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梭罗与陶渊明的归隐

2021-04-12 22:58范玉兰周星明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21年2期
关键词:隐逸梭罗陶渊明

范玉兰 周星明

内容摘要:梭罗、陶渊明虽然处于不同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但两人都选择了归隐山水田园之中,他们隐逸思想的本质不同。梭罗是一种试验,尝试极简的物质生活,最终回归现代文明;陶渊明是追求不受羁绊的心灵自由,以田园为自己的精神依托,终老于此。

关键词:梭罗 陶渊明 隐逸

梭罗是美国19世纪的超验主义作家,《瓦尔登湖》是他的代表作;陶渊明,东晋时代田园诗人。他们两人都以对自然的热爱和回归被人称道,都有把田园作为自己的精神追求,都被称为隐者。但因为两人生活的时代以及文化背景不同,他们的隐逸思想也存在很大不同。下面笔者试着从以下方面进行探讨。

一.归隐原因不同

19世纪的美国,工业发展迅速,先进科技的运用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需求被极大地满足。然而,机械化和商业化的盛行使整个社会的精神信念缺失,人们越来越迷失在纷乱的物质享受中,“人们被一种徒有其表的命数——通常谓之‘必需——所奴役,因此聚敛财富,任凭蝼蚁咬啮,尘埃侵蚀,留待盗贼破门,挟裹而去,这种生活何其愚鲁。”大多数人成为劳动的机器,被物质所奴役,忘记了生命的丰满完美,“他只是充当了一架机器而已”。梭罗认为这种现代文明非但没有提高人们的思想,反而加速了人们的堕落,“人从出生开始就在为自己挖掘坟墓”。他痛恨这种大机器现代文明所带来的过度物质化,希望过一种“简单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从这种浑浑噩噩的生活状态中走出来。

1845年春天,梭罗孤身一人来到了瓦尔登湖畔。他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小木屋,过起了一种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自给自足的简单生活。

陶渊明生活在门阀制度森严的东晋时期,士族贵族把持朝政,庶族平民几乎没有向上的通道。虽然陶渊明曾祖父陶侃作为东晋的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祖父与父亲也都做过太守,但在当时也只不算是真正的贵族而被人讥嘲,并且到陶渊明时,家道已经中落。青年时期,受儒家思想的熏陶,陶渊明也曾有“猛志固常在,骞翮思远翥”的远大抱负,但是东晋政治腐败,当权的士族和军阀只顾争权夺利,根本无心整顿政治、关注民生。陶渊明曾几次出仕,但是现实的污浊、官场的朽暗,让他深感失望与厌恶。此外,陶渊明早年便爱慕自然,“性本爱丘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认为返璞归真、率性任真的自然人生与自己的心灵需求相合,“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再加上本性的耿直不阿,最终与污浊官场决裂,回归田园。

二.隐逸的思想动机不同

梭罗所表达的是“自我实现”型的理想人格。他在瓦尔登湖居住了两年,之后又重新回到现代文明社会。他的隐逸是一种试验,验证人们对经济的依赖可以降低到什么程度,试验在独立精神下一种更艺术更质朴的有意义的生活。“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自如从容地生活,只面对基本的生活事实,看看我是否能学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生活过。”他隐居于林间小屋之中,观察、倾听、感受、思考,在孤独之中实现了对人生的探索,认为人类用来满足生活的物质需要其实可以很少,以此来反对当时所流行的物质享乐主义。

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隐居,一是为了自我完善,“在远离喧嚣的世俗生活中寻找真理”;二是希望借此唤醒更多被物质财富麻痹的大众,去过一种“更有价值的精神事业”。

陶渊明追寻的是一种“自我”的超越,心灵的自由。他自幼修习儒家经典,魏晋时期“谈玄论道”之风盛行,“自我超越”的人格本体意识对陶渊明的影响颇深,成为其人格理想的根基。腐朽、污浊的政治逐渐消磨了陶渊明从政的热情,“世与我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最终不“以心为形役”,选择归隐园田,在朴实的田园生活中解放心灵,获得精神的自由与超越。

三.归隐后的谋生能力和生活际遇不同

梭罗毕业于哈弗大学,做过教师和土地测量员。他还会种植、接枝,也精通森林里的知识,并且有吃苦耐劳的习惯,从来不懒惰和任性。所以他在任何地方都能谋生,并且梭罗终身未娶,孤身一人,没有其他负担。需要的时候完全可以靠种植或測量挣钱。在瓦尔登湖畔,他搭木建房,锄地种豆,一年仅工作三四十天,其余时间用来测量、聆听、感受和思考,生活自给自足,过得舒心惬意。“我挚爱生活中充裕的闲暇。有时,在夏日的清晨例行沐浴后,从日出到日中,我一直坐在洒满阳光的门口,沉湎于幻想的世界。四面是松树、漆树和山胡桃树,鸟儿在周围唱歌,不时悄悄掠过房顶,幽静和僻远笼罩着这里……”。

陶渊明则不同,他是一个接受传统的儒家思想教育的人,那时的读书人一向重视的是圣人文章,而缺乏自然科学知识,更少有亲身参加农耕劳作的,可以说陶渊明的农耕技能为零。归隐之后,他本以为劳作可以自养,“力耕不吾欺”。夙兴夜寐,“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但却是“草盛豆苗稀”,并且陶渊明生有五子,家庭人口多,负担重,稀松的种田技能并不能养一大家子人。“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归去来兮辞》)这和生活技能满点的梭罗完全没法比。

而生活能力的不同,导致他们归隐后的生活境遇也不同。并且在归隐的第三年,他家中失火,“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把房子和储备的粮食烧得干干净净,全家陷入赤贫中,再加上蝗虫、干旱等天灾,因此陶渊明的归隐后的生活很是困窘。“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乞食》)。“敝庐交悲风,荒草没长庭”、“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这些诗歌都反映了他的田园生活的贫困和屡受饥寒的凄苦状况。这与梭罗的境遇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同时,这些诗歌又更显诗人的高尚志趣。“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悲”、“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虽然生活贫困,常陷于饥寒,但是为了追求自我和精神的自由,他甘守穷困,欣喜于精神上的富足、开阔,“且共此欢饮,吾驾不可回”、“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充分体现诗人坚定的信念和高洁的操守。相比起来,梭罗的《瓦尔登湖》中的描述没有这种坚定的固穷意志。

四.隐居生活呈现的美感不同

梭罗的《瓦尔登湖》更具有哲学性、科学性。他力求在平淡生活中进行深入思考。在书中,充满了梭罗的思考,很多富有智慧和启示性的文字。比如,文章开篇以“经济”命名,“房子是我自己建造的”、“我用自己的双手谋求生计”。他精确计算自己的生活,耕种、收获、变卖收获的农作物,购买必需品,详细地列举了它们的价格,计算它们的差价。“板材8.035,木板条1.25,钉子3.90……总计28.125”,通过这些确切的数字,来证实一个人生活所必需是极简单的,“一年只需三四十天的劳作便足以供养自己”。他通过大量的实证来表现生活的本质和哲学的本真:它首先表现为物质,然后才是精神。给我们的是精神的启迪和指引,传递了一种具有实践性的积极的生活态度。

相对梭罗而言,陶渊明的田园生活,带给我们的是满目青翠、婉转鸟鸣,是美的愉悦,他所描述的场景和生活具有诗意的美感。

自然景物在他的笔下充满了生命和情致。如他的《归园田居》“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如诗如画、幽美纯洁的田园风光,我们不仅看到掩映在榆柳桃李中的几间草房、村落中飘起的几缕炊烟,听见深巷传来的几声犬吠和树头的喔喔鸡啼,所有的这一切还构成了一种意境,它是那么的宁静安谧、淳朴自然!

乡居生活是那么的清静悠闲,“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軮。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远离了污浊的官场,避开了显贵们车马的喧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生活悠闲自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人在纯朴优美的田园风光中获得了内心的宁静,精神上达到了完全的自由,如羁鸟投林、池鱼入渊。

诗人与农民一起从事耕作,“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享受耕种收获的喜悦,“焕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在这里有兴趣相投的朋友共赏好文,“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有朴实的乡邻共话收成,“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有邻里之间的相邀共饮,“漉我新熟酒,只鸡邀近局”;还有天伦之乐,“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

清新秀美的田园风光、宁静悠闲的生活、淳朴真诚的乡邻,没有案牍的繁冗、官场的倾轧,不必摧眉折腰事“乡里小儿”,他远离了污浊的现实,回到田园中来,获得了心灵的归宿,“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笔下的田园生活,表现出了浓郁的生活情趣,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他在田园中过上了一種极富有诗意的生活。

通过对梭罗和陶渊明两人的隐者思想进行对比,我们能够看出他们虽然处于不同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但两人都选择了听从内心、归隐于山水田园之中。陶渊明受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和道家“致虚守静”思想的影响,从虚伪的现实社会遁入自己的天地,追求自己的自由心灵。

梭罗的隐逸则是受到了西方超验主义哲学和自由精神的影响,从繁杂的物质世界跳出,建立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告诫人们在一种“简单再简单”的生活中,去创造一种诗意的精神生活。相比起来,《瓦尔登湖》少了些许飘逸,多了许多沉着。陶渊明重写意,梭罗重写实。梭罗仅在森林中待了两年,陶渊明则用他的整个后半生来抒写自己对田园的依恋。

参考文献

[1]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亨利·戴维·梭罗.《瓦尔登湖》,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

[3]李雁劼.《两位“诗意的栖居”者》,时代文学(下半月),2007.

[4]彭玥,杨宇涵,唐欣.《梭罗与陶渊明隐逸思想比较研究》,名作欣赏,2020.

(作者单位:抚州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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