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古典的真实

孙东明

内容提要：在当代研究《荐季直表》的成果中，论其书法风格的多，而对其进行考据、辨伪的研究却很少，将《荐季直表》的自身文本结合正史、传世书法文献以及图像的比较研究则更为少见。因此，《荐季直表》的研究至今尚未取得突破性成果。此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正史、传世书法文献、作品图像等多种资料入手，用综合的考察方法来求证《荐季直表》的真伪情况，以对当代既定的认知及结论给予有力的反驳。

关键词：《荐季直表》;辨疑;反驳

在中国书法史上，钟繇与张芝齐名，二者的书法皆为王羲之和王献之的先导。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这样评论钟张、二王：

“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四贤共类，洪芳不灭。”后世评论钟繇为“正书之祖”，足见钟繇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之高。然对钟繇讨论最多、争议最大的作品，莫过于晚出于元代的《荐季直表》。《荐季直表》历来被很多人评为钟繇传世的唯一真迹，自其于元代被陆行直公布于世后，便名噪一时。由于钟繇在书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他是书圣王羲之书法的取法对象，后人又将二人并称“钟王”。因此，对于《荐季直表》这样一件唯一可能成为钟繇的真迹，自其问世后乃至今日，对它真伪的讨论一直在进行。

在当代研究《荐季直表》的成果中，论其书法风格的多，而对其进行考据辨伪的研究却很少，将《荐季直表》的自身文本结合正史、传世书法文献以及图像的比较研究则更为少见。因此，《荐季直表》的研究至今尚未取得突破性成果。

在当代的书法研究中，越来越多的现象是忽视一手文献的考察和研究，而过于依赖点校本的文献，面对真迹直接识读篆、隶、草、行等各种书体文字的能力越来越弱，更缺少翻阅原典回归正史考察的笨功夫。在当代，《荐季直表》为钟繇真迹似乎已经成为定论，然而当我们梳理史书、书法文献中关于钟繇的相关内容，分析《荐季直表》的作品图像，以及考察祝允明、文徵明、徐用锡等明清人关于《荐季直表》的评论，我们发现“《荐季直表》为钟繇真迹说”并不成立。

当代研究《荐季直表》多从风格入手，对其自身文本的考察所见不多，且未能深入。对于《荐季直表》存疑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1.《荐季直表》的传藏与著录不明确，于元代横空出世;2.《荐季直表》中的“关内侯季直”名不见经传，在《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书中并未发现有此人;3.《荐季直表》中称钟繇为“司徒”，而史书并未记载他曾任司徒;4.《荐季直表》的末款中，黄初二年（221）钟繇的官位不是司徒，其爵位也不是东武亭侯;5.《荐季直表》的墨迹本与《真赏斋帖》刻本皆有“米芾之印”，而该印章可疑，且作品中存在荒诞的避讳问题。

下面针对以上问题，进行考察和论述。

一、祝允明和文徵明对《荐季直表》的质疑

祝允明的《怀星堂集》中载有《跋钟元常荐焦季直表真迹》一文，其文曰：“弘治初，客从越来，持钟元常书《荐焦季直表》，示予察验真伪，将售诸博文家。予未敢决，亦以岁月绵阔已甚，不能不传疑也。后乃归之沈先生启南家，先生长子云鸿为予中表姊夫，更诹于予，予应之犹是也。他日外舅太仆李公阅而赏叹不置，特为鉴定，题曰：‘此干二百年之真迹，希世之宝也。然后众论乃定。”这段文字透露了祝允明对鉴定《荐季直表》（祝允明称其为《荐焦季直表》）真伪态度的转变。祝允明说他的朋友将要把《荐季直表》卖给博文家，让他查验真伪，他起初未敢断定，因钟繇与他那个时代间隔1300多年，岁月久远，还有些怀疑，故保留意见不下定论。后来《荐季直表》归沈周家收藏，沈周的长子沈云鸿请祝允明鉴定，祝允明“应之犹是也”。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祝允明说了假话。沈周为当时著名的大画家，是祝允明的前辈，其长子又是祝允明的表姊夫，在多种关系的交织中还夹杂着亲情，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既然请了祝允明做鉴定，祝允明该怎么说？为了应和一下自己的表姊夫，祝允明就说了它是真迹。后来祝允明的舅舅李应祯看到了《荐季直表》，赞叹不已，特鉴定此表为钟繇真迹，于是众人都来附和，《荐季直表》就这样被定为钟繇真迹了。

文徵明在《荐季直表》题跋中说：“右钟元常《荐山阳太守关内侯季直表》，《宣和书谱》及米《史》黄《论》与他名家品目，皆不见记载。惟近时张士行《法书纂要》尝一及之。”文徵明指出了《荐季直表》直到明代张士行的《法书纂要》中才被著录，而宋代的《宣和书谱》、米芾的《书史》、黄伯思的《东观余论》皆没有记载，实则已经委婉地进行质疑。文徵明又说：“先友李公应祯又尝亲为余言其妙，谓‘虽积笔成冢，不能得其一波拂也。公书法妙一世，其言如此，余又安能置喙其间哉。”此语暗示文徵明面对自己的书法老师李应祯不便说他所钟爱的法书是伪作。我们从祝允明和文徵明的论说中，都可以看到他们是存疑问的，又都受人情所迫，未能直接道出真言。

二、《荐季直表》落款中钟繇的官位及爵位有误

《荐季直表》末行的落款“黄初二年八月日，司徒东武亭侯臣钟繇表”。存在着两个重要问题：其一是，钟繇没做过司徒;其二是，在黄初二年，钟繇的爵位不是东武亭侯。不论是官名还是爵位，或是二者的匹配，都不符合史实。

（一）正史中表明钟繇没有任职过司徒一职

《后汉书》记载：“皓孙繇，建安中为司隶校尉。”在《后汉书》中，关于钟繇的记述寥寥无几，但我们可以知道，在建安（196—219）年间，钟繇曾任司隶校尉一职。《三国志·钟繇传》中有若干条关于钟繇重要的任职内容：

举孝廉，除尚书郎、阳陵令，以疾去。辟三府，为廷尉正、黄门侍郎。

拜御史中丞，迁侍中尚书仆射，并录前功封东武亭侯。

太祖方有事山东，以关右为忧。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

太祖征关中，得以为资，表繇为前军师。

魏国初建为大理，迁相国。

文帝即王位，复为大理。及践阼，改为廷尉，進封崇高乡侯。迁太尉，转封平阳乡侯。时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并先世名臣。

明帝即位，进封定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八百户，迁太傅。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时华歆亦以年高疾病，朝见皆使舆车，虎贲舁上殿就坐。是后三公疾，遂以为故事。

在《后汉书》《三国志》这样的正史中，通过系统地梳理与钟繇相关的官职史料，便可看到钟繇清晰的任职脉络。《三国志》中没有记载钟繇曾任司徒一职。《资治通鉴》记载：“（黄初四年）秋，八月丁卯，以廷尉钟繇为太尉。”可见自黄初元年（220）至黄初四年（223），钟繇从官复大理，至改迁廷尉，又迁太尉，其未曾任过司徒一职。又司徒在当时作为三公之一，这种级别的要职若是有变动，在朝中为大事，史家安能遗漏？

（二）“黄初二年八月日”“司徒”与“东武亭侯”无法匹配

从前面所列的钟繇历任官职情况，再结合具体的历史时间可得知，黄初元年文帝登基，把钟繇系大理一职改为廷尉，同时进封崇高乡侯。后来钟繇又从廷尉一职升为太尉，其爵位转封平阳乡侯。黄初七年（226），明帝即位，钟繇被封为定陵侯，同年他官位又升迁为太傅。也就是说，钟繇在黄初元年开始至黄初七年，其官位和爵位一直处于晋升的状态。钟繇被封东武亭侯的时间大约在建安元年（196），与黄初元年相差近24年。黄初四年，钟繇又升为太尉、平阳乡侯。因此，史料证明，黄初二年，钟繇处在晋升的状态中，不可能再重新封回二十几前的“东武亭侯”。即使钟繇在昔初二年任司徒一职，其官位和爵位的匹配关系也应当是“司徒崇高乡侯”;而黄初二年钟繇的官位是廷尉。如果在正史中不进行一番梳理，就无法发现钟繇的官位与爵位的匹配问题，很容易人云亦云。因此，《荐季直表》末行中的落款不符合历史的真实，试想：钟繇能同时将自己的官名及爵名写错？

徐用锡跋《真赏斋帖》中的《荐季直表》，对其辨伪颇为精当。他说：“义门向余云：‘真赏斋钟帖，李太仆信之甚真，祝京兆便有异议。考钟元常在汉为侍中尚书仆射，封东武亭侯。魏国初建为大理，迁相国，数年坐魏讽谋反策罢。文帝即王位，复为大理，及践阼，改廷尉，封崇高乡侯，迁太尉，转封平阳乡侯。至明帝进封定陵侯，迁太傅。太和四年薨于位，黄初二年岂有仍东武亭侯之理？惟华子鱼为文帝相国，改司徒，余无是也。荐季直表，疑唐人伪作，又复有筋脉不联属处，恐尚是宋薛绍彭辈为之。”通过分析徐氏的这段跋文，我们可了解到，徐用锡也发现了祝允明对《荐季直表》存有疑义。又徐氏以史为证，辨析了《荐季直表》末款中的时间所对应的钟繇官职和爵位与史实相违。最后徐氏提出，《荐季直表》可能是唐人伪作。

三、书法文献中明确指出“钟司徒”是钟会而不是钟繇

袁昂《古今书评》有不同的版本，分别有唐张彦远《法书要录》本、南宋陈思《书苑菁华》本、清王原祁《佩文斋书画谱》本等。张彦远《法书要录》云：“钟司徒书字十二种意，意外殊妙，实亦多奇。”陈思在他的《书苑菁华》中沿袭张彦远的说法，也称“钟司徒书字十二种意”。而在王原祁《佩文斋书画谱》中，他直接断定“钟司徒”为钟会，说“钟会书字有十二种意，意外殊妙，实亦多奇”可见钟司徒的归属问题有了明确答案。

梁武帝《书评》也有数种版本，其中也论及钟司徒“书有十二种意”的问题，我们发现传唐韦续《墨薮》、南宋陈思《书苑菁华》、明陶宗仪《书史会要》以及清王原祁《佩文斋书画谱》的数种版本皆明言“钟会书有十二种意”，只有北宋朱长文《墨池编》中延续“钟司徒书字有十二种意”的说法，其也应当是延续张彦远《法书要录》的说法。但是不论怎样，“钟司徒”的归属问题已经较为明朗，他指的就是钟会，而非钟繇。对于钟会任司徒这一问题，《三国志》中有明确的记载，钟会任职过司徒，而不是他的父亲钟繇。

四、《荐季直表》中的“米芾之印”与避讳问题

《荐季直表》的墨迹本和其《真赏斋帖》刻本均有“米芾之印”，而米芾在他的《書史》中说：“余阅书自首，无魏遗墨。”米芾既然都已明言其自首都未曾见过魏人书法，那么米芾的印章“米芾之印”怎么会在《荐季直表》中出现？容庚对这方印亦存疑问，他说：“米芾印亦伪，字形扁阔，笔法不古。”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三希堂法帖本《荐季直表》的章法布局被人为地改动了，也包括印章的布置，可通过与墨迹及《真赏斋帖》刻本比照观之。但不论是哪个本子，“米芾之印”仍当属伪印。

不论是《荐季直表》的墨迹本还是其《真赏斋帖》刻本，其文本的第六行“民”字与第七行“朕”字都有笔画的缺失。墨迹本虽然有些漫漶不清，但此二字还是能够看得出笔画的明显缺失，其刻本则更加明显。墨迹本和刻本中“民”字均少一笔斜钩，墨迹本“朕”字略有漫漶，不确定少几笔，而在刻本中明显缺三笔。“民”字是李世民的名字，而“朕”字是皇帝的代词，“民”“朕”二字之所以这样来写实则是为避唐代皇帝李世民之讳，试想钟繇属汉末三国时人，安能避后人李世民的讳？因此，从作品图像中所见的避讳问题，亦证明《荐季直表》为伪作。

结语

通过对正史、传世书法文献以及作品图像的三种资料的综合考察及分析，我们对钟繇的官职历任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从而以史为主要依据，其他为旁证，揭示了《荐季直表》末款“黄初二年”所对应的钟繇真实的官位及爵位。

当代还有很多关于《荐季直表》研究的论文，然大多没有学术史的研究做铺垫，不辨真伪，而径论《荐季直表》的书法风格。类似这种书法评论的现象在当代有很多，它们的最大问题在于没有分辨真伪而直接谈论风格。这样会存在一定的隐患：如果确定某件作品为伪作，那么前面的结论及所用笔墨也就可能付之徒劳。《荐季直表》虽然为伪作，但并不代表它的艺术水准不高;即便它是伪作也应当是古代书法名手所造，非一般人所能及。因此，它倾倒了元明清以至今日的无数书家，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我们在当今通行的美术史、绘画史、艺术史或书法史的著作中，通常也会看到对一些存疑的古代书画作品不加辨别真伪而进行评论、研究的现象，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美术史和进行古代书画评论需要注意和思考的问题。笔者冀以拙文为研究其他的古代书法作品提供一种思路和方法参考。

约稿、责编：史春霖、金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