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北凉以来写经残卷(墨迹本)

杨军

编者按：2018年伊始，安徽美术出版社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袂推出《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本刊从2018年第一期开始，陆续刊登了第一辑、第二辑、第三辑法帖的部分内容，受到读者的欢迎。现前三辑已介绍完毕，从2020年第八期开始，本刊继续刊登该书系第四辑和第五辑的内容，希望广大读者能喜欢并提出宝贵意见。

西晋永安元年（304），在司马颖部下任北部单于的匈奴贵族刘渊自称汉王，永嘉二年（308）正式称帝，国号为汉，史称“成汉”，北方出现了此起彼伏的割据局面。“永嘉之乱”后，西晋亡，西晋宗室司马睿南渡后建立东晋政权，北方则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代。北魏史学家崔鸿《十六国春秋》记载了这十六国政权的历史，这十六国包括成汉、前赵、后赵、夏、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前凉、后凉、南凉、北凉与西凉。

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至南北朝时期，佛教迅速发展。北方“十六国时期”，政权的更迭与战乱的频繁使“人力凋残，百姓愁悴”（《晋书·卷八十七》），佛教的发展有了着力点，逐渐呈现繁盛的景象。《魏书·卷一百一十四》称河西“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

凉州为河西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魏晋之时已是佛教圣地，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称“凉州在晋末为禅法最盛之地”。凉州先后由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执掌，其中以北凉佛事最盛，“沮渠蒙逊在凉州，亦好佛法”（《魏书·卷一百一十四》）。北凉佛道兴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译经事业发达。北凉的译经事业仅次于十六国时期的后秦，《开元释教录·卷四》载“北涼沮渠氏，初都张掖，后徙姑臧，自蒙逊永安元年辛丑，至茂虔承和七年己卯，几经二主三十九年，缁素九人所出经律论等，并新旧集失译诸经，总八十二部，合三百一十一卷”。北凉都城姑臧，中原及西域高僧众多，史上较为著名的有昙无谶、沮渠京声、浮陀跋摩、道泰、法盛等，其中昙无谶译经最为著名。昙无谶，北凉王沮渠蒙逊以“国师”之礼优待之。《魏书·释老志》载“沮渠蒙逊在凉州，亦好佛法，有罽宾沙门昙摩（无）谶，习诸经论，于姑臧与沙门智嵩等译《涅槃》诸经十余部，又晓术数、禁咒，历言他国要危，多所中验。蒙逊每以国事咨之”。智升《开元释教录》刊定昙无谶所译佛典共十九部，包括《出三藏记集》所载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金光明经》等十部佛典、《历代三宝纪》所载昙无谶译《楞伽经》等八部佛典及智升所列一部。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北凉以来写经残卷》（墨迹本）外观

第二，大量开凿石窟。北凉开凿石窟，规模盛大，今所存武威天梯山石窟、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都有北凉时期所开石窟与所造佛像。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有言：“凉州石崖瑞像者，昔沮渠蒙逊以晋安帝隆安元年，据有凉土三十余载，陇西五凉，斯最久盛。专崇福业，以国城寺塔终非云固，古来帝宫终逢煨烬，若依立之，效尤斯及。又用金宝终被毁盗。乃顾眄山宇，可以终天。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斫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此“州南百里”，而“斫窟”便是今甘肃武威的天梯山石窟。

第三，建寺造塔。史载北凉王沮渠蒙逊曾经在山寺为其母造丈六石像。殷光明所著《北凉石塔研究》收集了现存的北凉石塔共十四座，包括马德惠塔（承阳二年，426）、高善穆塔（承玄元年，428）、索阿后塔（缘禾四年，435）、程段儿塔（太缘二年，436）等。公元439年，北凉为北魏所灭，北凉残部西迁。公元442年，沮渠无讳带领北凉残部占领高昌，仍号“凉”，时有“大凉”用语。公元444年夏，沮渠无讳病死，其弟沮渠安周代立。公元460年，柔然并高昌，蠕蠕以阚伯周为高昌王，沮渠氏政权正式结束。北凉残部退居高昌时，佛教仍然盛行，最为有力的物证是《沮渠安周造寺功德碑》的发现。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北凉以来写经残卷》（墨迹本）

北凉前期与后期都如此重视佛教，从国家层面上优待中原、西域高僧，令其翻译佛典、传播佛教，所译佛典众多，可知当时抄写的经卷亦不在少数。《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中收录吐鲁番出土的北凉时期的写经有《贤劫千佛品经》（神玺三年，399）、《正法华经》（神玺三年，399）、《优婆塞戒》（玄始十六年，427）、《金光明经》（承玄三年，430）、《大方等无想大云经》（缘禾三年，434）、《持世经》（承平七年，449）、《佛说菩萨藏经》（承平十五年，457）、《十住论》（沮渠安周写，北凉后期）和《华严经》（沮渠安周供养，北凉后期）九种。北凉前后期大量译经和写经活动的存在，使得写经制度初具规模，尤其是在北凉高昌郡时期的写经题记已列具写经用纸、写经时间、供养人、写经目的、写经人、一校、二校等七部分内容。《持世经》题记：“岁在己丑，凉王大沮渠安周所供养经。吴客丹阳郡张然祖写。用纸廿六枚。”《佛说菩萨藏经》题记：“廿六纸半。一校竟。大凉王大沮渠安周所供养经。承平十五年，岁在丁酉。书吏臣樊海写。法师第一校。法师第二校。祠主道（下缺）。”《十住论》题记：“凉王大沮渠安周所写（下缺）。愿一切众生，深解实相，悟无生忍。用纸廿三张。”《华严经》题记：“大且（沮）渠安周所供养经。廿纸。”（《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从以上题记可见，北凉宫廷的写经活动已经有一定的秩序和规模：首先，挑选合适的写经人写经，如书吏等，信仰佛教的王族亦亲自参与写经;其次，写经人在合适的时间写经，使用统一的纸张及格式;再次，经文写毕，由一位或两位法师进行校对;最后，再由祠主审定。此处我们需要注意：第一，写经人与宫廷的关系。以上四件写经，写经人为沮渠安周本人、其臣子书吏樊海和吴客丹阳郡张然祖。《妙法莲华经》中所说“是故智者，应当一心自书，若使人书，受持、读诵，正忆念，如说修行”，沮渠安周本人即是佛徒中的“智者”，其本身作为供养人，又是写经人，亦使人书写。其中使人书写，以其臣书吏樊海书写，以入北之南人吴客丹阳郡张然祖书写。“书吏”一词在《僧祜录》中出现，其卷十四《昙无谶传》载：“道场寺慧观欲重求（《涅槃经》）后品，以高昌沙门道普常游国外，善能胡书，解六国语。宋元嘉中，启文帝资遣道普将书吏使人，西行寻经……”此处书吏为刘宋文帝所派遣，属于宫廷所派，即书吏是属于宫廷专职派遣跟随高昌沙门道普西行寻经、写经者。所以，虽然现有的四件北凉王沮渠安周供养写经只有一个书吏樊海，但很有可能当时有一批书吏为其兴佛造寺、供养佛经的活动写经，而这些书吏也就成为第一批专门的宫廷写经群体。北凉沮渠安周的宫廷写经活动，对麴氏高昌、北魏及隋唐时期的佛教写经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魏孝昌元年（525），元荣出任瓜州刺史，管理敦煌一带，后被封为东阳王，在管理敦煌十几年间大兴佛教，写经活动是元荣很重视的信仰活动。从现存北魏永平至延昌年间的经卷看，北魏永平四年（511）至延昌三年（514），在敦煌出现了以令狐崇哲为典经帅令与以曹法寿、令狐礼泰、张阿胜、刘广周、马天安、张显昌、张干护等为官经生的宫廷写经组织。麴氏高昌的宫廷写经活动更是延续北凉时期的写经制度，最为典型的是写于高昌延寿十四年（637）五月三日的《维摩诘经卷下》题记：“经生令狐善欢写，曹法师法慧校，法华斋主大僧平事沙门法焕定。延寿十四年岁次丁酉五月三日，清信女稽首归命……重沾法润，为写斯经。冀以日近归依，朝夕诵念。以斯微福，持奉父王，愿圣体休和，所求如意。先亡久远，同气连枝，见佛闻法，往生净土。增太妃之余苄，益王妃之光华。世子诸公，惟延惟寿。寇贼退散，疫厉消亡。百姓被煦育之慈，苍生蒙荣润之乐。合灵抱识有气之伦，等出苦源，同升妙果。”隋唐宫廷写经制度则在此基础上日渐完备，写经题记亦日渐繁复。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北凉以来写经残卷》，正出土于吐鲁番。这件残卷共有五段写经残卷、三段题跋。卷轴有楷书题签“《北凉以来写经残卷》，出吐鲁番，素文珍藏”，下有“宜记”二字及“宝炜”印识。此处“素文”是梁素文，本名梁玉书，字素文，奉天（今沈阳）人。清末宣统元年（1909），梁玉书奉使监理新疆财政，好收藏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从题签来看，本卷最先为梁玉书收藏。“宝炜”印是潢川吴宜常的姓名印，“宜记”二字即为吴宜常所书。吴宜常，名宝炜，字宜常，河南潢川（亦称光州）人。1930年，吴宜常任中央考古委员会委员，好收藏金石及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北凉以来写经残卷》先由梁玉书收藏，后由吴宜常购得，1964年由吴宜常后人转售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当时称中国历史博物馆）。此卷卷尾三段题跋的最末一段跋文即为吴宜常所写。《北凉以来写经残卷》中的五段内容分别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十六佛母品第四十八，《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十三随喜品第三十九，《十诵律》卷第四十一明杂法第五、第六，《金刚经》卷第十八、十九品法界通化分，《大智度论》释摩诃萨品第十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由后秦鸠摩罗什于弘始五至六年（403—404）在长安译出。《十诵律》由后秦弗若多罗、鸠摩罗什合译，时间在弘始六至七年（404—405）。《金刚经》有众多译本，以鸠摩罗什译本最早，且流传最广。本残卷中的第四段即是鸠摩罗什译本，亦在后秦时期译出。《大智度论》由鸠摩罗什于后秦弘始四年至七年（402—405）在长安逍遥园译出。《北凉以来写经残卷》卷尾三段跋文分别由陈鹏、翁廉与吴宜常跋。卷尾题跋处有“漱玉”“九抟”“铜有喜”“宝炜”四方印鉴。

《北凉以来写经残卷》共五段，每一段残页书风不一。第一段，残三十一行，行十七字。该段横画一律笔露锋，尖锐而劲挺，末端加重下顿或常有上扬之势，中间行笔常微微弯曲。撇画皆下笔铺毫，渐提笔上扬，形成有一定规律的弧势，开张而外拓。字形扁方，呈上窄下宽的梯形状。字体在隶楷之间，横画与捺画往往较长，捺笔的波磔之势较为显著。此段残卷的书写风格属典型的“北凉体”，而起笔略有变化。第二段，残三十二行，行二十字。该段横画下笔顿按或露锋入笔，笔画中段多是曲笔，收笔重顿;竖画多顿按而行，短促者往往见“曲头竖”用笔;撇画亦顿按作点而行，呈开张之势;捺画收笔重按成点状，使转圆润。字形多扁方，上窄下宽。该段用笔常常见行书的牵丝映带，笔画之间的连接呼应较为强烈，似受南朝妍美书风的影响。在用字上，该段多有饰笔，卷中“是”“堕”“在”“足”“礼”等字皆有饰笔。字体除极具行书特质外，其隶书波磔之势含蓄而意足。从该卷书风来看，书写时间应在北凉时期。第三段，残二十九行，行二十一至二十七字不等，有界格。该段中字与字之间的连接较为显著，连接方式开始变得复杂，似受南朝书风的影响。相对扁方为主的前两段写经，此段字形已是以长方为主，形态多变。因此形态更为复杂，字与字之间的连接也多样化，使得整件写经残页呈现一种很强烈的视觉感，几乎每一行都呈现出向右下角方向运动的趋势。该段的波磔之笔锐减，省简书写成为最为重要的用笔方式，出现大量草书书写，介乎章草与今草之间。整篇书写轻松明快，变化多端，朴茂而有妍美之质。从该卷书风来看，书写时间当在北凉后期至高昌王国早期。第四段，残二十一行，行十六字，有界格。该段用笔与前三段大有不同，波磔之笔已完全消失，提按顿挫之势充溢着每个笔画的书写，深受北魏洛阳皇族元氏墓志的影响。但或是因为写此卷的抄经人在书写技巧方面还不够纯熟，所以在吸收与消化北魏元氏墓志的用笔技巧上还显得稚嫩些。在书写同一字上，该段有明显的变化意识，如第二行第一字“可”与第七字“可”则以竖钩与悬针竖来产生变化，第四行第五字“缘”与第五行第三字“缘”以左部件“丝”的不同写法来产生变化，第五行第五字“福”与第六行第五字“福”以右部件“口”“田”的连接与否来产生变化等。该段出现不少饰笔、夺笔、衍笔，如卷中凡“足”字皆饰笔，凡“身”“即”二字皆衍笔，第二行“意”字夺最后两点等。此处第二行“意”字夺笔非避讳书写，因在本卷第七行中亦有“意”字而无夺笔。该段已是楷书用笔，稍有行书笔意，字形以扁宽为多。或因抄经人在书写技巧上還不够纯熟，该段中的撇画较多，势尽而利落，最典型的是第三行的“界”字与第四行的“乡”字中的撇画。该段中的捺笔在行笔的末端都有一个平拖的书写方式，从而使捺画分成两段式的书写，这是“魏碑体”较为成熟的用笔方式。结字斜画紧结，风格峻拔而可爱。该段或是北魏时期的写经，由僧人或佛教信众携至高昌地区而留存。第五段，残二十三行，行十八字，有界格。该段已经完全是楷书用笔，结字有隋碑“平画宽结”的意味，体态多方。横画劲挺，书写往往甚长。竖画用笔多外拓，宽博而有质，使转圆多方少，有行书笔意。从书风来看，或是麴氏高昌王国时期的民间写经。

该残卷前两段属于典型的“北凉体”。所谓“北凉体”，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施安昌先生提出，他认为“北凉体”是十六国时期在凉州地区流行的一种隶楷之间的书体。施安昌在其《“北凉体”析——采讨书法的地方体》一文中总结，“北凉体”的形式特征为“字形方扁，在隶楷之间。上窄下宽，往往有一横或者撇、捺一笔甚长。竖笔往往向外拓展，加强了开张的体势，富于跳跃感。特别是横笔，起笔出锋下顿，收笔有雁尾，中间是下曲或者上曲的波势，或两头上翘形式。碑板上尤为突出，可谓‘犀利如刀，强劲如弓。点画峻厚，章法茂密，形成峻拔、犷悍的独特风格”。前两段虽是典型的“北凉体”，然亦有些小异之处。第一段的横画入笔多露锋直走，第二段则多行书用笔。第三至第五段的书法风格，与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以外的政权——南朝、北魏及隋朝写经书风有着不可忽略的联系。事实上，晋唐时期的吐鲁番地方割据政权在北凉后期的沮渠无讳即遣使南朝，曾有交通往来;马氏与麴氏高昌王国时期，皆曾与北魏交好，遣使十余次;麴氏高昌王国后期，亦十余次遣使入隋，隋大业五年（609），麴文泰在东都洛阳为质子。晋唐时期的吐鲁番地区地方割据政权与当时其他中原、南方政权的频繁交流，使民间僧俗的往来更加便捷，而作为佛教盛行的吐鲁番地区，其写经书风也就容易出现多样化。

约稿、责编：金前文、史春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