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下大同”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费孝通“文化自觉”的新时代回声

黄 湄,徐 平(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文史部, 北京 海淀 100091)

一、十六字箴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瞻性契合

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趋势初见端倪之际，费孝通对中华文化的历史与未来进行了纵深思考，又以宏大格局探讨了中华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体系中的相对位置。这集中体现为他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的概念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这也标志着其学术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20。“大同”出自《礼记·礼运》，属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尽善尽美的理想社会，是儒家追求的修己安人、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与社会目标的完美实现[2]。在“天下大同”这一终级阶段，各种文化密切接触，相互交流，并行不悖，和谐共存，既各自珍视特色长处、又尊重包容他人理念。

目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与文化多样化，无不让各国之间的联系与依存日益加深，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对于中华文化的历史命运与全球空间的探讨，自然又一次在当下语境中聚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概念并写入宪法与联合国宪章。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释这一理念的背景、内涵与路径。2014年，他引用这十六字箴言，提出各国应树立合作共赢的新理念，扩大各方共同利益公约数。2015年,他正式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进一步从全人类整体福祉出发，超越了不同文明文化界限、超越民族国家与意识形态差别的国际观[3]195-197。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明确为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举措。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我们积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4]

多数学者一致认为[5]，“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结晶，堪称这一探索成果之集大成者。这一理念源于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与伟大实践于一炉，为全球治理与人类文明贡献了中国经验与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呈现出完全不同于“文明冲突论”的中国主张，旨在把握人类利益和价值的通约性，在国与国关系中寻找最大公约数，建构相互合作、公平竞争、和平发展的新的世界格局，逐步实现人类对和谐共存的美好世界的愿望[6]。“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五个方面积极行动，正是对未来世界的“中国主张”与“中国追求”，凸显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人类文明要走向多元共存的和谐境界，必然要经历从“各美其美”(以自身价值观为判断标准)的相对狭隘而危险的初始阶段，并在不同文明的交流接触中意识到“美人之美”(理解并尊重其他群体的价值理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而实现“美美与共”(亦即二者的辩证统一，既尊重他人，又珍视自己)的目标，最终达到“天下大同”(各种文化多元并存并行不悖)的终极理想状态。在这一终级阶段，各种文化密切接触，相互交流，并行不悖，和谐共存，在人文价值上既珍视各自特色长处、又尊重包容他人理念，不同的文化类型包容共处、和平发展，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实现一种包容的和谐[7]。由此，十六字箴言前瞻性地勾勒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蓝图，也包含着实现这一愿景的“四步走”路径。

1993年,费孝通曾感慨道：“这个全球性大社会我们古人就称为大同世界的共同道德秩序，怎样实现和什么时候实现……也许尚难以做出答案。但是又只有在当前人类的努力追求和不懈探索中，这个最后的美好社会才会出现在这个地球上。”[8]时隔20余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可谓是对“天下大同”期待的历史性回应。

二、“文化自觉”：实践产物与理想图景

“天下大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文化自觉”的产物，不论是社会目标的理想图景，还是价值共识、治理理念和文化理念，都有着历史文化的相融与价值观念的相通。

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也不主张全面‘全盘西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9]。可见，“文化自觉”并非“发明”，而是“发现”。文化的本质为何、文化从哪里来、又将往哪里去？人类作为文化主体所经历的这个动态探索过程，就是“文化自觉”。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文化自觉产生于社会实践，并随社会的发展变迁而变化：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力量是文化自觉的源泉，交往实践是文化自觉的彰显动力[10]。

一方面，“十六字箴言”与文化自觉互为表里。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完善的同时，也让各类问题和风险逐渐上升为全球一体的挑战。这一全球化趋势的第三次浪潮，堪称“文化世俗冲突的全球化”[11]。“人类文明如何相处”这一终极之问，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共同解决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同样严峻的挑战。为此，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认为随着苏联解体，意识形态对抗不再成为主流，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认为继意识形态对抗之后，世界政治格局将转变为几大主要文明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这将成为未来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这幅以西方为中心毫不避讳地表达了对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亚文化圈、伊斯兰文明等“他者”的戒备与隐忧。

在这一语境下，费孝通提出“十六字箴言”前瞻性地为世界提出了一条化解冲突的理念，让不同文化在对话与沟通中取长补短，最终实现“和而不同”的美好世界，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实现一种包容的和谐。这既是未来世界的理想蓝图，也包含着实现理想的路径与手段，路径与标的合二为一。只有各种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这个文化多元的世界才有条件在相互接触中融合发展，直至最终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形态[7]。

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面向21世纪的时代使命与历史责任。和平、发展、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新理念，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与视角理路，是中国人在传统“天下”的历史体系中传承而来的处理对外事务的独特方式，体现了中华民族高度的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必须以文化自觉为源头前提与坚实支撑，二者共同建构了文化自主性的基础，建构了文化主体人群最鲜明的精神标识。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倡议，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自觉”的坚实基础：中华民族文化自何而来，向何而去，历史长河中经历多少风雨变迁，又有哪些渊源传承与未来方向，将以何种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以何种方式贡献于人类共同命运与共同福祉？

在这一政治逻辑下，“文化自觉”已由原本的学术概念转化为政治理念，以新的内涵赋值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晰彰显其理想标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是增强文化自信、提高交流水平、实现互利共赢的前提。文化自觉必然带来文化反思，但并不完全等同于“自我批评”。在文化自觉驱动下的“反躬自省”，不在于自我否定，而是在全面了解自身文化的基础上，提高转型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最终实现文化自信。

三、“文化自觉”的三位一体问题语境

“文化自觉”这一概念乃是在少数民族文化触发的契机下提出，融合了在历史维度上对中国百年近代史的反思，在全球维度上对西方文化与世界语境的观照，此三者共同构筑了这一概念诞生的三位一体问题语境。

首先，在文化维度上，费孝通从鄂伦春族文化困扰出发，通过“民族—国家—他国—天下”这一同构比附的学理建构，从对少数民族的思考上升到了对全人类文化思考的高度，最终面向这个所有文化在社会进步转型过程中都必然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他的解决之道，亦即“文化自觉”。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整体推进，传统以狩猎和饲鹿为生的鄂伦春族，遇到了文化层面的挑战与困惑。如果坚持原有的狩猎文化模式，则无法在现代社会环境中可持续生存下去，将导致人自身的衰亡；如果以人的可持续生存发展为核心，那么旧有文化必然无法“原封不动”地存续下去。究竟何去何从？这一“人”与“文化”的存废问题，其实是所有古老民族进入现代化进程之后必然面对的挑战。费孝通的答案是：“文化”是为“人”服务的，解决方案必然是以保存“人”的存续为核心，也就是文化必须实现转型，自我扬弃革新，以新的面貌适应新的环境。这一学理建构的起点，是从少数民族文化适应问题，推导到了中华文化在世界场域中的位置与发展问题。

其次，在历史维度上，费孝通认为，五千年来，各个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与融合以及同时存在的分裂和消亡，动态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作为一位世纪老人，费孝通对中国的文化命运有更为直观、深切的思考。在他看来，近百年来，这个数千年来“自在”的多元统一体，在与西方列强文化接触与对抗的过程中，经过民族“自觉”而形成了一个自觉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实体。这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这一划时代论断的由来：56个民族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中华民族”的产生，正是“文化自觉”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多元一体”的特色，正是实现“文化自觉”的重要入口之一[7]。“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即蕴含着多样性与统一性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也正是“天下大同”这一全球理念的历史基础、学理基础与实践基础[1]55-59。“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十六字勾勒了全球范围的“和谐世界”与“美好社会”。

第三，在全球维度上，“文化自觉”是建立在对西方文化的接触、对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对全球化进程的历史阶段回顾的基础上的。早在二战时期，已有人提出了One World的概念，费孝通将其翻译为“世界一体”。然而不论是铁幕冷战，还是苏联解体、美国独霸，强权政治与权力争夺是国际社会的常态，和平沟通与文化交流的积极意义愈发凸显。1979年访问芝加哥时，费孝通提出跨文化交流的概念，将其定义为“精神文化领域里的一套促进相互理解、宽容和共存的教育体系”，跨文化交流的基础，必须从认识自己开始，文化自觉正是实现“跨文化交流”的必要准备和必然路径。通过文化自觉，既有利于认识中华文化，更有利于正确认识西方文化与其他文化，实现各种文化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境界。费孝通的“文化自觉”，不止是为中华文化厘清了全球定位与古今之变，更是为世界提出了一条化解冲突的和平“全球化”之道。

四、“文化自觉”立场的三个维度

“文化自觉”可归纳为“温故知新”“知往开来”“海纳百川”。在文化适应与变迁的动态过程中，面向未来、实现传统与现代“接榫”的历史使命，注定需要通过“文化自觉”来实现，这其中包含着三个维度：一是“温故知新”，对文化源头、亦即社会变迁的初始阶段的准确描摹与剖析，洞悉文化因何而起、从何而来，“各美其美”，其实树立的是文化自信的起点与基础；二是“知往开来”，对文化变迁历程有着全面精准的把握，对于既有的文化模式与成果积淀，既不能彻底否定，也不能全盘照搬，而是明其究里、取其精华；三是“海纳百川”，对文化有着包容超越的宏大格局，包容自我与他人价值标准的多元共存、并行不悖，既不排除异己，也不妄自菲薄。

在文化自觉立场下，“天下大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三个维度上均呈现出历史实践的共性。

首先，在对社会变迁初始阶段把握的维度上，二者有着同样精辟的洞察。“天下大同”这一终级阶段必然要经历“各美其美”的历程，以自身的价值观为唯一判断标准，是人性最初的必然。因此，学习如何理解、欣赏和领悟其他群体的价值理念，并给予充分的认可和尊重，做到“美人之美”，即成为必然。同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即是在上述消极因素仍然存在、世界很不太平的背景下贡献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公平赤字等等，固然是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未能以理性态度直面文明差异亦难辞其咎，这无疑还是“各美其美”的残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12]这一论断从根本上批判了“各美其美”的狭隘性与危险性，寓示着超越这一状态，实现交流互鉴、开放包容的必然性。

其次，在熔铸传统与现代以利将来的维度上，二者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同样彰显了中国智慧。五四新文化运动冲击旧文化的影响不小，但从根源上说，其实缺乏对本民族文化的来龙去脉与发展历程的正确把握，这与“文化自觉”的境界相去甚远。无论是以“天下大同”的理念，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都是将传统与现代的辩证统一，建立在对中华文化来历与传承深刻把握的基础上，饱含着优秀民族文化的精华，集中体现中华文化“和而不同”与“兼容并包”的精髓。

第三，在包容的文化心态维度上，二者均呈现出辩证统一的逻辑，以人己两极为支点，跳出本位中心主义的小视野。“天下大同”必须“美美与共”，必须尊重自我文化立场为构建基础，在“美人之美”的同时仍能保持定力、自信与底气。古往今来，对“天下大同”的追求，可谓是人类的天性与共性，是“人类社会意识中必备的要素”[1]25。“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在充分发扬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基础上，坚持“和而不同、兼收并蓄”原则，对“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的“不同文明”表达了充分的尊重，并视之为文化动力与发展源泉。和羮之美，在于合异。在践行中，中华民族本群体对其他不同文化的鉴别与鉴赏力必将得以丰富，对外沟通交流乃至融合的气度与视野必将得以培育，中华文化亦将随之博采众长，“尽善尽美”，在相对性中进一步实现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生生不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关注的是全人类整体福祉，是超越了不同文明文化界限、超越民族国家与意识形态差别的国际观[3]195-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