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哲学的经验和情境〔*〕
——兼与马克思实践观比较

刘华初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433)

杜威是美国本土原创哲学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其哲学的基本概念是“经验”，仅就这个概念而言学界有许多论述，但是，单独谈杜威的“经验”或者“新经验”而不同时关涉其另一个重要概念“情境”容易导致片面的理解。杜威的经验与情境形成了不可分离的密切关联，这一点与马克思关于人感性的活动——即实践，以及海德格尔所谓“在世界之中的存在”具有存在论意义上的相似性与哲学上的相通性。然而，恰如杜威实用主义究竟有没有形而上学的争论一样，杜威的“新经验”概念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论题之一。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杜威哲学在许多人尤其是其批评者看来阐述得不够清晰，这一点似乎与实用主义开创者皮尔士提出的“让我们的观念清楚明白”的实用原则相反，还有人认为杜威哲学是一种没有形而上学基础的哲学。另一方面，由于杜威积极参与现实的政治与教育等社会活动，人们更多的是把他作为一个杰出的教育家、政治学家，甚至社会活动家来看，而较少关注其哲学理论。甚至在哲学界，人们关注更多的也是其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与改造，其实用主义在伦理学、生活与艺术、教育哲学、政治生活乃至科学探究等方面的主张，而非其作为哲学基础的所谓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经验自然主义。

如果不理解杜威的经验与情境，就难以正确认识实用主义的真理观，甚至可能歪曲“有用即真理”为某种肤浅的解释，进而形成对杜威哲学甚至整个实用主义的错误理解，遮蔽其具有的哲学改造的价值。尤为重要的是，杜威独特的经验观，即对传统经验进行改造之后的“新经验”，及其作为存在论基础的情境原则，与马克思实践观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虽然杜威的经验与情境并不是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但是两者都与黑格尔哲学有共同的渊源关系，无论是杜威新经验、还是马克思实践观都有深刻的“时代背景”，都奠基在具体的历史与社会基础之上。如果我们把杜威新经验概念与马克思实践观置放在整个现当代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理解，可以看到一种“实践转向”的基本线索：远离某种固定不变的实体或实体性范畴，关注基于现实条件下的积极实践或反思经验的展开过程。这对于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当下，汲取西方哲学的积极成果，开创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杜威的“新经验”是行动、行为和实践

杜威对传统哲学中追求固定不变的某种实体存在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他在《确定性的寻求》中对传统哲学的这一点进行了基于“生活世界”的考察：传统社会的日常生活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与“危险”，人们生活在充满危险的世界中，就不得不寻求安全。而寻求安全的方法有两条，要么通过宗教性的祈祷以改变自我的观念与思想，从而屈服于强大的外在环境与自然的力量，要么通过积极的劳动和艺术的方法，特别是通过科学与技术，掌握自然界的规律并运用规律来改变生存环境。〔1〕显然，人类社会的历史表明人类精神在经验中诞生了知识，对经验进行了探究与反思性的总结，换言之，知识是实践中实现人类目的的工具和手段，有关知识的真理问题其实就是，它是否能够帮助人们达到改造世界以实现自身目的的效果问题。这条基本思路是杜威哲学的一根主线，由此，杜威对传统哲学追求所谓不变的实在就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因为经验与经验发生的具体背景都是变化的，经验反思固然总是试图把握到某种不变性，但是，把它明确表达为一种不变的“实在”则需要明确：这个实在不是通过感官的接受性而揭示的，而是我们的反思把经验置放于一定的情景的关系中揭示出来的。进而，杜威把通过反思获得的知识与经验本身看作在经验存在中获得的善恶的手段，使得传统的哲学问题就变成为目的和知识手段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而转变了思考的视角，为其哲学改造的现实指向性奠定了基础，这是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

传统哲学有明显的“静观”特征，特别是康德哲学对“实践”的定义与理解也主要是指人的内心在道德法则支配下的活动，无论是“头上的星空”还是“内心的道德法则”都远离现实世界的各种人类活动，“道德法则”是主观的，其所谓客观性在康德那里是建立在指向内心的理性认识上，而非指向外在的行为，“如果那个条件被认识到是客观的，即作为对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都有效的，这些原则就是客观的，或者是一些实践的法则”。〔2〕而现代社会在资本主义从社会制度到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主导地位确立之后，特别是19世纪以来的历史情境，使人们的现实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哲学家难道不应该对纷繁复杂、变化万千的现实世界给予思想的指引吗？情境的历史性变化，同样需要诉诸哲学思想的根本性变革。康德解决了静观的知识基础问题从而为科学知识进行了理性的辩护，但随着资本主义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现实生活乃至整个世界从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历史性变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也需要为这种变化寻找哲学的辩护。杜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拥抱“追求变化的乐观主义”的新经验，在哲学上的表现就是反对传统的、静观的二元分离的形而上学。他希望“把哲学从过分紧密、独一无二地依附于传统问题的状态中解放出来”，〔3〕并质疑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研究问题的真实性，认定其脱离现实和未来建构的虚假性，而宁愿相信美好的未来世界。

杜威反对单纯的“静观”并不表明他追求无根的流变。如果说杜威在1919年完成的《哲学的改造》中还倡导以工具方法来改变哲学在现实生活与世界中的角色，从而改造哲学，那么，在后来的《经验与自然》中，他则表现出为实用主义建立形而上学基础的努力了。换言之，杜威从激烈地反对一切形而上学、倡导哲学改造，逐渐转变为，或表现出对形而上学和哲学基础理论的某种宽容，从反对形而上学、倡导哲学改造从而为建立理想社会服务，到为实用主义建立一种经验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基础。杜威本着对各种确定性渴望与寻求的批判，在《经验与自然》中首次正面提出了自己的形而上学思想，就如艾德曼所说，“杜威教授在此卷中以极大的热情和全面性展示出他那颗形而上学的心灵，无论它的外在旋律是什么，但在其所有的写作中，这颗心灵都在拍打着不变的节奏”。〔4〕当然，对于杜威而言，如果说哲学还要求确定性的话，那这个确定性就不是以前的传统中的内容了，它不再是某种不变的实体和信条，而是一种对生活世界流变的过程中某种原则的活的把握。

虽然杜威在后期著作中明确承认形而上学存在论思辨和认识论的合法性，但是，他并不把实在看作是个完全现成的、固定不变的体系，而是处于不断变化、成长和发展之中的事物，人和物内在地嵌入其中。他更关注的不是哲学家静思和反思的问题，而是如何将科学的方法扩大到伦理、政治、人类社会生活的方面，解决特定情境中人类面临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杜威著作浩瀚，但对形而上学专论不多，而且所用术语模糊不清，使用日常词语但附加哲学涵义，让人感到“晦涩不明”。所以受到一些分析哲学流派学者的批评，比如罗素、洛夫乔伊和怀特等人质疑其“确信的信念”概念和命题的定义，除非改造其命题语言，使用他们的指称系统；他们还批评杜威哲学的说理模糊，特别是杜威关于探究和经验的理论；此外还有针对其经验—自然关系和认识理论等的批评。

然而这些批评都是从其自身的哲学立场出发，而没有接受杜威对经验的改造性解释，没有理解杜威哲学的主要原则所致，尤其是情境原则和经验方法。虽然实用主义从哲学渊源上看与洛克的英国古典经验主义最有谱系关系，但杜威的核心哲学概念“经验”却与洛克的“经验”很不相同，完全是个改造的版本，因此我们可以用“新经验”来标识。基于这个新经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也就不再是培根、洛克的那种英国传统经验主义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达尔文进化论对于杜威以及实用主义哲学来说，是其最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因此杜威的经验自然主义也被人称为“进化的自然主义”。达尔文进化论从根本上推翻了传统的“固定不变”的物种观，更重要的是，推翻了人们心目中对永恒不变、稳定的盲目崇拜。杜威的新经验概念虽然已经区别于传统的经验概念，但其有关认识与反思活动的存在论基础，通过经验与世界的情境关联还是在进化论给予的自然主义“连续性”上获得辩护的，这种连续性甚至是杜威哲学几乎所有方面都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特征，或者理论根据。当然在某些哲学视角看来，杜威的新经验概念及其自然主义阐述还不够明晰，这一点在后来的新实用主义那里得到了继续探讨，产生了持续的哲学启示，例如罗蒂的学生布兰顿甚至主张取消“经验”代之以“观察报告”。〔5〕如果说杜威经验自然主义哲学中的主导原则可以清晰化，那么简单来说就是情境原则与经验方法。

新经验概念是杜威哲学乃至美国实用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如果不理解杜威的“新经验”，就难以真正深入杜威哲学。杜威的“经验”不是培根、洛克式古典经验主义那种原子式的主观主义的经验，不只是个人的经验，它还包括同一个社会共同体中其他成员的，甚至全人类的、历史上的、各种各样的经验。它不仅包括感受、知觉、概念、物理的事情、关系、确实性、潜能、生活中的和谐和非和谐，还包括记忆与想象，我们的过去和计划的未来，现在的所知、幻觉；它还包括真理和谬误，美的和丑的，善的和恶的，包括语言和事件，总之，在一定方式下相互作用的许多被经验所覆盖到的事物，它们不仅被人经验到，而且以一定的方式与人关联，深入到自然内部。对杜威而言，经验是最终意义上的一种“实在”。经验方法包括两条基本特性：直接性和连续性。

杜威的“新经验”是行动、行为和实践。它是直接性的，这远超认知性的概念内容，因为生活的原初存在状态是直接感觉，这是无法用认知概念完整表征出其全部意涵的，“即使不把意义当作是意义而当作是存在的东西，它们也以直接性质、以有机活动和可接受性的感觉或‘感触’为基础的”。〔6〕这是一种人类社会原初的生存状况，不是从认识发生之后才有的，而是更古老更原初，因而还有未被认知能力所把握的深刻内涵，例如，不能被符号化表征的情感与来自无意识的欲望，“在直接状态下，每一个认知的觉察状态都可以被称为情绪、感觉、思维、欲望”。〔7〕而且，作为有机体的人本原状态下的感觉是整体性的，而非概念与学科分析分化的样式。在有关经验的哲学史上，“原初经验”的发现是杜威引以为豪的一个哲学创举，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奠基实用主义形而上学的基石。

二、杜威的新经验概念具有前提性的情境原则

新经验是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沿着新经验的发生情境展开就揭示出经验主体的生存状况与存在论基础。任何经验都存在发生的情境，情境包括自然情境、社会人文情境与历史情境，但首先是自然情境。杜威也是首先抓住了经验的自然情境，“经验既是关于自然的，也是发生在自然之内的”。〔8〕如前所述，经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人对自然的认知与作用，当然是针对自然的，但是这种作用与反作用的互动关系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扎根在一个现实的基础上。人生活在自然环境之中，而且人本身也是一个自然存在物，而不是缥缈如浮云的纯粹主观思想。这一点仍然显露出杜威的自然主义存在论，自然世界是人的经验不可分离的背景存在，作为主体的个人与这样的情境之间发生着“遭受”和“作为”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自然环境提供了行为经验的前提条件，例如可耕之田、灌溉水源与建设沟渠水利的土壤条件，甚至气候也是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条件。另一方面，人不是被动的存在，而是能够通过经验来改造周围环境，例如发明工具开荒耕种、利用源于经验的知识兴修水利从而获得更多收获。

当然，作为自然的情境其实也不是僵死的，它向人类提出了挑战，例如风雨突变等。人类正是在应对这样的挑战与危机中逐渐丰富经验，提高对情境的认知与经验对自然情境的反作用能力。就个体来说，内心能够感觉出一种迫待解答的困惑，和一种特别的情绪。从困难情境的感受上，个体亟欲确定出此一情境所涉及的主要因素及其与作为表象的结果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出与此问题相关联和不相关的各种情况，确立一个可解释的假设，从而拟订出一个可能而且可行的解决途径，决定可以采取的行动方法或步骤；然后试验这些方法或步骤，并验证其预期的结果。通过这样的“五步”探究方法，不仅可以解决情境中的问题，而且扩展了经验的意义，丰富了情境本身。由此可以看出，杜威赋予情境以超出自然的内涵，实际上变成了杜威经验自然主义哲学的一条基本原则。情境的动态变化也导致了杜威对传统认识论的批评与改造。杜威把知识看作是经验中的一个要素或工具，是人通过经验实践达到目的的手段，这样，静观知识和绝对真理就被情境原则消解了。按照杜威的看法，人类生活在一个危险的、动荡不确定的环境之中，为了寻求安全，创造了各种工具艺术，因此知识也就来源于一个不确定的情境。〔9〕

新经验与情境构成了一对相互关联的概念，成为杜威实用主义的基础。由此，人能动性的实践与科学探究就成为可辩护的了。当然，杜威还没有对情境进行类型明确的划分，因而没有论述不同情境的独特性，特别是历史情境，进而对历史经验的内涵进行发掘，这也成为杜威哲学的一个缺失。即便在情境与经验的社会层面而非个人一般的层面上，也有人质疑杜威的社会性带有笼统的性质，对个人与社会两个根本性差异层次之间的关系，及其如何建构起来的，缺乏充分的论述。例如罗素认为，杜威没能提供作为所有探究的公共目标的真理以客观性和真实性，把问题解决说成是“满意”，真理似乎变成了一种个人的满足。〔10〕对于人来说，任何一个经验总是在一定的时空之中发生与展开的，那么，谈论经验的具体情境就不能不涉及时间、空间的限定。而从具体的经验中抽取出一般性的情境原则，杜威似乎是借助于科学的探究方法，但对情境概括的探究却是更具体的次级方法，还需更有针对性的论述。假如情境只是局限于此地并被探究的某类特殊问题，那么对此类问题的解决的重要性就也是受限制的。〔11〕就不能从这种类型的问题情境转向其他的类型。那么不同的探究与经验、经验的不同部分之间的关联是如何发生的呢？经验与情境的推广与泛化还包括许多复杂的问题，情境是如何受到限制的就难以说清楚。对此杜威认为，批评意见忽视了他对经验的分类，杜威把经验区分为：“给予”的与“获得”的，遭受的或者享受的，性质直接的，非认知的；还有深思熟虑探究的机制，意义的识别，当前经验与过去和未来的关联，即认知经验。因此，基于经验发生的情境也自然应该据此有别，例如，关于情境的局限，情境开始于感受到的困难、经验连续性的断裂、痛苦或者挫折，这是非认知的经验，当问题通过处理得到最终判断时，解决就是平衡的恢复，那是可以立即感受到的满足，即使是墨菲这样曾经对情境主义持敬重态度的人。〔12〕

杜威的情境是变动而非固定不变的。这一点，仍可从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来理解。杜威把达尔文进化论看作是“标志着人类文化的根本转折点”，〔13〕因为，人们一直认为物种是一个不变的、与生俱来的概念，物种的任何变化都是一种缺陷的表现。这种对确定性的追求几乎是所有文明起源的一种思想萌芽，起到了文明启蒙作用，但现在时过境迁，历史的情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运动变化、适应运动变化的条件与新的情境，才是生命的内在本质。这种观念很容易，而且自然而然地影响到哲学，动摇了哲学对固定不变本质的追求，催生、鼓励了拥抱变化、不确定性的观念。“对于杜威来说，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而不是皮尔士和詹姆斯的论证，去掉了附着在古希腊赞颂存在高于变成、赞颂知识高于合理的，信仰的、理论的、僵死的外壳。”〔14〕碰巧杜威就出生在《物种起源》发表的1859年，那时黑格尔主义在欧洲受到了猛烈的批判，黑格尔对自然进行解释的辩证法被说成“从帽子里变出兔子来”的神秘主义。在进化论等科学主义精神的照耀下，进化的自然主义变成一种具有科学精神的哲学立场的流行观念了。

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特征。美国建国之前，甚至在建国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其广袤土地上的家庭农场还是十分简陋的，南北战争期间南方黑人奴隶采摘棉花的辛苦劳作并不久远，是什么造就了当今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呢?是美国的实际、实干精神，是美国关注当下现实的实用主义精神。要知道，美国早期社会生活的流动性就像其边界一样，处于不停的变动与扩张之中。特别是在向西部扩张与开发时与原居民即土著民族交往的过程中，跟所谓“原始社会”的不断接触与新领土的开辟过程中，从欧洲移民而来的美国先民，勇敢地抓住各种新的商机，进而改变了既有的市场与社会条件。唯有不断地学习、适应新的环境与新市场，才能把握新的机遇，而这恰恰就是诞生、培育美国创造性精神的现实社会土壤。从思想传承的社会背景来说，时代性特征依托于特定的社会形态。对于每个美国人来说，通过致富从而改变社会地位是可行的，连工会运动也是资本主义的，其目的和运行机制主要是通过“集体谈判”谋求最大的商业和经济利益，并且实际可行地做到了这一点。美国工人的工资待遇、生活条件普遍比欧洲的好，而且在社会地位上也比后者要好得多。他们的公共生活的方式更加民主，犹如托克维尔所说，民主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形成的传统，这块公共的领土塑造了美国民族精神。正是强调实践与行动、反对固定不变的思想观念的社会集体意识，保证了美国社会发展的旺盛生命力。

三、杜威新经验与马克思实践观之概要比较

如前所述，杜威的新经验概念内含有前提性的情境原则，也就是说包容了经验及其发生的具体情境。这样的新经验概念与马克思实践观一样，超越了传统哲学中有关经验、行动的观念，都是在反对近代认识论哲学开启的二元分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并开拓了一个新的哲学视野。作为现代哲学史上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这两个基本范畴与其思想一样，无论是相同还是相异之处，具有高度的可比较性与重要的思想史价值。

近些年来学术界对马克思实践观与杜威新经验概念非常重视，相关论著不少。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强化了理论研究的学术性，对杜威实用主义的重新发掘，反过来会促进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深入理解。从世界上来说，对杜威的新经验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分别诠释无论是专著、还是文章都非常丰富，不过，对他们进行比较研究的代表人物除了哈贝马斯之外主要集中在美国，尤其是实用主义学派的一些学者如罗蒂等人，他们多趋向于用实用主义的基调来诠释马克思主义，对实践转向论题也提及过，但大多是从哲学史的总体趋势上来讲的。第二代实用主义代表人物之一胡克曾说，“当今世界，拥有马克思思想中最好元素的最杰出人物是杜威。”〔15〕如果杜威认真读过马克思，他会看到马克思对感性生活的实践更多的论断。麦克布瑞德发现，杜威与马克思在赋予人文价值以超出经济考量更多的优越地位上立场一致，这一点让杜威都会感觉惊讶。概要而言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都反对传统静观认识论。黑格尔之后的现代西方哲学首先从认识论上放弃了杜威所言“固定不变的确定性”，现实世界的变化也让哲学家从各个层面发现传统哲学的那种虚妄，这不仅表现在哲学上，还反映在科学技术、日常生活，乃至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现代哲学不是保留传统的主客分离与对立的那种僵化认知模式、主体行动模式，而是把它们结合起来并超越二元对立的划分。因为传统的主客分离容易导致远离现实尘世而追求静谧的天国，在马克思实践观看来，这乃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而黑格尔集大成的哲学体系仍停留在认识层次，并不能积极参与社会改造。对此，杜威在专著《哲学的改造》中也同样明确地提出，要改变哲学注重静观、认识的特点。这代表了那个时代美国积极开拓的时代精神，也是彼时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界主流思潮的表现。杜威始终坚持反思理性与亲身经验的结合，深化经验的内涵，他不仅是一位哲学家，还身体力行地参与教育、政治与社会活动，把其哲学思想贯彻到改造社会的实践中。

其二，通过哲学改造推动现代哲学的实践转向。杜威以其新经验概念明确地宣扬实践，比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具有更为进步的意义。〔16〕马克思虽然比一些现代哲学家早，但更为鲜明地划出了现代哲学与近代哲学的分界线，“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7〕这种强调实践的思想转向塑造了人类的现代思维模式，为哲学提供了一座新的理性平台：实践是认识论的基础，实践本身产生认识的问题与思维意识，这显然超出了传统哲学把实践当作简单的行为经验的单一层次，因而具有哲学史的标志意义。而且当代哲学发展还处于这个转向影响之下，其思想的生命力还未充分显现出来。而从一个更高层次的思想视角或理论范式，对马克思实践观与杜威新经验进行对比性地理解，才能有更深刻的理解，因为一种片面的哲学比较模式，或者基于意识形态的扭曲，不仅会产生对“实用主义”庸俗化的片面理解，而且会遮蔽杜威新经验的真实而积极的内涵，反而有损马克思实践观的开放性。事实上我国曾经有过这样一段以政治立场扭曲学术争端的片面批判时期，在刘放桐1983年发表《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一文之后，学术气氛才逐渐改观。

其三，在现代哲学超越传统认识论的真理观上，马克思实践观与杜威新经验概念也有高度的相通之处。马克思的真理观是一种实践真理观，“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18〕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就是马克思实践观在中国革命与实践中的具体表现；邓小平也提出“理论联系实际”，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用更通俗的话语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特定语境下，是有效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与实用主义真理观的表达。与许多人误解的不同，实用主义真理观也是这样一种基于实践与行动效果的真理观。“日本‘万世一系’……当然，他们自己并不完全是从理智上相信这些东西，只是从感情上，从实用出发，相信了这套话而已。印在书上的那些爱国传说简直值得任何一个教师去质疑。然而他们说，大学里的历史教授们在口头演讲中是批判这些传说的。”〔19〕显然，杜威这里的“实用”是指与“理智”相对的词语，如果说理智指向观念、心灵，那么，这里的实用则是指向生活，指向人生。它也不是指商业利益的属性，而是情感上的效果，情感的愉悦是人幸福重要的内容，甚至比外在的功利性的商业利益更重要。为何认识论意义上的非真理判断却可以成为伦理、情感上的“真理”？就因为其效果，这就是“实用主义真理观”，一种超越认识论与各具体层次的，具有整全层次性质的真理观。

其四，在研究方法上两者有相通性。在对比马克思实践观与杜威新经验论从大到小各个层次的具体观点与思想时，既要追寻其思想发展的脉络、思想内在的逻辑结构，又要将其置放在现代哲学发展的整个思想图景之中来理解与把握，如此才能充分发挥其现实作用。现代哲学走向了差异的、多层次的探究，例如知识理论、现代逻辑、语言分析等有“确定性”之科学特征，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都在发展，但要做得并行不悖还需要更高层次上的融合，逐层深入与发展。由于发展的分化性表现与总体趋势构成了一种内在的张力，特别是杜威哲学在美国乃至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独特地位，马克思主义在当下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情境下发扬光大更需宽阔的胸怀。而且，对杜威新经验概念与马克思实践观的对比性理解，启发我们用一种包容性的现代视野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独特的“实用主义”成分，这更有助于中美思想文化的交流互鉴，有助于我们在新时代面向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中批判地汲取跨文化的思想资源。

总之，马克思的实践观、杜威的新经验概念就是改变了现代哲学发展方向的典型代表。他们把问题的焦点从前现代哲学对永恒性的追求转向现实的社会生活，关注于我们当下的认知与实践行动，因为这——而非那永恒不变又不可触摸的彼岸——才是我们的关切所在，才是我们的真实世界。马克思以最激进的话语宣告现代哲学需要改造的基本方向，把静思的精力集中于改造现实的社会制度上来，但同时也强调实践的现实条件，人们对历史的创造要遵循客观的环境与条件，“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20〕杜威的实用主义以改造经验理论为基础，把外在客观性的感性经验转换成知与行动的有效结合，从而指出了人类对于焦点层面的选择性与历史性情境的基础性。杜威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他在1920年代活跃的社会活动，特别表现了他对哲学作为方法的思想。他时而恼怒，断然拒绝不公正的批评；时而和善热情，积极支持劳工运动。〔21〕与马克思一样，杜威也是一个积极的社会实践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的实践真理观兼有实用主义与存在哲学的真理观，存在是历史的社会的存在，实用是面向现实的生活世界，而实践即它们的结合。马克思实践观对实践的历史性前提条件的强调与杜威新经验的情境原则启示我们，面对当下全球化时代各方面的巨大变迁，包括生产劳动、科学技术、观察视野、生活方式与社会组织等等的理解，需要把这种经验与实践表现与新时代的历史情境联系起来，这需要我们首先有一个整体性的宏大背景的把握。

当然，马克思实践观与杜威新经验概念也有实质差异，主要表现在社会阶级属性、历史发展观念、不同的辩证思维方式等方面。具体而言，马克思实践观把人的感性活动置放在“人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所指社会前提之下；而杜威的新经验更多地是从自由主义个人的生活所关涉到的不同方面进行的亲身体验，虽然杜威反对传统经验主义的个人自由而倡导基于集体活动的自由，但这个集体仍然缺乏马克思的社会关系的历史维度。马克思与杜威都深受进化论影响，但马克思正是希望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寻找到类似的演化规律性，从而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观，把实践所依托的世界放置在社会与历史之中，强调世界的社会性质，因为人是社会的，人的一切活动都是社会的、历史的；而杜威则从进化论中寻找到改革旧的、朴素自然主义的科学力量，并以进化的观念、连续性原则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提出一种新经验的进化自然主义。最后，马克思的实践观坚持唯物辩证法，侧重社会革命与改造的社会实践，而杜威则更多倾向于科学研究范式的逻辑探究方法(被胡适简要地概括为“五步法”)。当然，对马克思的实践观、杜威的经验理论进行精细化的比较还有待未来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四、余 论

杜威正是通过对经验的改造、对传统自然主义经过进化论、心理学与新科学思维方式的重新阐释，同时又以具体问题所源发的情境原则为根基，重建了传统经验主义，为实用主义建立了理论基础或者形而上学的根据。杜威后来也认识到他对经验赋予了太多的内涵，却又未能在社会与历史的尺度上展开，随着他对人类社会的文化与历史的了解，他也越来越关注文化生活的重要价值，曾想用“文化与自然”来替代“经验与自然”，以弥补经验基于个人自然经验的单一性，延展到社会经验的层面。不错，文化的传统运用中本来就包括了人类社会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民俗习惯、传统道德、生活习俗、语言与社会规范，等等，在谈论这些内容时，“文化”比起“经验”更容易被人接受。但是，经验与自然之间通过情境而建构起来的互动关系如何能够整体性地迁移到一个新概念上就万事大吉呢？杜威不仅通过社会交往的经验来谈论社会情境，他还在艺术中发现“自然的力量和自然的运行在经验里面达到了最完备，因而是最高度的结合……艺术代表经验的最高峰，也代表自然界的顶点”。〔22〕

作为情境原则的一个最好体现，杜威集大成的实用主义契合了美国社会在历史变迁过程中的精神诉求，及时承担起20世纪初期美国迅速崛起向哲学提出的时代使命。杜威在1917年《哲学复兴的必要》一文中说，“只有当哲学不再成为处理哲学家们各种问题的手段，而变成一种由哲学家们发展起来的，用来处理涉及人的各种问题的方法时，哲学才会复兴。”〔23〕正是由于美国那时焕发出的时代气息、在世界上的崛起和扮演领导角色的冲动，呼唤一种面向现实的进取精神，而杜威哲学切合时宜地顺应了这个时代召唤。而美国社会生活的变迁促进了民主观念，工业革命引起的生产力提高普遍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科学在19—20世纪之交的巨大成就，形成了一种“经验”与“情境”之间的良性互动。

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杜威新经验哲学与马克思实践观，落实到一个具体的历史情境，归属到一个社会整体性的范畴才具有现实的意义。现代哲学的实践转向不能停留于对近代哲学“我思”等唯理论或者传统经验论的克服而止步不前，更重要的是，工业革命以来的劳动分工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开启的新时代，表现出更多的、眼花缭乱的“后现代”特征。知识与经验本来融为一体，没有领域的细致划分，但今天的知识形成了现实的分割力量，造成各种观念、思想的世界，劳动也被分割成为可以替代的片段，人们只能作为一个大机器上的部件运转。这与人生整体性形成了对立；而人生的意义是整体的，既有社会维度，又有作为感性的个人存在所需要的交往活动。如果说在劳动创造人的原生态生活中，劳动联结着我们与真实的原初的世界，那么在当代新的生活经验与实践中，又是什么来保证、联结我们与真实世界呢？新的时代主题、新的社会与生活经验需要新的反思，而马克思的实践观与杜威的新经验概念具有超越近代哲学的多层次开放性，仍是我们超越劳动分工的各种形式、探寻其本真内涵，以及新时代理论创新的重要思想资源。

注释：

〔1〕〔9〕〔美〕杜威：《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4卷，傅统先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页。

〔2〕〔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页。

〔3〕John Dewey,The Middle Works of John Dewey, 1925-1953, ed. Jo Ann Boydston. Carbondale :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1-90. vol.11.p.4.

〔4〕《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1卷，傅统先、郑国玉、刘华初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36-337页。

〔5〕R. Brandom: "Pragmatism，Inferentialism，and Modality in Sellars’s Arguments against Empiricism,"Empiricism，Perceptual Knowledge，Normativity，and Realism，Willem A. deVries (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47, n.4.不过，所谓布兰顿与麦克道威尔的“经验之争”(参见王玮、陈亚军：《评麦克道威尔与布兰顿的“经验”之争》，《学术月刊》2018年第11期)。其实基本局限于认知层面的“经验”与知识之间的所谓“证成”关系上，而杜威“新经验”超出知识与认知层面的更丰富内容则被忽视了，而这才是杜威“新经验”的生命力所在，这在实用主义语用学那里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与考察。

〔6〕〔7〕〔8〕〔22〕〔美〕杜威：《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91、195、3、5页。

〔10〕Russell, Bertrand, Dewey’s New Logic, in The Philosophy of John Dewey,The 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 ed. Paul A. Schilpp, New York: Tudor Publishing Company,1951.pp.139-156.

〔11〕Mackay, D. S., "Outcome of Inquiry as ‘End-Result’ or as 'End-in-View'",Journal of Philosophy39:pp.542-550.

〔12〕John Dewey,The Late Works of John Dewey, 1925-1953,ed. Jo Ann Boydston. Carbondale :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1-90. vol.14.p.11.

〔13〕William J. Gavin,In Dewey’s Wake: Unfinished Work of Pragmatic Reconstruction, ed.,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p.64.

〔14〕John P Murphy,Pragmatism: From Peirce to Davidson,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0.p.63.

〔15〕Sidney Hook, “What is living and dead in Marxism”,Reason, Social Myths and Democracy, NewYork: Harper and Row, 1966.p.79.

〔16〕刘放桐：《杜威在西方哲学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与康德和马克思的比较》，《河北学刊》2014年第3期。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6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页。

〔19〕〔美〕杜威：《杜威家书》，刘幸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4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2页。

〔21〕〔美〕杜威：《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5卷，汪堂家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导言第1页。

〔23〕John Dewey,The Middle Works of John Dewey, 1925-1953, ed. Jo Ann Boydston. Carbondale :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1-90. vol.10.p.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