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百年演进述要

孟 轲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河南 新乡 453007)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至今，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的“中国道路”，并逐步以制度化形式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立党立国根本指导地位。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历程，事实上始终贯穿着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的不懈探索。深入探究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百年演进历程，从中汲取有益经验，激发国人斗志，争取更大胜利，意义十分重大。依据中国共产党探索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的内在逻辑与发展程度，其演进可划分为发轫奠基、曲折前进、恢复发展和创新升华等四个不同阶段。

一、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的发轫奠基(1921-1949)

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思想开始萌芽，并初现雏形和逐步奠基。

(一)党的初创阶段和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思想开始萌芽

从发生学的视角来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既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大幕的正式开启，又在一定意义上成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的历史起点，孕育着其原始朴素的理论认知。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很多早期领导人从不同的视角初步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在指导现代中国社会制度改造方面的独特价值，在一定程度上隐含着未来其指导地位走向制度化的最初意蕴。例如，李大钊提出，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的精华，是“世界的新文明”和“新潮流”(1)李大钊：《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8页。，强调中国社会问题要有一个“根本解决”(2)李大钊：《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页。，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陈独秀认为，马克思主义“这一学说之所以可贵，不过为他能够救济一社会一时代弊害昭著的思想或制度”，其价值在于救济社会“弊害”之需要(3)《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7页。。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只是初步的朦胧认知，早期文件大都直接引述“经典文本”。建党初期，全党整体理论水平相对较低，制度建设经验亦十分欠缺，因而尽管在理论和实践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从制度化文本的视角来说，却并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之类的文字词句直接表达，而是以间接形式“隐隐约约”地体现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制度化。纵观党的一大至三大制定的纲领、章程、决议等重要文件，“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之类的词语出现次数较多，而“马克思主义”“马列主义”之类的文字很少出现。直到1925年1月党的四大，一些党内文件才开始根据共产国际的相关决定，大量使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等概念(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74、377、378页。。

同时，对于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党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思想认识和长远规划，且“从党的一大至六大，党纲、章程、党章中也没有明确将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去，当时甚至连‘指导思想’‘行动指南’‘工作指针’等字眼都还没有直接使用”(5)张国镛，张洲：《从党的指导思想发展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1期。。不过，仔细查阅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重要文献可知，多数条文直接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始文本，包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尤其党的四大之后，一些重要会议报告、决议、议案、决案和通知等文件，开始出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类的词语，且有一些有关党员或组织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或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为指导的具体规定。诸如，“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各国党之布尔什维克化”(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74页。，“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地运用到理论和实际方面”(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77页。，等。

(二)土地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初现雏形

土地革命时期，在深刻汲取大革命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有机结合，探索实践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并在这一进程中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的初级形态。

一是在党的历史上首次以文本表达形式，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例如，1929年6月，中央发布《宣传工作决议案》明确提出，“为要加强革命思想的领导，党必须在群众中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8)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55页。。同年11月2日，中央政治局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信中也有类似要求：“中央现时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路线，主要的还是反托洛斯基主义的思想上斗争……尤其是关于目前中国革命策略之正确路线的斗争，以树立列宁主义的正确指导。”(9)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16页。这是党内文件中首次以明确的文字表达体现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上表述，尽管使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两种不同的词语表达，但事实上均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指导地位，并带有一定的制度性约束。

二是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实现其指导地位制度化奠定认知基础。土地革命时期，党注重加强党员干部和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进一步提高全党理论素养，服务革命斗争，由此为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思想化、规范化乃至制度化提供重要的认知基础。这一点可以从当时党内很多重要文献得到验证。例如，1928年10月1日，中央发布有关宣传鼓动工作的通告明确指出，“完成夺取广大群众的任务，首先就要求提高全党的理论程度和政治水平”(10)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616页。。1930年7月22日，全国组织会议进一步强调，加强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是“准备夺取政权的党，武装自己的最基本的工作”(1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02页。。

三是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开创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之先河。只有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才能得以真实体现。土地革命时期，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并从党的建设实际出发首次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在革命斗争实践中的指导地位。比较有代表性的实践主要有两件“大事”：其一，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认真汲取“三湾改编”“九月来信”的主要精神，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首次明确提出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加强党的建设，通过探索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规范，“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从而“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2949)》，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32页。。其二，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后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阶级斗争思想为行动指南，从政权性质、政治制度等方面，将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内化为具体的国家制度体系，可谓从“局部执政”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国家雏形”的首次探索。

(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初步奠基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全党统一的“思想共识”和集中教育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步伐加快，并初步奠定根基。

其一，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的“思想共识”得以生成。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要求全党上下深入学习和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有效指导中国革命斗争实践。尤其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重大论述，“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内在地包含着全党要逐步实现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的思想“共识”。在此基础上，六届七中全会科学总结建党以来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使全党对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了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一致”(14)刘以顺：《从马列主义到科学发展观：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党史纵览》，2011年第6期。，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全党不仅形成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思想共识，而且开始内在地生成其制度化的理论逻辑。

其二，探索形成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的“整风”型学习范式。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的思想共识之所以得以生成，关键在于党在各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延安革命根据地组织开展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创造性地以整风形式集中进行党员的理论学习教育，初步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制度化和系统化。在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伟大号召，并主张“建立中央到地方、军队的各级学习制度，有组织地学习”(15)《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9-180页。之后，党先后“有意识地建立和逐步完善在职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组织制度、指导制度、保障制度和考评制度”(16)黎晓岚：《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制度的建构与评价》，《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年第7期。，将马克思主义有机地内化和融入党的建设的各项制度之中，有效提升了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其三，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初步奠基，并在基层实践中不断深化。基于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统一，党的七大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了今后党的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即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1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 并正式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这就以党的“根本大法”形式正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新篇章。在这一思想旗帜的指引下，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各解放区组织开展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整党运动，以基层党员队伍和党组织为主要对象，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的“三查三整”为主要形式，以“打通思想、整顿组织、纪律制裁”(18)杨钦良：《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2页。为主要方法，进一步净化党员队伍，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创造力，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胜利奠定坚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延伸到基层党员和党组织。

二、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的曲折前进(1949-1978)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1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执政、着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历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随着这一实践而不断深化，曲折前进。

(一)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的深化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同时，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探索集中体现两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规范”的全面展开。制度“规范”是制度化的基本前提，也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的主要载体。从国家的角度确立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基本经验，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掌国家政权后的必然选择和制度体现。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议开幕词中明确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61页。之后，会议制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这一思想纳入其中，由此以国家“根本大法”形式正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整个国家建设中的指导地位。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再次以党的“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314页。当然，基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和中苏两党关系长远发展等因素考虑，这一表述删去“毛泽东思想”一词，但并不影响其制度规范上的指导地位。

与此同时，党和国家开始逐步建立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国家政权机关和各项基本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以组织化、系统化的体制与机制形式全面开启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的新里程。

二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教育”的持续推进。新中国成立初期， 党在执政情形下先后组织开展了两次大规模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一是1950年下半年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主要是对全党特别是干部作风进行严格整顿，其中在学习方面的主要任务就是，“领导全体党员在统一的制度下无例外地和不间断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有系统的学习，以便逐步地造成全党的理论高涨”(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21页。；二是1951年上半年开始的全党整顿党的基层组织运动，其中“第一步是对广大党员普遍进行关于党纲党章和怎样作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2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170页。，力求实现对党员进行一次从“灵魂”到“肌体”的全面改造，确保马克思主义始终在全党居于指导地位。与此同时，党还组织开展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加强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由此使“大多数知识分子抛弃了不同程度存在的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进一步站到了人民的立场，开始学习掌握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23)刘华清，戴安林，李美玲：《马克思主义“三化”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从而有效整合全社会思想文化，迅速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的曲折发展

令人遗憾的是，从1956年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呈现出正确与错误两种倾向交织的态势，后期甚至出现“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28页。，由此使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在曲折中发展。

从党的建设层面来看，从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党内阶级斗争逐步扩大化，极“左”思想逐步显现，开始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轨道。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改变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并据此提出“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23，224页。的“新命题”，逐步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党的九大政治报告全面阐述了这一理论，并将其写入党章，确立了其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党的十大继续延续这一做法，将这一错误理论写入政治报告和党章。尽管党的九大、十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均明确规定，全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26)《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69年，第61页；《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43页。，但同时又强调，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严重扭曲。

从国家建设层面来看，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严重偏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然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但却同时又规定“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27)《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日报》1975年1月20日 。等问题，由此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指导下的实践合法化，显示出其中存在着明显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之矛盾。

三、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的恢复发展(1978-2012)

从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2012年10月十八大召开，这一阶段，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拨乱反正，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并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逐渐加快其制度化建设。

(一)改革开放初期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重新恢复及其制度化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第660页。，在全面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重新开启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并日益走向“规范化”。

十一届六中全会是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重新开启之点。在全党经过解放思想大讨论、逐渐形成思想共识的基础上，十一届六中全会重新确认，“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9，42页。。十二大再度确认这一论述。十三大进一步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页。，并将其与“坚持改革开放”一起，作为“两个基本点”写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与此同时，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其序言中确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7页。。

改革开放初期，党重新开启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并以党的制度建设为抓手，逐步实现其“规范”化推进。在1979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强调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6，96-97页。。基于这一认识，十一届五中全会制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重新恢复和确立党内各项活动基本的遵循原则，其中特别强调，“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争中，必须始终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17页。。十二届二中全会制定通过的《关于整党运动的决定》，从党的政治纪律的角度要求“党的每一个组织和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基础上同中央保持一致”(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93页。，从而在实践上有效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在此基础上，中央“以1990年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关于党内法规备案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为标志，全面启动了法规起草、法规审核、备案审查等工作，标志着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的程序化开始起步”(35)张瑞：《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制度建设及其启示》，《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6期。，在一定意义上也从党内法规制定的源头上确保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在党内制度上得以充分体现。

(二)邓小平“南方谈话”至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

1992年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3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页。，为未来进一步从顶层设计和教育实践两大层面推进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十四大以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为指导，在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正式载入，并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2页。。十五大、十六大先后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确立其指导地位，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并在“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党的基层组织的基本任务”等条文中，分别增加“认真学习、带头贯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38)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3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6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4页。等相应内容。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分别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载入，确立为国家的指导思想(39)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08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889页。。

从教育实践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随着全党马克思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而逐渐推进，并在持续的集中教育实践活动中不断延伸。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为进一步推进其指导地位制度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立足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对重大理论问题的理论思考……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74页。。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指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45-146页。。另一方面，持续的集中教育实践活动，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实践载体。十四大之后十八大之前，中央先后组织开展“双学”“三讲”“保先”等教育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从学习教育制度完善的视角大大加快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步伐。

四、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的创新升华(2012年至今)

自2012年11月十八大召开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放眼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于新时代全面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进行了伟大创新和时代升华，使之更加扎实有效。

(一)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的战略部署

相对于以往时期，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最突出的特色就在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始终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宏大视野，从多个层面和维度进行战略部署。

其一，从制度建设的视角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的战略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越来越要求以制度化手段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保持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和党的先进性。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42)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这一论述本质上明确指向“党的思想建设制度化”，在一定意义已经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的战略命题。在此基础上，十九届四中全会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明确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43)《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并作出一系列安排部署，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新里程。

其二，从党和国家“根本大法”的视角确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党的十八大将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4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5页。；十九大则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45)《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9日。，树立起新时代的伟大思想旗帜；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宪法(46)《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日报》,2018年3月22日。，确立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其三，从核心价值凝练的视角实现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的“价值”升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不仅意味着制度视野的“强制”约束，而且更意味着价值层面的广泛认同。十六届六中全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观视野，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重大命题，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确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61页。。十八大在凝聚全社会价值共识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以“三个倡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5页。。十九大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49)本报评论员：《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七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光明日报》，2017年11月3日。。显然，这些论述既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中国化的重要体现，又从根本上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价值升华”。

(二)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的深层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不仅体现在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而且还呈现在体系层面的持续完善和实践层面的逐步深化。

一是持续完善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体系。从党的建设层面来看，十八大以来，中央制定党的制度建设综合实施方案，“批准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等文件，对历史上的党内法规制度进行大规模清理，制定和形成一整套能够跟得上发展、管得住现在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50)杨小云，李永杰：《十八大以来党的作风建设机制创新》，《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6年第1期。，在一定程度上应当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规范化和程序化。从国家建设层面来看，一方面通过设立国家宪法日、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等形式，树立宪法权威中体现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另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有机融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为代表的诸多法律制定修改等实践之中，使之以隐性表达的形式间接地得以实现。

二是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教育学习制度化。如前文所述，集中教育活动是一项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实践，一定意义上也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逐步制度化特别是其教育学习制度化的重要手段。十八大以来，全党适时开展党的群众路线、“三严三实”、“两学一做” 等集中学习教育实践活动，以学促进，以学促用，探索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对于全党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