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出地风俗习惯认可度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

廖阳欣 周毕芬 方小姣

摘 要：【目的/意义】通过流出地风俗习惯认可度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实证研究，为文化差异研究视角提供新的参考，为进一步探索和促进流动人口与城市的融合提供新的借鉴。【方法/过程】借助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通过对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进行分析，探讨了流出地风俗习惯认可度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结果/结论】研究结果表明，流出地风俗习惯认可度不仅直接作用于流动人口的留居意愿，还能通过影响流动人口的归属感，成为影响其居留意愿的中介变量。流动人口认为流出地风俗习惯对居留意愿的影响更为重要，这是由于其社会融入往往更困难，从而导致其留居意愿更弱。另外，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流动范围、月平均收入、生活困难程度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

关键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风俗习惯;二元Logistic回归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37-5617（2021）04-0042-09

Abstract： 【Objective/Meaning】The empirical study of the recognition degree of manners and customs in the immigratory places on the residence inten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provided a new reference not only for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but also for the further explora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 cities.【Methods/Procedures】With the help of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he dynamic monitoring data of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in 2018 were analyzed，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recognition degree of manners and customs in the immigratory places on the residence inten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was discussed. 【Results/Conclusion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cognition degree of manners and customs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ed the residence inten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but also became an intervening variable influencing the residence inten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by influencing their sense of belonging.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considered that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in the immigratory places had a more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intention of residence， because their social inclusion was often more difficult， which led to their weaker intention of residence. In addition， the factors such as the education level， health condition， range of mobility， average monthly income， and living difficulty level also affected the residence inten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Key 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 intention of residence; manners and customs;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改革開放以来，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我国城乡间的人口流动加剧。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显示，截至2018年，我国的流动人口总数已达2.41亿，约占总人口的17%。虽然从《中国统计年鉴》2015-2017年的数据来看，流动趋势有所减缓，但仍保持着较大的比重。可以预见，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大规模性的城乡间人口流动还将会是常态。

城乡发展走向融合阶段，要求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者进行战略联动，其关键是人的合理流动与均衡发展[1]。然而，人口流动虽然一方面为城市经济增长带来了新动能[2]，但也带来了许多的冲突和碰撞，导致流动人口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居留意愿低。其中以不同文化背景所带来冲突和碰撞更为深刻和明显，往往引发群体间的歧视和隔离，导致流动人口难以留得住。因此，研究文化背景差异对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对促进城乡间的融合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现有文献对于文化背景差异的处理主要是通过方言差异这一代理变量来实现，通过语言技能这一显性的文化差异，来验证文化对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3-6]。然而，这样的处理方式并没有兼顾到文化差异中一些隐性的影响因素。因此，本文将以流动人口对于流出地风俗习惯的认可度来刻画流动人口文化背景层面的差异所带来的影响，运用实证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为文化差异研究视角提供新的参考。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和贡献在于：（1）首次运用中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基于文化差异视角实证地分析了流出地风俗习惯认可度和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之间的相互关系;（2）从社会融合视角出发，探究归属感是否对流出地风俗习惯认可度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具有中介效应。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流动人口是推进城市化、市民化的重要载体，如何科学合理地引导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安居和融入，是關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针对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收入水平、社会融入程度、个体异质性、流动特征、社会地位等几个方面。如韩正等[7]从社会融入视角出发，发现社会融合程度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雷阳阳[8]通过对社会资本的探究，得出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的结论。盛亦男[9]将影响因素划分为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流动因素和人口学变量进行居留意愿分析。这些研究从多元的视角出发，为我国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研究提供了诸多路径。

除了这些显性影响因素外，方言差异、幸福感、归属感等隐性影响因素也渐渐成为学者们探究的主要方向。王忠等[3]将方言差异作为核心变量，实证分析了方言能力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并且通过引入城市归属感这一中介变量，解释其作用机制。杨丽丽等[4]通过OLS回归方法，证明了方言差异对于流动人口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李振刚[5]选取方言和文化距离来测量文化融合对居留意愿的影响。雷宸亚[6]将方言水平作为社会因素探究其对居留意愿的影响。但目前在文化差异方面的研究仍较少，且大多数情况下只停留于方言差异这一显而易见的文化差异，并没有兼顾到风俗习惯差异及卫生习惯差异等较不容易发现的文化因素。如田明[10]在地方因素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一文中，虽多次强调了文化影响的重要性，但在回归分析中仍仅是将语言文化变量作为自变量。

已有的研究为本文奠定了理论基础，研究者从中发现目前针对于文化背景差异和居留意愿两者的深入研究仍较少。风俗习惯是指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长久所形成的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或准则，其存在于一定的历史文化时期，且较难以通过直观的形式表达出来。作为一种隐形的差异，虽然没有语言技能表现的直接，但也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流动人口与本地人的交往。因此，探究其对于流动人口意愿的影响，是具有深厚的理论价值的。此外，已有的研究大多局限于语言技能上差异，且大都针对特定人群或特定区域展开研究，研究变量与样本还不够完备。借鉴王忠等[3]学者关于方言差异的研究思路，本文的基本逻辑是：（1）流出地风俗习惯认可度会影响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直接影响其居留意愿;（2）流出地风俗习惯认可度能通过影响归属感，从而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简称CMDS） 2018年数据，以流出地风俗习惯认可度作为核心变量，探讨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为我国城镇化与市民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风俗习惯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具有很鲜明的区域性和排他性。每个区域都拥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并且当流动人口与当地人交流时，容易因此产生社会矛盾。杨茂灵[11]从民族视角出发，证明了回汉间风俗习惯差异会造成严重的饮食、婚俗、宗教信仰等社会矛盾。黄敦平等[12]从社会融合中的文化融合出发，发现风俗习惯对于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具有显著性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1。

H1：认为流出地风俗习惯越重要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越低。

寻找归属和认同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也是人类社会化的本质特征之一。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目前国内针对于归属感的研究较多。胡曼曼[13]进行了社交网络对沈阳市农民工社区归属感的影响研究。史梁[14]基于媒介系统依赖理论，对本地互联网与城市社区归属感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探讨。甚至其中，也不乏有学者对归属感的中介效应进行了研究。如贾才毛加[15]在城市社区社会资本与居民参与的实证分析中，将社区归属感作为中介变量，并且最终证明了其中介效应，以及王忠[3]以城市归属感作为中介变量探究方言差异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作用机制。由此可见，将归属感作为中介因子，探究其中介效应是具有可行性的。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2。

H2：流出地风俗习惯认可度能通过影响归属感，从而影响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

2 数据来源、变量设定与模型构建

2.1 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简称 CMDS 2018）。CMDS是由中国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主持开展的一次全国性流动人口调查，采取随机原则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抽取样本点，开展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具有较强代表性。问卷内容包括家庭成员与收支情况、就业情况、流动及居留意愿、健康与公共服务和社会融合五个层面，为此次研究提供了关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归属感、流动居住地、流出地风俗习惯认可度等多项重要数据。本文研究的人口样本是在迁入地居住时间6个月以上，非本地户口的15～59周岁的流动人口。在具体的筛选中，删除不符合条件的样本及关键变量缺失样本，共获得有效流动人口样本数量124360份。

2.2 变量设定

本文以流出地风俗习惯认可度作为核心变量，探讨流出地风俗习惯认可度对居留意愿的影响。以居留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根据调查问卷中相关问题“今后一段时间，您是否打算继续留在本地？”，将“没想好”选项归为“不愿意”，构造二分类变量，将回答“愿意”赋值为1，将回答“不愿意”赋值为0。同样根据调查问卷表相关问题的具体选项，对其余自变量进行具体分析。其中，将年龄通过加减法从定比变量转化为定序变量。在民族分类中，将除汉族以外的民族归为少数民族;在职业性质中将12个选项分为5类，具体将机关、事业、社团/民办组织、国企归为机关事业单位，将其他企业合并为一类记作“企业”，将无工作者归为其他;在月平均收入中同样将定比变量转化为定序变量，分为4个收入区间。同时，将中介变量归属感，变为二分类变量，根据问卷中“您是否同意‘我觉得我已经是本地人了这个说法”的回答将“完全不同意”和“不同意”归类为“没有归属感”，赋值为“0”，回答“基本同意”和“完全同意”归类为“有归属感”，赋值为“1”。

关于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王忠[3]将其分成个体层面变量、经济层面变量、家庭层面变量和社会层面变量;盛亦男[9]提出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流动因素、人口学变量和政策变量的划分方法;韩正等[7]从社会融合视角出发，将其划分为制度因素、经济状况、社会支持和心理融入4个维度。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将影响因素划分为个体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3个维度，这种划分虽然未能囊括其所有的维度，但概括了当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研究中较为重要的3个层面。具体变量及赋值说明见表1。

2.3 模型构建

本文中的因变量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为二分类变量，因此选择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变量检验，具体表达为：

式（1）中，P为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发生的概率，X是回归方程的自变量，β是方程的截距参数，n为自变量的个数。

为进一步探究流出地风俗习惯的作用机理，本文采用因果逐步回归检验法，检验“归属感”的中介效应，设置中介变量为M。

图1是中介变量的调节过程。

借鉴于图1中介作用的检验模型，将检验步骤具体分为3步。

（1）分析X对于Y的回归，检验回归系数β1的显著性，具体的模型为：

（2）当β1具有显著性时，分析X对于M的回归，检验回归系数β2的显著性，具体模型为：

（3）若β2显著，则在分析中加入中介变量M并进行控制，做X和Y的回归，检验回归系数β3和β′1的显著性，具体模型为：

3 实证分析

3.1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分析

在本文的分析中，分别将个体层面变量、经济层面变量、社会层面变量等3组因素和流出地风俗习惯认可度同时纳入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中进行分析，详见表2。

3.1.1 流出地风俗习惯认可度对居留意愿的影响

在表2中，流出地风俗习惯认可度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在1%的水平上具有显著差异。认为流出地风俗习惯越重要的人，其居留意愿越弱。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1）风俗习惯作为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所形成的规范和准则，本身就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尤其是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之间，受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演进的影响，风俗习惯差别极大，由此造成了双方之间的文化隔阂，并不能使流动人口很好的融入其中[16]。（2）不同民族地域的风俗习惯是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发展和心理上的积淀所形成的，具有相當的持久性，其很难发生变化或消亡[17]，也由此产生了很强的排他性，不可避免地引起城乡风俗习惯冲突，外来流动人口想要试图融入极其艰难。（3）当流动人口主观上认为流出地风俗习惯更重要的时候，其从思想上便不愿意融入当地社会和文化，其社会融入十分艰难，其居留意愿也不会强烈。这一结果与黄墩平等[12]的研究结果一致，并且都产生负向影响。

3.1.2 控制变量对居留意愿的影响

在个体层面中，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在1%的水平上与居留意愿具有显著性差异，这一结果与陈正[18]、韩正等[7]等学者相一致。性别因素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无显著影响，这与其他研究[19-20]认为女性比男性居留意愿更强烈不同，与李振刚[5]相一致。社会层面中，流动范围和户口性质对于居留意愿具有显著性影响，分别与盛亦男等[9]和田明等[10]果相一致。本研究显示居民健康档案情况对居留意愿有显著积极影响，表明社会保障因素是流动人口选择是否居留的重要因素，良好的社会保障水平能促进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经济层面中，收入、职业性质等经济因素对居留意愿在1%的水平上有显著影响，与以往的研究结果[21-22]一致。较为不同的是，有无生活困难这一变量影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生活困难的人相较于生活不困难的人，更没有资本和意愿进行流动，所以居留于原城市的意愿会更强。

3.2 归属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3是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后的结果，第1列是解释变量流出地风俗习惯认可度对居留意愿的回归结果，第2列是解释变量流出地风俗习惯认可度对中介变量归属感的回归结果，第3列是加入中介变量后，解释变量流出地风俗习惯认可度对被解释变量居留意愿的回归结果。从结果中可以看出，β1、β2、β3、β′1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β′1<β1，表明了存在部分的中介效应。根据中介效应的检验机制，我们可以认为流出地风俗习惯认可度能通过影响流动人口的归属感，从而影响其居留意愿，即假设H2成立。这一结果表明，城市归属感对流出地风俗习惯认可度与居留意愿的关系存在中介效应，认为流出地风俗习惯更重要的人，其对流入地风俗习惯的文化抵制更加强烈，从心理和文化层面来说，其更不愿意融入当地社会，也更难以产生归属感，并最终影响其居留意愿。

3.3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证明本文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取替换因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目前关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和落户意愿的研究中，学界对于两者并没有很好的区分，有的研究者将其作为两种概念进行研究，有的研究者则将其共同进行研究。如李升等[23]将定居意愿分为居留意愿和落户意愿两方面内容;张新等[24]以社会融合度为切入点研究其对流动人口居留或落户意愿的影响。由此，本文将落户意愿作为替换因变量具有一定可行性。问卷中针对于落户意愿的问题“如果您符合本地落户条件，您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根据受访者的回答，同样将“没想好”选项归为“不愿意”，将“愿意”赋值为1，“不愿意”赋值为2。表4是替换因变量后的估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在控制了个体、经济、社会层面的变量后，认为流出地风俗习惯越不重要的人，居留意愿更强烈。这再一次重复验证了本文的核心结论是成立的。4 结果与讨论

本文基于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 2018），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流出地风俗习惯认可度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流出地风俗习惯认可度对于居留意愿具有重要影响，认为流出地风俗习惯越重要的流动人口，其居留意愿越低。除此之外，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流动范围、月平均收入、生活困难程度等因素也会影响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这较好地验证了以往学者所得出的一些结论[3，5，8，10，12]。另外，本文为了证明结果的稳健性，使用“如果您符合本地落户条件，您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替换了被解释变量“居留意愿”，有力地证明了核心结论的可靠性。

诚然，目前对于流动人口的安置工作已做的较为完备，但在文化差异上仍需下苦功夫。首先，对于文化融合的措施不能仅局限于传统的语言融合，尤其是跨大区、跨民族的人口流动，其复杂性不是简单的通过语言相同就能解决的，有时还伴随着深刻的民族问题、文化传承问题。要结合具体的事例和活动，从心理上和文化层面上入手，让外来人口了解当地文化、感受当地文化，最后在主观上愿意融入城市[25]。其次，在处理文化问题时，不能有排外心理，要尊重各民族、各地区间的风俗差异[26]，要在保持各地域传统文化特色的基础上，逐步促进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从而达到让外来人口留得住的目标。

当然，本文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如在探讨影响因素的过程中，只讨论了归属感这一中介变量，是否存在其他中介因子难以确定。样本的选择方式上，是否科学合理也有待商榷，是否存在高估了流出地风俗习惯认可度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作用，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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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廖阳欣（2000-），男，研究方向：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就业与社会保障.E-mail：274849756@qq.com

通讯作者：周毕芬（1971-），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社会治理.E-mail：85749243@qq.com

基金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2110389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