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森堡对十月革命评价的再认识
——基于总体性方法的视角*

2021-01-30 09:18
思想与文化 2021年1期
关键词: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罗莎

《论俄国革命》(1)《论俄国革命》的首版名是《俄国革命: 批判的评价》,是列维根据手抄件出版的。而卢森堡该文稿的原稿被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收藏,共108页,写在学校的作业纸上,一部分(计37页)用铅笔,一部分(计71页)用钢笔。列维发表了其中的87页,其余的是一些散页,上面做了笔记,还有一篇共计14页的关于战争、民族问题和革命的论文。参见费·魏尔: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一些未发表的手稿〉前言(摘录)》,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0—133页。现在所见中文版本是根据民主德国1974年出版的《卢森堡全集》第4卷中的文本译出,编者说明是根据原稿的照相复印件排印的。参见卢森堡: 《论俄国革命》,载《卢森堡文选(下)》,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74页。是罗莎·卢森堡在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经过近一年的观察和思考,于1918年9到10月间在布勒斯劳监狱中写下的一部未完成稿,在其生前没有出版。在这本书中,罗莎·卢森堡既赞颂了十月革命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更关注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的发展,对布尔什维克党制定的一些具体政策给予了批判性的探讨。1922年(2)关于保尔·列维首次出版《俄国革命: 批判的评价》的年代有两种说法,一说是1921年底,一说是1922年。采用1921年说法的依据是: ①列维在给费·魏尔的信中说,当他打算在1921年底出版时找不到手稿,后来是按抄件刊印的。②列维1921年4月被德国共产党开除后以出版卢森堡的该手稿来进行反击。③克拉拉·蔡特金和瓦尔斯基1921年12月22日在《红旗报》上发表反对列维出版该文稿的声明。采纳1922年说法的依据则有: ①1920年代与列维同为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弗勒利希和费舍在他们写的书中说是1922年。②至今未看到1921年的版本。所以,虽然1921年底出版的可能性很大,但是研究卢森堡的学者大都采纳1922年说。在此,因为没有找到1921年版本,本文也采纳1922年说。参见周懋庸: 《卢森堡〈俄国革命〉手稿的写作和出版及其影响》,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第22—29页。,当保尔·列维将罗莎·卢森堡这部未完成稿出版面世,立即引起了来自党内党外的强烈反响,延绵至今。其中,罗莎·卢森堡对苏维埃政府在“民主与专政”问题上偏离社会主义本质的政策所提出的警示,仿佛是她本人经历了苏维埃俄国成立至1990年解体这一发展过程而后提出的反思一样,充满现实感,直抵问题的核心,在今天依然发人深省。

罗莎·卢森堡怎么能在布勒斯劳监狱中,在无法亲历1917年俄国革命(即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从资产阶级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现实,在无法与亲历革命进程和关注俄国革命发展的领袖们互换意见的前提下,近乎准确地预判苏维埃俄国的未来?捷尔吉·卢卡奇曾评价罗莎·卢森堡是“马克思的学生中唯一对他的终生著作无论在经济学内容还是在经济学方法方面都真正有所发展,并且还将它具体运用于社会发展的现状上去的人”(3)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0页。。确实,罗莎·卢森堡作为一名真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她并不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对它的教条运用,而是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唯物主义辩证法所体现出来的批判和革命的精神,面向现实,展望未来。从其博士论文开始,一直到其生命的尽头,在她所写的文章中无不贯穿这种批判的精神,透过纷繁的事实的迷雾抓住现实的本质。《论俄国革命》是罗莎·卢森堡运用这一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总体性方法——观察、思考十月革命胜利的世界影响、苏维埃政权巩固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的反思性成果。虽然也有不成熟之处,但是,她关于苏维埃政权发展的警示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依然不失为一种提醒。本文以《论俄国革命》中罗莎·卢森堡提出的三个主要问题为基点,揭示她如何运用总体性方法探讨俄国革命的历史意义和“革命后的第二天”问题,为我们观察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一种借鉴的视角。

一、 特殊与一般的辩证分析: 关于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的胜利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它不仅震撼了西方世界,特别是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头羊——德国社会民主党,用自己的行动力表明布尔什维克“能做到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在历史可能性的限度内所能做到的一切”(4)卢森堡: 《论俄国革命》,载《卢森堡文选(下)》,第506页。;而且给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带来曙光,就像李大钊所说,十月革命使“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5)李大钊: 《新纪元》,载《李大钊文集》第2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2页。。十月革命的胜利所创造的历史功勋不可抹灭,因为布尔什维克“他们走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前面,夺取了政权并且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这一实践问题,他们在全世界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决战大大向前推进了”(6)卢森堡: 《论俄国革命》,载《卢森堡文选(下)》,第507页。。罗莎·卢森堡热情歌颂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认为在世界大战的混乱中,布尔什维克运用果敢的行动能力、坚定的革命毅力、顽强的夺取政权的意志,将科学社会主义变成现实,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给世界无产阶级做出榜样,给始终缺乏行动力的第二国际带来清新空气。

高度评价十月革命的罗莎·卢森堡,并没有忽视俄国革命发展的国际背景、取得胜利的各方条件的特殊性,相反,她以更清醒的、旁观者的立场指出俄国彼时所做的一切并不是“完善的顶峰”,而是新发展阶段的开始,我们不能毫无批判地赞扬和热情的模仿。(7)卢卡奇也曾从阶级意识角度指出,在克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束缚方面,由于“俄国的不发达性质、缺乏工人运动的长期合法传统……使得俄国无产阶级有可能更快地克服意识形态危机”,而由于俄国群众运动“更多带有纯粹自发性质,相互对立的力量在组织上的影响并不是根深蒂固的”,这些情况都有别于西方国家,所以在欧洲采取与俄国不同的革命道路是必要的。参阅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411页及注释①。她强调十月革命这一世界历史性实验不是在社会发展正常轨迹上的突破和跳跃,而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在一场帝国主义国际屠杀的世界战火和混乱之中,在欧洲最反动的军事强国的铁圈之中,在国际无产阶级彻底不起作用的情况”(8)卢森堡: 《论俄国革命》,载《卢森堡文选(下)》,第476页。——下进行的,它所取得的胜利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链条上最薄弱环节断裂的结果,是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做出的巨大贡献。不考虑十月革命胜利所依托的具体的政治、经济因素,不认清这一历史事件全部深刻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而将这一特殊案例作为社会主义策略的模板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中无条件推广,这是荒谬的、危险的。如果这样做,不仅无益于十月革命自身的伟大历史意义,“把自己真正的、无可反驳的历史功绩掩盖在被迫犯下的过失之下”,而且会给国际社会主义帮倒忙,因为这些谬误“归根到底只是国际社会主义在这次世界大战中的破产的后果”。(9)卢森堡: 《论俄国革命》,载《卢森堡文选(下)》,第506页。斯大林时代,共产国际对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导不顾各国国情的特殊性,所导致的后果对苏维埃俄国和共产国际不是促进,而是削弱。相反,中国革命的最终成功是走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胜利,是对罗莎·卢森堡对将俄国革命特殊性一般化、进而向国际无产阶级运动无条件推广的批评的最好例证。同样地,基于对俄国革命特殊性的考量,罗莎·卢森堡认为对在如此艰难条件下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权,不能也不应该对列宁和他的同志们提出“超人的”、“超阶段的”要求——希望他们在内外交困中建立起“最美好的民主制、最标准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繁荣的社会主义经济”——这是不现实的,是对他们的苛求。立足于此,对于1918年俄国发生的诸多事件,罗莎·卢森堡认为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没有借鉴、自我摸索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又是在四面受敌、经济政治社会发展落后背景下的实践,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任何一种探索都要付学费,在不失社会主义方向指引前提下的探索都是可以理解的。身在狱中的罗莎·卢森堡并没有天真地以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必然带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它的胜利既有特殊性也有一般的历史意义。

运用特殊与一般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罗莎·卢森堡正确地把握了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即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具有一般的推动作用,表明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可能性,为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做出榜样。正是由于这样的榜样作用,十月革命后的欧洲大地上掀起了颇为壮阔的社会主义革命浪潮(虽然基本上以失败而告终),极大地震撼了各个资本主义政权。另一方面,罗莎·卢森堡也客观地指出十月革命胜利的特殊性,就像马克思1872年9月在海牙召开的第一国际代表大会闭幕后,在阿姆斯特丹一次群众集会上指出的那样,“‘工人总有一天必定会取得政权,以便建立新的劳动组织……’,但是我们并没有断言,达到这一目的的道路无论在何处都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不同地区的制度、风俗和习惯’”(10)马克思: 《关于海牙代表大会》,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版,第179页。。可见,十月革命胜利的具体环境、客观条件不可复制,不仅对于西欧如此,即便是在政治、经济领域有颇多相似处的、与俄国比邻的中国也是一样。罗莎·卢森堡科学分析了俄国与西欧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差异,旗帜鲜明地反对将十月革命的模式一般化,当作各国无产阶级运动模仿的样板;反对无批判地将俄国革命的方法、策略照搬照套的“拿来主义”,主张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应当寻找适合各国国情的解放模式。1918年秋走出布勒斯劳监狱后,罗莎·卢森堡马不停蹄地投身于德国十一月革命和柏林一月革命,在革命实践的烈火中探索适合德国国情的无产阶级解放之路。中国革命摆脱了俄国革命的“城市中心”道路,立足中国农村与城市各自运行的二元结构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最终走向成功。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路,无疑也是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之路的成功典范。正是将历史事件放在全部历史关系中进行批判性探索,罗莎·卢森堡跳脱出十月革命胜利的巨大光圈,冷静分析、思索革命的历史意义和价值,为国家无产阶级运动走向胜利建言献策。

二、 目标与手段的有机结合: 关于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11)在此,本文只讨论土地问题,民族问题已在他处讨论,可参见拙作《罗莎·卢森堡民族思想的再认识》,《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10期。

关注“革命后的第二天”是《论俄国革命》的主题,因为这才是新时代的开始,掌好了“舵”,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所建的社会主义新“船”才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否则有可能在风云变幻的海洋中被打翻甚至沉没。

《论俄国革命》中,罗莎·卢森堡十分清楚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取得政权后遇到的具体任务比他们的历史先驱者(即英国平等派、法国雅各宾派——引者注)的任务要困难得多”(12)卢森堡: 《论俄国革命》,载《卢森堡文选(下)》,第483页。。然而,不管有多困难也要迎难而上。而土地革命,无疑是新生的苏维埃政府面临的首当其冲、十分重要的、必须解决的问题。沙皇俄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所发展,农民仍是整个国家人口的大多数。二月革命后建立的克伦斯基政权用各种借口拖延土地问题的解决,激起支持他们的农民的不满和反抗,一定程度上促使农民向左转。而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全部权力归无产阶级和农民所有”的口号吸引着农民围聚在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旗帜下,使十月革命开始时还只是“在四面八方受到排斥、诽谤和迫害的少数派”的布尔什维克,“在很短时期以后就能处于革命的领导地位”(13)卢森堡: 《论俄国革命》,载《卢森堡文选(下)》,第480页。,引领革命走向胜利。

吸取克伦斯基政府的经验教训,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必须要给农民一个交代。如何在土地问题上既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望这一当下需求,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又能为随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铺路,符合农业社会化发展的趋势?要兼顾两者,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列宁在无法完好地兼顾两者,在国内外斗争令人头昏目眩的混乱状态和在四面八方受到无数敌对力量困扰的情况下,巩固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成为第一选择。为了巩固与农民的联盟,维护苏维埃政权,列宁采取了把土地分给农民的土地政策。罗莎·卢森堡认为这一政策对于当时的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无疑是一个良好的战略,要求在沙皇俄国取得短暂政权的苏维埃政府不切实际地脱离现状、制定土地政策是十分荒谬可笑的。然而,一个政策推行出来后并不表示问题就完结了。相反,该政策推行后产生的后果及对整个社会发展趋势的影响是更需要关注的问题。

罗莎·卢森堡从手段与目标、当前策略与长远利益相统一的辩证关系出发,对列宁的土地政策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她从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一长远发展出发,指出“把土地分给农民”的策略对于当时的俄国来说,并不能消除农民内部的经济、社会的不平等,真正的贫下中农未必受益,相反,农村中的“富农和高利贷者”成了土地革命的主要受益者(而事实上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是应该被剥夺的)。一旦这些“富农和高利贷者”分得土地,在农业社会化中他们将拼命保卫自己获得的地产,反对一切社会主义的改造。他们将“对城市实行抵制,不供给城市粮食,以便完全像普鲁士容克地主那样拿粮食来做投机买卖”(14)卢森堡: 《论俄国革命》,载《卢森堡文选(下)》,第487页。,加剧城市工人阶级与农民群众的对立和斗争。如此,列宁的土地政策会给农村的社会主义化发展制造障碍,会制造出“一个新的强大的敌对的人民阶层,他们的抵抗比贵族大地主的抵抗危险得多,顽强得多”(15)卢森堡: 《论俄国革命》,载《卢森堡文选(下)》,第487页。。罗莎·卢森堡的这一担忧并不是杞人忧天,苏维埃政权早期建设中农村发展面临的困局实实在在地说明了这一担忧不是空穴来风。“余粮收集制”遭受抵制就是实证。列宁1919年10月30日所写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经济和政治》一文中也呈现了这一问题,他说当下的“农村经济仍然是小商品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重新复活起来,同共产主义进行极其残酷的斗争。这个斗争的形式,就是以私贩和投机倒把来反对国家收购粮食(以及其他农产品)”(16)列宁: 《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经济和政治》,载《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1—62页。。可见,“把土地分给农民”这一政策其本质是土地分散化、私有化,与社会主义所强调的集体化、国有化相悖。而土地私有化造成农村经济小商品生产化,这是助长了而不是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阻碍了农业社会主义发展进程。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时代的集体化进程完全是一种政治强力的结果(这些内容因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在此不做展开),因为偏离了社会主义基本要求而未能真正造福农民。罗莎·卢森堡关于土地问题的担忧是未雨绸缪,是她运用总体性方法,在具体政策与制度建设、手段与目标的辩证统一中展开的讨论。因为始终坚持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目标,她并不安于当下利益的追求,而是从长远发展出发为根本解决问题谋篇布局。

三、 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解散立宪会议的是是非非

《论俄国革命》中最重要的、经常被人热议和挖掘的是关于民主与专政关系问题的讨论,而这个问题是以苏维埃政府解散立宪会议这一事件为引子展开的。

立宪会议是议会式机关。在俄国,最早提出召开立宪会议要求的是十二月党人。之后,召开立宪会议这一民主追求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得到广泛传播。1905年革命就是在“立宪会议和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下进行的。当时的彼得堡工人向尼古拉二世呈交的请愿书第一条要求就是: 让“俄国土地上一切阶级、一切等级的代表,让所有的人,不管他们是干什么的都选自己的代表吧”(17)金雁: 《十月革命的真相》,URL=〈http://cul.sohu.com/20151107/n425552908.shtml〉。。对沙皇专制的反对,追求立宪民主的政治诉求,已经在俄国人民中铺散开来。

十多年后的1917年革命,召开立宪会议成为人民关注的和平问题、土地问题之外的第三大问题。虽然,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这一时间段内发生了诸多的事件,如四月危机、七月事变、科尔尼诺夫叛乱等,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各个政党始终未将召开立宪会议这一要求抛弃,因为“当时俄国人普遍相信,二月革命以来的革命形势在动荡中持续发展,而其目标就是立宪会议”(18)金雁: 《十月革命的真相》,URL=〈http://cul.sohu.com/20151107/n425552908.shtml〉。。占领冬宫这一震撼世界的历史事件发生的缘由之一也是克伦斯基政府一再拖延召开立宪会议。因此,曾有说法认为,十月革命是对“立宪会议的拯救”(19)卢森堡: 《论俄国革命》,《卢森堡文选(下)》,第494页。。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后,将立宪会议的选举时间安排在11月12日至15日。列宁和他的同志们相信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之下,选举的结果将是有利于布尔什维克的。然而,选举的结果大出所料。1918年1月5日立宪会议召开前,选举的最终结果显示: 在总共707个席位中,布尔什维克得到175席,占24.7%,而社会革命党得到410席(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占40席),孟什维克16席,立宪民主党17席,各民族党派86席,其余几个席位属于几个小组织。(20)金雁: 《十月革命的真相》,URL=〈http://cul.sohu.com/20151107/n425552908.shtml〉。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输掉了这次选举,失掉了组织政府的权力,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权威性也得不到确认。为了保障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不至落入非社会主义政党手中,列宁和他的同志们采取了特别的措施,宣布解散立宪会议。结果,国内矛盾迅速尖锐化,1918年6月爆发了持续两年之久的大规模内战。

基于这一历史进程的基本了解,罗莎·卢森堡首先肯定了立宪会议在布尔什维克取得十月革命胜利中的关键作用,认为十月革命应该“成为通向这一会议的入口”(21)卢森堡: 《论俄国革命》,载《卢森堡文选(下)》,第494页。,布尔什维克应该顺着这样的方向乘胜追击(其实列宁也是这样认为并付诸实施的)。然而,现实却给布尔什维克出了道难题: 没有在立宪会议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那么,布尔什维克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困局,平衡好与其他政党的关系?是解散立宪会议还是召开新的立宪会议?无疑,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解散立宪会议的解释——即立宪会议是在十月革命前已经选出,其组成成员代表的是已经过时的旧状态——中,罗莎·卢森堡认为召开新的立宪会议是符合逻辑的选择。然而,现实确是解散立宪会议,这让她很是困惑。

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历史考察和逻辑分析,罗莎·卢森堡认为布尔什维克面对困局所做出的选择表明了他们对民主的认知,反映了他们对群众与政党之关系的理解。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应该以何种态度对待民主?以何种方式建构民主?罗莎·卢森堡认为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后,绝不意味着应当取消民主,而是必须尊重民主,充分利用民主,为无产阶级政权服务。立宪会议是资本主义民主形式,它和任何其他民主机构一样“都有它的局限性和缺陷,这恐怕是人类设立一切机构都有的”(22)卢森堡: 《论俄国革命》,载《卢森堡文选(下)》,第497页。。但是,作为人民选举出来的民主机构,因为存在着已经当选的人同选民之间的“活生生的精神关系,两者之间的持续的交互影响”(23)卢森堡: 《论俄国革命》,载《卢森堡文选(下)》,第496页。,所以,即便它再笨重,也会有生机勃勃的群众运动对它不断施加压力,从而纠正它的错误。在这一积极的、生动活泼的互动中,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参与和管理社会事务的积极主动性将会愈加增强和提高。同样的,这一民主形式也会不断得到改进。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这一行为简单、粗暴,不仅加剧了布尔什维克与其他党派之间的矛盾,酿成了不久之后爆发的残酷内战;而且,它没有把握住人民通过选举立宪会议代表的形式极力反对专制的基本诉求,没有肯定人民通过选举这样的方式逐步走向政治成熟、走向管理国家和社会的积极主动性,反而将民主机构看成“选举日的群众的映象”,这不但损害人民群众的情绪和政治成熟度,而且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建构和发展。在罗莎·卢森堡看来,社会主义民主不同于资本主义民主,它是以社会平等和自由为目标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对于考茨基攻击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了民主”,她给予坚决地驳斥,认为考茨基维护的民主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他只抓住了资产阶级民主这一外壳而不见外壳下隐藏的不平等和不自由,将资产阶级民主看成社会主义变革的替代品,推崇改良,反对革命。

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通过对俄国革命发生前后事件的了解,和对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罗莎·卢森堡在批评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这一事件中,更多的是透过它表达了她对于民主的一般认识,认为即便是资产阶级民主形式,对于培养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培育健康和民主的公共生活也是有一定程度的积极价值的。然而,现实是最好的纠错师。走出布列斯劳监狱的罗莎·卢森堡,在领导德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形式消极一面有了更多的认识,1918年11月所写的《国民会议》可以说是一个佐证。

总而言之,《论俄国革命》作为一部罗莎·卢森堡在监狱中所写的未完成稿,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当代依然引发人们热议和挖掘,这绝不仅仅在于她预见了俄国革命的问题和命运,更在于支撑这一预见的科学的方法——总体性方法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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