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变应变求变之争与中共创建之开天辟地大事变〔*〕

汪青松， 祝叶飞

(1.上海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433；2.上海海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1306)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党的创建时期曾发生“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之争、无政府主义之争，共产党人明确回答了近代以来中国识变、应变与求变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形势在变、任务在变、工作要求也在变，必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才能与时代同行。〔1〕从识变、应变和求变的角度审视党的创建过程中的“三次论争”，对于把握中国共产党产生作为开天辟地大事变的历史地位，理解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为什么青春依旧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奥秘，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准确识变

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开端。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轰击下，近代中国危机四起、人民苦难深重，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在困难与危机面前，先进的中国人始终在思考：为何我们努力学习西方却反而落后挨打？为何我们努力振兴中华却一次次受挫？由于没有科学理论指导，近代中国人始终搞不清民族衰败的原因在哪里。

(一)在救亡图存的探索中找到马克思主义，准确认识到近代以来世界的变化

睁开眼睛看世界，近代世界已不同于古代社会。18世纪西欧国家开始工业革命，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发展，工业文明向全球扩展。经济国际化使得各国间联系日益密切，借助世界一体化对外扩张和掠夺，西方殖民主义在落后国家获取商品市场和发展资本。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

马克思发现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从世界发展大势看，“15世纪至18世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母体里孕育、萌生、发育并取代封建主义。”〔3〕与封建主义相比，资本主义代表先进生产力，显示出历史进步性。资本主义社会代替腐朽没落的封建主义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西方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之后得以迅速发展，而此时的旧中国囿于封建制度的束缚，被世界快速发展的浪潮甩在了后面。相对于工业化、资本化、国际化的西方国家，清王朝时期的中国仍旧是那种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封建的东方农业中国必然落后于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帝国。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先进分子高度评价十月革命，热烈欢迎马列主义这一新思想。1913年留学日本时就接触过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李大钊，敏锐地认识到十月革命将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希望所在，开始主动向中国人民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1918年7月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认为“十月革命”是世界史未来必然走向的潮头，“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4〕1918年11月发表著名的文章《Bolshevism的胜利》和《庶民的胜利》，认为这是“世界的新潮流”，而“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5〕“Bolshevism 就是俄国Bolsheviki党所抱的主义”，“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6〕在宣传布尔什维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看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接受了真正能拯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从民主主义爱国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敢为人先，以开拓者的无畏姿态，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担负起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任，率先在中国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20世纪初中国的播火者。

1919年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的五四运动，是一场捍卫民族尊严、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运动，其划时代意义在于促进了全民族的觉醒，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解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恶梦。……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7〕五四运动使中国人把俄国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这种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精神，鼓舞了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真理。

此后中国先进分子开始倾向用马列主义指导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引起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不满和反对。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发动攻击；1919年8月，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对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错误观点进行批驳，“问题与主义”之争由此展开。

(二)在捍卫真理的斗争中传播马列主义，准确认识到中国的变化

“问题与主义”论争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学理之争，而是以什么理论指导中国识变的“主义”之争。胡适将此次论争视为“我与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8〕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第一个焦点是如何看待“主义”。胡适大肆贬斥主义、嘲讽空谈好听的主义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李大钊反驳说，谈主义是必要的。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9〕1919年10月和1920年11月，毛泽东先后写道：“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0〕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空谈，而是具有鲜明实践性的伟大科学真理，着力回答世界的变化与中国的变化。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须“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11〕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创立，就是为了指导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打破资产阶级剥削和掠夺的革命实践活动需要而产生的。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第二个焦点是如何对待“问题”。胡适大谈多研究问题，似乎真的关注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实际上他提出要研究的是些什么问题？他认为，“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那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12〕研究这些具体问题关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吗？根本不是。 马克思认为，“问题是时代的格言”。〔13〕没有正确的主义和理论指导，根本抓不住重大问题。1919年初，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暴露出西方列强所谓公理战胜强权完全是欺世谎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抽象的学理和不变的教条，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研究它“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并在这个过程中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正确认识国情非常重要，考虑中国的问题，是不能置国情于不顾的。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认识近代中国为什么内忧外患这样的时代问题。李大钊指出，要想解决“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不然，“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的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14〕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第三个焦点是如何看待“问题”与“主义”的关系。胡适鼓吹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把问题与主义割裂开来，故意制造两者对立。李大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与主义统一观，指出，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他强调，社会主义“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它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发生“适应环境的变化”，是要在运用中加以发展的。“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15〕

只有把问题与主义统一起来，既坚持问题导向，又坚持主义指向，才能准确识变。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紧跟时代潮流，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他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出：经济构造是政治、法律、伦理、精神等构造的基础。“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16〕解决近代中国的衰败问题，就需要在马列主义指导下，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上有一个根本的解决。

(三)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准确识变，揭示近代中国的衰变之谜，确立马克思主义崇高信仰

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真理性。1919年《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北京《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李大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系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这是近代中国全面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开山之作。他在文中指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17〕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最为独到之处是李大钊科学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体系，明确指出，“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社会组织即社会关系”。如社会生产关系不能满足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便会出现“社会革命”，进而建立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组织。〔18〕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体悟到马克思主义是把握时代的思想武器。

1919年5月5日，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1周年，北京《晨报》在李大钊的支持和指导下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用以刊载马克思主义相关内容，包括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等。随着五四新文化、新思潮的涌现，各地以多种方式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19〕1920年2月，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潜心翻译时把粽子蘸着墨汁吃掉却浑然不觉，还说“够甜”“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彰显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救国真理的渴求，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20〕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5月，陈独秀组织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中国社会改造、社会主义学说等诸多问题。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共产党宣言》是指引中国人识变的指路明灯。

西方国家资本扩张的欲望，推动着工业文明向全球扩展，由此导致了《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及的“四个从属”。〔21〕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基本矛盾运动，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世界的扩张和掠夺，带给落后国家的是残酷的殖民灾难。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论述正好解开了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的疯狂蹂躏与奴役，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之谜，“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22〕

准确识变是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前提。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准确识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是历尽苦难的中国“开天识变之理”，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神圣信仰，提出对马克思主义“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23〕解决了举什么旗的问题，确立了党的指导思想，因而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高举起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勇立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时代潮头。

二、在社会主义之争中科学应变

李大钊在1918年传播马克思主义之时，已是与传播社会主义一起进行的。他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24〕同时，他预言，十月革命所掀动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25〕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认为十月革命胜利将“普及于世界”，“我们应该起而仿效”。〔26〕在1919年“问题与主义”论争中，早期共产主义者明确提出要走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原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人士唱起了反调，1920年9月，张东荪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现在没有谈论社会主义的资格；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增加富力，开发实业。后来他又说，盖中国民不聊生，急有待于开发实业，“开发实业方法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27〕梁启超、张东荪还认为中国大多数是农民、游民，工人很少，还不配讲社会主义革命。早期共产主义者严厉谴责这种论调，展开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第二次论争即“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

(一)顺从世界大势，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论争中，树立起共产主义理想

20世纪初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世界进步之大势》等“大势”类书籍也翻译到了中国，但在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情况下，中国仍找不到摆脱民族苦难之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未来前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在顺应世界发展大势中探索出了挽救中国的新道路。

作为历史上首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成功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积极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望远镜”，观察并把握当时的“世界大势”，〔28〕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必须走俄国人的路，确立社会主义制度。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发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29〕这就是顺应世界大势的呼喊。1920年11月，邵力子在《再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中指出，对于中国要发展实业和增加富力，“谈论社会主义的人不但从来没有反对过，并且也认为必要，不但认为救现在的中国应当如此，并且认为谋人类的幸福本质在此”。〔30〕

1921年3月，李大钊在《社会主义之下实业》中认为：“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31〕为什么发展实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李大钊在1921年3月《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中指出：要问今日中国是否已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必须先问今日世界是否已具备实现社会主义倾向的经济条件。〔32〕

1921年5月，李达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中明确指出：今日中国是万国的商场，是各资本国经济竞争的焦点，是万国大战争的战场。当时的中国处于产业发展较为薄弱的年代，加之深受西方列强的政治与经济压迫，“要想发展资本主义和各资本国为经济战争，恐怕要糟到极点了。”〔33〕“世界的趋势，是必须要实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必须灭亡的。”〔34〕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浩浩荡荡，自古以来就是“顺历史潮流者昌，逆历史潮流者亡”。这说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发展实业和增加富力，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比较制度优劣，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性论争中，确立了共产主义目标

张东荪等主张依靠资本主义开发中国实业。然而历史事实是，近代中国一次次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洋务运动、君主立宪、资产阶级共和制等救国方案均以失败而告终。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不懈寻找救国救民道路，却都抱憾而终。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也充分说明资本主义根本不能解决近代中国的落后问题。1918年，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指出：“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35〕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中指出：“欧、美、日本底社会危机，就是这个人的工业主义造出来的”，“千万别跟欧、美、日本人走这条错路！”〔36〕1920年11月，他在《国庆纪念底价值》中指出，“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要用它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37〕早期共产主义者已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丧失了前途，中国不能也不适合走资本主义的这条错误发展之路。对此，陈独秀专门作了分析，〔38〕并指出：“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底错路。”〔39〕

国际资本根本不允许中国走独立富强的发展资本主义道路。外国资本来到中国，只是想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而已。1920年12月，陈独秀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中指出：“我们急于要排斥资本主义，本来不限于中国人，大部分还是因为外国资本主义压迫我们一天紧迫似一天，真是罗素先生所谓‘束缚中国生死了’”，“他们始而是经济的掠夺，接着就是政治的掠夺，渐渐就快做中国底主人翁了”。〔40〕危机四伏的近代中国，除了社会主义这条光明大道，别无他途。

在与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的论争中，早期共产主义者对照分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优劣，实际上已提出了唯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先进生产力的思想观点。〔41〕1920年，李大钊说：不少人认为要实行社会主义，必须首先着力于发展实业，我认为要在现存制度下发展实业，只能越发强化现在的统治阶级而迫使下层农民为少数的统治者阶级付出更多的劳动。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还不如用社会主义为宜。他提出，“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42〕这一观点表明，只有搞社会主义才能独立自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与世界资本主义抗衡，才能在与资本主义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国作为后发国家，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就是为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资源和社会共营的力量优势。

邵力子讲得也很明确：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只在用什么方法去增加富力开发实业，而不是在应否增加富力开发实业的问题。现在社会主义者，都能预想到社会主义实行以后工业怎样普遍发展的情形，并且深信要在社会主义下面的开发实业方才能使一般人都得着“人的生活”。〔43〕

1921年1月陈独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作题为《社会主义批评》演讲，论述了中国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首先，他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缺点是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现代资本主义分配方法的缺点是剩余价值，工人生产所应得被资本家用红利名义掠夺去了。“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余价值，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这就是我们所以要讲社会主义之动机。”接着，他批评有人一面反对军国主义而一面却赞成资本主义，不懂得资本制度导致国际侵略及战争。他认为，资本主义就是军国主义，资本家最终是没有办法救济生产过剩的弊害，资本阶级只能拿殖民政策或国外商场救济国内生产过剩危机，相互争得殖民地或商场非弄到破裂不止。只要资本制度一天不被推倒，各资本制度国家保护商业的军备扩张也就一天不能停止。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法一天不废，侵略性的军国主义就不可能废掉。资本阶级正因为互相争夺殖民地或商场必然酿成国际资本大倾覆的更大危机，将来再经过一两次美日或英美战争便到了资本阶级的末日即国际资本的崩溃。因此他断定，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分配方法缺点已到了自身不能拯救自身的危机以致于必然崩溃的命运，代它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与分配方法，才能免除剩余生产和剩余价值等弊端，所以可以说现在能讲社会主义。

在十月革命后资本主义已经没落的情势下，中国必须实行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些是早期共产主义者对中国搞社会主义具有后发优势思想的初步阐述，为确立共产主义奋斗目标提供了依据。

(三)科学应对变局，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可行性论争中，明确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在马列主义指导下，早期共产主义者已经看到中国在没有取得独立自主权的条件下，只有走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解决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的问题。1920年10月，陈独秀在《随感录》中指出，中国的生产劳动者受那么大的压迫，着实有“输入马格斯社会主义底需要”。〔44〕

陈独秀在题为《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中认为，“我们无论主张什么，第一步是问要不要，第二步是问能不能。”所以他不仅论述了中国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而且分析了中国为什么能讲社会主义。针对有人提问欧美资本主义要崩溃可以讲社会主义、中国资本制度不甚发达更没到崩溃地步如何能讲社会主义，陈独秀从经济国际化角度作了明确回答：这种似是而非的话，忘记了现代人类的经济关系已是国际的而非国别的了。因为交通便利，需要复杂，有许多事都渐渐逃不了国际化，经济制度更是显著；“各国资本制度都要崩溃，中国那能够拿国民性和特别国情等理由来单独保存他”？从经济国际化来看，在各国资本制度的崩溃还未成为现实以前，中国单独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分配方法，难免要受到资本主义各国经济上政治上的压迫。陈独秀认为可从五个方面努力打破这层困难：一是救济中国断不能不发展实业，只是不能采用在欧美已造成实业界危机的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实业；二是中国全民族对于欧美各国是站在劳动阶级的地位，只有劳动阶级胜利才能救济中国的危机及不独立；三是制度的改变总是各国先提倡，冒着困难使新制度变成现实并渐渐成为国际化，便能确立新的制度；四是欧战以来资本制度已大大动摇，中国应该联络各国的同志作国际的改造运动；五是“在不完全破坏外资相当的利益范围以内，由国家立在资本家的地位经营国内产业及对外贸易，也未必不能免绝对的干涉”。这五个方面正是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的可能和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必要的五个理由。〔45〕

有学者评述20世纪初中国发生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时认为，“论争的焦点是当时的中国该不该发展资本主义和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双方各有可取之处与不足”。〔46〕这一说法值得商榷。早期共产主义者不是基于当时现存的现实搞社会主义，也没有企求立即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发生在情况与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相近的俄国，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生活现实对中国先进分子的启示是，“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47〕

早期共产主义者已经认识到，当时资本主义在中国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国已有了一定的工业和劳动阶级基础，就能确立社会主义理想目标。正如邓小平后来所指出的，当时中国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48〕

科学应变是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根本。早期共产主义者在社会主义论争中确立了坚持走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辟地应变之道”，解决了走什么路的问题，确立了党的最高纲领。这是基于唯物史观的信仰，基于对欧美资本主义弊端的批判，基于对俄国人道路的学习，基于民族复兴的需要。早期共产主义者，在马列主义的科学指引下，通过对东西方发展阶段和大势的科学分析中，找到了解决近代中国问题的出路即救亡图存之路、民族复兴之路。

三、在无政府主义之争中主动求变

鸦片战争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呈现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乱象。近代中国之所以屡遭西方列强侵略与欺辱，除了经济军事落后之外，缺乏组织、四分五裂是重要原因。辛亥革命没有能充分组织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最终也失败了。早期共产党人认识到，在内忧外患的中国，没有坚强的政治领导，不可能完成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1919年2月，李大钊在《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一文中指出：“有了解放的运动，旧组织遂不能不破坏，新组织遂不能不创造。”〔49〕1919年3月，他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中呼吁创建工人阶级政党，指出，“C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50〕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一批先进分子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成立共产党组织的思想条件和干部条件已经具备。1920年初，陈独秀和李大钊开始酝酿建立工人阶级政党。早期共产党人筹建无产阶级政党的努力，引起黄凌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的不满。他们在报刊上发表《我们反对布尔扎维克》《为什么反对布尔扎维克》等文章，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认为“布尔什维克比专制魔王还要坏”。〔51〕陈独秀、李达等早期共产党人对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无政府主义之争就此展开。

(一)在要不要建党的论争中，提出必须建立把人民团结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

黄凌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曾抨击过资本主义，与早期共产党人在传播变革思想和救亡图存的工作上有过一定的共识和合作。但无政府主义者鼓吹人类进步全凭“自由意志”，认为没有个人的绝对自由，就没有社会的进步。他们反对集中、组织、纪律和政权，咒骂无产阶级专政比资产阶级专政还要厉害，诬蔑列宁是“俄罗斯共和国的大皇帝”，〔52〕声称“我们不承认资本家的强权，我们不承认政治家的强权，我们一样不承认劳动者的强权”。〔53〕此时无政府主义已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筹建道路上的严重障碍。

1920年秋到1921年上半年，早期共产党人在同无政府主义的争论中，令人信服地说明官僚、军阀、资本家掌握的国家政权和法律只有靠“强权”才能铲除；革命之后也只有借助“强权”性质的革命政权与法律才能建立新的社会秩序。1920年9月，陈独秀在《谈政治》中指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国家、反对政治、反对法律、反对强权，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正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法律、强权的专政。“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班资产阶级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54〕这里已提出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要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是要以无产阶级专政强力对抗资产阶级专政强力的思想。

旅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于1920年8月13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也批判了无政府主义。他说：“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55〕毛泽东表示全部同意蔡和森的意见。

(二)在能不能建党的论争中，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充满决心和信心

黄凌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虽然也抨击资本主义，但否认中国存在无产阶级，实际上否定了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可能性。然而1919年五四运动中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实践有力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谎言。

李大钊1919年底在《大联合》中指出：“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56〕1920年5月，陈独秀在《劳动者底觉悟——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的演说》中就已经号召，“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有用、贵重”。〔57〕早期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列主义分析中国社会实际，自觉推动马列主义与工农运动结合中得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然结论。

社会主义之争和无政府主义者之争中都涉及到对中国无产阶级的分析。针对原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说中国没有“劳农阶级”，不宜宣传社会主义，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的论调，李达指出：“就中国说，是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中国是劳动过剩，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只不过没有组织罢了。”〔58〕陈独秀则进一步指出：“我们要明白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他主张通过“阶级斗争”和“政治的法律的强权”打破资产阶级的旧政治，“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59〕

在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争中，早期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的工业虽不如欧、美、日本那样发达，但毕竟存在工业无产阶级；而且无产阶级呻吟在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掠夺之下，早已痛不堪痛，忍不堪忍，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和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的要求。五四运动中无产阶级的斗争显示了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和战斗力。中国的工人阶级一旦觉醒起来和组织起来，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创造出崭新的社会制度。1920年12月，陈独秀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中说：“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60〕在“无政府主义”论争中，早期共产党人坚定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和信心。

(三)在建什么样的党的论争中，提出无产阶级政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

中国早期政党由社团发展而来，具有近代意义的社团目的就是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五四时期，在先进知识青年中成立团体蔚然成风，小团体向大联合发展，大联合又组织政党，“集合同志”“改造中国与世界”。〔61〕

早期共产党人创建无产阶级政党，使其充当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为人民谋幸福和为民族谋复兴。1916年8月，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中指出：“今后之问题，非新民族崛起之问题，乃旧民族复活之问题”；1917年2月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呼吁中华少年为“中华民族更生再造”而奋斗。〔62〕1919年3月，董必武就指出，“中国的独立，走孙中山的道路行不通，必须走列宁的道路。”1919年5月18日，他以湖北善后公会名义在上海《救国时报》向全国发出通电：现值外交失败，南代表蒸日书面提议八条，“北代表犹袒庇卖国贼党，不肯容纳，是岂国民希望和平之初心所及料。”这是早期共产党人首次使用“初心”概念。〔63〕从本质上看，其“初心”就是成立共产党，团结起来反对国际强权，争取民族解放，为人民谋幸福。

1920年8月,上海成立陈独秀任书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底北京成立李大钊为书记的共产党支部。1920年11月，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随后全国多个地区纷纷组成了共产党早期组织。〔64〕

在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开展工农革命活动中，无政府主义者与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分歧和观点矛盾日益暴露，“常常彼此发生冲突”。特别是无政府主义中的“工团主义”派别严重阻碍着早期共产党人将工人活动引向政治化方向的发展。1920年底，陈独秀在广州共产主义组织讨论他起草的党纲之时，“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党纲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65〕暴露了无政府主义者攻击无产阶级专政针对的是共产党的党纲目标。陈独秀看到，无政府主义思潮对于组建一个组织纪律严明和具有凝聚力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政党非常有害，随即开始整顿广东党组织。无政府主义之争使共产主义组织内部产生分化。“一批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认清个人自由、生产自由之类的‘迷想’和‘空想’，对阶级专政、纪律严明、民主集中的重要性认识不断深化”，“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共产主义组织，纯洁了共产主义组织，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立做了思想上的铺垫和组织上的准备。”〔66〕

早期共产党人明确指出，不能抽象地反对一切强权，必须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利器来占领无产阶级的“权力阶级的地位”。〔67〕1920年10月，恽代英在《未来之梦》中提出，要做改造中国的大事，“我们要做一点事，不可不先结一个死党”。〔68〕1920年11月7日，陈独秀在《共产党》月刊“短言”中号召无产阶级“举行社会革命，建立劳工专政的国家”，“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69〕1921年6月7日，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第5期发表题为《共产党在中国的使命》的“短言”：“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二大使命：一是经济的使命，一是政治的使命。”“不要妄信经济组织及状况幼稚的国家仍然应采用资本制度，同一起首创造，不必再走人家已经走过的错路了，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在中国经济的使命。”“全国民在这彷徨歧路之中，那一派人是用光明正大的态度，挺身出来，硬起铁肩，担当这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底大任呢？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的使命。”〔70〕这是早期共产党人最初使用“共产党在中国的使命”概念，其“使命”就是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上建立无产阶级劳工专政国家，担当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的大任，救亡图存为民族谋复兴。

陈独秀在《社会主义批评》主题演讲中批评无政府主义，提倡科学社会主义。他指出：无政府主义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是走不通的路。非致撞得头破额裂不可。〔71〕

与无政府主义论争中，早期共产党人阐述了关于无产阶级国家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共产主义前途、民主集中制原则，为迅速创建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中国共产党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72〕1921年3月，李大钊号召全国的共产主义者“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要担负起“中国彻底的大改革”的责任。〔73〕

主动求变是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关键。早期共产党人在无政府主义论争中明确建党是“主动求变之法”，解决了建什么党的问题，确立了党的初心使命，完成了创建无产阶级政党这一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受压迫最重，最有纪律，革命最彻底，最有力量。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把缺乏组织、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组织起来，依靠组织的力量、团结的力量，打倒列强与军阀，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国家独立、人民解放与民族复兴。

四、结 语

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创建过程中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三次论争”找到马克思主义“开天识变之理”、社会主义“辟地应变之道”和无产阶级“建党求变之法”，终于产生了中国“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74〕成就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开天辟地大事变。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讲话中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75〕这一开天辟地大事变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和世界发展格局的三个“深刻改变”。中国共产党从世界大势中产生，走在了时代前列，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展现了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从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那一刻起，中国共产党就担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从此，中国人民就有了主心骨，开始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华民族就开始艰难地但不可逆转地走向伟大复兴。

注释：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08、181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3〕黄宗良、孔寒冰：《世界社会主义史论》，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第42页。

〔4〕〔5〕〔6〕〔24〕〔25〕〔35〕〔49〕《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29、359、363-364、330、367、316、395页。

〔7〕《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26页。

〔8〕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90页。

〔9〕〔11〕〔14〕〔15〕〔16〕〔17〕〔18〕〔22〕〔23〕〔31〕〔32〕〔42〕〔50〕〔56〕〔73〕《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3，51、54，49-50，51，55，23-24，14，2，53，354，359，360，350，181，350页。

〔10〕〔26〕《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6、70，42页。

〔12〕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页。

〔19〕邵维正、储峰等：《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学习时报》2021年4月26日。

〔20〕《中国共产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第1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入考察所处时代和世界变化后提出：“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27〕张东荪：《答实践四书》，《新青年》1920年第八卷第4号。

〔28〕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的兴起，就是当时的世界大势。”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3页。

〔29〕《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2页。

〔30〕〔33〕〔34〕〔43〕〔58〕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00、713-714、715、700、714页。

〔36〕〔37〕〔39〕〔40〕〔44〕〔45〕〔54〕〔57〕〔59〕〔60〕〔67〕〔69〕〔71〕《陈独秀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8、57、82、87、52、126-127、33、11、33、88、38、76-77、130页。

〔38〕1920年12月，陈独秀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中强调指出：资本主义虽然在欧、美、日本也能发展教育及工业，但同时却把欧美、日本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和没有良心；而且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的大危机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这些人人都知道。《陈独秀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2页。

〔41〕汪青松：《党的创建与“三个代表”作为立党之本的确立》，《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3期。

〔46〕付关怀：《再评1920—1922年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福建党史月刊》2013年12期。

〔47〕《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1921年1月。

〔48〕邓小平指出：“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6-47页。

〔51〕朱谦之：《为什么反对布尔扎维克》，《奋斗》第8、9号，1920年4月。

〔52〕《我们反对布尔扎维克》，《奋斗》第2号，1920年2月。

〔53〕葛懋春、蒋俊等：《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440页。

〔55〕《蔡和森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7页。

〔61〕田子渝：《中国共产党创立成因辨析》，《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7期。

〔62〕《李大钊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32、477页。

〔63〕王相坤：《中共第一个提出“初心”概念的人——董必武：“彻底革心兼革面”的情怀》，《北京日报》2021年1月11日。

〔64〕在上海及北京党组织的联络推动下，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周恩来在法国组成共产党早期组织。

〔65〕《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1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62页。

〔66〕李后梅：《20世纪初的三大论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程》，《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68〕《恽代英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31页。

〔70〕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08-309页。

〔72〕孙建华、蒋明敏：《“无政府主义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探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8期。

〔74〕《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2页。

〔75〕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