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植物园的服务功能与民众环境意识关系研究*

晏琴梅，庄莉彬，张玮尹，张 强，叶 菁，赖梅兰，陈孝丑，郑志山

(1.福州植物园，福建 福州 350012；2.福建农林大学, 福建 福州 350002；3.福建师范大学，福建 福州，350007)

植物园是一个地区与城市文明建设的象征，担负着保护、科研、科普、游憩与开发的职责。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开展各类环境教育活动和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已经成为植物园的重点工作项目。在教育民众认识和保护植物、增加环境知识和增强环境意识方面，植物园起着独特且重要的作用[1]。我国现有植物园250多个，目前已加入中国植物园联盟的共有122家。福州植物园以优越的地理位置、科学的内涵、丰富的动植物种类、优美的园林风貌，倍受社会公众的青睐，已成为民众亲近自然环境的最佳场所之一。我国关于植物园的服务功能与民众环境意识的相关研究较少，且许多植物园也没有对公众进行有效的环境教育策划与科普宣传，导致民众对植物园的各项服务功能与环境意识认知的提升效益较为缺乏，形成了一个突出的短板。因此本研究选择中国植物园联盟理事单位之一的福州植物园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植物园的各项服务功能与游客环境意识间的关系，对于植物园未来各项服务功能、环境教育等方面规划和提升具有较大的意义。

1 研究地点概况

福州植物园始建于1959年，总面积5 743.82 hm2，为全国第二大植物园，核心园区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园内收集各类植物257科8 095种，已建成17个植物专类园区和5个种质资源收集与繁育基地，是一处集植物引种驯化、生态保护、科研科普、森林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植物园，也是海峡西岸重要的生态文明教育基地。植物园每年接待国内外游客500多万人次，先后被评为全国文明单位、全国文明森林公园、全国优秀科普教育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基地及国家青少年自然教育绿色营地等。

2 问卷设计及分析方法

2.1 基本资料调查问卷

主要调查游客的背景属性。

2.2 民众对于植物园的服务功能认知问卷

调查问卷的植物园服务功能部分，内容涵盖了休闲旅游、环境教育、放松释压、净化空气、消声降噪、引种栽培、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行业交流、游客咨询、文化传承、森林食品、固碳释氧和健康养生等14个方面。

2.3 民众对于环境意识的认知问卷

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范围不断扩大，同时各种环境问题也层出不穷。2000年Dunlap等提出了民众与环境意识认知关系的“新生态范式”量表(New Ecological Paradigm，NEP)[2]。该量表由15个项目组成，它们体现了“新生态范式”的5个重要方面：对自然平衡的看法、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看法、对人类例外主义的看法、对生态环境危机的看法和对增长极限的看法(表1)[3]。NEP量表是测量环境意识的有效工具，它测量普通公众一般意义上对人类和自然关系的看法和评价，为环境意识的度量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了解民众对环境问题的态度和环保意识现状，对进一步采取有效环保措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表1 新生态范式量表

2.4 问卷调查方法

本研究于2019年1—4月对预调研问卷确认主题，查询并收集相关资料，制定研究方案和研究目标及设计调查问卷，掌握国内外相关研究并作资料整理及进行问卷的预调查；5月制定确切实施方案；11月在福州植物园进行游客问卷预调查，随机选取游客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203份。通过对预调查信效度分析、修正，12月在福州植物园正式进行游客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580份，回收有效问卷543份，有效率93.6%。

运用SPSS13.0 统计软件对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问卷采用的是立克特五点量表法设计，设置5个等级。对问卷题项，首先算出民众对每一个问题认知的加权平均值和标准差，若五点量表的值超过上述平均值的95%的置信区间，即表示该五点量表的值和公众答案存在显著差异；反之即无显著差异。采用单因子方差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及卡方分析等方法统计收集的调查问卷，分别对植物园服务功能与环境意识的关系进行分析。相关结果可为福州植物园开展环境教育提供依据，有利于构建福州植物园的服务功能与环境教育科普基地技术体系，并将该体系构建研究试用于未来福州植物园环境科普基地建设中。

3 结果与讨论

3.1 福州植物园游客资料的分析与讨论

3.1.1 填答者的背景数据分析

据调查，在543位受测者中，男性所占比例略高于女性；年龄阶段以30～39岁占比最高；本科及以上学历受测者占46%；62.8%的受测者表示自己并不了解植物园的服务功能，同时86.9%的受测者表示一周会来本植物园1～2次(表2)。由来园频次数据推测植物园游客大多为有日常工作的中青年人群。

表2 福州植物园游客的背景统计资料

3.1.2 环境态度因子构面萃取结果

福建植物园游客中的受测者对新生态范式量表中15道题目的评分平均值为3.67，其中以“动植物跟人类有着同样的生存权利”的平均值4.54为最高，而“我们可以采取某些手段，使得地球更适合人类居住”的平均值1.90为最低(表3)。

表3 福建植物园游客在新生态范式量表的测评平均数与标准差

将筛选后的14题进行因子分析(表4)，可萃取为3个因子构面。因子1包括6个问题，可解释20.93%的变异量，命名为“人类中心主义”；因子2包括5个问题，可解释14.67%的变异量，命名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因子3包括3个问题，可解释12.79%的变异量，命名为“自然的极限”。三个因子构面总累计变异量为48.39%。将三个因子构面进行标准化的α值分析，用来检测受测者对因子构面答题的一致性。分析结果显示，3个因子构面的标准化的α值在0.5～0.8，因此本研究萃取的因子构面具有一致性和可信性。

表4 游客测评因子分析的成分矩阵

3.1.3 环境态度的聚类分析

对因子分析所得的三个因子构面平均值进行聚类分析，通过二阶聚类分析后将所有样本分为3个聚类：聚类1共243个样本；聚类2共152个样本；聚类3共148个样本。对各因子构面与聚类进行单因子方差检验，并以LSD事后检定比较各聚类之间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表5)。3个聚类分别在环境态度的3个因子构面上均具有显著的差异性(p<0.001)。由此可知，分成的这3个聚类具有良好的鉴别能力，其中聚类1在各个因子构面的平均分数为最高，其次是聚类3，聚类2为最低。

表5 因子分析群与环境态度分群间的单因子方差分析

3.1.4 不同环境态度类型游客的背景资料分析

为了解不同环境态度聚类的游客背景资料分布，本研究以卡方检定检测不同环境态度聚类的游客背景资料在各属性之百分比的差异性，结果显示，5项个人基本信息中，“性别”、“年龄”、“学历”、“是否知道植物园服务功能” 在卡方检定后皆呈现差异显著性(p<0.05)。为了解各环境态度聚类的群组特性，针对卡方检定后呈现显著性差异的5项游客背景资料，进一步讨论3个聚类的特性与整体游客背景资料的分布。

3.1.5 不同环境态度类型游客对植物园服务功能的认知比较

为了解不同环境态度群体对植物园服务功能认知之间的关系，我们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单因子方差检验，并以LSD检验比较各聚类之间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结果表明，在14个植物园服务功能中认同较高且排在前三的为放松释压、健康养生、固碳释氧，而认同感较低且排在倒数前三的为森林食品、游客咨询、文化传承。各项服务功能的单因子方差检验结果显示，游客咨询、森林食品呈现出显著性差异(p<0.05)，而其余12项服务功能则呈现出极显著性差异(p<0.001)。

整体而言，填答者对放松释压与健康养生这两项生态服务功能尤为重视，这可能是因为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诱发的疾病与日俱增，人们越来越关注环境、关注健康。同时，社会内卷现象层出不穷，各个年龄阶层很容易陷入囚徒困境的博弈模型中，无形中增加了不少压力，而森林中的负氧离子与芬多精则可以让人们享受到在城市中无法享受到的轻松。其次，大部分植物园设立的解说系统多为解说牌、虚拟解说等，其弊端就是无法照顾到所有人群，而部分人群对于解说无甚兴趣，所以受测者认为游客咨询重要程度稍低。最后，大多数人们日常食用的食物大多来自菜市场或者超市，并不会让受测者联想到食物本身的种植来源，而药用植物也与大多数受测者无切身联系，故而森林食品重要程度为最低。

4 结论和建议

民众对于环境的态度以及环境对于人们健康效益的关系，是由民众与森林环境的互动及交互作用所形成的[4-5]。行为态度与个人的教育背景及生活习惯，甚至与性别表征有关，进而民众对于环境价值观有着不同程度的评断。因此，人们对于环境持有的态度，也将影响着其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以及对于各项森林功能的认知程度[6]。研究表明，个人的意识将会影响其对环境的认知与态度，可通过各种环境态度量表来检测受访者的环境态度及环保意识。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了福州植物园的游客对环境态度以及森林生态服务功能的认知情况，筛选后进行数据分析。根据游客对新生态范式量表15项题目的得分结果得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群众的生态价值观在不断变化，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观将逐渐取代人定胜天的生态环境价值观。依据聚类分析结果所了解的现代社会中人群对于环境关心程度的影响因子，提出以下两点建议：(1)福州植物园应在现有基础上加强对于解答民众的问询与导览的可行性与有趣性，提升福州植物园游客咨询方面的能力；(2)增强福州植物园物种用途的科普宣传，有助于受众了解植物与个体的联系，增强个体对环境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