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观 探源 史证
——试论萧涤非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与视角 *

韩殊婧，徐国华

(东华理工大学，江西 南昌 330013)

萧涤非在学术界享有“承前启后的大师”“汉学伟人”“文学宗师”“二十世纪的杜甫”等美誉。他的学术道路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研究乐府和词，后期则侧重杜甫诗和唐诗，一生著述颇丰。本文结合萧先生的著作，从“博观圆照，探源得要”的研究理念、“以史证诗，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独成一体”的乐府诗分类之研究三个方面论析萧先生注重考据的古代文学研究方法与多维度的文学视角。

一、“博观圆照，探源得要”的研究理念

传统治学向来提倡通古今之变从而推溯源流。萧涤非更是秉承了这一治学理念并将它融入到古代文学研究实践中。如萧先生在论五言源流和乐府变迁时皆寻其往迹、考证史籍。萧先生认为民间文学是文学之母，是文学史之源，故溯源至现存汉民间乐府之最古者，即沈约《宋书·乐志》，敏锐地提出五言与非五言之先后问题实为治汉乐府的第一关键。萧先生认为如若对此关键问题没有明确的观念与解释，那么对此后的文学流变就易产生误解，就更加难以说明。

一直以来讨论五言发生问题者不乏其人，但语多存疑。如陆侃如先生认为是始于班固《咏史》，西汉并无纯粹五言，并谓其“技术拙劣，质木无文”。于是萧先生就陆侃如以五言始于班固一说从其观点与态度方面罗列出三点错误。第一，萧先生认为此观点误解乐府。从性质面目分，西汉乐府作品分为两种且两者截然不同。一为贵族乐府作品，多出自文士模拟《诗经》《楚辞》，文风古典，用于祭祀或说理教训。二为民间乐府作品，多出自街闾巷陌，创作无所依傍，用于写实抒情。五言作为一种新兴诗体，故不能因袭贵族乐府，必然出自民间创作。而陆先生仅因于《安世歌》等贵族乐章中未见五言，却不观与之同时期的《戚夫人歌》《李延年歌》等民间乐府中皆有五言，就断言西汉一代无五言。由此可见，根据创作的因袭不同来断定五言发生之先后实属误解乐府。第二，萧先生认为此观点颠倒源流。因为当两汉乐府势力弥漫之际，即“只有文人模拟乐府之体制，而决无乐府反蹈袭文人”[1]。若五言始于班固且如陆先生所言的“技术拙劣，质木无文”，那班氏之后辉煌灿烂的五言乐府皆受其影响是难以说通的。在班固《咏史》之前就已存在纯粹五言作品，《咏史》只是乐府演进之点缀，并非五言源流之作。第三，萧先生认为此观点武断事实。按《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西汉诗歌中民间乐府将近二百篇，因今存绝寡，但不能因此断然否定这其中不存在五言作品。

萧先生在研究杜甫时十分注重对杜甫幼年安适生活、青年南北漫游、中年长安旅居的经历进行探源考据，从而揭示形成杜甫思想和创作风格的历史根源。因为这些因素都是造就这一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的渊源与关键。萧先生通过对杜甫幼年、青年、中年的生活经历进行探源梳理，得出杜甫以儒为本的思想以及现实主义的作品都与他的家世熏陶和漫游经历密切关联。

萧先生在《杜甫研究》上卷以及在《杜甫及其作品选》中对杜甫思想的历史根源进行了专门的探源分析。杜甫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远祖杜预是西晋的著名大将，祖父杜审言在朝为官，父亲曾任兖州司马，母亲出生“五族七望”之一的清河崔氏家族。由此可见，杜甫自幼所受的教养熏陶跟当时代表封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息息相关。杜甫早年自称“儒”，例如《奉赠鲜于京兆》中“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到了晚年，则多自称“腐儒”，例如《江汉》中“江汉思客归，乾坤一腐儒”。可见，杜甫自始至终都是以儒者自居的。

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杜甫南游吴越观赏江南的秀丽山川。先在苏州游览了吴太伯的庙宇、虎丘山上的剑池、城西南的长洲苑，后又南渡钱塘江至会稽寻访秦始皇的遗迹，在鉴湖避暑纳凉，又顺曹娥江一路南行，泛舟剡溪游览天姥群山。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他又北游齐赵，春日在丛台上放歌，冬日到青丘旁射猎。又在云雪冈驰马逐兽，携友人登泰山观望八方。这种惬意生活长达四五年之久。这期间杜甫结识了许多文人志士，他们在一起谈古论今、豪饮赋诗。萧先生认为这段时期的漫游经历使得杜甫饱览了祖国的壮丽山河和名胜古迹。但是杜甫在这种快意闲适的生活氛围中是不可能深入人民与现实的。

萧先生认为真正使得杜甫克服儒家思想中的落后面，逐渐接近人民生活并正视社会现实的转折点是自天宝五载到天宝十四载这10年的长安旅居生活。萧先生在《杜甫及其作品选》的前言中叙述杜甫困守长安时写道：“诗人的天真幻想破灭了，‘裘马’、‘快意’的生活结束了，但正是这时的‘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的艰难困苦，才迫使诗人正视了现实，唱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千古名句。”[2]杜甫旅居长安的10年里不断奔走权贵之门希望得到赏识，仕途的失意和生活的艰辛让他的诗歌创作发生转变，开始逐渐反映社会现实，如《兵车行》《秋雨叹三首》都是这一时期抨击封建官僚腐败、反映社会民生的代表作。

由此可见，萧先生在进行古代文学研究时既具备深厚的文学功底，做到博览群书、引经据典，又注重探源考据找出关键。

二、“以史证诗，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

萧涤非十分注重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求真笃行的精神贯穿于古代文学研究始终。无论萧先生是在诠释乐府诸篇还是注解杜诗，所论观点皆能举出史实证明其说，将作品、人物、史实三要素环环相扣，杜绝臆断空谈。

萧先生在分析五言始于班固这一说法不确切时，皆以史籍为据申诉己见。列举出《汉书·五行志》载成帝时歌谣云：“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颠。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尹赏传》亦载成帝时歌谣云：“安所求子死？长安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以及《汉书·贡禹传》载元帝时俗语云：“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这些载于可考的正史列传中的材料，可为西汉已有五言之铁证，五言始于班固一说则不攻自破。

萧先生在对《孔雀东南飞》中“兰家女”的解释问题时，结合两汉的用语习惯以及人物身份的口吻进行了深入探讨。他在考证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时发现，这个“家”字在汉代被用作敬词并且是当时社会的一种习惯用语。如《汉书》卷九十七下《外戚列传》中“是家轻族人，得无不敢乎”，这里的“是家”即指成帝。又引《后汉书》卷十《马皇后纪》：“是家志不好乐，虽来，无欢。”此处“是家”是指马皇后。“家”不仅用于称呼皇族以示尊重，民间也流行此敬语习惯。如《饮马长城窟行》：“身在患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不用“他人”而用“他家”也是为表尊敬。所以结合上述考据所得的语言习惯，以及称呼“兰家女”符合媒人为体现对女方尊敬示好的口吻，可知“兰家女”即指兰芝姑娘。

萧先生在研究杜甫时亦运用一脉相通的方法，即以杜解杜、论从史出，充分挖掘利用杜诗丰富的史料资源，顾及全篇、本人、所处社会背景，有理有据地诠释杜诗，还原杜甫的真实面貌和性情。谨以萧先生注解“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为例。由于历来对此句的注释众说纷纭、各行其是，萧先生认为关于杜诗的注解问题牵涉到全诗的理解甚至关涉到杜甫本人及其精神面貌，为让读者在理解此句时不感到模棱两可，力求避免“不强杜以从我”，秉承“举杜以还杜”的原则，先后竟撰文三篇对此进行考证叙述，可见萧先生孜孜以求、臻于完善的治学态度。

萧先生分别从四个方面论证“复却去”的主语是杜甫而不是娇儿。第一从娇儿们的年龄上，考证《北征》《遣兴》中“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等诗可知杜甫两儿两女中最小的孩子都已有三四岁，见到父亲产生惧生的可能性很小。第二，从这首诗的写作时间上，写于回家后几天，即使有点惧生也只会在初见时。第三，从“不离膝”所表现的亲热程度看，娇儿们就更不会惧怕杜甫了。第四，从杜甫一贯对孩子们的态度上，萧先生列举出“遥怜小儿女，未解长安忆”“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痴儿不识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等杜诗可得杜甫对孩子们是倍加慈爱的，娇儿们更不会看到父亲产生惧怕情绪。而后萧先生继续又从四个方面对“却”字作“即”字解的问题加以证实。第一，萧先生对杜甫的实际行动背景进行考证，杜甫于前此一年(公元756年)一路逃亡至羌村才得以喘息，七月十三日当杜甫得知肃宗即位的消息便毅然决然地动身投奔灵武，“却”字作“即”字解便暗含此行动背景。第二，从娇儿方面看，“即去”更为贴切地表达了娇儿们害怕杜甫又冷不防地离他们而去。第三，从文意方面讲，只有将“却”解为“即”才能避免与“复”字犯重，“复”字表次数，“却”字表时间，不可混同。第四，从唐人诗文以及杜诗中列举佐证。如刘长卿《长门怨》中“芳菲似恩幸，看却被风吹”、李贺《野歌》中“寒风又变为春柳，条条看即烟濛濛”可见“却”与“即”字在唐人诗文中可互换通用。此外，杜诗中“何由却出横门道”“余发喜却变，白间生黑丝”可得“却”作“即”字解。

综上所述，可知萧先生在研究古代文学时非常注重将坚实的史料基础作为论述支撑，并同时以文学史料的探源考据与精细入微的辨析相辅而行。

三、“独成一体”的乐府诗分类之研究

自古以来，对于乐府的鉴别无不出于音乐观念，乐府的分类大抵皆为一种音乐的分类法。至明代刘濂《九代乐章》以及冯定远《钝吟杂录》分别从写作之人和写作方式分类，才有了非根据音乐进行分类。萧涤非指出乐府主声之说只可放置乐章声调尚存之时而言，然而时至今日，纵使追究根底，一切乐章声调早已成死灰陈迹难以索解。所以萧先生认为于今时今日谈乐府应舍声求义，第一要义须打破昔日仅以音乐为据的观念，鉴别乐府时宜注意到文学与历史两点价值。萧先生认为应于篇章作品中探求未尝殆尽的乐府精神及其本事背景，则可由一时代乐府观知一时代政教习俗或补史之阙文。汉代乐府研究的诸家多一分为二，或分贵族乐府，平民乐府，或分文人乐府，民间乐府。如“胡适、郑振铎两家的乐府研究，差不多完全用现代的贵族乐府、民间乐府这样的现代概念来代替传统的分类”[3]。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乐府》篇也是采用贵族乐章、民间乐章的分类概念。罗根泽认为乐府文学之成分约为民间歌谣和文人诗赋两种。“现在通行的文学史，一般习惯于把乐府诗分为乐府民歌和文人乐府诗两类。这一分法虽不失简洁明了，却失之模糊，混淆了‘歌谣’与‘民歌’两个概念，缩小了乐府诗的内涵，况且乐府诗中无主名作品占多数，民间歌谣与文人创作界限难以划清。”[4]而萧涤非则将两汉乐府分为贵族、民间、文人三类，相比之下，萧涤非的这一分法是更合乎汉乐府的发展实际，且概括全面、条理清楚。

贵族乐府萧先生根据现存的贵族乐章按贵族之事划分，且除天子之外其他人不得擅用的标准将汉初贵族乐府分为三大乐章。这是首次对汉代贵族乐府进行明确界定和详细考述，在汉代贵族乐府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萧先生又继续对性质虽同的三大乐章根据使用的不同，对其来源、内容、价值各叙大要。

萧先生分别对《安世房中歌》为楚声用周名而后又更名进行考证论述。《安世》用之祖庙，为汉乐章之鼻祖，由于高祖乐楚声，故为楚声。萧先生引班固云：“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可知房中此名之本。至孝惠时，此歌增加管弦丝竹合奏且专用于祭祀而无燕飨之义，故更名《安世乐》。班固以《安世》出于《房中》，合前后二名题为《安世房中乐》。

萧先生指出《郊祀歌》虽用之祖庙，但与《安世房中歌》之异在于其还可用以祭祀天神地祇，是为郊乐。而自《房中歌》迄《郊祀歌》期间数十载，执笔者仿效前规，大衍七言。“七言歌诗，植根于《楚辞》，萌芽于唐山夫人之《安世房中歌》，而发荣滋长于司马相如等所作之《郊祀歌》。”[5]是为《郊祀歌》于七言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之地位价值。

《铙歌》为北狄西域之新声，既非雅乐亦非楚声。虽属颂诗，但从其文字本身而言与《安世》《郊祀》二歌全然不同，不似此二歌艰深古奥。现存十八曲中皆为长短句且多近于风谣杂曲，在诗体上自成一派，萧先生认为诗歌之有杂言是始于汉《铙歌》，前此诗歌未尝有其格调体裁。《铙歌》在西汉用途广泛，内容亦杂。萧先生就其内容分为纪巡幸者、表祥瑞者、记武功者、叙战阵者、写爱情者五类并举例疏证。从萧先生对两汉贵族乐府的再细化分类中亦可见其多维度的文学视角。

两汉民间乐府“论文论两汉民间乐府，谓班固著《汉书》，阙然不录一字，至沈约《宋书·乐志》始稍稍收入正史，能发此论，其重在民间乐府，真有识之言。”[6]这是黄节先生对萧涤非将前人所忽略的民间乐府分类出来进行系统叙述的赞许。两汉时期，民间乐府作品地位低下，仕宦之士囿于谬见，以论朝堂政事为雅，以论百姓家常为郑，故散佚之作盖亦多矣。而萧先生指出孔子定诗尚且以《国风》为多，两汉民间乐府足可反映当时各方民情政情，兼备文学价值与史学价值，于两汉而言其地位价值如同《诗》《骚》之于周、楚，乃真知灼见。

西汉有民间乐府可见班书，萧先生通过对史书所录西汉歌诗篇目进行考证后，能确认为西汉民间乐府者寥寥数首，分别是：《江南》《薤露》(相和曲)、《蒿里》《鸡鸣》(相和曲)、《乌生八九子》《董逃行》(清调曲)、《平陵东》。

萧先生指出东汉采诗与西汉微有差别，不为音乐，纯粹出于政治目的。如萧先生所引《汉书·韩延寿传》中“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以及《后汉书·循吏列传》中“广求民瘼，观纳风谣，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等可为佐证。萧先生为方便读者观览就其性质将东汉文人乐府分为四类：①幻想之类，多为游仙之作、神仙迂怪之文。②说理之类，多言安身立命之道，不出儒家道家思想，含点化教训意味。③抒情之类，皆为言说挚情之作。④叙事之类，多为叙述当时社会客观现实。

以上为萧先生对两汉民间乐府的分类概述，凡两汉之政教风俗以及思想道德都可从萧先生的分类中窥其梗概，得其要旨。

东汉文人乐府萧先生指出西汉文人袭用民间乐府之五言体并作诗者唯有班婕妤一人，其作《怨歌行》为文人拟作民间乐府之始祖。而至东汉才作者辈出，文人乐府盛行，所以萧先生为明一时之风气只称东汉文人乐府而不称两汉文人乐府。文人乐府为因袭民间而来且形式多为五言，萧先生列出有繁钦《定情诗》(杂曲)、诸葛亮《梁甫曲》(楚调曲)、无名氏《孔雀东南飞》等十篇。萧先生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对六朝乐府皆进行分类详叙，以补一般概论及史传所不能及，也免去后人初学翻检之劳。

萧先生的儿子萧光乾曾回忆写道：“严谨认真。这是父亲在教学、科研及其行事上的一贯作风。没有把握的东西，他从不发表；要发表的总要有点新意；对于已发表的，如无足够证据推翻，也绝不轻易改变。”[7]萧先生的导师黄节更是高度评价道：“知变迁，有史实；知体制，有文学；知事实，有辨别；知大义，有感慨，此非容易之才。”[8]本文立足于萧先生的著作，通过文献研究法和个案研究法将他注重考据的治学方法以及多维度的文学视角展现出来，以期对萧涤非的古代文学研究有更为系统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