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为瑰宝，为功甚巨：碑刻与广东华侨史研究

舒习龙

（韩山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潮州 521041）

一、序 言

自古以来，中国学者就很重视搜采史料，注意运用多种史料反映客观历史进程。从司马迁撰著《史记》开始，碑刻史料就开始引起史学家、文献学家浓厚的兴趣。本着自身的立场、学识、眼界，古往今来的学者对碑刻史料价值有着不同的阐释和话语言说，他们的碑刻观念与时代风貌、社会思潮相摩相激，与自身的历史境遇、历史观念相维相系。南朝梁代文史学家刘勰对碑刻的价值不乏溢美之词：“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叙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致也。”［1］刘氏指出，碑刻的拟写必须具备史家之才方可担当，碑刻的价值在于“标叙盛德”“昭纪鸿懿”，碑刻应能通过采录人物的言行，以见其事迹和功业。由上可见，刘氏的碑刻观深受魏晋南北朝玄学风气的濡染，颇重声誉与名节。清代乾嘉学者尤其注意利用金石学进行经史考证，钱大昕《关中金石记序》：“竹帛之文，久而易坏，手抄板刻，展转失真；独金石铭勒，出于千百载以前，犹见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可征，故可宝也……盖尝论书契以还，风移俗易，后人恒有不及见古人之叹。文籍传写，久而讹，唯吉金乐石，流转人间，虽千百年之后，犹能辨其点画而审其异同，金石之寿，实大有助于经史焉。”［2］所谓以金石文裨史学，推重的是金石碑版的历史文献价值，金石碑刻较诸载籍不易损毁、不易失真，故为乾嘉学者所珍重。嘉道时期的文献学家钱泳也有精辟的见解：“金石文字，有裨于文献者不少，如山川、城郭、宫室、陵墓、学校、寺观、祠庙以及古迹名胜、第宅、园林、舆图、考索，全赖以传，为功甚距（巨）。而每见修志秉笔者往往视为土苴而弃之，真不可解也。”［3］钱氏感叹于修史志者目光短浅、史识不具，将碑刻等金石文字视为敝屣甚为忧虑。降及清季，著名文献学家、目录学家叶昌炽对碑刻的史料价值有着独特的理解，他谈到“碑版有资考证”时候指出：“撰书题额结衔，可以考官爵；碑阴姓氏，亦往往书官于上；斗筲之禄，史或不言，则更可以之补阙。郡邑省并，陵谷迁改，参互考求，嘹于目验。”［4］利用碑刻史料，考稽史传，证历史记载之异同，足以考订真伪，弥补史传之阙漏。总括而言，以上学者对碑刻等金石史料价值多所揄扬，重视碑刻的作用在古代学术流变的脉络中逐渐成为学术界的旨趣。

新史学思潮以来，学者对碑刻史料的价值观点不同，褒扬者有之，讥刺者亦复不少。褒扬者如罗振玉、王国维、杨树达等；讥刺者如梁启超：“自来谈石刻者，每盛称其大有造于考史。虽然，吾不敢遽为此夸大之词也……金石家每刺取某碑志中述某人爵里年代及其他小事迹与史中本传相出入者，诧为瑰宝。殊不知此等薄物细故，在史传中已嫌其赘，今更补苴罅漏，为‘点鬼簿’作‘校勘记’，吾侪光阴，恐不应如是其贱。是故从石刻中求史料，吾认为所得甚微。”［5］68梁氏号称新史学开山鼻祖，对传统史料的评判貌似辩证公允，实则其史料观反对传统史料过激、过甚，这种史料观是其“畴昔认为史迹者，今则不认”的反映，亦与其史料价值观密切相关，其视史料的价值高下与它在历史上的地位与重要性相关：“边裔之事，关于我族与他族之交涉者甚钜；然旧史语焉不详，非借助石刻，而此种史料遂湮也。至如内地一般铭窆之文，苟冢中人而无足重轻者，吾何必知其事迹？其人如为历史上重要人物，则史既已有传，而碑志辞多溢美，或反不足信，是故其裨于史料者乃甚希也。”［5］68碑刻史料的身份意识和预设的观念与梁氏所倡导的民史意识何其相悖。

我们梳理古代、近代学者对碑刻等金石史料的话语言说，呈现他们碑刻史料观的“同”与“异”，意在说明不同的时代或者同一时代不同的学者对碑刻等金石的观念总会有差异。从前人的金石观念中，我们希望今人在历史学研究或者华侨史研究时能够充分借鉴前人的有益经验，客观、中正、严肃地评判碑刻等金石史料的价值。可喜的是，当今学者已经开始逐渐认识碑刻的价值，对于这种原始的一次文献给予较高的评价，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碑碣之存也，或为史事之印证，或为史家所取资，故识者宝之，珍逾彝鼎。”［6］“墓志、崖刻、方志三者结合”，它们互相参证，让我们了解到更多场景。［7］卞利认为，宏观的历史问题研究需要以微观史料作为依据，而碑刻为学者们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具体细微的第一手史料。①②参见张清俐、吴楠《从碑刻中发掘更多新史料》，《光明日报》2002年1月24日。吴欣也认为，碑刻等民间文献是正史文献的补充，碑刻保留的新鲜可信的资料，为全面整体地解读历史提供了更完整的证据链。②碑刻文献作为“刻在石头上的历史”，不易磨损且不会失记误记；其补史之阙、正史之谬，对于加深历史研究以及华侨史研究，关注历史细节，开辟新的历史研究路径，还原更为真实的历史，以及使史料的来源更加丰富、多元，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梳理碑刻与华侨史研究的学术史，可以发现饶宗颐先生是最早利用碑刻对星马华侨史进行初步研究的代表性人物。1969年，饶公首次编录新马华侨碑刻，揭开海外碑刻研究东南亚华侨史的先河。在该书“前言”里，他对碑刻的价值分析透辟：“碑刻者，史料之最足徵信者也。碑之为体，所以昭纪鸿懿，镌诸贞珉，小者封墓著姓，大者勒石赞勋。自东汉以来，碑碣云起（文心雕龙诔碑篇）。流风所被，广及域外……稍为排比年月，断自清季，藉备研讨南域华人史事之参考。他日有撰‘星金石志’者，吾文敢谓为其嚆矢，抛砖引玉，企予望之。”［8］《新加坡古事记》一书的出版，将民国以前有关新加坡各项史料全面加以总结，此书对后人研究新加坡“远古”史迹大有帮助。饶宗颐是第一个从事新加坡历史研究的学者，开辟了借助马来西亚碑刻材料研究金石学的先河。接续饶公重视碑刻的意识，德国著名的汉学家傅吾康教授对东南亚华文碑铭史料之搜集、整理用力甚勤，编纂出版三卷本的《泰国华文铭刻萃编》，［9］饶宗颐为其作序云：“忆1970年在星洲，余首倡缀录星、马地区华人碑刻，以备考史之资，傅吾康教授韪之。继起有作，既网罗马来西亚所有华文碑碣，复遍及印尼、秦京，孜孜砣砣，殚心力于此事，锲而不懈，历二十余载，集东南亚华碑研究之大成，本书特记泰国者耳。共收巨细约千品，载录周详，图文并茂，补泰地华文《语石》之缺，有裨史学者多矣”。序中称《泰国华文铭刻萃编》为“补泰地华文《语石》之缺”，将该书与叶昌炽《语石》媲美，评价甚高。此外，傅氏在东南亚华文碑铭史料整理方面还编纂了《印度尼西亚华文铭刻汇编》《泰国华人铭刻萃编》等资料汇编，彰显了其重视碑刻史料价值的意趣。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丁荷生教授同新加坡学者许源泰博士合作调查新加坡的华族庙宇网络，发掘了数以千计没被记录的华文石碑、匾额、楹联等百年文物，将其命名为《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这些华文铭刻对华侨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以上几位著名学者在东南亚碑刻史料的整理方面贡献甚巨，但在利用碑刻史料进行进一步研究方面尚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关于利用潮汕地区有关华侨的碑刻史料研究潮汕华侨史，有些学者已经做了初步的研究，如黄挺曾利用广东省潮安县彩塘镇华美村的两块碑刻，解读了晚清时期海外潮商由于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而表现出情系家乡父老、热心公益事业的强烈乡土宗亲观念。［10］这是利用碑刻资料解读早期华侨心态与研究潮汕华侨思想的很好个案。欧俊勇与温建钦充分利用田野调查中收集到的有关华侨题捐碑，分析了民国时期华侨在揭阳地区桥路修建、庙宇修建、祠堂修建与学校修建等公共行为中的作用，揭示了华侨作为区域社会新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存在形态，［11］这属于利用碑刻资料研究华侨政治和思想史的例子。关于五邑侨乡碑刻史料与华侨史研究，欧济霖做了不少扎实、颇有成效的工作，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如《华侨义冢碑刻考》《华侨义冢文化内涵》等，后将这些论文汇集于《新会地方史志丛书》第八辑出版。欧济霖认为，研究新会华侨义冢可以说是开发世界、中国、华侨史的宝库，“华侨义冢学”这个新课题正逐渐形成。欧氏利用华侨义冢碑刻对一些重要的问题做了初步的解读和梳理，如华侨之称谓、墓主姓名、碑刻六个字的因由等，这些研究受到侨史学界的认可和赞誉。［12］

总括前人已有的研究，不难发现学者利用碑刻的意识、理念有所增强，但利用碑刻研究华侨（特别是广东华侨）的成果既不系统也不扎实，缺乏有深度的宏文巨著。要想推动华侨史研究的进一步的发展，从碑刻中开掘新史料是一个有效有益的路径，这既是史料观的转换，更是方法论层面的变革。本文不拟对碑刻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做系统梳理，重在解读侨乡和居在国碑刻对广东华侨史研究的价值和作用。

二、碑刻与广东华侨异国社会生活

清初以来，广东华侨迫于生计或者寻找商机，其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其中尤以东南亚、东亚、美洲为最。华侨如何飘洋过海，在异国如何生活，如何融入当地社会，他们在异国是否还保留原乡的宗教信仰，传世文献有些有书写，有些似乎阙略未载。散落在异国的华侨碑刻，正好可以起到纠弊补偏、还原历史真相的作用。

塔铭是华侨碑刻非常重要的种类，它所记录的内容有详有略，特别是一些书写比较完整的碑铭，是我们解读和还原华侨史一些重要的人物、史实非常重要的史料来源。越南阮朝官修史书《大南实录》曾记载有三位中国僧人，分别为元韶禅师、石濂和尚、玄溪和尚。元韶禅师原名谢元韶，字焕碧，1648年生于广东潮州，1677年赴越，卓锡于归宁府，1683年在归宁建十塔弥陀寺，之后前往顺化富春山，“造国恩寺，筑普同塔”，1696年应阮主之请，住持顺化河中寺，直至1728年圆寂。元韶禅师在越传布佛学达50年，被越南学者誉为中部“临济宗的开创者”。在他的影响下，越南中部形成了元韶禅派，元韶禅师也成为越南临济宗的第一代祖师。阮福溱于保泰十年（1729）御撰《大越国王敕赐河中寺焕碧禅师塔记铭》记载元韶的生平曰：

原籍广东潮州府程乡县，谢氏子，生于戊子年五月十八日。戌牌十九，辞亲出家，投入于报资寺旷圆和尚，法名元韶，字焕碧。焕碧禅师于丁巳年（1677）从中华来，初锡归宁府，创建十塔弥陀寺，广开像教，再回顺化富春山，崇造国恩寺并普同塔。至圣考前朝又命禅师回广东，延请长寿石老和尚，并请佛像及法器，往来完成，颇多功绩。自此奉旨住持河中寺。……历自航来余境，计五十一年矣。至戊中年（1728）得病，于十月十九日召集四众人等，谈及玄机，嘱留秘语，临期授笔说偈，偈日：寂寂境无影，明明珠不容；堂堂物非物，廖廖空勿空。［13］

元韶禅师奉广南国阮主阮福溱之命，多次回中国求请高僧南下去越南，但未能成功。一直到显宗阮福溱时期，福建的石濂和尚才应元韶禅师之邀，到顺化参加禅林寺戒坛授戒仪式，并于乙亥年（1695）正月十五日从黄埔坐船到会安港（越南广南），最后抵达顺化。这次飘洋过海到顺化的除石濂和尚之外，还有明弘子融明海法宝、明物一知等人［14］。授戒结束之后，石濂和尚于次年回中国，明海禅师留在广南省弘法。

1689年下半年到1690年初，元韶奉阮主之命到广州，回来时候带回明海法宝和经像法器等。元韶此行意义重大，一则是受命于越南国主，成为朝廷崇敬的禅师，获得了很高的政治地位，这对于中国禅宗在越南的传播十分重要，可以说得到了越南高层的认可和支持；二是迎请经像法器，拜见熟悉海上贸易又擅长法器制作的高僧大仙，可以加强越南与广东之间的宗教和文化联系，培植元韶禅派的中坚力量。由此可见，碑铭为我们解读早期广东侨僧去越南传教弘法最直接的史料，是其他史料无法替代的，也是最为可信的史料之一。

碑刻种类众多，义冢碑刻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义冢碑刻既有为个人所立，也有为某一群体所立。中华民族特别重视养生丧死，后辈为已死的长辈树碑立石，此为孝道之始，华侨虽身在异乡，仍保留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广东香山华侨下南洋，最早见于碑刻记载的是乾隆乙卯年（1795）闰二月十六日立“清显孝字廷贤曾公之坟墓——广东广州香邑”［15］683。该墓碑立于1795年，由此可知至少在乾隆年间就有香山移民前往槟榔屿谋生了。嘉庆元年（1796）清明日立的“大清显孝讳浩吴府君之坟——广府香邑翠微乡”一碑［15］684，也可进一步佐证香山移民在槟榔屿的实态。根据马来西亚中山会馆的记载，早在1800年即有程世帝、鲍志、鲍华、郑某等十多个香山县侨民从澳门乘坐两艘帆船，经过月余的航程抵达槟榔屿。1802年11月2日，香山移民在槟城大伯公街建立“香邑公司”，成为香山侨民在东南亚地区最早创建的同乡会馆。他们用木板写“香邑馆”于门口。香邑馆的活动屡见于马来西亚的华文碑刻史料中，在1801—1802年的《义冢墓道志碑》中载有广东商人在槟城从事贸易活动。该墓碑有如下记载：“我粤东东南距海，民之航海以为营生，层帆巨舰以捆载而归者，大率于洋货者居多，然利之所在，众则共趋，一遇死亡，若不相识，尚何赖乎乡亲乎？”［15］683从碑刻记载中可见，他们建立地缘性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共同为南洋贸易提供支持。在碑刻资料中可知香山人程世帝乐善好施，是香山商人的领袖之一。其死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七月，由其女儿立石，其安奉在香山会馆神龛上的神主牌则作：皇清显考处士讳世帝程公位，碑刻中称其为“处士”，可见他是有德才而隐居不愿做官的人，是同时期去槟榔屿的知识人。

群体性义冢更需要勒石纪铭以表达慎终追始、赞勋寄迹的诉求，而我们通过阅读义冢碑刻可见广东华侨下南洋的艰辛以及他们虽身寄异国而心却认同中华文化的深厚情感。槟城广东暨汀州会馆公冢历史最早的一块碑记为嘉庆六年（1801）辛酉岁腊月吉旦所立的“广东义冢”，其墓道志云：“槟屿之西（应为东）北隅，有义冢焉。其地买受广阔，凡粤东之客，贸易斯埠，有不幸而物故者，埋葬于此。其墓曰义冢，乃前人创置。第（但）其溪水环绕，路道崎岖，登临涉水，是以复筑墓道桥梁，以便祭扫行人。此义冢墓道桥梁，以继前人之未备也。辛酉（1801）之春，工始告竣。董事王义德托舍侄（侯）东长，旋述于余索纪。……然其事属艰巨，非一木所能支，赖有董事如王义德、张群、邓绪卿诸公倡议，沿愈而高义者乐助，共计得白金百员（圆），如不敷者，王义德包成其美。不越月而功成，俾广东之义冢墓道桥梁，巍然于异域之垄。而有志君子，亦将留阴骘（阴德）而永垂不朽已，于是为记。广东会邑（四会县）少田（营）侯月池应嘱谨识。嘉庆六年岁次辛酉腊月（十二月）吉日立石”。［16］透过碑刻所留下的鲜活的文字，我们可以捕捉到其中一些关键的信息，可以部分地拼接已逝的早期华侨的历史。广东义冢为早期广帮的地域性组织，广东义冢墓道桥梁由董事王义德、张群、邓绪卿主持修建。广东义冢在1801年筑墓道桥梁之前早已有之，之所以修筑墓道桥梁即在于义冢的地理位置“溪水环绕，路道崎岖，登临涉水”，所以为了方便后人祭扫而修筑，修筑所需经费由三位董事发起倡议募捐，获得侨界支持的资金而修成。碑刻中所说的“凡粤东之客”，表明该公冢中所掩埋的尸骨主要为粤东华侨，表明它是粤东人共有的公共墓地，而碑文中所说的“粤东”应该是包括潮汕平原在内的广东东部沿海的地理区域。由上可见，上述碑文只能说明，粤东人很早就参与广汀公坟事务。碑文还透露一个有趣的话题，即该碑之立是董事王义德拜托广东会邑侯东长请其叔叔侯月池撰写，侯东长、侯月池是否为槟城华侨，史籍没有记载，我们无法得知其生平事迹，但从墓道志所遗留的文字可以知晓他们是广东会邑（四会县）少田人，侯月池应该有较高的文字功底。

十九世纪的槟榔屿因其兼并了威省，地位变得日益重要，逐渐有超越马六甲而成为马来半岛的主要港口，许多其他城市的大马华侨开始涌入槟榔屿。当时，殖民地官员对于如何妥善管理华人还没有针对性的方略。有鉴于此，设立一个区域性团体兼地方性华民事务所就显得十分必要。而惟有宗教性的团体才更容易获得殖民地当局的认可和批准，且只有宗教团体更容易安顿从中国而来的华侨心灵。因此，超越邦群和地域性的广福宫的创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正是因为有创建的碑文，我们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广福宫的创建受到名商巨贾、侨族诸人的热爱和支持。1800年的创建碑记写道：“昔先王以神道设教，其有功斯世者，虽山隅海滋，舟车所至者，莫不立庙，以祀其神。今槟榔屿开基以来，日新月盛，商贾云集，得非地灵人杰，神之赐惠欤！于是萃议创建广福宫，而名商巨贾、侨旅诸人咸欣喜悦，相启库解囊，争先乐助。卜吉迎祥，鸩工兴建，不数月而落成，庙貌焕然可观，胥赖神灵默助，其德泽宏敷遐迩，同沾乐利，广福攸归；逐谨其始肇，记诸芳名，以垂不朽焉！”［17］5-6从碑文可见，先王用“天象呈现出来的道”，来对人们实施教化，立庙祭祀以表达对神灵的尊重；由碑文还可见，槟榔屿开埠以后地位日益重要，名商巨贾云集，这些人都愿意兴建广福宫，以葆有他们的宗教热忱，故而在华侨的热忱参与和广泛支持下，广福宫历数月即建成。据《创建广福宫碑》全文，当时共有四百四十九个人与商业单位捐款，捐款达西班牙银圆3 874.43大圆。附在碑文后面的是“各信士捐金开列”，从吴甲必丹大捐金二百大员到捐金一员的，有四百四十九个人，可见广福宫的创建，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普遍支持，这是因为在菩萨面前，众生平等，满足华侨中底层的诉求。广福宫的创建还得到祖籍广东香山的华人甲必丹胡始明的支持，只是在广福宫的捐缘录里查不到他的名字，不过根据官方档案，1803年的华人甲必丹是“Tikoo”。有人说“Tikoo”是广东话或客家话“大哥”的音译，也是广东人或客家人对秘密社会的领袖尊称，由此互证可见胡始明有可能是广东人。揆诸常理，当时如果没有华人甲必丹的协助，广福宫是很难获得政府赠地、不数月就能建成的。从这一段碑文，我们还可以发现广福宫当时的位置应是在“舟车所至者”的位置，也就是近港口的上下处。结合当时捐款人之多，以及款项之巨，我们可以推测广福宫初建之时就不可能是简陋的建筑，而是需要经过择时地择向的“卜吉”，可见初建之时非常慎重和谨慎。碑文上的“广福攸归”字样，可以清楚地说明它是同属广东及福建之籍人士共有，这两个地方的华侨出力最多，所费心血最巨。

道光四年（1824）的重建碑记亦再次说明在1800年所建的规模，并非一般的神坛，其碑文曰：“槟榔屿之麓，有广福宫者，闽粤人贩商此地，建祀观音佛祖者也，以故宫名广福。之时，相阴阳，立基址，美仑美奂，前落庆成，亦见经营之缔造，而规模未广……非宏敞不足以尊神圣之庄严……重建后进一座告成后，载祀列圣之像于中，旁筑舍以住僧而整顿之。”［17］7-8由碑文首句可见，最初创建广福宫的主要为往来港口的广东与福建“贩商”。由信徒主要为广东与福建“贩商”，可以表征为何庙址选在“舟车所至者”的“槟榔屿之麓”。由第二句可知，当初建庙经过了“卜吉”“相阴阳”，郑重其事，精心筹建，打造“美仑美奂”的建筑。我们如将初建、重修的碑文合读，可以发现前后有着紧密的联系，似乎可以确证初建时的广福宫已经是一座拥有比较完整的庙宇架构及装饰构件的建筑。从碑文我们可以得知，重修的原因主要是初建的广福宫规模不大，不足以彰显神灵的庄严，可见，1824年重修广福宫基本奠定了它今日的空间和格局。从碑文还可以得出，初修的广福宫并没有指明主祀之神，而重修时正式确认主神为观音佛祖，并且“载祀列圣之像于中”，反映出广福宫神明信仰的扩大，显示出多神信仰的风势。而从“旁筑舍以住僧”碑文，可见槟城已经有常驻僧侣的身影。

槟城极乐寺的出现，开启了北传佛教信仰在东南亚移民社会落地生根、不断发展的新路。它由最初的民间观音信仰向佛教寺院转换，成为福建鼓山寺的海外别院，最后演化为东南亚历史性宗教名胜，在这个转换中来自广东梅州的客家领袖助力尤多，碑刻和官私文献为我们留下了精彩的记录。1894年，广东嘉应州的张煜南就在极乐寺刻石上留下记录：“光绪甲午冬，余于日哩甲必丹署理槟榔屿领事官，两处兼权，徒劳跋涉。公余之暇，辄与同人杨若初诸友往阿依淡，与极乐寺主持方丈妙莲谈佛经、说因果，不觉俗虑顿清，赋此以志鸿爪。”［18］297-298重修极乐寺与张煜南发起关系匪浅，如日记所说张氏以槟榔屿副领事身份去极乐寺游玩，因而结识该寺住持妙莲禅师，妙莲禅师于闲谈中商请张氏以其身份和私人网络帮助扩建极乐寺，张氏欣然应允，碑刻记载这一过程：乙未（按：即1895年）季春，则有侨绅张君振勋、张君煜南等六人同发慈心，愿襄胜业，山开功德，金布给孤。诸禅师乃尊为大总理，以倡建筑功。［15］658由上观之，当时发愿为该寺募捐的扩建者，除了张弼士和张煜南之外，尚包括张鸿南、谢荣光、戴春荣和郑景贵四人，也就是碑文中被尊为六大总理者。可见，极乐寺该次的扩建工程，其关键推手就是时任槟榔屿代理副领事的张煜南，张煜南实为极乐寺该次扩建活动的发起人。他不仅承诺自己出资，还号召多位富商共同参与该项活动。其中，又以客家籍的富商出资尤多，总计达72 000元之多，占所有列名碑上的284名善士所捐出总金额三分之一。在六位绅商梅州名人的号召下，于是“募缘购材，庀徒揆日”，得以功成。而其募缘就不仅仅是六位总理之事，而是动员东南亚侨埠共同参与，“托钵生涯亦积岁不休，顾其芒鞋所至，除英属七州府，而外如仰光、荷属苏门答腊一带，及暹罗所领各地共一百七十余埠善缘”［19］85。1904年夏天，妙莲法师“北观神京，恭求妙典，诏赐修多罗一藏及袈裟锡杖诸法物，奉旨南旋，遂以乙巳秋，广开法会，演讲金文”［15］659，从碑刻可知妙莲法师到北京后受到光绪皇帝的接见，并赐给不少钦赐物件下南洋，寺方“又付迎请藏经费用共银五千捌百元以上”。1905年，妙莲法师奉旨回到极乐寺，广开法会以“表扬帝德，大拯黎民，普利人天”，以此宣扬佛法，广济黎民，受到当地侨民和百姓的拥戴，碑文说“自是岛氓侨士，乐趣真宗，异国王公，喜登胜地，是无涯之佛会，是平等之公园。呜呼，紫府仙都，尚为幻象，恒沙佛国，总在心源，若空有而云离，则纤尘不立，知物我之非二，则万象其含。”［18］193今天鹤山上犹见五块志年光绪丙午三十二年（1906）的《敕赐极乐寺功德碑》，上边刻录着当年法会的劝捐名单，最首位张弼士以“头品顶戴花翎侍郎衔太仆正卿”之衔领捐三万五千元，其余各处捐款密密麻麻。可见光绪题字的“大雄宝殿”确实象征着两地佛教重续文化纽带，海外民心一旦受到鼓舞，就筹款建成当年东南亚规模最大的大雄宝殿。在中国积弱的时代，出动皇帝题字写匾，由张煜南、张弼士出面联系南洋地方绅商，以民间信仰活动来引起高层的重视，通过极乐寺佛教讲经的形式，争取在大马华侨中扩大清政府的影响和华侨的话语权，反映了华侨宗教信仰背后一直有清朝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极乐寺保存的碑刻主要以男性所立为主，但也有一位被塑护法金身的女性立有碑刻，表明女性地位的提升，对于消解男女在佛事和慈善方面的不平等可以说是一次破冰之举，也是晚清世界潮流冲击下东南亚华侨社会因应变革的产物，具有强烈的隐喻和示范价值。1894年1月的极乐寺碑文中说：“此水钻系林宁绰之妻，陈西祥娘敬奉。”［18］193陈西祥捐的水喉解决了极乐寺僧众及信徒、游客等的饮水问题，极大地方便了信徒、游客宗教生活，游者、居者皆受其德惠。极乐寺对其善举极表感激，《极乐寺志》就先后在卷三《寺产》中特别提出：“初，更窘于饮濯，乃如林夫人陈西祥及张公榕轩等之布施，则不独寺僧蒙其泽，即海内外王公士女凡游屐所临者众皆被其惠。”［19］37-38另一块专门表扬陈西祥的碑刻在万佛塔上，以中英文书写：“本屿殷商林宁绰先生嫡配陈西祥女士，对于万佛宝塔之建筑极表同情，除捐宝塔全座所用洋灰外，复先后资助巨款，以竟全功；特志数言，藉鸣谢忱，并作纪念。”［18］193陈西祥在极乐寺修建万佛宝塔、蓄水池和自来水喉中出力最多，极乐寺还专门颁给她“第一名缘银”之雅号。极乐寺是陈西祥主要的行善空间，而极乐寺对陈西祥的善行用各种方式进行表彰、纪念的行为正是陈西祥进入男权社会上层结构的重要途径。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极乐寺对陈西祥慈善的大力褒扬，对她作为一个女性典范进入社会名流之列起了很大作用。这大概可以证明以极乐寺为代表的华人庙宇既是跨越男权社会的界限，将女性的力量进行整合的空间，也是南洋华人女性进入权力架构的软性舞台。”［20］224笔者认为此评价是颇有见识的，将陈西祥女士慈善的社会意义作了生动的演绎。

三、碑刻与华侨报效桑梓

华侨在侨居地的碑刻主要集中于东南亚新马泰、菲越等国，海外其他地方较少能发现。而在华侨主要输出地的广东侨乡，有关华侨的碑刻在主要侨乡都有发现。这些珍贵的碑刻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下他们在海外贸易经商、辛苦打拼后，如何心系桑梓、回归故乡，以明早期侨民与祖国和故乡的血肉联系。

侨乡碑刻对于华侨乐善好施、捐资助学等有着生动的纪录，为我们再现功成身退后的华侨与原乡的互动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兹以夏威夷侨领陈芳为例作一梳理和解读。陈芳（1825-1906），字国芬，出生于香山梅溪村。他24岁起到夏威夷创业，历40年辛苦打拼，成为华侨第一个百万富翁。光绪六年（1880），在容闳等人的推荐下，陈芳出任中国驻夏威夷的华商董事会首任董事。1881年，陈芳又被光绪帝钦命为中国驻夏威夷第一任领事。在任华商首董与领事期间，陈芳为保障华人权益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当地华人中有一定影响。清光绪七年（1881）7月，陈芳受陈兰彬、容闳等所托，调查夏威夷虐待华工情况，陈芳将其调查情况在香港报纸上加以披露，引起夏威夷商民的不满，联名攻击陈芳。清光绪十三年（1887）夏威夷发生政变，卡拉鸩国王被架空，白人反对派强行通过不准华人参与政治、亚洲移民没有选举权的新宪法。陈芳失去政治庇护，故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变卖部分农场、辞去领事职务归国。归国时，陈芳将60万美元转移至香港与澳门，将业务交儿子陈席儒、陈赓虞办理，自己回家乡安度晚年。返乡后，他为本乡整顿村容、开池塘、引山水过滤为自来水，置柴油机发电照明，修建学校，为村民造福。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陈芳病逝于家乡。

1890年陈芳回到家乡后，为家乡父老兄弟做了许多善事，诸如兴建了一间学校，名曰梅溪乡庙书塾，并捐田近一百亩为办学校的尝业田。《梅溪乡庙书塾尝业碑记》详细记载了陈芳建造梅溪乡庙和创建私塾的原由，是香山梅溪现存直接记载陈芳兴学的重要碑刻之一，是目前发现的详细记载陈芳着意于家乡公益事业重要的实物资料。据光绪二十七年（1901）《梅溪乡庙书塾尝业碑记》记载，陈芳修成梅溪乡庙及书塾之后，为了维持书塾的运转，规定税田租税不得挪用，体现了陈芳对培育人才、造福桑梓的重视。谨录该碑部分碑文如次：

盖闻庙宇增辉所以显明神道，书堂讲学所以培植人才。今者本乡梅溪大庙及义塾，余既于庚寅岁由檀香山内渡后独力修造，拓其旧址，焕厥模矣。虽然，作于始尤贵图其终，成于前必须善其后也。予于是拨出自置逸志堂县属税田贰拾契送作尝业，所收田租先纳粮务，余则专为该庙该塾递年之需。凡塾中延师修补，庙内朝夕香油，以及司祝工食、看守后山培养树木工食，悉取赀焉，余可作收闸工食也。至于本乡一切别费，及或有意外争讼之事，均不得移借挪用。此田经已禀官存案，自送之后，永远作为庙塾尝田，凡我后人须要体予深心，不准生端索回，乡人亦不得觊觎营私，典卖图利。务使馨香有赖，长昭俎豆之光；乐育有资，永布菁莪之化，则神道昭彰于万载，人才蔚起于一乡矣。特立碑，迹垂久远，后有继考，跻予望之。本大庙（洪圣庙）面前之地是国芬翁税地也。光绪十七年岁次辛卯仲冬，所以本乡绅耆等公议将大庙后余地及婆林地共约二亩零尽送与国芬翁，任由建造等用，特此立明永远为据。［21］

该碑为逸志堂主陈国芬（陈芳，字国芬）所立，从碑文可见该碑立于光绪十七年（1891）岁次辛卯仲冬，当时陈芳刚刚回到故乡仅一年。陈芳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濡染，又在青年时代即去夏威夷创业经商接受了西式文化的洗礼，故对设寺庙、立学堂、兴人才非常重视，返乡后立即投入到公益事业中，体现了陈芳的远见以及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当时，国内的学堂还处于初起之时，陈芳就已经意识到书堂对于培植人才的重要性，而且意识到“人才蔚起于一乡”对于地方教育振兴作用匪浅。从该碑可见，陈芳将逸志堂县属税田土地二十块共一百多亩捐为尝田，作为大庙、义塾的管理维护、教师及僧人的费用。碑刻中所提到的“尝田”，在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中一般不能作为分家析产的对象，子孙后代和同邑其他人一般不能触碰染指，经过禀官存案的“尝田”更会得到官方的维护。陈芳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维护庙宇和书堂所需经费专款专用，杜绝子孙后代收回此项捐赠，防止乡邻人等侵占或转卖。碑文中还提到“或有意外争讼之事”亦不能用尝田的收入挪作讼费，防止子孙或地方其他人钻尝田管理的漏洞，模仿其他地区的先例从中分肥。此举可见陈芳经过深入了解后做出的规定，对经费的专款专用是很有远见的设想。在陈芳的感召下，绅耆等公议将大庙后余地及婆林地共约二亩零尽送与国芬翁，表达了地方官绅对于陈芳立庙兴学的支持。试想，如果没有这一方碑刻，有关陈芳立庙兴学、作育地方人才的事迹有可能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又怎么可能知道归乡华侨心系桑梓的情怀呢？所以，碑刻所承载的民间讲述记录了历史的细节，值得我们玩味和珍视。

早期华侨经商巨富以后，不会在侨居国贪图享受，而是以返国报效桑梓为怀。广东潮安县彩塘镇华美村新加坡华侨沈以成就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代表，他带领子孙乐善好施、捐款赈灾，并在家乡的慈善事业如设育婴堂、收留弃婴、捐土地为宗族田产、建惜字塔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广东潮安县彩塘镇华美村以成公祠内立有两块石碑，分别为《皇清诰赠通奉大夫赏戴花翎道员加三级沈公祠堂记》和《皇清诰赠通奉大夫赏戴花翎道员加三级沈君家传》。这两块碑记，生动地记录下清代同光之际新加坡潮侨沈以成、沈绍光（镜波）父子从事海外贸易富裕以后如何心系家国慈善事业、乐于捐输救灾而最终受诰封的历程。《沈公祠堂记》详细记录了沈以成小时候就有经商的志向，并趁着中外互市、海艘扬波之时，精心准备出洋经商，历尽波涛之险终至南洋新加坡，体现了潮商敢涉波涛、不畏艰难的勇气，兹照录碑文以见沈以成的权谋见识：

公少业贾，有奇才，能习知外洋事，兼通其语言文字。时中外互市，贾船往来，慨然有远游志。当其扬风帆，出澳门，由石塘北则下迫七洲、上迫岌岌答，由石塘南则上昧星斗、下昧沙石。怪禽□鸟，惆啾断肠。去国怀乡，悲无可言。虽白圭治生所谓智足以权变，勇足以决断，仁足以取与，强足以有守者，恐亦未能堪此。而竟冒涉风涛，往来有年，则其才识，固有过人者矣……当公倦游时，抚呼观察（沈绍光）兄弟，而教之曰：“财贵能聚，亦贵能散。昔陶朱公三致重金，不以自殖，皆以济人。汝兄弟当以孝义为先，勿忘吾言也。”①分别参见黄挺《十六世纪以来潮汕的宗族与社会》（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第230页、第235页。

沈以成经商成为富贾以后教育沈氏后代以孝义为先，体现了他富贵而不忘道义、富贵而懂得散财济人的美德。《沈君家传》的叙述与《沈公祠堂记》有许多相互观照、互相对应之处，叙述沈以成“少笃儒慕……尝读《货殖传》”，也叙述了他“乃揖鸿蒙，恣鹏运，居新加坡而业焉”，纪事的脉络互为表里，惟《沈君家传》更强调沈氏家训对于化育子孙后代致力于慈善的重要性：“而其要归本于孝思，黾黾以立庙追远为训。伯子绍光、绍先业而恢之，与仲绍璧、叔绍远、季绍元，瞿瞿休休，勖以光绳。”②分别参见黄挺《十六世纪以来潮汕的宗族与社会》（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第230页、第235页。正是因为有沈以成身体力行的教导和沈氏家训的启迪，故沈氏父子皆不忘祖训、父训，国内凡有重大灾情，能慷慨解囊、乐于捐助赈灾。光绪二年（1876），一场奇荒席卷了大清半壁江山。灾情波及山西、河南等五省，死者无数、白骨盈野，山西的灾情尤为严重，被大清官员称为“千古奇灾”，对清帝国的政局走向影响甚巨。灾情发生后，光绪皇帝下诏鼓励天下乐善好施者踊跃捐助钱物赈灾，沈绍光、沈绍远素受祖训和父训之影响，积极捐助钱物支持政府抗御“千古奇灾”，地方官把他们的事迹上奏朝廷，朝廷特下旨准允他们为父亲建造牌坊，并恩赏“乐善好施”匾额，以表彰其盛德。光绪十五年（1889），直隶水灾，户部主事沈绍远捐助灾区棉衣1 200件，希望朝廷不要表彰自己，将这份盛德归之于其父母，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感于其孝心，特奏请朝廷恩准为其父建“急公好义”牌坊。该碑现仍立于潮州市彩塘镇华美村塘东桥边，碑文正背面有李鸿章、曾纪泽、张之洞等人的题刻6处，兹录李鸿章、张之洞题刻述其始末：

直隶总督一等伯爵臣李鸿章跪奏，为京职捐资助振（赈），恳请旌表，以昭激劝，恭折仰祈鉴事窃臣据赈局司道详称：广东省海阳县人花翎员外郎衔户部主事沈绍远，捐助直振（赈）棉衣一千二百件，解直灾区散放，并迎其故祖父二品封职沈学全、故祖母二品命妇庄氏在日，常以济贫救灾为急，遗命后世子孙须恪守祖训，通有灾歉尽力拯救。用是特捐棉衣助直振，亦系仰体往训为善可喜。查所捐棉衣照章合艮一千二百两，及所捐良数有盈无绌，均与建坊例相符，具详请奏前来应请旨，俯准主事沈绍远为其故祖父二品封职沈学圣、故祖母二品命妇沈庄氏在于原籍地方建坊，给予急公好义字样，以表彰善行理合恭折具陈。①均见谢逸主《潮州市文物志》（潮州市文物志编写组，1985年出版）第219页。

光绪十五年直隶灾时，叔余主政供职都门，遵其先祖父母遗训，踊跃捐资助赈。大吏陈萧恩赐建坊，工成书此赠之，头品顶戴兵部尚书两广总督南皮张之洞拜题。②均见谢逸主《潮州市文物志》（潮州市文物志编写组，1985年出版）第219页。

李鸿章、张之洞在题刻中都说明户部主事沈绍远供职都门，遵照先祖父母遗训，以济贫救灾为急，在直隶发生水灾之时尽力拯救，捐助直赈棉衣一千二百件，合银一千二百两，并为其先祖父母请建坊，朝廷感于其孝心，准予其请求。如果将以上二通碑刻与《沈君家传》《沈公祠堂记》比观合读，不难发现沈氏子孙沈绍远受其父家风家训影响很大，可以说“孝义为先”“立庙追远”已经深入骨髓，故每每在大灾之前都能乐于报效，早期华侨子孙的风骨于此尽显其峻伟之烈。

四、结 语

笔者讨论了广东侨乡和侨居国的涉侨碑刻，这些碑刻只是有关广东华侨碑刻的沧海一粟，大量的碑刻还有待于我们整理和研究，去探索和挖掘碑刻所承载的社会的、宗教的、文化的内涵，去解读碑刻作为民间文献在历史叙述中的“另类书写”所揭示的鲜活的“面相”。正如郑振满所云：“碑刻提供了许多新鲜可信的资料，在传统社会，华侨被视为不守规矩甚至是犯法的人。因此，他们在海外的行为，大陆的文献资料都没有记载。而实际上我们的华侨曾经创造了中国历史的海洋时代，这些在我国东南沿海和东南亚地区的民间碑刻中都有反映。”③参见张清俐、吴楠《从碑刻中发掘更多新史料》，载《光明日报》2002年1月24日。。本文只是就碑刻与广东华侨异国社会生活、碑刻与华侨报效桑梓两个方面做了初步的梳理和阐释，只能算是抛砖引玉，而碑刻对于广东华侨史深入研究所能发挥的作用，还有待方家进一步探索。碑刻在将“散佚”的历史还原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它使我们既把握过去的散佚，又能通过对散佚历史的拼接把握历史的真相，其功其德不巍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