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謇《周易音训句读》释例及其易学

2021-01-30 09:18
思想与文化 2021年1期
关键词:清史丛刊句读

张謇(1853—1926)是清末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生前身后,盛名卓著,在江苏南通等地被称为“南通王”。他一生积极参与中国近代化的转型实践,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拓者和先驱者。同时,他也是一位汲汲于“科举入仕”的传统士大夫,先后多次科考,最终在42岁时状元及第。对于处于“过渡时期”的中国传统士大夫而言,他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常常遮蔽了他们身份中传统的面向,而传统的一面又常常有意无意地影响着他们的社会活动,张謇亦不例外。

一、 张謇与《周易》

张謇自小就接受桐城派“治经读史为诗文之法”的训练和熏陶,儒学功底深厚,涉猎广泛,一生却尤钟爱于《易》。据《张謇年表》记载: 同治四年乙丑(1865年)时年12岁的张謇就已经熟读完《论语》、《孟子》、《诗经》、《尚书》、《周易》、《孝经》、《尔雅》等儒家经典,跟随西亭宋郊祁先生学习诗文(1)陈红晓: 《张謇: 中国现代纺织业开拓者》,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265页。。

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时年张謇38岁,即将步入不惑之年,他完成了一生中唯一一本集中校注的儒家经典: 《周易音训句读》。1891年年内,他在日记中多次记录《周易音训句读》成书前后的过程。1891年4月25日:“仍治《易》音训字句。”5月19日:“治《易经音训字句》成。”7月9日:“《易》咎皆与道、造韵,咎当读若皋。《说文》鼛、櫜,《广雅》,皆从咎得声。”7月10日:“久有韭、几二音。”7月23日:“钞《周易音训字句》成。”尤其在1891年7月间,分别两处记录了对《周易》中个别字读音的拿捏和思考,说明他在钞写过程中仍在反复的修改,可见,他将《周易》注解的工作看得很重要,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周易》用力之勤,基础之扎实。

1901年,张謇写成了他早期宣传变法思想的代表作《变法平议》一文,此文深受《周易》“不易、变易、简易”三易原则的影响,《周易》的思想已经自觉不自觉成为了他维新变法思想取法的资源。其文言:“夫法所以行道,而法非道;道不可变。而法不可不变。日月星辰曜明而无常度;布帛菽粟,饱暖而无常品。法久必弊,弊则变亦变,不变亦变。不变而变者亡其精,变而变者去其腐,其理固然。”(2)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文献丛刊: 《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62页。社会制度和自然界的事物一样,就像日月盈亏,星辰升陨,没有不变的道理。如果应时趋势,主动顺应这种时势,那么可以变更淘汰社会制度中腐朽糟粕的东西;如果被动的响应这种时势,就会丢失原本值得保留下来的精华的东西。所以张謇认为法必须变,而且还得主动的去变。

《周易》一书不仅仅是张謇维新变法思想取法的资源,而且也是其一生行为处事的絜矩之道。张謇晚年非常重视《周易》中“守正”的思想,他认为,“著天道之盈虚,审人事之消息,赅物象之变化者,莫备于《易》”(3)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文献丛刊: 《易经尊朱序》,《张謇全集》第6卷,第437页。。《易经》是一本周备论述天道、人事、物象盈虚、消长、变化的书,包含了作《易》者的忧患意识和“圣人之进退存亡得丧而不失正”的道理。因此,在日用伦常中,只要做到了“守正”的准则,就能在纷繁复杂的时事中,不随波逐流,不激进偏颇。他曾告诫其儿:“世道日趋于乱,人心亦趋于恶,君子处之,唯有中正恬淡。”(4)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文献丛刊: 《函电(下)》,《张謇全集》第3卷,第1535页。要求其儿张孝若学习君子之道,以“中正”处事。

由此可见,《周易》一书在张謇一生各个阶段对其为学、为文、为人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也从另外一个侧面窥见出张謇注解《周易音训句读》一书的历史因缘和内在动机。

二、 张謇《周易音训句读》注解释例

张謇《周易音训句读》一书的注疏体例与当时维新启蒙思潮大肆所宣传的西学思想潮流大异其趣,他回归儒学经典,选择音韵、训诂、句读小学的方式作经典诠释的工作,有别于传统的经学注疏“先注后疏、疏不破注”的方式。他大量吸收清人音韵训诂、汉代经学注疏成果,注疏一体,旁证博引,以述申义,时而间接引用,时而直接引用,时而转述、总结名家注疏内容,参以己意。

其次,张謇《周易音训句读》注解体例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为卦名的释音、释义、卦名的考订,第二部分为以卦气说解释此卦的阴阳消息变化,第三部分按照卦辞、爻辞的先后顺序,依次选择重点字作音、义、考订、句读的训诂工作。

又,张謇《周易音训句读》依李光地“《周易折中》从古文篇第,《注疏》用王弼本,亦无‘乾传’二字”(5)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文献丛刊: 《周易音训句读》,《张謇全集》第6卷,第168页。。之所以无“乾传”二字,是与张謇对《周易》经传的理解关联在一起。他引张惠言的说法:“《彖》、《象》、《文言》分附各卦,以《集解》注文往往通属,非虞本,然德明用王弼本,以《彖》、《象》、《文言》从经,故云‘乾传’”。(6)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文献丛刊: 《周易音训句读》,《张謇全集》第6卷,第168页。他认为,《彖》、《象》、《文言》附在各卦后,是李鼎祚《周易集解》的做法,非虞氏易的做法。虽孔颖达、陆德明遵从王弼的注疏本,但张謇不同意王弼将《彖》、《象》、《文言》从属于经的做法。从张謇的注解体例来看,他将《彖》、《象》、《文言》放在了《易传》中作注,与《易经》原文分开,主张《彖》、《象》、《文言》不属于经文,经传分治,遵从“经二卷、传十卷,复孔氏之旧同”的做法。

最后张謇《周易音训句读》的体例,与其他名家《周易》注疏先经后传的次序不同,他将《易传》注解放前,《易经》注解在后。按照汤一介先生的理解,《易经》是一部卜筮之书,人民通过占卜的方式向“天”问吉凶祸福,而《易传》则是一部会通天人的书,阐明“天道”、“人道”之理。经传虽各有侧重,但卜筮与易哲学之间也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张謇将《易传》放在《易经》前先行注解可能与其更加重视儒家《易传》中“天道”、“人道”之义理有关,遵循“天道”而知命,而知“进退存亡得丧无定之故”,寻求“人道”之“守正”之法。

现以张謇《周易音训句读》上经30卦为分析蓝本,直观展示张謇注解引用的情况,依次具体论述。

(一) 所引注解朝代分布情况

张謇《周易音训句读》(上经)注解引用(包括直接引用、转引)朝代分布,除唐代、明代以外,张謇引用自汉代、魏晋、宋代、清代的注疏分别达十五家之多,其中引用汉代注疏共计约277条,魏晋注疏约80条,唐注疏约36条,宋注疏约47条,明注疏约6条,清注疏约110条。注解引用非常庞杂,不拘泥于汉宋解易的门户之见,博采众说。

(二) 引汉、魏晋两朝注疏情况

张謇《周易音训句读》(上经)引汉代注疏名家居前5的分别是虞翻(29%)、郑玄(18%)、许慎(12%)、马融(11%)、子夏易传(8%)。引魏晋注疏名家居前5的分别是王弼(28%)、王肃(18%)、《董氏章句》(9%)、《荀爽九家注易》(9%)、蜀才(8%)。其中有今文经学家、有古文经学家、有今古文皆通的经学家。有主卦气说,不讲阴阳灾异的虞翻、荀爽;有主义理,略于象数之学的王肃;有以老庄玄学解易的王弼;有精于易象数之学的孟喜、京房。

从具体引用文本内容来看,张謇《周易音训句读》主要采纳的是汉代自京房以来的象数之学和卦气说,解释体例也大多依据京房、郑玄、荀爽、虞翻、干宝等经学家。张謇在《周易音训句读》中,对《周易》上经三十卦卦象的解释均主虞翻的卦气说。张謇在对乾卦卦象进行解释时说:“此八纯卦,象天。虞云: 消息四月(后言阴阳消息皆虞义)。”(7)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文献丛刊: 《周易音训句读》,《张謇全集》第6卷,第169页。上经三十卦中无一遗漏,全部保留了虞翻的卦气说。张謇引虞翻注《易》,吸收孟喜卦气说和京房八宫卦说所作的解释,将每一卦都看作是一年十二月阴阳消息变化的过程。

其次,张謇在注解《周易音训句读》一书,虽然采用了京房、孟喜、虞翻等今文经易学的卦气说,但同时也吸收了王弼、马融、王肃等一些古文经学家费氏易学的解释特点。

从个别字词的考证上看,选两例为证。一《坤卦》,张謇在《周易音训句读》一书中,将坤卦卦名写作“巛”,认为“巛,本又作‘坤’,为‘古文’,‘坤’为今字”,“巛”字是依从清代卢见曾《雅雨堂刻本》而来。(8)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文献丛刊: 《周易音训句读》,《张謇全集》第6卷,第169页。张謇认为,坤为今字,巛为古文,引《说文》巛为坤之假借为证,批评《广韵》张冠李戴,以假借字为本字。

从注疏引用来源来看,张謇直接或间接的引用“十翼”的内容注经。如比卦“比,《彖》云辅也,《序卦》云比也。”如剥卦“《彖》云: 剥,剥也。”如临卦“《序卦》云大也。”另一方面张謇还引用“十翼”中的内容作为句读的参考。如师卦九二爻,张謇引孔颖达疏: 九二爻中“吉”放在上下句断句皆可,但因为《象传》中省略了“无咎”二字,那么“吉”就只能和上句放在一起断句,因此断句为“在师中吉”,作为王弼“在师中,吉无咎”断句的参考。又如贲卦卦辞,张謇转引《注疏考证》“亨小之义,《彖传》二句中分著之”之言(指《彖传》中“亨,为柔来文刚,分刚上而文柔,为小利有攸往”),作为既济卦“亨小”合而断句之参考。(10)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文献丛刊: 《周易音训句读》,《张謇全集》第6卷,第179页。

因此,张謇对汉代、魏晋诸家注疏的引用圆融采纳,客观直述,既吸收京房、虞翻、郑玄等今文经易学大师的卦气说,也兼采古文费氏易的一些注疏特点,但却没有参杂王弼、马融等古文经学家用老庄哲学解《易》的痕迹。

(三) 引唐、宋明注疏情况

张謇《周易音训句读》(上经)对唐代《周易》注疏成果的引用主要来源于陆德明、孔颖达、李鼎祚三人,孔颖达《周易正义》偏向于玄学派的义理、李鼎祚《周易集解》偏重于汉代象数之学,但都是唐代总结性的易学注疏,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张謇注解兼容并包的特色。张謇对宋明《周易》注疏成果的引用主要来源于程颐、朱熹二人。

张謇对于“易”的理解,本于朱熹《周易本义》,“易”有交易、变易之义。他同时引虞翻注《周易参同契》、《说文解字》中阴阳之间的关系来补充解释“易”之交易、变易义。(11)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文献丛刊: 《周易音训句读》,《张謇全集》第6卷,第168页。从张謇引用注疏内容可以看出,他认为《易》“著天道之盈虚,审人事之消息,赅物象之变化”,揭示出世界变化,万物发展的规律。在对汉代象数易学的引用上,限于八宫卦说和卦气说,强调《周易》中阴阳两个概念的消息变化。

张謇对《周易》经传的作者以及源流的认识基调是遵从朱熹,在《周易音训句读》的上经序言、彖传序言中,明确引用朱熹《周易本义》序,并表示“今从之”。在具体的文本注解中,张謇常常是用“程《传》、朱《本义》同”将程朱易学的解释放在宋明理学的框架内,突出程《传》、朱《本义》释易的相同之处。即便程、朱训释的不同,张謇通过其他注疏的引用参考,没有突出程、朱训释的差异性。比如随卦上六爻爻辞“王用亨于西山”,张謇注:“亨,王弼训通,程训盛,陆、虞、朱《本义》、项世安并作“祭飨”之“飨”,古文作亨。”有王弼的训诂在前,程朱训诂的差异性,程颐训诂的问题也没有凸显出来。对于程颐训诂明显的望文生义的地方,张謇也没有直接指出,从豫卦九四爻“簪”的训释很容易看出。张謇认为“簪”的释义应遵循郑玄的解释“簪,速也”。“簪”的写法,虞翻写作“戠”,京房写作“撍”,王引之认为“撍”是正字,“簪”是假借字,但不管写法怎样,“簪”的字义是确定的。张謇引“侯果(唐)始有冠簪之训,晁景迁(宋)云,古者冠礼未有簪名”(12)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文献丛刊: 《周易音训句读》,《张謇全集》第6卷,第176页。,认为从唐代侯果才开始出现“冠簪”这种解释,唐以前没有这种解释,古时候冠礼就没有带簪之说。程颐在注解“簪”时即将“簪”理解为簪子,实与朱子的解释大相径庭,但张謇也没有直接指出。

朱子曾经指出过,《程氏易传》“不说《易》文义,只说道理极处”,与《易》之本义不和,三百八十四爻只作三百八十四件事解,因此朱子作《本义》是恢复《易》之本义。张謇曾在《易经尊朱序》中说道:“其立于学官传于今者,王注、韩注、孔疏而外,则有宋朱子《本义》。朱子之学本于程《传》,程《传》言理,切于人事。《本义》尝云程《传》备矣,即不复引申疏解,而其疏解者,盖补苴所未逮也。当时言《易》者众,能参天道,明人事,而切于日用行习者,孰右朱子。夫《易》惟微惟奥,诂训者多凿而拘,解说者多虚而诞,其尤甚者寖流于谶纬术数,小哉小哉!弼攻极弊,自标新学,其注独冠古今。晋之顾夷已有难义,要未足为弼病也。而朱子《本义》历四代无有能诘难者,盖学必有体有用,力求为己,非仅笺注传说也。”(13)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文献丛刊: 《易经尊朱序》,《张謇全集》第6卷,第437页。张謇认为朱子的《周易本义》是对《程氏易传》的“补苴所未逮”,更加注重《程氏易传》、《周易本义》之间对于“道理极处”之理的把握和体认,因此在注解过程中,强调程朱解释的相同之处,有意无意地回避二者之间解释的差异。

而另一方面,在《周易音训句读》文本的注解中,张謇对程朱的解释又常常是汉、清经师的补充说明,以汉、清经师的解释为主,宋明理学家的解释为辅,打破“汉宋之争”的门户之见,反对学术上的党同伐异。1893年,张謇在《移建象山书院记》中言:“夫陆子之学,其要在于严义利之辨,审念虑之动,去意见之私,而其效在于家帅其教,乡化其行,当官而举其职,告君而致其忠。而其原,在于使人各明其本性。其言虽与朱子往往不合,而有讲论辩难弗明弗措之心,无异同门户嚣然不靖之气,岂非所谓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哉。蔽者不察,暖暖姝姝,据朱子一时各有所当之言,乘慈湖杨氏涉近禅理之隙,集矢象山,哄为大诟。”(14)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文献丛刊: 《移建象山书院记》,《张謇全集》第6卷,第229页。他认为朱陆二人的理论“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其最终的结果都是为了“家帅其教,乡化其行,当官而举其职,告君而致其忠”。

(四) 引清代注疏情况

张謇《周易音训句读》(上经)引用清代注疏名家居前5的分别是惠栋(26%)、王引之(20%)、焦循(17%)、毛奇龄(10%)、段玉裁(7%),基本引自清代乾嘉学派朴学大师。其中惠栋属于乾嘉学派吴派成员,王引之、段玉裁属皖派成员。吴派博采、阐述汉人古训或唯汉学是从,是典型的汉学家。皖派依据古训,断其是非,不盲从汉儒训诂,主张由训诂而明义理。张謇在文本转引注疏中,兼采吴皖两派的研究成果。

从张謇具体引用的注疏文本内容来看,张謇的考据方法全面吸收和继承了由惠栋开创的乾嘉朴学的考据方法,“文须指明何所出”,“义必指明何所本”。张謇引用的注解每一条都严格标明出处,在《周易音训句读》上经(30卦)中,随处可见直引、转引的注音、释义、句读都标明“某某云”,或者“某某据某书云”等等,对于清人中有遗漏的出处,张謇也标明出处。比如张謇在注解大畜卦六五爻爻辞“豮豕之牙”的“牙”时,补充了惠栋释“牙为杙也”的出处来自于陆佃。(15)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文献丛刊: 《周易音训句读》,《张謇全集》第6卷,第182页。

张謇还大量吸纳乾嘉学派采用字书进行文字考证,识字审音的考据方法。其中引用《说文解字》33处,《经典释文》12处,《广雅》5处,《尔雅》3处,《字林》3处,《广韵》2处,《方言》1处。如张謇释蒙卦初六爻“以往吝”,张謇引用《说文解字》中对于《易》引用作为“以往遴”,遴,行难也。同时转引孙星衍的评价,孙星衍认为,《周易》中的“往吝”、“往见吝”、“以往吝”,应当作“遴”字,不是悔吝之字。从而得出《说文解字》中作“以往吝”者,为后人所增,非《周易》原文之字。(16)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文献丛刊: 《周易音训句读》,《张謇全集》第6卷,第171页。

在审音方面,如剥卦六二爻“剥床以辨”之“辨”的审音。马融、郑玄认为辨,音办,指的是脚以上的部分,而张謇同时引王引之的判断作为参考,王引之认为古声中辨与蹁通,“辨”应当读作“蹁”,蹁为膑的转声,膑,指膝端也。(17)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文献丛刊: 《周易音训句读》,《张謇全集》第6卷,第180页。因而“辨”的不同发音,即对应身体的不同位置。

同时,张謇《周易音训句读》也大量吸收了清代考据名物、制度等的各种知识,注解经文。比如观卦卦爻辞“盥而不观荐”何意?张謇引马融的解释:“盥者,进爵灌地以降神也,祭祀之盛莫过初盥(祭祀之始)降神,及荐(祭祀之熟练时)简略,则不足观。孔子曾言: 褅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18)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文献丛刊: 《周易音训句读》,《张謇全集》第6卷,第178页。认为盥礼比较隆重,荐礼比较简略,因此“观盥不观荐”。同时转引惠栋引《毂梁传》的说法,“常视为视,非常为观”,区分“视”与“观”。又引用“观灌而不观荐,乃褅礼配天之祭,褅行于春夏,物未成熟,荐礼独略,故不足观”(19)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文献丛刊: 《周易音训句读》,《张謇全集》第6卷,第178页。。引惠栋的解释进一步说明为什么盥礼比较隆重,荐礼比较简略,荐礼一般在春夏之际举行,而农作物还未成熟,因此荐礼祭祀比较简略,辅助对于经文的理解。

张謇虽然在注疏引用上崇尚由惠栋开创的文字考证、识字审音之法,重视清代汉学的成果,但也非完全以古人之是非为是非,对惠栋的注疏也有一定的批评。比如师卦初六爻释“律”,惠栋释“律”,依据《兵书》中“王者行师,出军之日,太师吹律合音”(20)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文献丛刊: 《周易音训句读》,《张謇全集》第6卷,第172页。,认为“律”为古音六律。张謇转引王引之的说法,批评惠栋之说为非,认为“律”应当释为“法也”、“常也”,认同朱子、王引之的看法。

张孝若曾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一文中提及,其父(张謇)信服朴学。他说:“我父亲对于明末清初诸儒的朴学、理论和行事,都十分的推重,认为“学问固不当求诸瞑想,亦不当求诸书册。惟当于日常行事中求之。”(颜习斋先生语)适合了他的见解……所以认为朴学是讲真理实用,确能回复儒理的本真,扫除道学的虚顽。”(21)张孝若: 《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上海: 中华书局,1930年,第314页。张謇批评宋明道学的虚妄,认为清代朴学是“讲真理实用”的学问,能够补偏救弊,恢复儒理的本真面目,扫除宋明道学的虚妄,因此对于乾嘉学派的注疏方法都非常的推崇,在著书为文、立身行事也都积极践行。张謇理解的朴学不仅仅是方法意义上的朴学,还有“实学”经世致用之学的意义。

三、 张謇《周易音训句读》其书定位及其影响

通过对张謇《周易音训句读》(上经)三十卦的分析,可见张謇并不认同宋明理学义理解易的方法。他认为乾嘉以来,惠栋开创的考据学方法才是恢复儒学本真面目的客观、科学的方法。正是因为张謇推崇清代朴学,自然而然对于汉学有某种亲近感,对于汉代象数之学也并不排斥,保留了虞翻易学中八宫卦说、卦气说。从清代学术史演变来看,张謇的注疏无疑受到了乾嘉考据学“余威”的影响,力图恢复《周易》古经的原始面貌,另一方面也是其自主认同考据学方法论的结果。他对“最近世”学术思想史中关注的“程朱陆王”、“汉宋问题”、“今古文问题”在《周易音训句读》中做出了融会汉宋、今古文的解答,区别于维新派,具有积极的意义。

当然,张謇治周易不仅仅限于训诂考据,也期于通经致用,张謇在实业方面的巨大成就证明其易学“致用”方面达到极致。张謇不仅仅治《周易》,而且朴学方法论和易学方法论深刻地影响了张謇的精神世界和心灵世界,成为支撑他成就辉煌事业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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