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本与成人建构：西方儿童文学批评的理论探索

吴丹妮

（惠州学院外国语学院，广东惠州516007）

从18世纪带有强烈道德训诫意味的儿童故事到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对儿童的讴歌，儿童文学反映了特定时期社会对待儿童和童年的态度。童年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而儿童文学则是成人作家对童年想象的书写。二十世纪以来的儿童文学批评于是将目光对准了儿童文学中成人所扮演的角色，即成人如何利用自身的经验和力量优势，通过巧妙的故事编排对儿童进行道德的规训和行为规范的教导，从而实现成人书写的目的。

儿童读者与成人作家天然权力不平等的特殊性，使得权力关系成为儿童文学研究格外关注的话题。以杰奎琳·罗斯等为代表的权力批评正是聚焦儿童文本中的儿童——成人权力差异，质问文本中无处不在的成人权威。在审视儿童与成人不平衡的权力结构关系上，玛丽亚·尼古拉耶娃的 “ 成人规范 ” （aetonormativity）可谓是一重大创新。作为首个原创性儿童文学理论， “ 成人规范 ” 审视了文本暗含的成人意识形态如何在文本内运作，为揭示不平等的儿童——成人权力关系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从戴维·拉德 “ 能建构的儿童 ” 到玛拉·古芭的 “ 亲属关系模式 ” （kinship model）等则是对儿童文学批评无处不在的成人建构话语的反思与修正。

一、儿童文本与成人建构

儿童文学批评的争论首先来自对儿童文学的界定。一些学者直截了当地否定存在真正的儿童文学。其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儿童文学与和成人文学之间没有统一固定的界限，因此也就没有独立的文学形式。成人可以喜欢所谓的儿童文学，儿童当然也可以阅读并非针对儿童的作品。事实上，儿童与成人的划分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标准也不相同。约翰·罗威·汤森德（John Rowe Townsend）就宣称： “ 没有儿童文学这种东西，只有文学 ”［1］196。二是儿童在儿童文学里从始至终并没有参与权，因此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首先，儿童文学是由成人作家创作的。其次，从父母的挑选到图书馆里儿童图书的陈列，儿童能够阅读什么书籍是由大人来控制的。另外，儿童图书是由成人出版的。最后，儿童文学的优劣也是由成人来评判的。可以说，成人掌控了儿童文学的整个环节，因此，儿童文学事实上是成人建构的文学。佩里·诺德曼在《隐藏的成人：给儿童文学下定义》一书中对儿童文学背后的成人做了详尽地阐述。他就指出， “ 孩子们真正想读的东西或确实读了的东西并没有成人教师、图书管理员或父母愿意买来给他们读的东西重要［2］5” 。

对儿童文学定义的讨论已经揭示了成人在儿童文学研究领域的决定性作用。除了对童书的实质性掌控之外，成人意识形态如何渗透于文本之中也是评论家们重点关注的内容。杰奎琳·罗斯（Jacqueline Rose）在《以＜彼得·潘＞为例：儿童文本的不可能性》一书中指出，儿童文学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文本中的儿童只是成人的建构，没有话语权。对于罗斯来说，儿童书籍满足了成年人控制孩子的欲望： “ 儿童小说将儿童排除在创作过程之外，然后又无耻地将儿童读者吸引其中 ”［3］2。罗斯的研究极大地引发了儿童文学批评对权力关系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投向成人对儿童的建构和控制。约翰·史蒂芬斯通过对儿童书籍的详细分析，探讨了成人意识形态如何通过语言、主题位置、聚焦、结构等方式在文本中运作，从而达到操纵儿童读者认知的目的。他的专著《儿童小说中的语言与意识形态》一经出版，就成了儿童文学意识形态批评研究的典范之作。史蒂芬斯指出， “ 文本内容虽然难以归类，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试图去影响儿童的生活。也就是说，儿童小说无疑属于文化实践的领域，其存在的宗旨是将目标读者社会化［4］8” 。

成人对儿童的掌控通过渗透于文本当中的意识形态来实施。而这种意识形态在彼得·亨特看来，是 “ 不可避免的、不可驯服的、基本上无法控制的 ”［5］28。这种未经检验的价值观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因此他指出， “ 儿童读者的语境和童书当中存在的权力结构是成人籍以影响儿童的工具，因此我们或许必须对所有立场背后的假设加以质疑［6］13” 。约瑟夫·佐那多（Joseph L.Zornado）则指出儿童文学服务于成人的主导意识形态，目的就在于巩固成人与儿童之间的等级关系。故此，他将儿童文学视为文化的再生产，是由成人主导的无意识所决定的［7］4。

这些学者的批评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成人通常被描述为一个力图操纵和控制孩子的对象，成人意识形态暗含于儿童文本之中，致力于使这种成人操控合理化。成人与其意识形态往往象征着权力与压迫，是被揭露和批判的对象。诺德曼就把成年人定义童年的愿望与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定义进行类比。儿童无法发声，儿童文本里纯真的童年只是成人的美好想象，是理想化的 “ 他者 ” 。他指出，把孩子定义为天真和无辜，正好证明了成年人对孩子的控制和操纵是正当的［8］32。在《隐藏的成人》一书中，诺德曼认为在所有儿童文学的背后都有一个 “ 隐藏的成人 ” 。事实上，儿童文学根本不存在，因为儿童书籍的整个过程都是由成年人操作的。因此，儿童文学的话语是由成年人建构的［2］133。对这些学者来说，儿童文本不过是成人欲望的想象和表达，真正的儿童是不可知的。成年人是权力的代表，以各种显性和潜在的方式操纵着儿童和儿童文学。

由此可见，成人建构话语贯穿整个儿童文学批评，其核心就是强调成人与儿童的权力关系不平等。而尼古拉耶娃的 “ 成人规范 ” 理论更是将成人与儿童之间的二元对立推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二、 “ 成人规范 ” ：儿童权力关系的理论探索

几乎每一种文学理论流派都被广泛地运用到儿童文本的分析当中。然而，一直以来并没有属于儿童文学独有的理论。事实上，对于儿童文学是否需要自己的理论，一直存在着争议。在彼得·亨特看来，儿童文学研究不需要独有的理论。他认为理论研究是属于学术研究的范围，而儿童文学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9］112。理论是属于成人的范畴，对身处其中的儿童读者并没有太大的意义。罗德里克·麦吉利斯（Roderick McGillis）则认为，在一个理论框架内寻求普遍性已经不再适合 “ 后现代主义时代 ” ，因为每个特定的群体对差异的意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敏锐。因此，我们再也不能轻易地假定我们阅读的文学作品表达了一个 “ 普遍 ” 的真理或一个 “ 普遍 ” 的叙述［10］203。简而言之，在追求差异性的当代，理论作为一种范式，已经无法涵盖多样化的儿童文本。

剑桥大学的玛丽亚·尼古拉耶娃（Maria Nikolajeva）则认为，有必要为儿童文学建立一个专门的理论。儿童受到的权力压迫虽然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但对其研究通常只停留在 “ 经验性 ” 和 “ 描述性 ” 的阶段［11］4，并没有在理论的框架下进行。而其他被边缘化的群体都早已发展出影响深远的理论，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酷儿理论等等，这些理论为推动边缘群体的发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儿童因其心理和身体尚未成熟，没有为自己的发声的能力，只能依赖于成人发声，也因此无法建立自己的理论。在其专著《权力、声音与主体性》（Power，Voice and Subjectivity）一书中，尼古拉耶娃指出，儿童文学与其他为边缘化群体发声的女性文学，后殖民文学相似，作品的主旨都是对权力关系和权力秩序的质疑。她从酷儿理论中借用了 “ 异性恋规范 ” （heteronormativity）一词，提出了 “ 成人规范 ” （aetonormativity）的概念。尼古拉耶娃指出，这两种理论方法的本质都是 “ 对单一规范的审讯 ”［11］8。 “ 异性恋规范 ” 将异性恋视为道德准则，而 “ 成人规范 ” 将成人的行为视为标准，相应地，儿童是应被规训的对象。成人的规范以一种无意识的形态嵌于文本之中，而理论的目的就是去解构这种意识，使其显露出来。

尼古拉耶娃指出，儿童故事书总是以弱小的儿童一方获得胜利而结束，在表面上文本颠覆了权力关系，但在深层次上其实依旧无法摆脱 “ 成人规范 ” 的框架。在故事里，孩子常常无条件地被赋予超能力，这更加表现出孩子气的幻想。并且孩子的权力颠覆总是在大人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暂时的，而且故事的结局总是大人与儿童重归于好，叛逆的儿童回归到温暖舒适的家庭生活中。成人的秩序本质上并没有被颠覆，因为故事总是以成人权威的重建而结束。尼古拉耶娃以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为例，对其进行抽丝剥茧后的文本细读分析后指出，哈利·波特就如同许多儿童故事那样，他被赋予了超能力，完成了一系列英雄的行为，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他被选中为文本的英雄。儿童故事里，那个受到压制的小孩总是突然被赋予某种超能力，经历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冒险，最终毫无悬念地打败邪恶的成年人，颠覆儿童—成人间的权力关系。孩子们的这种不加质疑的胜利及其短暂性，在尼古拉耶娃看来，实际上证实了成人规范的常态。虽然成人作家试图从儿童的角度说话，但成人的声音和价值渗透在文本中［11］15-19。

在进行文本分析的时候，尼古拉耶娃引入了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巴赫金在对中世纪的狂欢节进行研究之后，提出了狂欢节的本质是对神圣仪式和至高无上的神灵权威的嘲讽。狂欢理论是对官方权威解读的一种瓦解，融合在狂欢的宗教仪式当中。尼古拉耶娃将这一理论运用到儿童文本当中。在儿童故事里，欢笑，对成人权威的颠覆正契合了狂欢化的特征。狂欢颠覆了现有的秩序，将虚构的文本中的儿童提升到了高于成人的地位。在大多数面向儿童的小说中，都有一个关于孩子推翻邪恶统治者既定秩序的狂欢情节，在故事的最后，神奇的超能力总是莫名其妙的消失，儿童被降低到与先前一致的地位。

在尼古拉耶娃看来，在现有社会中几乎不可能被推翻的权力秩序在幻想小说中实现了，于是儿童幻想小说成了最理想的文本。但是，儿童文本里的小孩并不总是纯真和无邪的。因为身体的弱小，他们受到成人的压制，而他们总是倾向于压迫更弱小者，而儿童文本将这种压迫描述为孩子气的表现，则无意识中加强了这种压迫的合理性。在绘本《野兽国》中，小迈可斯因为淘气而被妈妈关在屋里，并且不让他吃晚饭作为惩罚。在幻想中，迈可斯驾着小船来到了野兽国。在这里，一群野兽在迈可斯的呵斥和凝视下俯首臣服。他们在森林里一起快乐地跳舞，但是到了夜晚，迈可斯不让野兽们吃晚饭就命令它们睡觉了。野兽们受到的惩罚毫无根据，是迈可斯孩子气地将妈妈对他的惩罚转移到了野兽们的身上，而故事将这一毫无理由的行为安置于情节之中，刻画了一个无理取闹的儿童形象，而文本将这种无理取闹的儿童形象浓缩于文本的语言和图像之中，而这正是成人作家对儿童的想象。也恰恰将成人对儿童的规训合理化了。鉴于成人在儿童文学中或明或隐的强大控制力，尼古拉耶娃指出 “ 权力等级 ” 是儿童文学的核心问题。成人作家掌控着权力，而儿童读者是无力抵抗的接受者，故儿童文学 “ 是当权者故意为无权者创造的 ” 独特文本。随后，尼古拉耶娃尖锐地指出了儿童文学的目的： “ 几个世纪以来，儿童文学都是用来教育、社会化和压迫特定社会群体的工具 ”［11］8。

作为一种原创性理论，尼古拉耶娃的 “ 成人规范 ” 在西方儿童评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正如凯伦·库特（Karen Coats）在书评中所言， “ 她的书对于任何一个儿童文学学者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读物，无论他们是否认为他们的工作是理论导向的......所有严肃的研究都必须考虑到她的理论［12］340” 。克莱门泰·波维（Clementine Beauvais）也指出， “ 成人规范 ” 的概念 “ 已经成为继罗斯之后的儿童文学理论的中心主张 ”［13］16。可以说， “ 成人规范 ” 与杰奎琳·罗斯以来的权力批评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是对成人建构话语的强调和重申。罗斯在阐述中引入了心理分析理论和语言学相关概念，而尼古拉耶娃尝试建立一种具有广泛适用性的专属于儿童文学的理论范式。但两者无疑都指向成人与儿童的二元对立。

三、成人建构话语的多元化解读

因此，关注儿童文学里的成人意识形态就显得非常必要。然而，西方儿童文学研究沉迷于对成人力量的批评越来越显示出其局限性。事实上，儿童并非完全没有能力，他们仍有自己的主体性来抵抗成人的权威，而成人也不永远属于强势的一方。戴维·拉德从儿童处于多种话语之中的角度来阐述儿童的主体性问题。他引用了一本小说中的一个例子：一群男孩使用性别歧视的词语来羞辱女教师，结果使她失去了权力。作为孩子，他属于弱势的地位，但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性别优势，借用性别歧视的话语来赋予自己权力，从而削弱成年女老师的权威。此外，儿童可以从同龄人、书本、游戏童谣、媒体等等那里习得知识，从而在多种话语之中进行协商。因此，拉德指出， “ 儿童是通过多元话语而成为主体的［14］32” 。

儿童的概念在文化和历史上各不相同。在现代社会中，网络空间的匿名性模糊了与年龄相关的权力结构。在网络世界中，一些大人假扮成儿童，而有些儿童也喜欢装扮成大人。戴维·拉德指出，网络世界使孩子们 “ 去实体化 ” ，消除了产生居高临下的符号标记的可能性［14］33。此外，许多儿童作品是在与儿童读者的协商中不断修改完成的，儿童也具有改写作品的能力。因此，儿童不仅是被建构的，儿童本身也具有建构的能力。这也是儿童在 “ 被建构的 ” 和 “ 能建构的 ” 之间，存在着一个 “ 混杂地带 ” 。声称孩子在社会等级中没有发言权是危险的，因为这 “ 实际上有助于把孩子塑造成一个无助、无权的存在，并助长了文化霸权规范 ”［14］31。宣称成人不可能了解儿童的身份认同容易使儿童文学或儿童群体陷入画地为牢的境地。

从罗斯以来的权力批评致力于将儿童与成人解读为两个互相冲突的群体。 “ 成人规范 ” 为儿童文本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对推动审视儿童文本中的成人霸权话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作为一种理论范式，它将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对立也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显然儿童与其他边缘化群体不同，儿童需要成人的关爱和抚养。但成人话语权的盛行割裂了这一现实需求和情感需求，儿童被简单地置于成人的对立面。对于成人霸权的强调容易忽视儿童在儿童文学当中的作用，而结果就是儿童更加地被边缘化。与拉维类似，玛拉·古芭（Marah Gubar）同样指出了儿童的能动性。从 “ 教师的期待效应 ” 出发，古芭指出，将儿童描述成一个没有能力的群体的言论容易使其变成一种 “ 自我应验的预言 ”［15］45。个体是千差万别的，不要低估儿童的能力，也不应认为所有成年人都拥有无上的权力。儿童在文学作品当中并非毫无声音，他们积极地参与到儿童文学生产当中。为了替代成人与儿童过于对抗的解读范式，古芭提出了一个折中的 “ 亲属关系模式 ” （kinship model）。这种模式强调儿童与成人之间的相似性，他们既非完全一致，也并非截然不同。 “ 亲属关系模式 ” 的概念 “ 代表着亲缘关系，连接和相同性，但并不意味着同质、一致和平等 ”［15］453。 “ 亲属模式 ” 相信儿童能够与成人一起协同合作，发出自己的声音与力量。儿童与成人是程度上的区别，而非种类的区别。总而言之， “ 亲属模式 ” 模式看到了长期以来被成人建构话语所割裂的儿童与成人的联系。在 “ 亲属模式 ” 中，儿童与成人是彼此依赖、相互支持的。

克莱门泰·波维则提出成人建构话语的另一个问题。在文章《权力的问题》中，虽然她承认尼古拉耶娃的 “ 成人规范 ” 概念影响深远，但她同时认为，这一被广泛接受的理论可能会导致一种普遍倾向，即当人们质疑成人与儿童的关系时只关注成年人的权力，也因此巩固了将儿童塑造为无能为力的 “ 他者 ” 形象的文学话语。由于儿童文学在文化和历史上各不相同，对成人 “ 权力 ” 的同化指责将是儿童文学研究的一条捷径，并最终走向失败［16］83。在专著《强大的儿童》中，她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存在于儿童身上的 “ 差异性 ” 是 “ 暂时的 ” ，随着时间的推移，儿童最终会变得强大。她犀利地指出，由于没有更好的方法来填补 “ 与年龄相关的规范 ” 和 “ 成人权力 ” 之间的差距，对后者的批评只能停留在文本层面上［13］17。杰西卡·西摩（Jessica Seymour）提出了与波维类似的主张，但她从历史的角度来解读。她认为尼古拉耶娃关于 “ 成人规范 ” 的概念是基于对一些经典小说的研究，而这些小说是历史构建的一种反映。对年轻读者来说，当代文学不再那么敌对。她提出了 “ 青年理论 ” ，认为青年是 “ 一个过渡的场所，而不是一个‘他者’的形象 ”［17］14。

正如安妮特·科罗德妮（Annette Kolodny）所说： “ 如果文学探究通过建立标准来避免混乱，那么它也只不过是用一种形式的武断行为取代了另一种形式的武断行为——而且这样做的代价是牺牲了一半数量的人们 ”［18］19。无论是罗斯、诺德曼等人为代表的成人建构话语批评，还是尼古拉耶娃的 “ 成人规范 ” 理论都试图揭示隐藏在儿童文本中的成人霸权，但其单一的范式也建立了一种新的解读霸权，无法涵盖错综复杂的儿童-成人关系。而无论是拉维 “ 能建构的儿童 ” 、古芭的 “ 亲属模式 ” 还是波维的 “ 强大的儿童 ” 理论，都展示了儿童文学评论界对时兴的成人建构话语的担忧和反思。这一派的学者看到了儿童的主体性以及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内在关联。儿童并非毫无力量，是任由成人建构的想象中的存在，因为童年和成年之间的差距并不明确，童年只是暂时的和过渡的，是成年的准备阶段。至此， “ 儿童 ” 与 “ 成人 ” 这两个长期对立的群体被联系了起来。儿童不再是成人的 “ 他者 ” ，是被压迫与规训的对象，而是正在发展中的人。儿童文学研究从单一的解构成人话语逐渐转向多元化的权力批评。

四、结语

成人建构话语研究有助于读者审视隐藏于儿童文本中的成人意识形态，尼古拉耶娃的 “ 成人规范 ” 更是将这种儿童与成人的权力关系探究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在理论的框架下解构文本的权力结构。当成人意识形态以更欢乐、更隐蔽的文本出现时，成人建构批评深入文本内心，挖掘其中的训诫内核。应当说，成人建构批评是儿童中心论的进一步延伸，它批判了儿童文学道德教诲功能的功利性。同时提醒读者要时刻对儿童与成人的不平等状态保持警惕：儿童与成人相比，永远处在弱势地位。意识形态强大的塑造力要求读者有意识地去思索文本背后未经检验的价值观。

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批评对于成人话语的强调已经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它的问题就在于这种解读已经成了儿童文学批评的一种便利方法，失去了现实意义。儿童对成人的依赖是一种现实需要，也是作为成人的一个必经阶段，对成人话语的单一批评容易导致陷入另一种解读霸权。而以戴维·拉德、玛拉·古芭和克莱门泰·波维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则是对无处不在的成人话语批评的反思，儿童不再仅仅是成人的想象和建构的 “ 他者 ” ，而是具有建构能力的，能对话的，正在成长的人。这一理论思潮肯定了儿童在群体当中的力量，看到了成人与儿童的共通性和联系，是时代变化发展的象征与要求。此外，新时期的西方儿童文学研究还从儿童立场中抽离出来，关注到了处在边缘群体中的大人。专注于权力对抗的成人建构话语已经无法涵盖时下不断发展的儿童—成人关系。从 “ 成人规范 ” 理论到 “ 亲属关系 ” 模式的转变，标志着儿童文学批评对权力关系的探索更加的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