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中的心态哲学

2021-03-14 21:17段锐涵
中华活页文选·教师版 2021年33期
关键词:黄州波特比尔

段锐涵

摘 要: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学家。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跃于人们视野之中的不仅是他的诗词,还有他不比寻常的超然心态,以及背后的儒释道境界。他的这种不寻常超然的心态境界,也引起了国外文学爱好者的注意,本文则以美国比尔·波特的视角为观照点,从东坡的生活环境、时代背景、生平经历等方面对其三种心态产生的原因,及三者融合后产生的心态哲学进行深入考察,并探究东坡儒、释、道三者融合的心态哲学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中国文化 心态哲学 苏东坡 儒释道 DOI:10.12241/j.issn.1009-7252.2021.33.049

比尔·波特,字赤松,是美国汉学家、作家和翻译家。他是幸运的,遇到了转角之人——陶渊明,遇到了自己的转角挚友——苏东坡,遇到了自己的转角之因——对中国文化的向往,品读出苏东坡写“和陶诗”的原因和心境,实地拜访苏东坡写“和陶诗”的山川形胜和古井旧居,访谈当地的苏学专家,倾听当地人讲述文献典籍以外的东坡故事,寻访苏东坡传给当地人的印记。难以想象,这位外国者的足迹踏遍了留有东坡印迹的各个角落。也许就是因为这种不同寻常——骨子里渗透着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促成了他不断寻游,不断对话。虽然他的崇拜对象是陶渊明,但是他的探寻之旅中,流露了同为陶渊明“粉丝”——苏东坡心境的变化成因。

一、心態转变初始

东坡是一个集儒、释、道三者为一身的文豪,他所热爱的事物中都体现着他对于自己、对于人生的反省与突破。他常将东坡与茶相联系。的确,茶,初泡时清澈嫩鲜,像还未经磨难历练的少年苏轼,此时的苏轼积极入仕,在其位谋其政,不是说他带着多重的功利之心,而是说他的心态是积极有为,有报效国家之心,亦有造福百姓之意。然而世事并不如人所愿,苏轼的才华终有人妒,无事中生有事,无意中生有意。苏轼遭贬谪,是人为,好似亦有天命。此时的人生片段若是茶,此茶便已开始逐步晕上茶色,生出沉淀,从初始的滚滚热茶逐步温凉,茶味也随之变浓。

二、“涅槃”归来实现和解

贬谪的悲凉,生活的磨难,使苏轼不得不反思自己,当下与未来,到底该以怎样的状态继续。而黄州是他由苏轼转变为苏东坡的契机之地。刚到黄州,生活很是贫苦:“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无论是从物质还是从精神上来看,苏轼此时都是悲凉的,但他的心态被时间,被贫苦的生活,被往事的伤感逐渐改变着。直到被贬三年后的第三个春天:“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他的自然转角总会伴有意料之外而在情理之中的惊喜。雨过天晴,正如他的心境,一蓑烟雨任凭风吹雨打,拄竹杖穿草鞋而行,亦可胜过骑马。人生也是这样,没有预期的风风雨雨之后,总会有雨过天晴的一天。至此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黄州突围”。刚上任的黄州太守徐君猷非常同情苏轼的遭遇,于是把黄州城东门外的一片荒旧营地给苏轼开垦,以求温饱,而苏轼也放下自己读书人的矜持,勤勤恳恳,与家人一起耕作。他想起了唐代白居易被贬中州时喜欢中州城外的东坡,而如今自己就亲身耕作于黄州东坡之上,一时顿悟,自号东坡,至此,苏轼完成了向东坡居士的转变。“他先是反思人生,反思自己曾经的过往,绝往日之非,才能找到对理想、信仰的坚持。就是在这种反思和寻找之中,曾经的苏轼,现在的东坡居士,放下了那些自以为是的浮华,找回了自己的初心,和自己,和整个社会达成了和解。”而一千年以后的比尔·波特又上路了。他放弃了收稿费养老的日子,踏上了信仰之路,沉浸于中国文化和山水哲学之中,成为一个文化的漂泊者。而每一个漂泊者都有一个理由,比尔·波特的理由便是“和解”。和都东坡居士一般,带着一种看透人生人性的态度,和这个身处其中的社会和解,和自己心中的坚持与初心和解。

三、于世俗之中生出超然心态

但东坡的这种和解过后,产生的超然物外的心境,又不像陶彭泽那般纯粹,或者说,东坡的超然是更为成熟的一层心境。他具有儒家的经世致用,舍生取义的人格精神,但是当在儒家方面受挫时,他又不得不转向道家去汲取随遇而安的思想,同时悟透人生起落,从佛、禅中寻到抛弃名利、求得空明的超脱心态。这造成了他自身的复杂性,又创造了三种心态境界的融合。清人王恕《自是先生游物外,非关此地独超然》一文,认为苏轼的超然精神不是游离世外、逃避现实生活,而是以比常人更高的精神境界、心态方式去看待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进而克服之;实干事业而不计较功名,超脱一切得失;艺术地处理人生,去发现、体悟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从中获得满足与快乐。这是一种相当积极的人生态度,有品位、有境界的生活方式。而《超然:苏东坡思想的精髓》一文认为东坡的《超然台记》反映了它自身的人生哲学。“出游于物外,无往而不乐,是他的人生哲学思想;凡物皆有可观、皆有可乐,是东坡旷达的处世思想;相与登览、放意肆志,是东坡强调神似的超然艺术观。”

四、与渊明为知己,思想逐步丰腴成熟

除此之外,东坡将七百年前的渊明当作自己的知己,既有患难时的“倾吐”,也有思想心态上的碰撞。始有慧远法师的《佛影铭》,认为形体可灭而神识不灭,生死轮回。而后有陶渊明的《形影神三首》,通过拟人的形、影、神三个角色的对话,讲出自己的自然哲学观,提出在简单的生活中寻找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的理念,认为形是人的肉体,推崇及时行乐;影则代表着人的向善之心;神虽与影、形不同,但三者相互依附,有缘同行,倡导随遇而安,不喜不悲,顺应自然。后来又有了苏东坡在被贬儋州时期,借《和陶诗影神》组诗,将自己对于儒、释、道三者的理解进行整理与概括,取其精华,形成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东坡与陶渊明关于形神的对话,也使得东坡的心态变得更加稳重成熟,胸怀更为旷达,超越是非荣辱而处变不惊。在他的和诗中,形对影说:“天地有常运,日月无闲时。”认为天地日月自有规律,生死存亡是自然之理。醉与梦才是世俗生命的本然状态,“还将醉时语,答我梦中辞”,享乐今朝。影答形说:“君如火上烟,火尽君乃别。我如镜中像,镜坏我不灭。”认为人生如梦幻化,醉醒无所分别比较,“醉醒皆梦尔,未用议优劣”。在这个讨论中,东坡的心态偏向比较客观。而这个思考也恰恰体现了他身上的矛盾性:既然认为“莫从老君言,亦莫用佛语。仙山与佛国,终恐无是处”,又为什么心态的变化总是与佛、道挂钩呢?答案显而易见。东坡的“归园”与渊明的“归园”不同:渊明的“归园”是纯粹的依田舍,醉黄昏,不喜欢就是不喜欢,绝对不再想着仕途风华,也不存效国之心,他就想寄情于山水间,沉醉于自然,是一种单纯的隐士风范;而东坡的“归园”更多的是带着一种迫不得已,他有雄心壮志,但是遭遇了挫败,有过放手返田的想法,但又寄予了希望与期待。当他以为自己能够终生在太湖边安居下来,驾一叶扁舟“神游八极万缘虚”的时候,命运偏偏从中作梗,朝廷对他的任命又来了,他的家人大喜,但他“南迁欲举力田科,三径初成乐事多。岂意残念踏朝市,有如疲马畏陵坡”。即使这样,他依然接受了新的任命,一定程度上既是一种和解,也是一种妥协,或向知遇的恩情,或向内心还未得到满足的抱负妥协。但无论是哪一种,妥协也好,和解也罢,他的这种于困难之境中寻找自身精神解脱的品质,是值得当下人学习借鉴的。

五、浮沉一生,游戏态度

纵观苏东坡的一生,三起三落。從一起:科举考试,一举成名;到一落:乌台诗案,大难临头;从二起:神宗驾崩,东山再起;到二落:政见不合,主动请辞;再从三起:再回朝廷;到三落:一贬再贬。坎坷起伏,受到打击,看到希望,又受到打击,若想再继续生活,就得向佛汲取空,向道汲取然,来与儒家的看重事业功名的心理作斗争。最后,涅槃而来的就是儒、释、道三者一体化的东坡居士,不辜负自己的职责,同时又不注重名利,全然凭心境。东坡的这种心态和袁宏道的出世心态、入世生活的游戏人生有点类似。

《游戏三昧:从宗教解脱到艺术创造》一文认为,苏轼较多地接受般若空观的影响,了解了世事如梦如幻的哲理,因此在其诗中流露出一种游戏人生的思想。苏轼“借禅以为诙”,借助禅宗诙诡反常的思维方式,表达自己的游戏人生态度。但两者不同的是,袁宏道的游戏人生可能更逍遥一点,而苏轼的游戏人生更重于精神上的游戏态度。

六、繁杂之中追纯粹,心态哲学成体系

从一定程度上讲,苏轼羡慕陶渊明的那种纯粹。他“尽和陶诗”寻求与渊明对话。这两个隔了七百年时空的人,一个放得下所有,但无法做到和当时社会和解;一个放不下所有,却能够和自己身处的社会和解。苏轼的经历注定了他内心的丰富性和矛盾性。而历史当中有此经历的人很多,苏轼不是唯一,但真正能做到看物、化物、爱物、放物的,苏轼是唯一。比尔·波特和苏轼都是陶渊明的“粉丝”,某种意义上,比尔·波特理解苏轼的向往,也敬佩苏轼自身的内化能力,不同心态不同境界,却能将所有的情、理、为融合成自己的一套心态哲学体系。

七、归去来兮终成忆,唱叹人生古今义

苏轼的一生,从“大江东去浪淘尽”到“一蓑烟雨任平生”,从“诗酒趁年华”到“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浸透了他对自己人生经历的思考,支撑起了自己的独特的心态哲学。论平生功业,岂止黄州、惠州、儋州,只不过一切都是归去亦来兮。陶渊明、苏轼、苏辙的三首传承对话似的《归去来兮辞》,比尔·波特在书中写道:“‘归去来兮,世无斯人谁与游?’苏辙挥泪写下《和子瞻归去来兮辞》,完成了兄弟唱和的约定。此时我似乎听到山峦里回荡起‘归去来兮’男声三重唱,歌声飘然,若即若离。再看一眼石壁上苏东坡写的‘归去来兮’。微风吹来,一片白云从山峰飘浮而出。‘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我心领神会,该回家了。”

本文以外国友人比尔·波特的视角展开,写了同为陶渊明“粉丝”——苏轼的心态融合及转变。实际上,比尔·波特不断地寻访故迹就是在与渊明、东坡对话,他对渊明的不顾履伐的追寻,又何尝不是同为“粉丝”的苏轼的追寻?只不过一个注重故迹上的追寻,一个注重精神上的追寻。两种追寻虽然跨越时空,但又惺惺相惜。中国文化的心态哲学仿佛就是这样,不需要用太多刻板的方式去刻意研究、剖析,有时可能只是瞬间的心领神会,就能理解心态哲学的内涵。无关乎国界,无关乎文化,其蕴含着的是人类沉淀过后的共鸣。对于今天的我们,苏东坡的心态哲学或许会给人一些启示:如何在生活、工作或其他方面的压力下乐观而豁达地走下去,如何能在追逐物质提升的同时不忘初心,心态的调整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张志烈《再接再厉,更广阔深入地研究苏东坡——中国苏轼学会第十届学术研讨会论文综述》,《乐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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