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春秋楚国外交官群体特色

杨 蕾

外交官是春秋时期一个独具特色的群体，他们的纵横捭阖，对于动荡形势下一个个诸侯国间的地缘政治乃至国家的兴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外交官”这一称谓当然不可能出现在春秋时期，裴默农先生认为“外交是‘国家’产生以后逐渐发展起来以实现其对外政策的一种手段”[1]。所以，在列国外交活跃的春秋时期，外交官必不可少。尽管彼时文献有“行人”称谓，笔者认为，在春秋时期专职与兼职从事对外活动者都可以认定为此时的外交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关于楚国外交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对于楚国外交官员的问题，不少学术成果有所涉猎。在《楚史新探》中，宋公文先生对楚国外交策略的主要制定和实施者令尹进行了多层次的论述。在《楚制典章》中，顾久幸先生以表格的形式列举了楚国外交官员的主要职责及其史料依据。《春秋邦交研究》第一章中，徐杰令先生详述了春秋时期的邦交机构、邦交人员(包括使节)以及人员的选拔和任用，其中对楚国也略有提及。关于这方面的著作，陈立民先生的《中国历代职官辑要》、左言东先生的《先秦职官表》等都对楚国的外交官员进行了考证。除了这些著作外，也有不少学术论文涉及这一问题，在《楚国的奉使外交略议》中，刘玉堂先生、贾继东先生对楚国奉使外交的目的与任务、原则与策略、礼仪与惯例进行了综合考证，提出了许多创见。张琴的《春秋时期楚国的外交官》对楚国涉及外交事务的官员进行了整理。左言东先生的《楚国官制考》、刘先枚先生的《楚官源流考索》、刘玉堂先生的《楚官补考》、闫丽环先生的《春秋“行人”初探》等论文也都不同程度地论及楚国外交官员。以上研究固然全面而重要，但略为遗憾的是，对春秋楚国外交官的群体性专题考察尚付之阙如。笔者不揣粗陋，拟在吸收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春秋时期楚国外交官的群体特色展开纵深梳理。

一、春秋争霸时期楚国的外交背景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周室衰微，诸侯并起，争霸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楚国正是在这种霸政背景下，历经从若敖至楚惠王十六代君王，进而一步步崛起。春秋时期诸侯国的争霸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即霸政伊始阶段(前770—前644)，周王室权威逐步衰落，各诸侯国之间的摩擦不断增加，外交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楚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开始崭露头角。前679年，“诸侯会桓公于甄，而桓公于是始霸焉”[2]，奠定了齐国的霸主地位，霸政由此开始。与此同时，楚国也在积蓄力量，“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楚国的势力已发展到了中原，开始与齐国争衡。

第二阶段即霸政高潮阶段(前643—前546)，晋、楚两强逐鹿于中原，楚国的霸业达到了顶峰。前643年齐桓公去世，他所开创的霸业也随之结束。宋襄公打败了齐兵，自以为足以代齐为霸主，却被楚国玩弄于股掌之间。宋楚泓之战，宋军大败后，楚国势力大增。前632年，中原大国晋国与实力雄厚的楚国在城濮决战，标志着晋楚争霸的局面形成。此后，晋楚两强势力此消彼长，霸主地位在两国之间交替。前546年，宋大夫向戌发起晋、楚、齐、秦、鲁、卫等国会盟于宋的第二次弭兵大会，霸政在这一阶段达到高潮。从此之后，晋楚争霸才暂时缓和，中原也得以和平。

第三阶段即霸政尾声阶段(前545—前476)，吴、越两国在挑战楚国南方霸主地位的同时加强了与中原各国的交往，开始北上争霸。自前514年起，南方吴、越两国先后强大起来。吴王阖闾胸怀大志，一方面与北方的晋、鲁等国交好，另一方面以“西破楚”“东并大越”为战略目标，逐步称霸于世。越王夫差卧薪尝胆，一心求霸，采取“结齐，亲楚，附晋”的外交策略，静观吴王之变，待其空虚之际趁势而入，步步为营，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位霸主。钱穆先生认为，吴越争霸“即是‘霸政时期’之尾声，‘军国时期’之先兆”[3]。

春秋时期，楚国霸政与外交如影随形，自齐桓公称霸阶段，楚国在外交方面看似轻视礼制，实则不断向周礼靠拢，至晋楚争霸阶段，楚国“重礼义”“讲道理”，再到吴越争霸阶段，对外交往多靠力而不靠礼。这与春秋时期外交思想的演进“是循着由重视道德的作用，而趋向重现实的利益；由崇尚礼、信，而趋向诈伪和计谋的轨迹发展的。”[4]这一总趋势一致。春秋楚国的外交官遵循着这一霸政迭兴背景下国际局势的演变规律，灵活地运用外交辞令和策略，在楚国由蕞尔小国发展成为泱泱大国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春秋时期的楚国没有固定的外交官，其处理外交事务官员的设置也是别具风格，大多是在原有官职基础上兼具外交职能。作为春秋五霸之一，楚国外交活动尤为频繁，涉及对外事务的官职也不在少数，其中：令尹主要制定和实施外交策略，有权代表国家完成多种外交使命；[5]太宗可能为总理外交事务的官员[6]；大宰主持外交部门的工作[7]；少宰辅助大宰处理日常事务；少宰尹疑为大宰之副职；连尹为专任处理外交事务官员，别称为行人[8]，这是当时主要的外交官员；候人为掌礼宾和迎送宾客之官，职责应与少宰相当，但地位可能稍低一些；相为外交活动中协助君王行使外交礼仪的人员；傧为职司接待宾客的外交官员[9]；谒者负责楚王宫引见、接待宾客、传达指令等任务；莫敖偶尔也受楚王的派遣，出使国外，从事外交活动；箴尹也是楚国的外交使节。霸政背景下，楚国外交官以本国雄厚的实力为后盾，活跃在春秋时期涉外事务的政治舞台上。

二、楚国外交官多公族大夫出身

表1 春秋楚国外交官派遣表

序号时间派遣人外交官身份40鲁襄公二十六年(前547)楚使41鲁襄公二十七年(前546)屈建大夫42鲁襄公二十七年(前546)远艹罢远艹氏43鲁襄公三十年(前543)楚子郏敖远艹罢远艹氏44鲁昭公元年(前541)公子围令尹,楚共王子45鲁昭公元年(前541)伍举伍氏46鲁昭公元年(前541)令尹公子围伯州犁大宰47鲁昭公元年(前541)公子围令尹,楚共王子48鲁昭公元年(前541)伍举伍氏49鲁昭公元年(前541)楚使50鲁昭公四年(前538)楚灵王伍举伍氏51鲁昭王五年(前537)楚灵王屈生莫敖,屈氏52鲁昭王五年(前537)楚灵王远艹罢令尹,远艹氏53鲁昭公六年(前536)公子弃疾楚灵王弟54鲁昭公七年(前535)楚灵王远艹启强大宰55鲁昭公七年(前535)楚灵王长鬣者相56鲁昭公九年(前533)楚子楚君57鲁昭公十三年(前529)枝如子躬58鲁昭公十八年(前524)楚平王王子胜左尹59鲁昭公十九年(前523)楚平王费无极少师60鲁昭公十九年(前523)楚平王子瑕令尹61鲁昭公二十二年(前520)远艹越楚使62鲁定公四年(前506)楚昭王申包胥大夫,申氏63鲁哀公二十二年(前473)申包胥大夫,申氏64晋定公某年王孙圉大夫

三、楚国外交官立场坚定的爱国情怀

念祖之情、爱国之心、忠君之忱在楚国表现得尤为突出，蔚然成风，这是由楚人筚路蓝缕的特殊经历所决定的。楚国外交人员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始终坚定忠君、爱国的立场，以国家利益至上。他们或全然不顾个人生死，一心只为忠君报国；或虽为俘虏，却始终坚定立场，坚守原则，不卑不亢；或为国家复兴，不辞奔波，日夜操劳。

在楚国的对外活动中，无论是身居高官要职的令尹，还是诸如地方官吏的县尹，他们都牢记使命，用个人的爱国之志捍卫着本国的尊严和利益。宣公四年(前605)，若敖氏因叛乱被灭族，身为若敖族孙的箴尹斗克黄，在完成出使齐国任务的归国途中惊闻亡族噩耗，他没有当即逃走，而是选择照常回国复命，并向司败投案。克黄面临被处死的境况时依然忠于君命、克尽厥职，这一行为深深打动了楚庄王，庄王为其保留箴尹之职，且改名为“生”。宣公十四年(前595)，楚庄王派大夫申舟到齐国聘问，明确要求不得向宋国借路。申舟知道自己此去必定会被杀死，但为了使楚国有合理的理由攻宋，助本国扩大势力，申舟明知会死，甘愿为国捐躯。成公九年(前582)，楚国的郧公钟仪作为俘虏，在应对晋侯的询问时有礼有节，不忘维护本国形象，用自己的爱国热忱赢得晋国君臣的尊敬与信赖，最终让他代行外交官职能回国求和。《说苑·权谋》记载：“楚公子午使于秦，秦囚之。”虽然楚公子午此次出使受辱，但仍能保持国格和人格，坚定爱国信念，这种品格和节操难能可贵。定公四年(前506)，楚昭王流亡随国，大夫申包胥到秦国乞师，他先是以巧妙的言辞向秦哀公分析了当前局势对秦国的不利影响，见哀公不为所动，他随即倚在宫墙上痛哭，连续七天，日夜不停，其忠君、爱楚的赤诚之情终于打动了秦哀公，为楚国求到了援兵。申包胥以国家大事为己任，为复国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楚国外交官机敏灵活的楚域风格

周王室对南土渐趋失控，敢为人先的楚人便满怀着自信心和自豪感奋发进取[12]。他们敢想敢做，这种机敏灵活的楚域风格在楚国外交官的身上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出使在外的外交官只有具备相当的灵活性，才能既达到出使目的，又不辱使命。

楚国的外交官员往往奔走于列国之间，参与处理与列国频繁的朝、聘、盟、会等，相机而动、机敏灵活的应变素质是他们必备的能力。僖公四年(前656)，齐桓公以尊王攘夷相号召，借包茅不贡、昭王南征不返两个理由，责让楚国。楚大夫屈完一介使节面对气势汹汹的齐军威武不屈，答词铿锵有力：“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13]屈完一方面采取灵活的态度，避开其锋锐，另一方面做好了开战的准备。这种绵里藏针的外交艺术使齐桓公不战而退。昭公十三年(前529)，楚平王使枝如子躬聘于郑，同时交还犫、栎两地的土田。聘问结束，土地并没有交还，当郑人问起时，枝如子躬对他们称自己没有得到归还土地的命令。枝如子躬之所以临时改变主意，不归还侵地，是因为他看到了郑、楚两国的军事实力悬殊，他断定郑国不敢因这两块土地冒犯楚国[14]。枝如子躬虽然擅自拒绝归还郑国土地，违抗王命，但这是在看清局势后做出的灵活反应，使得楚国得以继续保有这两块重要的土地。通过这一事件足可以看出楚国外交人员审时度势的处事能力。晋定公某年，楚大夫王孙圉聘于晋，定公设宴招待他，赵简子担任傧相。“赵简子鸣玉以相，问王孙圉曰：‘楚之白珩犹在乎？’对曰：‘然。’简子曰：‘其为宝也，几何矣？’”[15]面对赵简子这种嘲讽似的问题，王孙圉从容应对，灵活机动，对曰：“未尝为宝。”他指出，楚国所宝贵的是擅长辞令的观射父，常借古鉴今的左史倚相，出产重要物产的云梦，以及可用作供应兵赋、币帛的龟甲、珍珠等。他认为这些才是楚国的珍宝。王孙圉有力回击了赵简子的阴险跋扈，并当面讽刺其目光粗俗短浅与心智委琐贪婪，同时向强敌暗示自己国家的富庶强大与文明理性。

在国际交往中，外交官的一言一行与国家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外交官的一举一动又是以国家的实力为后盾。楚国的外交官员在与各国的对外交往中应对自如，针对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策略，这与楚人敢为人先、不墨守成规的性格有着很大的关系。这种处事风格也让楚国一步步崛起、发展。

五、楚国外交官能言善辩的个人才能

春秋时期的外交人员必须具备能言善辩的才能，“出言陈辞，身之得失，国之安危也”[16]。外交官的语言用词命意、分寸轻重、进退权衡，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楚国外交官堪称这方面的表率。他们出使在外，身负重任，往往知礼节而明进退，时刻维护国家尊严，坚守国家利益。

两军欲交战，如想取胜，就需要外交人员奔走各国，联合盟国，共同抗敌。宣公十二年(前597)，晋楚邲之战中，楚庄王为拉拢唐国，派唐狡与蔡鸠居对唐惠侯说：“不榖不德而贪，以遇大敌，不榖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灵，以济楚师。”楚国外交人员这番灵活的外交辞令中，既蕴含着楚国君臣对唐惠侯信任有加的真诚态度，也表现出大国对小国放低姿态的拳拳相托，言语间既向其晓以唇亡齿寒的利害，也有对其军必须全力以赴投入战斗的威慑。最终在唐狡与蔡鸠居的努力下，唐军成功加入楚军的作战之中，大大地鼓舞了楚国军队的士气。

两国争霸，若要称霸于诸侯，得到对手的承认就至关重要。这时，只有派遣工于外交辞令、知晓灵活进退的外交官员才易于达到目的。昭公四年(前538)，楚灵王派椒举到晋国去申明盟誓，获得盟国的承认，督促对方的属国对自己尽附庸的义务。椒举传达楚灵王的命令说：“寡君使举曰，日君有惠，赐盟于宋，曰：‘晋、楚之从，交相见也。’以岁之不易，寡人愿结欢于二三君。使举请间。君若苟无四方之虞，则愿假宠以请于诸侯。”椒举此次出使，表面客气谦虚，需要借重对方，实际威武不屈，直接向对方明目张胆地提出要求，把楚国的霸主姿态与豪取意图宣示给晋平公，以制造一种先声夺人的气势，致使晋侯“欲勿许”，但迫于种种压力，就允许了楚使的请求。椒举因其善辩的才能，让劲敌晋国不得不屈从楚国的锋芒，帮助楚灵王实现了“五会诸侯”。

六、结语

春秋之世，各诸侯国间的对外交往活动在群雄争霸的背景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在对外交往活动中，楚国出使他国的外交官员大都具有出身地位高贵、忠君爱国头脑灵活、能言善辩等群体特色。这些出色的外交官用自身的外交智慧、外交手段助楚国一跃而起，问鼎中原，位列五霸，他们是南北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使者。

在动荡中应运而生的楚国外交官群体不仅是国家政权的高级管理者，而且是本国政治、经济利益的实体代言人，在外交活动中运用各种手段，充分施展外交才华，以此来捍卫国家利益。他们温文尔雅又寸土不让，遍施谋略又讲究礼仪的做法对现代中国的外交实践依然具有某些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