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陶渊明的隐逸思想与田园诗

摘  要：在陶渊明隐逸思想的深刻内涵背后，既有道家的点化，又有儒家的启示，儒、道思想两相交并，影响陶渊明的仕、隐人生。陶渊明成功塑造了隐士与诗人合而为一的劳动者形象，其诗歌用语质朴无华，造意坦率疏朗，留下不可磨灭的文化印记。

关键词：陶渊明;隐逸;仕与隐;田园诗

作者简介：刘国伟（1990-），男，汉，河南信阳人，延安大学文学院2019届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1）-05-0-02

魏晋时期，国家政权兴替频繁，时局支离伏危，士人的思想观念也因之而激变，当时儒学靡顿，以易、老、庄三玄为一体的玄学兴起。玄学滋蔓，一方面助推贵无、崇有的清谈之调，个体意识觉醒，人们颇多去关注自身生活况味与精神追求，这种关注与追求便在潜默中，内化为一套处世哲学。另一方面，玄学还触生文人的厌仕情绪。在那时，人们以家族等第相高低，地位不匹就重重设限，闭绝往来，寒门庶族想身登上品，何其难事。因此一些官途受阻、志不能伸的寒贫文人，索性就冲破罗网，退避政治，选择一条挂冠归休的道路，这便是厌仕情绪的由来。“希志高远而不甘随波逐流之士大夫，重以内心自觉之所积已入深邃之境，于此一群体所遵循之礼法，乃最不能堪，而务以冲决世俗之罗网为快。”[1]由仕而隐，竟相引以为时尚。

生活在易代之际的陶渊明，他的隐遁之路，难免不显出与当时隐逸风气同辙的迹象，但细究之下，仍发现有颇大出入之处。

一、儒、道思想对陶渊明隐逸观的启发

通考陶渊明的生平履历可知，他一生有“三仕三隐”的经历，不难推察，在陶渊明的处世思想里，仕与隐互有，儒与道并存，出处之心摇摆不定。这一经历同时揭示其隐逸思想的矛盾性，他既有不得不仕的苦衷，也有不得不隐的归宿。

家道至陶渊明时，已境况日蹙，衣食无保。为谋之稻粱，他不得不“投耒去学仕”，希冀获取薄宦微俸，以图得饱口腹。这是他读书而仕的苦衷。然而世道多艰，纵能在门阀制度的重重阻绝下获得薪俸，但滥权倾轧、祸福旦夕的政局，也让陶渊明有感隐隐不安，“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感士不遇赋》）。当局执政者虽广罗人才，然而他们所施，乃是极端残暴的压制政策，对于拒绝求同合作的士子，则无端钳制戕害。应征入仕的知识分子，非但不能尽展其才，反会膏火自煎，动因不合时宜的政见招来身死之祸，嵇康就是一例。

这样的时代背景，往往会触动读书子弟厌仕就隐之心，陶渊明列属其中。然而他致仕归隐，又不全系于此。他天性淳朴，为人耿介质厚，特爱山水丘园，这种心性才是驱遣他背离官场、步入田园的荦荦大者，他也自释说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陶渊明喜将自己比作闲云飞鸟，闲云舒展悠游自在，飞鸟振翅任意翱翔，从这些外物身上受到的启示，加之来自内心的感召，陶渊明希企能朝着本性复归。

自古至今，隐逸都是一件“高尚其事”的选择，君子乐为。老庄思想是魏晋隐逸风气的先导，也为当时士人倚伏不定的仕宦生涯，指明了存身之路。但陶渊明的归隐之途，除有道家思想的指引点拨，更有儒家思想的影响与启示，应说是兼收儒、道两家思想后，发明出的符合自身所需的隐逸观。“陶渊明的归田，是在对污浊的现实完全绝望之后，采取的一条洁身守志的道路。這时儒家的‘独善其身的思想占了主导的地位”，“他吸收了道家思想中的朴素唯物论成分，认为万物都是按照自然规律而生灭变化，否定道教的长生永视之说和佛教的神不灭的思想”[2]。

陶渊明步入隐遁生涯后，依然认可生活的物质性，认为料理衣食是践行人生之道的第一要务，“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这与道教徒弃绝世俗、不染尘务的隐逸观相去甚远;道教素来服信长生不死，作为封建文人，陶渊明在《自祭文》中能大胆直面死亡，他丝毫不加隐晦地描述自己他日寿终后，亲朋旧故前来追荐哀悼的场景，其对道家思想扬弃的一面，由此可知一端。

儒家“君子固穷”观也对陶渊明影响颇深。自第三次弃官归家后，他慎终如始地坚守“君子固穷”的节操，在腹空难忍时，他更还借此方法疗饥去苦。与道家隐逸思想有别，儒家隐逸观是建立在政治污隆的基础上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

儒家倡导争为世用的处世态度，认为读书人该“学而优则仕”，仕则必拳拳服务于统治者，铭记忠君爱民的信条，以此为圭臬，奉献一生。但如果遭逢世道陵夷、纲纪不振，生民选择避世栖遁一途，也是为儒家所接受认可的。陶渊明既主奉儒学，必将儒家“无道则隐”的主张贯彻始终，既已遭逢乱世，认清政局变荡、官场浊秽的本质后，谅会向往隐遁生活。“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馀。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饮酒·其十》），陶渊明早意识到，若为经营生业而投靠官场，非但不是长久之计，更常与夙志相乖违，焦心苦神，实难过的快活。不如就此解绶带、归故里，躬耕农亩，逍遥适性。

二、陶渊明隐士身份与诗人身份解读

陶渊明除了是一位隐士，更还是一位诗人。虽在后世被推为“隐逸诗人之宗”，但当时他的诗人身份并不昭著，与之年代相近的史学家写史记事时，多把陶渊明当做隐士对待，撷取与其隐逸生活相关的事料入史，而对其诗歌造诣，则往往从略不谈。究其原因，这或与当时的文学风尚有关。

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骈俪文风，不论写辞赋还是作诗歌，文人都喜好雕琢摛采，施以藻绘。而陶渊明的诗歌质朴无华，用词遣句皆发自心声，全然不去刻意矜夸炫奇，因此颇类“田家语”。这与当时的文学风尚显然格格不入。正因诗风不合时之审美，史学家在作传时，往往不经意间忽略其诗人身份，转而将笔力全部倾注在去关注和解读其隐士形象上。陶渊明的栖遁生活适与魏晋隐逸风气投契，这正中史学家的怀抱，符合他们的期待，陶渊明便顺理成章地被塑造成隐者，而非文学家。《晋书·隐逸传》载他“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自此以后，弹“无弦琴”即成了处士隐居生活的写照，饱含情趣，而“羲皇上人”也成为隐士的光荣指称，格高韵古。陶渊明为中国隐逸文化留下了深刻烙印，难以磨去。

关于陶渊明文学成就的载录，早期史书只寥寥数语，到南朝钟嵘在《诗品》中品评历代五言诗歌时，才对其文学成就作出较为中肯的评价，说“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笃意真古，辞兴婉惬”。可能是考量到时代文风与陶渊明的诗风区别甚大，钟嵘仅列其诗为中品，虽未称怀，但已起到良好开端。而后萧统对其诗人身份的评价，则较钟嵘又进一步，说“其文章不群，辞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陶渊明集序》）。钟嵘品陶诗尚受视野所拘，而萧统却评之较公，显然已认识到陶诗超群不俗的一面。到此之时，陶渊明作为诗人的存在感益加彰明。随着时间推移，陶诗俘获一大批模仿追慕者，再往后，为陶诗作注的文学论著不断面世，逐渐大为可观，“陶注先有汤汉《陶靖节诗注》，相继有李公煥的《笺注陶渊明集》，其后又有费元甫的《注陶靖节诗》”[3]。

三、陶渊明田园诗的特点

陶诗高明之处就在，其常能于平淡中见精妙。他的诗辞用语质朴无华，造意坦率疏朗，因不尚高玄，故显真切自然，后人称之为“田家语”，也不足怪。但这“田家语”并不粗鄙，却往往能直抵内心所感，将平淡枯索的农家生活写出新意，非才学之士不能轻易为之。他善于发掘田园农耕的真美与真实，字句里满溢着对日常起居所投注的全部情感，其中既有自耕自足的惬意，也有谷物歉收、饥不果腹的艰辛。他甘心做一普通农民，塑造出隐士与贫士合而为一的劳动者形象，这是其他隐者鲜能做到的。

陶渊明的诗辞不类玄言诗，更有别于骈俪文风，他创作大量与田园躬耕有关的作品，耕灌之余，或读书弹琴，或饮酒赋诗，日常行住坐卧中，诗文已成为他记录生活情状的载体，字字所言，都化作人生境遇的写实性摹刻。所以，他的诗歌鲜有体玄的成分，颇多是去描写耕畦灌园、饮酒读书的起居生活。如：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移居·其二》）

佳日登高，招友酌饮，这些日常起居中的细事，都形于诗人笔下，呈现出饶富人情味的意境，诗人将对生活与邻友的真情实感和盘托出，流露出素雅质朴的处世情怀。陶渊明的田园诗不全属摹景记事一类，他还常在诗中表现过往的夙心旧志，频发感慨。如：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杂诗·其五》）

他叹息岁月流逝，年命易衰，如今固守着蓬庐田亩，虽满足本性所需，却又壮志未酬，因而不时发出呼声，敦教自己。这应是其早年“大济苍生”之志的余存，不难察见，在诗人甘于潜身藏迹的形骸里，仍怀抱一颗不甘平凡的心。

再如《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一诗。此诗写在自家茅庐失火后，诗人遥想当初“辞华轩”，弃官从隐，是一件多么甘心称意之事。诗人质性刚直，坚过玉石，内心安闲，不随物迁，如今草庐虽被火焚毁，但未足妨碍他继续过着田园农耕生活。何焯《义门读书记·陶靖节诗》云：“形骸犹外，而况华轩。所以遗宇都尽，而孤介一念炯炯独存，之死靡它也。”[4]孤介一念独重，其余百事皆轻，所以也就无心去计较忧患得失了。诗人淳淳朴素的心态，耿耿方正的品性，尽现无遗。

古之大隐者，最看重抗志守道一条，他们往往遁身藏迹，过着不为众人所知的栖隐生活。陶渊明“三隐三仕”的人生轨迹，既留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也讲述着他“贞志不休，安道苦节”的独特生活历程。他成功塑造了隐士与诗人合而为一的劳动者形象，其诗辞不独记载田园农耕，他对饮食起居，甚至包括贫与贵、生与死，都有独到的体悟。研读陶诗，可借此与其隐逸生活互为参证，仔细爬梳背后隐逸思想的来龙去脉，便更易索解其思想内涵与文学修养的独特魅力。

参考文献：

[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332.

[2]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276.

[3]张永蕾.隐士·隐逸诗人·经典诗人——陶渊明形象经典化解读[J].浙江社会科学学报.2007，（4）：199.

[4]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