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出版专业阅读⋆

阅读从人类个体内在的发展需求演变为政府大力提倡、推广的全民阅读活动，最忧愤深广地折射了中国社会的生存状态与变迁。在热火又难冲天只能朝天的活动中，一批出版业界的资深人士被推举到前台，以阅读推广人、领读者等新身份从事新的专业活动。其中的社会逻辑可以如此认定：这批被推举的阅读推广人、领读人自身具备相当的出版专业阅读能力才被专业赋权（以专业因专业而被赋权），基于这一社会事实的追问是，其中的出版专业阅读是什么？

阅读成为社会问题是信息传播进步意料之外的社会成本。阅读成为专业难题，或者说成为更多学科更多专业共同关注的理论问题，就本质而言意味着社会和学科的进步。在一定意义上说，阅读是社会人的本能，离开阅读，人难以在社会中生存发展。因而在前数字时代，阅读这样个人性、思想性的普遍活动反倒并没有引起语文教育工作者之外专家的充分关注。

出版业为社会提供作为阅读对象的读物，出版领域一部分人一直坚毅地践行着一个响亮的口号：一切为了读者。一个编辑出版工作者为社会生产出版物始终伴随着阅读。业内外均认可编辑出版活动是专业性活动，既然如此，始终伴随编辑出版活动的阅读活动，便既是整个编辑出版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具有编辑出版活动特有的专业性。这种编辑出版工作者职业的阅读活动特有的专业性是什么？有何内在的规律性？这关联对编辑出版活动及其规律的认识，也有助于认识阅读以及数字时代的阅读，有助于有效认知、实施数字时代的编辑出版专业教育。

新兴的编辑学出版学在建设之初触及阅读，惜阅读学的提倡者后来并没有在编辑学与阅读学的交叉领域深耕。周奇先生的专著《编辑阅读与校对阅读的编辑研究》从校对阅读出发比较编辑阅读，对认识两者异同颇有见地，给人启发。如果认同编辑、校对仅为出版流程的一个环节，则需要在出版阅读的整体层面认识编辑阅读、校对阅读等类型的具体阅读。本文试图从深度理解编辑出版家专业经验入手，认定出版专业阅读的特定类型，以求解其中蕴含的专门专业的规律性意涵，既丰富编辑学、出版学的理论认识，也为出版专业阅读训练提供理论支撑。

一、理解出版专业阅读的理论前提

本文主张，理解出版专业阅读的理论前提有二：其一，阅读是基于媒介的主动性创造性活动；其二，阅读的本质是思想。

阅读是“从文字、符号、公式、图表等书面材料中获取信息的过程”。由此可知阅读是基于以“书面材料”为代表的媒介的。在工业文明时代，书、报、刊是主流媒介，阅读便主要基于书、报、刊而完成。在数字时代，数字媒介发达，数字阅读便成为新型阅读行为与形态。“获取信息”的读者是积极主动的创造性主体。“我们把受众想象成主动的读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我们把媒介文本的意义看作是由那些积极的受众来建构的，而不是由媒介制作者们预先编制好的。”这是阅读研究的逻辑起点或者说理论出发点。

本文将阅读定义为接受载体上的物化信息以形成阅读者思想的社会活动。在这一定义中，阅读行为由阅读行为人、以媒介为代表的阅读对象、阅读者思想三个要素构成。明确阅读行为人，则不将人工智能类机器人信息处理列入阅读讨论范围。阅读对象指载体上的物化信息，或者说物化于载体上的信息、媒介化于物化媒体上的信息。人类等生命体借其自身表现或传达的生物性、社会学信息是维系社会的重要基础，但不在常规的阅读讨论范围内。阅读研究的对象认定为基于物化媒介的信息传播及效果（思想），单独的人际传播或者说具体情境的“读人”不予讨论。只有当人际传播融合交汇于物化的媒介传播引致强化或弱化的效果时，才予以关联讨论，当然，那就要修订阅读定义了。

这里所说的阅读者思想，既指阅读者伴随媒介（载体）感知的信息处理过程，也指其相应的信息接收、批判过程的结果。人类行为均为有目的有意图的行为，由此推论，阅读行为只要是人类行为，就必然为有目的有意图的行为，而目的、意图的大概率表现形式是发育阅读者精神，形成阅读者思想。即使以消耗时间为目的、意图的休闲阅读，消耗时间本身即为其目的、意图，同样表现为当时当地境遇的思想。因此，忽略忽视阅读效果的阅读理论先天地存在有悖人类基本理性的结构性缺失；阅读理论的根本目的在于解释人类阅读作为社会行为的信息传播、思想形成机制，以提高信息传播、知识生产的有效性，进而推进人类的社会进步。

阅读的本质是什么？定义各殊。笔者主张阅读的本质是思想。不论就阅读过程还是阅读结果而言，阅读都离不开思想。“你在阅读时要提出问题来——在阅读的过程中，你自己必须尝试去回答的问题。”而且，“一个阅读者要提出的四个基本问题”被认定为“主动阅读的基础”。这种阅读过程中一直伴随着的提出问题回答问题，就是思想的形式及过程，因而阅读的结果必然是或粗或细的思想颗粒。阅读的本质是思想，这是阅读基础理论命题，可视如早已被证实的阅读公理。“阅读主要是一种从印刷或书写的符号中取得意义的心理过程”，“要通过内部言语、用自己的话来分析、综合、比较和概括，把原文的思想变成自己的思想”。“阅读活动的结果不是机械地把原文说出来，而是要通过内部言语，用自己的话来理解或改造原文的句子和段落，从而把原文的思想变成读者的思想。”

于殿利先生更深刻地揭示了阅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传播思想便成为人的最重要的需求之一，思想一旦得到传播和接受，它不仅体现一个人的贡献，还为其在社会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人们要实现传播思想的愿望，却要沿着相反的方向，即学习和吸收别人的思想的方向前进。”这里所说的“学习和吸收别人的思想”显然是也只能是阅读。

阅读的本质是思想这一基本理论命题亦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幕之拉开所证实。《读书无禁区》是1979年《读书》创刊号的头题文章，“读书无禁区”是“思想无禁区”的等义语，而“读书无禁区”作为1978年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奠基性口号之提出及深入人心，只能在邓小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重大号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之后。先有邓小平的号召，后有《读书》创刊及《读书无禁区》的名文，这两者后先相继的历史事实逻辑固然属于知识社会学或者出版社会学的讨论对象，却在历史和理论的双重层面均可作为阅读的本质是思想的充分论据。

由阅读的本质是思想推演开来，阅读的权利本质上就是思想的权利，专业阅读的本质就是专业人士在专业语境下相关专业思想的铺排推演，出版专业阅读的本质就是编辑出版者在具体情境中有关出版与社会、出版与自我的专业思想的铺排推演。

二、出版专业阅读的对象

“阅读也不只是被动地获取知识，它是一种主动的过程，是由阅读者根据不同的目的加以调节控制的。”这一发生定义以种差涉及过程的方式揭示阅读的固有属性，同时也启迪学人：阅读作为一类社会活动有不同类型，其不同类型的区分方法就是阅读者及其不同目的。既然如此，专业阅读就唤醒阅读者一定的专业目的进而对其阅读活动加以调节和控制。专业人士所以专业，既在于其敏锐于相关专业领域中既定和正在变迁深化的知识对象，也在于其娴熟于面对特定知识对象的理论分析方法与疑难解释、解决之道。这两者既为衡量专业人士的基本维度，也是培养、规训专业人士的基本取径。

出版专业阅读是编辑出版工作者在以“原稿—书稿—出版物—读物”为标记的媒介传播过程中，为了依序分析、评价“原稿—书稿—出版物—读物”，并有效解决知识生产和传播等任务而实施完成的思想程序的总和。这一界定尝试在思想范式下求解出版专业阅读，因而相邻的属概念目前选择了思想程序。编辑出版者出于向公众传播的出版专业目的而唤醒其出版专业意识与技能，进而对“原稿—书稿—出版物—读物”实施不同的思想策略和方式。因此，这一概念界定又重在明确种差以对出版专业阅读构成区分，从阅读到专业阅读再到出版专业阅读逐级缩小外延凸显其内在规定性。所以指陈“原稿—书稿—出版物—读物”，一则它显示了出版专业阅读特有的物质性，二则正是这思想物化的嬗变阶梯标示了出版专业阅读外在的思想框架。显然，以出版物为分界，“原稿—书稿—出版物”的阅读专属于编辑出版工作者，是出版专业阅读的核心领地。而“出版物—读物”的阅读有读者参与，阅读的社会关系陡然复杂，其中既有编辑出版者的身影，也是“原稿—书稿—出版物”阅读及相关编辑出版决策的重要参照。

“秦牧同志说，一个中学生写一千个字，只写错了一个字，成绩算不错；一个大学生写一万个字，只写错一个字，当然也不会受什么指责；如果一个编辑审校一万个字，错了一个，就不得了。因为这样一来，他处理一本三十万字的书稿，就会有三十个错字，这就很有问题了。”据说这就是万分之一的编校差错标准的由来。秦牧所说，不仅提示了区别审视普通读者阅读与出版专业阅读的思想原则，而且基于向公众传播的行为性质，提示了编辑出版阅读有特定的社会规范。出版专业阅读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阅读意识的出版目的性、阅读对象的专门性、阅读方法的专业性。

出版目的性中的出版是指用印刷纸张技术或数字网络技术等手段向公众传播信息与知识，出版目的性即以编辑出版活动为社会生产和传播知识。编辑出版工作者从读原稿开始，普通读者在编辑出版工作者完成其工作之后接续其阅读过程及行为，出版目的性以及所隐含的稿件是否应该出版（传播）就成为区分两种阅读行为的重要标准之一，对普通读者“并不要求他对稿件到底该不该出版做出决定（它已经出版了）”。目的性实然存在于编辑出版阅读活动及过程中，揭示其目的性并非抹杀编辑出版工作者的主体性，恰好相反，正是出版专业阅读的目的性、自觉性奠基、催化了编辑出版工作者的主体性。

阅读对象的专门性首先指伴随编辑出版活动的媒介化过程，具体指从原稿中选择、加工成为书稿，将书稿媒介化为出版物，将出版物营销推广为读物。这里的原稿、书稿、出版物、读物就是出版专业阅读特有的阅读对象。为了使这样的编辑出版活动成为对社会有效的知识生产，编辑出版专业阅读又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专业性的阅读单位和特有的阅读方法。比如全文本细读书稿就是特有的阅读责任伦理。选题一旦通过进入审稿阶段，编辑对拟采用稿件的“每一个组成部分，直至最小的细节，都要加以分析评价”，“在编辑的视野里，不能漏掉任何一个细节。编辑的批评确实是只字不能随便放过”。其细节的极致就是符号，在中文世界表现为以“只字”为代表的符号。这种细节极致化的符号阅读是确保作者思想表达准确、出版意义形成完整、知识生产经得起验证的基础，就此而言，阅读对象的专门性主要有：符号点、思想点、知识点，图像、图表，部、篇、章、节、目等特定的阅读单位；点式阅读、线性阅读、版面阅读等循序展开的特定的专门思想方法；报纸阅读、期刊阅读、书籍阅读、文章（论文）阅读等特定的传播媒体区分；深阅读等被赋予特定出版专业意涵的阅读境界。之所以将文章（论文）阅读与书籍阅读并列，就因为数字传播使文章（论文）抽离书、报、刊等媒体而成为独立的传播单位。

图1 出版专业阅读的核心与类型

阅读方法的专业性导源于或者说集中指向“编辑要在自己的意识中表演潜在读者阅读著作的过程”。显然，其中有相当的专业难度。反过来说，唯其有难度才显示其专业性。其专业难点在于：

首先，潜在读者到底是谁，不确定。惯例是依某种路径推测、预估的理论性假定。为了克服编审过程中读者群体推测的艰难，郑元绪在《读者》编辑部内部以《探索和接近一份杂志的本质》为题传授其个人化的私密知识：“一本杂志只编给一个人看。捧读这本杂志的就是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学生、教授、士兵、官员、清洁工，但绝非既是教授，又是学生，又是官员……他只是一个。通过一页页薄薄的纸，你与他交流，一道感受，一道呼吸，一道欣喜，一道流泪。”这种潜在读者群的极致性的个体化模拟，就是编辑“表演潜在读者阅读著作的过程”的方式，郑元绪从其长期编刊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有效的方式。他这独到的经验之谈，出版理论内涵丰富、深刻，显示了他作为期刊编辑出版家的思想理论风采。

其次，读者对象不确定，却依然要把读者阅读将面世的出版物的过程作为思想的重心。阅读千姿百态。读者不确定，读者阅读更不确定，偏偏编辑要在这双重不确定性中追求某种确定性，以锚定其编辑价值、出版价值追求。正视这一难题，郑元绪的解决之道是：“我们应该研究不同读者在不同场合读刊的方式和状态：读过此文后还会不会翻页再读？沉重的话题后面有无轻松？长文与短文、严肃与有趣又如何连接，令阅读顺畅下去？读好的杂志如同打太极，一定要让读者毫无倦意地体会到一种别样的韵味。”

最后，以读者阅读为核心的编辑分析，其思维机制复杂。“编辑不仅善于把稿件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而且善于把设想到的著作同需要这一著作的读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弄清这种相互影响的结果，弄清被分析的著作应该给读者以什么影响这一社会必要目的。”就此而言，编辑在职业活动中针对书稿的阅读等同于编辑专业分析。“我们有一切理由可以把编辑分析，即编辑为了弄清著作对读者的实际影响和社会必要影响而进行的思维活动，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思维实验。这种思维实验就是在心里（在编辑的思维里）设想在现实中尚未发生的读者与著作的相互影响如何。”这种贯穿于编辑出版过程中的思维实验实际纷繁复杂，需要处理的变量各在不同维度和层次，“编辑要做的就是细心阅读作品中每一个字，详细而坦率地说出评语，并且建议应该修改之处。这时候，编辑就变成了真正客观的第一位读者，他不只要给作者提供建设性的帮助，同时也无形中点出了未来书评家、读者和市场对于这本书可能出现的反应，因此，作者可以据此修改作品”。这样的编辑阅读以预见读者阅读效果为核心，构成“对阅读的实际效果和社会必要效果的预测研究”。

如果认同出版专业阅读有境界，那是由出版专业共同体基于从业经验遵循专业范式而建构起来的专业视域和思想境界。专业境界可以也应该有同一境界的不同层次，但不可以有不同境界。这也就是说，既充分认同读者的主体性、自觉性，又在此前提下异中趋同求同，将出版专业阅读境界认同为不同机构、不同专业领域的出版人面对不同市场、不同选题、不同出版物而表现出来的基本一致的专业认知、判断与取向。这表现了出版专业共同体的思想通约性、共同规范性。

具体说来，出版专业阅读的境界有二：其一，面对他人提出的书籍选题，理解、评判并预测其社会文化价值。简言之，选题预读选题实施的可行性。其二，面对加工定稿后的书稿，可清晰建构并准确表达以书籍题名为核心的媒介关系。简言之，书籍媒介关系建构，见后述。

关于预判选题及实施的可行性，笔者亲历一经验事实。2010年12月25日上午，中国期刊协会与北京印刷学院联合隆重召开《共和国期刊60年》出版座谈会。下午，中国期刊协会举行《中国期刊史》编撰启动座谈会，董秀玉先生应邀第一个发言。她说的第一句话是，这部期刊史是写给谁看的？她是出版家，写书编书都强调读者定位，我能理解她质疑的由来。她的第二句话是，不要毕其功于一役。在此后五六年的时间里我都不解她何出此言。当时不解固然因为我此前耗费近三年时间、精力总算把《共和国期刊60年》编撰成功，我沉浸在期刊史叙述的喜悦中，一时难以理解董先生对中国期刊史编撰的冷眼旁观，因而对期刊历史对象的复杂性，以及200年期刊史书写体例、方式及其开拓的艰难性明显估计不足。虽然不解，董先生的话我铭记在心中。那部《中国期刊史》，我只负责中国1978—2015年时段，爬梳史料、撰写文稿持续五六年，甘苦备尝，才知董先生确像熟知泰山登山路径的长者，事先在半山腰的某处必经之地笑呵呵地坐等登山者。她参与《读书》《三联生活周刊》两大名刊的创办，创办《三联生活周刊》还居首功，以她的见识、经验，她早已预见《中国期刊史》势必有某种甚至好些难以突破的短缺。《中国期刊史》终于2017年底出版。董先生七年前所说“不要毕其功于一役”的预言预判总让我惊叹一位出版家把握选题的远见洞见。这方面的案例很多，如秦兆阳凭龙世辉五六分钟的电话汇报，就在几天后下令龙世辉把古华的《芙蓉镇》发《当代》1981年第1期头条。《芙蓉镇》后来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三、出版专业阅读的基本问题

“阅读能力是一个人文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阅读条），如果认同这一理论假定，则专业阅读能力是一个人专业文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出版专业阅读能力是一个出版人出版专业文化水平的重要标志。这早已为编辑出版家的从业经验所证明，理论工作的关键是如何从经验概括深化、升华为编辑出版专业阅读理论。古籍整理出版家程毅中回忆著名编辑家徐调孚时说：

有一次有人带着好奇的心理问他说:“为什么这校样我认真读了两遍，没有发现问题，到您那里翻翻就翻出问题来了呢?”他眯起眼想了一下，回答说:“这个道理我讲不出来，反正我知道哪些地方是容易出毛病的，我就着重检查一下。过几年，你们也能做到的。”二十年后，我们也快成了“老编辑”，才慢慢得了这个道理，这正是多年的工作实践培养出来的一种可贵的职业敏感。

稿件是作者思想的物质（语言）外化，这是出版物思想结构的基础层次。编辑出版者是“以书面形式表达他人思想的专家”。出版物是作者、编辑思想的媒介呈现，在原稿—书稿—出版物—读物的编辑出版过程中，编辑出版工作者在作者思想基础上追加了编辑出版思想。这种融汇浇注了编辑思想的作者思想是出版物思想结构的核心层次。同时，出版物还要为读者预留思想空间，保持对读者思想的开放性。与读者实时对话的读物在作者思想、编辑思想、出版者思想的基础上综合演绎读者思想。如果认同前述的理论命题——“编辑要在自己的意识中表演潜在读者阅读著作的过程”，出版专业阅读的实践难题是，编辑要理解作者原稿中的思想；预测、揣摩读者阅读读物后的思想；在综合前两者的基础上，编辑在原稿基础上追加编辑思想将其物化为书稿，出版者在书稿基础上追加出版思想将其物化为出版物、读物。出版专业阅读的理论探讨首先在“原稿—书稿—出版物—读物”的创造性生成转换中展开，力求分辨出并认识到出版物中哪些是作者的思想，哪些是编辑的思想，哪些是作者原有的思想，哪些是经过编辑流程这种社会实践过程而追加、着附的思想，哪些是因为置放于图书、期刊等特定的媒介形式中而因媒介的传播形式被放大或消解甚至扭曲的思想。既然出版物是作者思想与编辑思想的结晶，读物是作者思想、编辑出版者思想和读者思想的结晶，作为载体的媒介形式与作为载体之上的媒介内容的有机结合，那出版专业阅读的核心专业问题即是分解并析出思想单位及其思想主体。只有在这种对出版物思想、读物思想及其单位的分析基础上进行综合，才能更全面、具体地认识编辑出版活动的创造性转化。

从写作创作信息到原稿标记了作者思想及社会互动，从原稿到书稿标记了编辑思想及拟想读者等社会互动，从书稿到出版物标记了出版者思想及其拟想读者等社会互动，从出版物到读物标记了读者与作者、编辑、出版者等的社会互动。出版专业阅读研究的理论难题就是调用相应的理论工具破解“原稿—书稿—出版物—读物”的四个思想层次及其思想机制或者说四层思想迷障。这就是出版专业阅读研究的基本问题。

由于人类认识根本的局限性，出版专业阅读者难以确知确证确信对出版专业活动及其成果出版物（读物）形成了恰切的认知。出版专业阅读者是基于自身的知识积累与专业经验而去碰撞、解读作者的思想创作，出版者的社会活动及其成果，以及读者的阅读活动及其效果。因而阅读者的经验认知相对作者的思想创造、出版者的专业创造而言有不确定性，出版专业阅读的基本问题在方法论层面的提问便又转换为，凭什么判断或解释或说明专业阅读者准确、恰当地理解和认识了原稿以及拟完成的出版物中的作者思想、编辑思想行为及意义、出版者思想行为及意义？

四、点式阅读及出版专业意涵

提出点式阅读基于当代中国出版史的一个基本事实：人民文学出版社等老牌出版机构长期以来形成一个惯例，所有编辑出版新人不论学历多高，进出版社后先到校对科工作三月不等，这一不成文制度即使在1980年代也在全国范围内不同程度地实施推行。这制度安排固然在于让新人感知校对工作的重要性，更在于规训、强化（或者潜移默化）校对所潜涵的点式阅读方式。

点式阅读是编辑出版工作者在审稿、校对等编辑出版环节中所应用的非常规阅读方式。它以字符等印刷符号个体为基本阅读单位，而读者的常规阅读一般以词组等字符群体的内容单位或意义单位线性连续地跳读。常规阅读者视线的运动形态是跳跃，呈线状跳动，读者心理活动的特点是“得意忘形”。点式阅读则不同，符号点阅读以字、标点等印刷符号个体为注意单位，视线的运动形态是前移，呈点状移动，读者心理活动的特点不是舍“形”取“意”，而是对“形”倍加关注，甚至“见形忘意”。与普通的常规阅读相比，编辑出版学科范畴中所讨论的点式阅读有专业性、慢速度、合成式认知等特点。

编辑出版领域中的点式阅读有符号点阅读、思想点阅读、知识点阅读等多种形式。所谓符号点阅读就是以单个符号为单位的阅读，几乎等同于校对。参照校对可分为读异同、校是非两种形式。

所谓思想点阅读是指针对一个相对完整的思想单元，以其中某个思想点为中心，循其内在的思想关系，重演原作者的思想结构，进而较为全面、系统地理解原作者文本的思想核心内涵的方式（或者说程序、过程）。这里所说的思想点有作为名词时的思想点和作为动词时的思想点的区分。作为名词的思想点，或者说当思想是名词时的思想点的外在话语形式是概念或者其他实词。虚词不表达思想，只表达情感或作为符号标示思想的结构关系。作为动词的思想点是思想过程中的徘徊留置处，也就是阅读过程的休止点，其外在的话语形式是问和答。只要是思想行为，或者说以行为进行状态为表征的思想，就不存在只问不答或只答不问的思想。有问必然有答，答在问中，隐含在问中，但未必以话语形式明确表示答案。有答必然有问，问在答中，未必以话语方式明确提出问题。问与答分别是思想行为的最小单位，一问一答才合成完整的思想链环或者说思想行为最小单元。

知识点阅读。知识点的界定和类型较为复杂，此处不展开。只提示并认定一个基本事实，知识点阅读及鉴审显著存在于编辑出版实践中。“《汉语大词典》一个词条平均就算三个义项，每个义项平均用三个书证，每个书证包括朝代、作者、书名、篇名、引文五个部分，也就是说，每个词条都有45次出错的可能。”这里的45次出错可能就是45个知识点，也是45个思想点、编辑点。辞书高度浓缩、精准表述人类知识，是人类知识传播的典范类型，自然也就典型地昭示了编辑出版职业阅读中的知识点阅读。

点式阅读长期存在于人类的阅读和思想实践中，并非新发现或新知识。这也就是说，人类自纸质阅读以来一直存在着符号点、思想点、知识点阅读，本文只不过因应数字传播兴起后的数字阅读而再次提请同行重视点式阅读。网络传播、数字传播的超链接“颠覆了知识作为一种停止点的系统”，这既是人类知识传播的极其重要的变革，也是理解阅读和数字阅读差异的逻辑起点。从媒介学的视角看，“所以将知识创造为一个停止点的系统，既是因为纸张的特质使其成为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策略非常高效”。纸张作为载体既赋予纸质出版的知识传播以独特的物质形态，也以页码顺序、着墨与否、油墨色彩等印刷和非印刷、物质和非物质等技术的手段提示着阅读的休止点。在这样的休止点，人类进行或符号或图像或思想或知识的意义探寻与建构。就此而言，点式阅读并非新阅读，仅是人类固有的旧阅读方式的新认知、新强调、新赋能。

人类知识总体是发展流变的。就本质而言，唯有知识及知识传播的变迁才最终推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知识诚然不是固定的，但人类自从将纸张和印刷用于知识传播后，知识就是稳定或相对稳定的。知识的流变更新可依版别、版次而回溯。数字时代的网络传播、数字传播摧毁了知识及其传播的媒介稳定性。在数字传播时代，“知识是多样、多变而又充满当下的文化价值的”。知识的稳定性只能另觅他途。或者说，在数字传播时代，人类面临一个新问题：人类要不要，以及如何存贮、传播稳定的知识？这需要较为艰难、艰深的理论工作。比如从思想点到知识点的转换就是数字时代编辑学、出版学以及未来的知识传播学理论研究的重大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任何知识地图的大前提是假设知识有地形，有一个从上而下的视角且有形。这个假设在一阶和二阶秩序当中行得通；但是在三阶那非常有用的混杂无序当中，却造成了不必要的约束。”这里所说的“自上而下的视角且有形”，就是印刷媒介显示的知识逻辑。数字传播因为不同于印刷技术的数字网络技术而改写了人类自工业文明以来的知识传播逻辑，诚为事实。至于是否彻底、全面改写，原有的知识逻辑、认知逻辑全为“不必要的约束”而彻底弃用，有待观察和讨论。如此断言，如果视如有条件限定的特称判断，在补充说明条件限定后可以认同；如果视如不加条件的全称判断，则难免陷于技术决定论的泥淖，也有悖人类认知发展的基本事实。

与点式阅读相对的是线型阅读、页面阅读。人类自文字发明以来，阅读常规地以词组为单位线型地延展，因而相比点式阅读、页面阅读拥有更多的经验。相比线型阅读，点式阅读和页面阅读显示出更多的编辑出版专业性。

点式阅读是编辑出版工作者最基础的专业阅读能力，须经专门训练方可习得，须经专门专业地强化方可得心应手地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培养并强化学子的点式阅读能力是编辑出版学教育教学的基本任务之一。既要使其从编辑学理、出版学理论的角度认识点式阅读的必要性、科学性，也要让他们从编辑技能、出版技能的角度养成良好的点式阅读习惯，掌握点式阅读的符号认知技巧、思想/知识转换技巧以及思想激发、知识传播规律，以提高点式阅读效率。

数字传播时代的书籍读者迫切需要了解和掌握出版专业阅读的理论和方法，以提高有效处理信息和知识问题的能力；数字传播时代的编辑出版学子迫切需要强化编辑出版专业阅读训练，以理解编辑出版规律，夯实编辑出版知识和技能。

五、出版专业阅读的话语建构

阅读与写作是思想的一体两面。人类的日常经验为读写相连。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之一是阅读与写作并举。出版专业阅读难以割舍出版专业写作，脱离出版专业阅读无所谓出版专业写作；如果没有出版专业写作，出版专业阅读也因缺失思想物化的链环而了无意义。编辑出版过程中对内对外的公文、刊载于出版物中的编辑出版辅文既是出版专业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阐释了出版专业阅读的指向和功能。

出版物中蕴含的编辑出版辅文等，既是出版专业阅读过程的产物，也表征了出版专业阅读的思想水平，集中指向或者说导向于出版物的媒介关系建构。阅读专家如此指导书籍读者：“先看书名页，然后如果有序就先看序。要很快地看过去。特别注意副标题，或其他的相关说明或宗旨，或是作者写作本书的特殊角度”；“研究目录页，对本书的基本架构做概括性的理解”；“如果书中附有索引，也要检阅一下——大多数论说类的书籍都会有索引”；“如果那是本包着书衣的新书，不妨读一下出版者的介绍”。在指导者看来，这当然只是以挑书选书为目的的检视阅读的方法，仅是以理解为目的的分析阅读的先前层次，但也揭示了识别性辅文、说明和参考性辅文、检索性辅文对于读者阅读的重要性。

出版专业写作贯穿于编辑出版过程始终，尤其集中表现在：面对加工定稿后的书稿，可清晰建构并准确表达以书籍题名为核心的媒介关系。简言之，书籍媒介关系建构。

书籍的媒介关系建构是编辑出版者专业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贯穿一种书籍编辑出版过程的始终而最终凝练表达于四封，事关该书编辑出版的成败。这也就是说，在选题决策之初，编辑就已着手想象、预判其媒介关系，但直到书籍排版，他才以四封、腰封等媒介话语形式实施媒介关系策略。

书籍的媒介关系以题名为中心指涉内容、读者、功能三个方面，或彰或隐，三者缺一不可。题名是书籍内容、读者、功能及其关系的高度概括与集中告示，是书籍媒介关系的焦点。读者是书籍媒介关系的集中指向，因此，书籍的媒介关系建构首先要捕获读者；其次要以读者为中心告示书籍内容与功能预设（可能的媒介效果），以唤醒读者的购买与阅读欲望。就此而言，编辑出版者只是书籍媒介关系建构的主导者，读者才是书籍媒介关系建构的实施主体。通过封面有效建构书籍的媒介关系，标识成熟的编辑出版者出版专业阅读的境界。读懂书籍封面，理解书籍封面所凝结的媒介关系是出版专业学子训练专业阅读的有效途径。

在互联网时代，人类知道得更多，反而理解得更少。这在工业文明时代看来有悖常理，在数字互联网时代则成为基本事实。追问于此事，美国哲学家林奇撰写了《失控的真相——为什么你知道得很多，智慧却很少》一书。副标题既是基于事实的提问，也以将读者带入问题情境的方式，建构书籍与读者的媒介关系，激发读者购买与阅读欲望，并弥合作者思想与读者理解之间的距离。中信出版社在出版该书中文版时，加印黑底透白的腰封，承接副标题强化读者“你”的问题情境与问题意识：“你还在享受被技术、信息、数据、搜索吞噬的感觉吗？如何不让微信、QQ、百度、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控制你的大脑？”这既列举数字媒介，又以“搜索”“信息”“技术”“数据”等关键词提示媒介使用，具体展开副标题中“知道”与“理解”（“智慧”）的理论解释。以此为思想点和知识点展开的腰封、四封处理既引发读者注意又带读者进入沉思，显然能有效地建构以该书为中心的媒介关系。

《知识的边界》（

Too Big to Know

）被誉为温伯格作为数字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的奠基之作，提出了在知识网络化时代生活和工作的洞见。其中文版的引导语分别为“大数据时代，反思知识”“因为事实不再是事实，专家随处可见”“互联网使我们更加聪明了还是笨了？”“我们正面临一场知识的危机？！”“下一个达尔文是一个数据狂人？！”以问句试图唤醒读者问题意识，但问题缺乏主体性、针对性，问题之内，问题与问题之前的陈述也欠紧密。五句引导语似显随意，难见章法。

本文尝试将编辑出版领域的职业性阅读确立为专业对象并求解其内在的专业性，既与普通读者的常规阅读相区分，又将出版专业阅读与出版专业写作相贯通，编辑出版者的专业阅读因而与作为服务对象的读者阅读合成逻辑闭环，诠释了包括出版专业阅读在内的出版专业活动对于读者阅读的社会文化意义。这既在学理上佐证出版学科的独立性，也在教育实践和从业训练中明确行业技能的特殊性。惜因篇幅等原因，未能就“出版专业阅读的核心与类型”更充分地展开，其中的深阅读、思想点与知识点的转换阅读等拟另外专文讨论。暂且抛砖引玉，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注释

① 李频在《语文教学通信》1988年第9期发表《教材模式与教学模式的生成转换——编辑学与语文教学琐议》，曾祥芹、孔繁士在《河南财经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发表《编辑学与阅读学》。

②⑨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 第二版 27[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412.

③ 克罗图,伊尼斯.媒介·社会——产业、形象与受众[M].邱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08.

④㉘㉙ 艾德勒,范多伦.如何阅读一本书[M].郝明义,朱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53,40-41,38.

⑤⑥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心理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 心理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526,505.

⑦⑧ 于殿利.阅读是一种责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18,121.

⑩ 曾繁光.秦牧谈编辑工作[J].新闻战线,1985(8):20.

⑪⑫⑭⑰⑱⑳㉒ 米利钦.编辑工作原理与方法[M].李文慧,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17,14,31,30,30,25,16.

⑬ 李频在《编辑之友》2001年第3期发表《点式阅读能力测试分析》。孙琇评述说：“好像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就讲授过和实验过‘点式阅读’与‘线式阅读’的课题。”孙琇.专业教育与学生出路[J].出版广角,2004(1):19.

⑮ 郑元绪.读稿笔记[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34.郑元绪在该书中另撰有《未定稿（九篇）》，其中之一为《只编给一个人看》。此文中的一段印在《读稿笔记》封底：“一份发行100万本的杂志，说到底，就是给一个人看的。这100万个‘1’不能相加。也许他是一个教授，也许他是一名学生，也许他是一位下岗工人，但他不会又是教授、又是学生、又是工人。他就是他，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世界在和你对话。”

⑯ 郑元绪.读稿笔记[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31.

⑲ 格罗斯.编辑人的世界[M].齐若兰,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13.

㉑ 程毅中,等.追忆调老[M].//中华书局编辑部.回忆中华书局.北京:中华书局,1987:234.

㉓ 阮景荣.我和《汉语大词典》[M]//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上海市编辑学会.我与上海出版.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55.

㉔㉕㉖ 温伯格.知识的边界[M].胡泳,高美,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277,278,78.

㉗ 温伯格.万物皆无序[M].李燕鸣,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