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话语主题、话语逻辑与引领路径

袁银传，胡庭恺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任何一种社会思潮的产生，都有其特定时代背景，表达某种利益诉求，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指向。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话语和西方话语交流、交融、交锋的缩影，是一种打着“公共”“知识”“理性”“公正”等旗号，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挑拨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解构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企图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塑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社会思潮。玩弄话语游戏，宣扬去意识形态化和非意识形态化，树立学术探讨与政治实践的冲突，这是当代西方意识形态消解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立自身话语霸权的主要方式(1)侯惠勤：《意识形态的变革与话语权：再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话语权》，《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对待公共知识分子思潮，我们不能简单地用阶级定义或实用主义一言以蔽之，而应分析其话语背后的利益诉求与话语逻辑，对多元认识误区予以辨正，勘破其对“公共”“知识”“理性”“公正”等话语的错误解说，并且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以引领。

一、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话语主题

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其话语主题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为起点的十年发展，表征为“反思批判”；二是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起点的二十年发展，表征为“学术争鸣”；三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至今，表征为“走向日常”。从“主体价值反思”到“学术争鸣探讨”再到“日常生活叙事”，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有着看似理性的话语表征，其实是在借所谓的“抽象人性”“普世价值”等话语，传播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价值宣扬背后的拿来主义”“学术真空背后的精英主义”“一叶障目背后的民粹主义”，体现着意识形态话语交锋的激烈与复杂。辨析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话语主题及其历史演进，有利于从历史角度把握其在每个阶段的表现和特征，呈现其发展的基本走向和发展逻辑。

(一)1978年至1989年：“反思批判”与西方话语输入

“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使人们对“阶级斗争”异常敏感，改革开放伊始大力批“左”、防止“左”倾回潮成一时之盛，这被一些人视为反思批判的“现实起源”。为纠正“左”倾错误，邓小平同志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长期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强调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有机统一。但一些人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割裂开来，只讲前者不提后者，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兴起提供了社会舆论环境。此外，随着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思潮的传入，社会上掀起了一股以传播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热潮。在“反思文革”与“反思自我存在价值”中，个人主义、自由化的话语逐渐显露并迅速生长。所谓“反思批判”，本质上是虚无实践，虽然看似要和以往划清界限，但实际上是主观主义的延续，具体表现为抽象人道主义等问题成为讨论热点。

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成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思想界的讨论热点绝非偶然，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侵犯人权、无视人民权利，加之《1844年经济学哲学书稿》中的马克思“人学思想”被西方马克思学“新发现”，国内有人混淆马克思早期思想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以为发现了马克思主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大陆”而加以宣传(2)《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2页。，其实质是混淆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用抽象人性论取代唯物史观(3)陶德麟：《哲学的现实与现实的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9页。。也有一些人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热衷于套用马克思曾经用来描述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劳动的“异化”理论来解说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些消极现象，好像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解读为“异化”，“异化”成了分析社会问题的万能钥匙。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修正、篡改、颠覆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在19世纪后期便已有之，对马克思主义的肢解、曲解、误解源源不绝，将“人道价值”“人道目标”视为揭露事物本质的秘诀，将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笼统定为“经济异化”“政治异化”“思想异化”“人的异化”，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体现。

“反思批判”不仅没有彰显人的现实性，也无助于中国现实问题的解决，反而使中国现实问题更加抽象化。从根本来看，反思批判者迷信个人、自由、民主、市场等西式教条，实际上是教条主义思维方式的延伸，即从“左”倾的教条主义转向了西式教条主义。这一时期是西方话语的输入期，但对西方话语的“拿来主义”并不能为思潮持续注入活力，为找寻“学理支撑”，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从思想界转战学术界，迎来第一次转向。

(二)1992年至2012年：“左右徘徊”与话语僵持

在世纪之交的二十年，时代风云变幻莫测。就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而言，这二十年是其发展最快的时期，其中，欲以“左”反右的人有之，借批“左”言右的人亦有之，保守与激进、传统与现代、革命与改良之争成为热点，但总的来讲，这些理论上的争论本质还是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话语之间的交锋。

为了回应人们对于“中国改革开放走向何方”的迷茫，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视察南方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谈话。邓小平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5页。“左”的表现主要是否定改革开放，认为改革开放是引进和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八九政治风波后，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奔走呼号暂时退回幕后，但人们困于在“左”与右之间找寻道路，“选择”的困难使人萌生退却之意。为了回应“极左”和“全盘西化”，一系列“保守的”的学术探讨纷纷出现，一些人的价值立场开始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激进主义转向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价值中立”的学术探讨，一时获得公共知识分子的围簇，但这种在激进和保守、革命和改良等人为捏造的对立中进行的简单选择，使争论始终停留在现象层面，遮蔽了话语的意识形态性。进入21世纪，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选评了“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这一标志性事件使公共知识分子问题成为话语中心，一时间，“捧公知”“当公知”“批公知”等各种各样的言论甚嚣尘上。《南方人物周刊》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有三：“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5)《谁是公共知识分子？》，《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7期。前两者分别是对学术知识、对参与公共事务行为的描述，总的来说是具体的，但后者“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便在一定程度上将价值指向变得抽象起来，何为批判、如何批判、所谓道义是民族大义还是自身的物质利益等问题，带有鲜明的不确定性。

这一阶段，一部分学者对“反思历史”表现出浓厚兴趣，“历史虚无主义”成为他们学术研究的有力武器。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拒绝对宏大叙事、历史规律的探讨，将知识的产生置于非理性的直观上面，并且强调每个时代的特殊性并将研究重点放在个别的、特殊的、偶然的历史事件，停留在历史现象层面，看不到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漠视社会矛盾学说、否定社会革命合法性，用“现代化”话语代替“革命”话语的历史虚无主义走上前台。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的这二十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学术探讨也与现实紧密相关，历史虚无主义解读范式作为一种裁剪历史和现实的暂时性手段走向式微。借助新媒体、自媒体的发展，从学术界走向媒体界，从理论探讨走向日常叙事，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思潮急需完成的第二次转向。

(三)2012年至今：“走向日常”与话语交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发展退去了狂热，开始借助媒体走向“日常生活”，营造一种“时代趋势论”为思潮保驾护航。所谓“时代趋势论”，即借言关注日常生活的微观叙事，借助新媒体、自媒体打造“意见领袖”，并将其言论称为揭示时代发展之必然。时代趋势论者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从民众中产生意见领袖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在知识经济时代，“想用某个语出惊人的咨询报告去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力已经不再可能。网络使先在于各种话语之上的限制解除了，自由的话语环境出现了，因而各种各样的话语都一下子被解放了出来”(6)张康之，向玉琼：《网络空间中的政策问题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把生活中“自发的感觉”描绘为“自由的意志”，是公共知识分子思潮近来的新动向。

自发的生活话语崇拜实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轻视集体、国家、民族、政党的作用，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归结为一个个孤立的经济社会现象和独立个体，形而上学地割裂主观与客观的辩证关系，将经济因素、市场因素绝对化，否认国家、政党、理论、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种打着“彰显天性、鼓励自发”的旗号，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行为，和当年俄国经济派的行为如出一辙。俄国经济派所宣扬的自发论认为，依靠工人的自发运动本身可以产生出社会主义意识。对此，列宁曾明确地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7)《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页。，仅仅依赖自发性，在工人运动中会导致工联主义，在日常生活中会导致民粹主义。所以，诸如微观叙事独立于政治之外、时代趋势论等各种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发展至今，从高调的价值宣扬，后伪装为学术争鸣，再渗透于生活之中，可谓深谙“润物细无声”之道。它虽未以某种具体的恒定的言论或纲领在场，却始终误导着人们的思维滑入非理性。“话语输入”“话语僵持”这种看似激烈却又含混的状态，究其根本，是因为没有为这场“话语权之争”设置一个明确的主导性议题。而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优势就在于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上，以理论的前瞻性和预见性提出问题、设置议题，对我们面临的重大实践课题发出决定性的声音(8)侯惠勤：《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方法论研究》，《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2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意识形态话语问题作出重要指示，“用中国话语解读中国实践”的话语主导性议题逐渐明朗。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53页。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针对去意识形态化等现象进一步明确：“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46页。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要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8页。。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不是你来我往的吵闹争论，而是立足于中国生动实践，用中国话语解读中国实践、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经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与西方热衷的纯粹话语游戏不同，中国话语主导性议题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立足于实践。当下，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在中国理性建构、话语生成、实践发展过程中极具迷惑性和危害性，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揭示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抽象空洞的话语逻辑、勘破其话语伪装。

二、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话语逻辑

研究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话语逻辑，需要明确其边界。当下舆论场中，很多对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评价源于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态度，情绪化大于学理性。大致有害怕被扣上“极左”帽子的“敬而远之”论，对公共知识分子问题不表态；有视之为中国批判理论中坚的“东方左翼”论，对其抱有发扬批判精神的期待；还有基于单一对立思维下的“反动阶层”论，对其讥讽耻笑、深恶痛绝，以及上文提及的“时代趋势”论，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思潮本身就是一种客观趋势等等。不少人将对待公共知识分子的多元态度附加于公共知识分子思潮之上，这就会把对思潮的整体性把握窄化为对个别论调的分析。本文认为，就研究对象而言，公共知识分子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个人，带有分散性和隐匿性，而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和行为手段，是一以贯之的。透过其思维方式和行为方法的表象，可以揭示出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话语逻辑。

从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历史演进中不难看出，它带有看似理性的外在话语表征，“超阶级”“客观公正”“代表人民”等话语为其赢得不少拥趸。但深入分析其话语背后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就会发现，其塑造话语的方法带有绝对主义和实证化倾向，本质是去意识形态化。“语词定义无所谓真假，也就无所谓以什么标准来检验其真假的问题”(12)陶德麟：《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哲学研究》，1981年第1期。，自古以来，一切对话语或概念的解释权，始终都在经济实力占优势的国家那里。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便是以“公共性”“价值中立性”“意见领袖”自居，利用西方意识形态垄断解释权的优势，在中国意识形态场域中混淆视听。

(一)主张超阶级使话语抽象化

在阶级社会中，人总是有阶级性的。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主张超阶级是为了代表“公共理性”，公共性和公共领域是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命题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公共知识分子思潮肯定知识分子能够在公共领域中发挥价值，并以公共领域没有阶级差别来忽视知识分子立场的摇摆性，进而消解意识形态的差异性。

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共同体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样式。追求公共生活，是对理性的一种探索，但公共是作为对私有制的制衡还是私有观念在公共领域的延伸，就完全取决于进入公共领域的个人。以私人为逻辑起点的公共是虚假的公共，是私人领域的延伸，这与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公共性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公共性，本身就是一种人民性、阶级性。从最初的家庭、部落到城邦、国家，这样或那样的共同体所表现出来的群体性表明，公共性是人的社会性的天然表现。从事实维度看，公共性表现为一种群体性；从价值维度看，公共性表现为不同主体间的相互交往和共同主体的整体实践，彰显意识的能动性。公共性不是抹去一切差异的同一性，而是基于各自特点寻求普遍性。阶级是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产物，只要确定这一点，重新观察一些学者对公共的理解，就会发现其缺少阶级立场这关键一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公共性便已成为国外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改革开放以来，公共性、公共哲学等话题也逐渐为我国学者所熟悉，但是在其根本定义上，不少学者的观点是没有阶级立场的。从一些学者的描述来看，公共性的类型是多样的：阿伦特在其著作《人的境况》中定义了区别于经济行为的活动的公共性；哈贝马斯认为前者所言的城邦公共性已然不再适合当下，他试图探究一种达成共识的公共性；意大利学者梅鲁西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共生性，意在分析一种表现为集合同一性的公共性；前东京大学校长佐佐木毅从政治学的角度谈公私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表现为制度的公共性是一种尝试；韩国学者金泰昌认为韩非子的“背私谓公”“破私立公”不可取，应找寻一种公私共进的公共性(13)佐佐木毅，金泰昌：《社会科学中的公私问题》，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9页。。学界未将其作为一种关于人本身的属性加以研究，要么会在公私对立的角度将公共理解为参与群体事务的行为指向，要么只在价值理念、社会图景层面进行描绘，始终无法将理念落到现实。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凭借知识分子可以在公共领域有所行为的确定性，忽视其立场的摇摆性，弱化阶级立场，掩盖思潮本身是为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代言的本质。

(二)追求终极真理使话语普世化

“价值中立”“客观公正”同样是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话语伪装，其欲借助这些话语伪装使自身站在“真理的制高点”上。在最初阶段，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并未直接宣扬“价值中立”“客观公正”这些所谓“终极真理”，而是它用了人们更易接受、更可视化和实用化的方式，塑造实用主义的真理观。

从现实来看，实用主义产生于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中，直接反映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实用主义真理观，或者称为实用主义视角下的真理，经由一系列学者发展而来，总的来看，这些学者的基本观点是大致同向的，例如詹姆斯关于效用、证实等观点，主张主观的有用性；杜威关于真理与工具性以及可判断性的观点，认为所谓概念和真理是作为工具的存在，目的是为了达到人们的预期目标；罗蒂将真理视为使人发挥最大效用的信念(14)涂纪亮：《从古典实用主义到新实用主义》，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39页。。所谓“代表价值中立”，实际上是在为抽象价值和实用主义代言，这种实用主义真理论极易被人接受，然而它和马克思主义真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实用主义的真理论在真理的概念确定上主张工具化，而马克思主义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在关于真理的本性问题上，实用主义真理观把相对真理绝对化，而马克思主义则坚持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在如何检验真理或对真理的评价问题上，实用主义真理论也标榜用实证、效果来检验，但这种效用或者说是“有用性”是以“客观是否符合于主观”为标准的，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表现，而马克思主义则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用社会历史实践来检验和发展真理。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时就已经给出了回应，对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回答首先取决于对哲学根本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是否承认客观真理。所以，虽然实用主义真理观披着“注重事实、尊崇证验”的科学外衣(15)陶德麟：《哲学的现实与现实的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1页。，“但是它们并不决定在认识论上选择哪一条确定的路线。认识只有在它反映不以人为转移的客观真理时，才能成为生物学上有用的认识，成为对人的实践、生命的保存、种的保存有用的认识”(16)《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页。。

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真理制高点”就是以近二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背景，借助“自由”“竞争”“民主”“平等”“公正”“权利”等价值，包装出一套“普世的”价值话语。美国学者沙姆帕·比斯瓦斯在《帝国与全球公共知识分子》中强调培育全球视野的公共知识分子，其实就是对普世价值的学习与传播(17)Shampa Biswas.Empire and Global Public Intellectuals:Reading Edward Said as 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st.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7,36(1).。这个描述与一部分公共知识分子的行为高度吻合。在20世纪80年代，有人宣称接纳市场就是走资本主义的路，“全盘西化”在思想界甚是流行。到了20世纪90年代，历史终结论和意识形态终结论颇有市场，保守主义者们“重思历史”，宣扬“告别革命”。这一系列向西看齐的论调，表现形形色色，本质却始终如一，那就是接受和宣扬西方的“普世价值”。从这个角度看，公共知识分子确已完全成为“普世价值”的代言人，并引导话语走向普世化。但普世价值论并不能成为真理的同义语，所谓“价值中立”和纯粹的“客观公正”是站不住脚的。

(三)树立意见领袖使话语同一化

“人民的唯一喉舌”就是马克思在讲“人民报刊”时所提及的，但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树立“意见领袖”，自诩“人民的唯一喉舌”，本质上是在西方“新闻自由”的双标话语下，为去意识形态行为占据“道德制高点”。“意见领袖”，不过是精英主义的平民化伪装，如马克思在批判布鲁诺·鲍威尔时所讲：“任何在历史上能够实现的群众性的‘利益’，在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在‘思想’或‘观念’中都会远远超出自己的现实界限，而同一般的人的利益混淆起来。”(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6页。当下，营造狂热的“群体性事件”，是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塑造“话语认同”、谋取话语霸权的有效手段。

曾有人喊出口号称“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引来一大批拥护者。西方媒体界一直标榜“新闻自由”，这也是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充当“人民喉舌”的话语依据。实际上所谓“新闻自由”不过是资本逻辑下的新闻观，是为了将民众意见同一化，统一于资本之下。西方自由主义的新闻自由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完全不同的。“新闻自由”有其发展历程，无论是在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新闻自由”都是作为奴役思想的工具而存在，实质上都是一种意识霸权或话语霸权的统治手段，其目的就是使私有制及其观念神圣化。只有认识到“新闻自由”作为手段的欺骗性，才会明白为什么马克思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及观念进行最彻底的决裂。概言之，虚假的新闻自由“在一切领域中与自由的人性处于对立的地位”(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页。。

“意见领袖”是公共知识分子思潮传播的有力武器，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传声筒。以色列学者迈克尔·科伦在《以色列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权力》中指出：“当下公共知识分子的三个主要来源是他们对思想的关注、历史知识以及声誉。”(20)MichaelKeren.No,Prime Minister:Public Intellectuals and Power in Israel.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2015,156(1).当声誉、地位、市场、流量等越来越成为受关注的标准时，这样的知识者便更易体现出“虚伪的自由主义”(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9页。。随着国民文化素养的普遍提高，一部分人善于运用现代传媒进行表达，充当“意见领袖”。这虽然和知识分子在某些意义上具有相似性，但从本质上看，意见领袖这种“具有知识者”是为了使某种特定的话语普遍化、同一化。传播是思想得以发展为思潮的关键，更是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命门，只有树立意见领袖，自封“人民的唯一喉舌”的行为才有机会出现，意识形态殖民的目的才有可能生效。

总的来看，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话语逻辑是话语伪装的逻辑，主要是在表象上佯装客观中立，在方法上带有绝对主义和实证化倾向，在现实中具有简单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危害，本质上是通过使话语抽象化、普世化、同一化，以实现去世界观化，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并不是简单无害的学术探讨，也不是对生活中立客观的描述，其迷惑性源于手段隐匿和话语伪装。破除其话语伪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批判和引领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尤为必要和重要。

三、引领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基本路径

引领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要立足于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历史新时代的现实背景，明确引领对象是突发危机下以及后疫情时代主要以“社会批判”为外在表征的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对待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一方面要立足于中国实践、破除其话语伪装，另一方面要将对思潮的考察置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整体建构之中，澄明意识形态话语权生成中的话语来源、话语方法、话语规范等基本问题。

(一)历史教育是引领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最好教科书

话语来源不是先验的逻辑，而是完整的历史。恩格斯曾指出：“文明时代越是向前进展，它就越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种种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即实行流俗的伪善。”(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7页。历史教育的目的在于引领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树立科学的历史观——唯物史观，坚持逻辑与历史相一致，反对用逻辑去裁剪历史。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暴发，给公共知识分子思潮提供了短暂的再次活跃的机会，一时间出现了不少围绕疫情的“纪实”“日记”，诸如疫情隐瞒论、泯灭自由论、援助输出论、数据造假论等论调甚嚣尘上。虽然这些“作品”很快就因与客观事实真相不符以及党和政府卓有成效的疫情防控事实而破产，但对公共知识分子思潮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在疫情及后疫情时代的发展，值得重视和研究。

欲让逻辑服从于历史，就得树立起唯物史观，不然就容易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话语立场和方法之中。“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23)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62页。，而关于人本身的知识，是和历史观的成熟同步的。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提出“人是环境的产物”，将人类社会的法律和制度视为人生活的环境基础，故“人是法的产物”，关于人的知识成了关于“法和理性”这种抽象物的知识。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试图寻找历史的规律，圣西门在研究产业发展和阶级斗争问题时关注到生产规律，他把研究重点放到了影响生产的劳动工具上，认为劳动工具是人类智慧的产物，将理性的发展规律等同于物质生产的规律，不可避免地回到唯心主义。黑格尔虽然是唯心主义哲学家，但却提出了认识历史规律的任务，他用抽象的思辨方法去审视人生产劳动的现实内容，有明显的“历史感”，历史开始不再仅仅充当研究对象，而是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恩格斯把黑格尔对私有制的发现称为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前提，当知识的对象涉及私有制时，就离“现实的人”更近一步。关于人本身的知识，是围绕人的理性问题而展开的，但历史观的发展说明理性并不是头脑中的思想游戏，知识分子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看待历史和世界，但只有从阶级的生产和交往视角才能超越历史的偶然性，把握人和社会间的必然性。对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引领，首先就应该坚持唯物史观的科学立场和分析方法。

(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是引领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有效路径

话语不是形而上的思辨，也不是意见领袖煽动的集体冥想，而是实践中产生的思想的具象化体现。长期以来，公共知识分子思潮赚取话语认同的来源是市场、流量、热度，表现为简单化和去意识形态化，问题的本质是如何看待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历史上确有一个阶段，哲学和自然科学都被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当时自然科学被普遍认为是关于自然界的安排的合目的性的思想，认为整个自然界被创造是为了证明造物主的智慧。“在这种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突破口的，不是一位自然科学家，而是一位哲学家”(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4页。——康德。随着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实证科学把哲学抛弃在自然界之外。“自然科学家相信，他们只要不理睬哲学或辱骂哲学，就能从哲学中解放出来”(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0页。，但是，任何人在离开思维之后都难以前进，所以这些自然科学家还得受哲学的支配。自然科学对哲学的需要源于意识的能动作用，现在问题在于需要的不是空想的、形而上的哲学，而是科学的、实践的哲学。不同于以往哲学家都在解释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实践哲学实现了与自然科学对话的可能。倘若将哲学和科学割裂开来，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实用主义真理论、哲学无用论的泥沼，抵挡不住工具主义、相对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的侵袭。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2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8页。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是凝聚价值共识、汇聚磅礴合力的根本路径，具体而言，就是发挥哲学之于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形而上作用，亦可称之为意识形态的作用。“轻视社会科学的民族是跛足的民族”(27)陶德麟：《哲学的现实与现实的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69页。，哲学不只是哲学家的课题，更是全民族的课题。欲凭借某种绝对真理以实现“价值中立性”的去世界观化行为是没有出路的，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引领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最有效路径。

(三)党的领导制度是引领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根本保证

以往对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多侧重于价值上的辩驳，在针对现实的方法措施方面着墨较少，其中不乏“再考虑”“更理性”“最好不”等词句。这种把措施付诸主观“理性”，显然是将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看作一种价值中立的社会现象，也就默认了其“超阶级”等话语伪装。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是带有鲜明意识形态性的，因此，我们既要旗帜鲜明站稳立场，也要将措施落到现实，具体而言是将党的领导制度作为对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客观规制。

皮凯蒂在其新作《资本与意识形态》中认为发挥意识形态作用的关键在于建立“参与性的社会主义”制度，替代目前的超资本主义制度(hypercapitalism)和新所有权主义制度(neoproprietarianism)，旨在借助共同决策实现“公共社会”。“所有现有证据表明，共同管理已取得巨大成功。它鼓励工人更多地参与制定雇主的长期战略，并抵消了通常有害的对财务利益的短期关注。”(28)Thomas Piketty.Capital And Ideology.Arthur Goldhammer.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0:973.这里呈现了一种趋势，即使用“公共”“共同”等概念尝试解决西方一些国家所面临的治理危机。“公共”的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是符合意识形态原理的，但若没有制度规制，这种高度依赖理性的措施必定会走向失序。如何发挥先进意识对社会改革的作用，或者说“公共社会意识”的弊端在何处、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如何被规范，如皮凯蒂所言，制度将是比较有力的答案。而这个制度则应当是党的领导制度。列宁指出：“谁也不敢否认，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一般和整个说来，正是个人主义和不能接受纪律和组织。”(29)《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3页。个人主义是西方话语的底色，而纪律和组织则是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克星。纪律、组织、制度，是党性的具体化表现，党的领导制度为在抗击洪水、防控非典、救援地震、处理危机、应对变局、阻击新冠中一次次打响、打好、打赢人民战争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是对人民作为实践和话语主体地位的确证。

制度需要服从，公共知识分子思潮最惧怕的便是“没有自由”。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所谓让党对待公共知识分子思潮“无为而治”，本质上就是取消党的领导、取消人民主体地位。当下，引领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坚持人民性、坚持党性、坚持党的领导制度，是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纷繁复杂错误思潮的锐利武器。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尖锐复杂，战斗未有穷期。面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扩张和渗透，要把握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话语逻辑，勘破其各种口号和伪装，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这是引领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