主体，在理论联系实践方面尚显不足，高校应积极建立对外联络机制，根据区域发展情况，创建产学研创新模式，力图实现专业知识强、知识面广和政治修养高的高质量翻译人才培养目标；企业紧密联系市场，有积极的一面，也有自身的不足。企业应发挥本体优势，与高校紧密合作，向高校提供翻译技术、市场信息等支持，给予师生更多的实践机会，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在当今世界背景下，良好沟通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无论从目前还是长远来看，培养合格的、高质量的、人数众多的翻译人才是与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相向而行的。作为翻译人才培养的重要参与者，政府、高校和企业无须等待，单打独斗注定失败，只有联合起来，各司其职，大胆创新，才能达到“1+1+1>3”的效果，培养出合格的翻译人才，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