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女同性恋人的财产官司

2021-05-13 11:18赵龚卓发自沈阳
南方周末 2021-05-13
关键词:张兰养老院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赵龚卓发自沈阳

农健 ❘ 插画

张兰和徐萍工作过的粮站旧址。 赵龚卓 ❘ 摄

★“她俩可好了。”刘璐重复着这句话。在她看来,两人的感情“可歌可泣,值得好好写一写”,甚至“都可以写剧本、拍电视剧了”。

判决均认为,同性恋伴侣间的财产权属不适用于婚姻法和同居关系的保护,仅适用于一般共有的规定。

养老院曾让两人登记监护人信息,张兰觉得没这个必要,她告诉院长,“我俩的事,谁都说了不算,就我俩说了算。”

张兰和徐萍都是年近八旬的东北“大姑娘”了。一起生活了五十多年,她们和邻居保持着距离,没人能准确描绘出两人的生活细节。张兰的家人不愿意定义这是同性恋,只把这形容为“搭伙过日子”。

随着年龄增长,两人先后丧失了自理能力:徐萍“疯了”,患有器质性精神障碍;张兰“瘫了”,脊柱再也无法支撑她站立起来。在这之后,她们被分开,由各自亲属照顾,一场关于两人财产纠纷的官司也开始了。

“财产不受婚姻法保护和调整。”2021年4月,关于两位老人财产纠纷的裁判文书公诸网络,这段隐匿半个多世纪的情感也一并浮现。

分开快两年了。往日旅游的照片躺在卧室的橱柜抽屉里,还能依稀看出此前漫长的人生故事。一张照片里,张兰和徐萍还是三十多岁的模样,夕阳西下,她们身着白色的确良衬衫,踏在海浪上,一人抬起一只手,把太阳裹在彼此掌心。

两套房,29万存款

出了沈阳市中心不到10公里,高楼大厦逐渐消失,代之以五六层高的老式居民楼,错杂的电线横在头顶。时间仿佛停滞在上个世纪,街道还是以“劳动”“幸福”“生产”命名。

早在2000年,这里就更名为某集团,后又重组形成某工业集团,可人们还是习惯性地称之为S厂——一个始于1953年的军工代号。

街上很难寻觅年轻人的踪迹,他们大多离开这个如今被称作“市郊”的地方,搬去了沈阳市区。S厂退休的老人们聚在街头,下象棋、打扑克,或是聊些家长里短来打发时间。衰老侵蚀着这里的人们,商业街上,每隔三五十米,就有一家提供殡葬服务的店铺。

一栋外墙裸露着混凝土的居民楼里,张兰躺在约一米宽的铁架床上,为了方便照料,她的头发被剃到1厘米左右的长度。生活无法自理,大小便只能依靠纸尿裤。

一年前,2020年4月末,侄子把张兰从社区边上的养老院接回,由侄媳刘璐在家照顾。2021年2月,张兰因吃东西噎着,阻塞呼吸道住了院。说不清楚具体是什么原因,出院后,她说话变得含混,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思。医生告诉家属,老人全身机能都在下降,“随时可能没”。

79岁的张兰在同辈里排行老幺,家族里4个哥和3个姐都已过世,也没有子女。“我这么伺候她,她心里也没有我”,刘璐觉得,在这个世上,张兰只有一个“宝”——和她同岁的徐萍。

2019年中旬,徐萍的精神状态变差,丧失自理能力,社区通知徐萍的妹妹带她去看病。之后,张兰失去了和徐萍的联系,关于两人财产的争夺也开始了。

2020年4月,沈阳市大东区法院认定徐萍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妹妹成为她的监护人。之后,徐萍方向大东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张兰“返还原物”,包括开户名为徐萍的6张存折、16张存单,一共29万余元存款。张兰方提出反诉,认为徐萍方擅自卖了一套两人约定共有但户主名为徐萍的房子,25万元的卖房款,应当分给张兰一半。大东区法院驳回了双方的请求。

徐萍方继续上诉,除要求退还29万元存款外,还在二审期间提出,张兰应归还徐萍金项链、金戒指,还有两人使用多年的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物品。二审再次驳回了徐萍方的上诉请求。

一审、二审的法院判决都认为,徐萍和张兰是长期共同生活的同性恋人关系,但这并非法定婚姻家庭关系,财产不受婚姻法保护和调整,相关权属认定适用财产取得的一般规定。

沈阳一家社工组织“爱之援助”主任马铁成也找到了张兰家。

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这类案例。他过去听说的同性恋伴侣财产纠纷,均为一方失智或死亡后,家属和同性伴侣争夺财产,最后又都以伴侣的妥协结束。“作为伴侣一方,更多考虑的是希望对方走得安心,不要因为遗产的事闹得沸沸扬扬。”

涉及同性恋伴侣的财产纠纷,能公开查询到3例,都存在双方财产混同的情况,但法院认为没有充分证据能证明。判决均认为,同性恋伴侣间的财产权属不适用于婚姻法和同居关系的保护,仅适用于一般共有的规定。

判决的依据都清楚分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曾撰文指出,同性恋伴侣并未上升为法律认可的“婚姻关系”,如果法院随意扩大法律规定的适用,任意运用民法中“法无明文规定不禁止”与“类推适用”的原则,将有可能陷入伦理道德争议中,有失法院的中立性与客观性。

侄媳刘璐如今还担心,张兰目前居住的房子会成为徐萍方继续打财产分割官司的对象——房产证上登记了张兰和徐萍两人的名字。

这些日子,陆续有记者和公益组织成员到访这间小屋子。张兰静静躺在床上,不时望向正在聊天的刘璐和陌生来客,没人清楚她是否听懂了什么。

S厂的特立独行者

张兰和徐萍在那个年代如何相识并决定共度此生的细节,已无法从当事人口中知晓,只能从周围的同事和亲人的讲述中得到还原。

像计划经济时代的东北大厂那样,S厂曾有上万名工人,厂区内,医院、学校、邮局、电影院一应俱全。

那时候,到S厂工作并不容易。多位老人回忆,“文革”前,厂区还用铁丝网和外界区隔开来,外来探亲或是办公事,都得登记才能进入,工人们要不就是接父母的班,要不就是专业素质高,才能分配到这家国营单位。

张兰和徐萍都在沈阳市粮食局设于S厂的粮站工作。二十多岁时,两人被分配在同一间单身宿舍。

提起她俩,相识的人总会用一个词形容,“挺特性的”。在东北话里,这意味着不合群。

多位同事的讲述建构起了这样的形象。张兰不识字,没什么文化,她在粮站干体力活,负责给凭粮票取粮的人称斤两。在年轻时的照片里,张兰梳着中分短发,身着中山装,穿皮鞋,内搭藏蓝色尼龙袜。除了外形中性,同事们回忆,她说话也“糙得很”,时不时就能听到她骂娘,走路晃着膀子,大摇大摆。

同事郭惠英比她们年轻6岁,在她记忆里,大家不愿意和张兰一起上厕所,在浴室碰到也会尽量避开。

提到徐萍,老人们的态度翻转了180度。“唉哟,她能写会算,那可是这个。”一位曾和她一块“坐办公室”的老人竖起了大拇指。

徐萍技校毕业,在当时算是高学历。毕业后,她就被分配到粮站当会计。她还拿过市里的先进工作者奖,“手底下好几个徒弟”。徐萍爱打扮,在旅游的照片里,她留着齐刘海,短发齐肩,爱穿裙子、高跟鞋,总是戴宽檐草帽,脖子系着条纹小方巾。

私底下,徐萍也不怎么和同事们来往。和她在一块,郭惠英总觉得找不到什么共同话题,这被归因于徐萍的高学历,“人家那是有学问的人,哪像咱普通人喜欢闲唠嗑”。

同事们觉得,徐萍是被张兰“带坏的”。那时候,有人给徐萍介绍过对象,还是厂里车间的干部。男方拿了几箱子的彩礼来,张兰硬是没开宿舍门。

侄媳刘璐告诉马铁成,直到现在,徐萍的家人还是认为张兰耽误了徐萍的前途,要没有张兰,徐萍早就结婚、生子了。马铁成觉得,这是对同性恋群体的刻板印象,“难道只有穿着打扮和自己性别不相符,才是同性恋吗?”

那时候,粮站里的姑娘大多和S厂的工人结了婚。郭惠英24岁时嫁给了一位钳工,算是身边人里结婚最晚的了。在她印象里,大多数女性在22岁左右就成了家,离开单身宿舍。

而张兰和徐萍在宿舍里待了十多年,不再有人给她们介绍对象。马铁成在两人的相册中敏感地察觉到,或许她们有属于自己的社群——在一张照片里,她们和另外两位女性聚餐,面对镜头,一同举起装满啤酒的玻璃杯。

“搭伙过日子”

长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她们分工明确,张兰主外,徐萍主内。

侄媳刘璐回忆,搞“外交”,张兰是一把好手。她通过在粮站工作的便利,给厂里管理层的人报信:粮站新到了细粮,赶紧来买。长期和领导维系良好关系,使得两人在分到一套30平方米的房子后,张兰又向厂里申请到一套50平方米的房子。1993年前后,两人退休,搬入现在住的房子,“我姑要是没这能耐,徐萍能看得上她?”

在刘璐的讲述里,第一套房,是以她们两个人的名义要来的,房产证上写着徐萍的名字;后一套房,起初房产证上也只有张兰的名字。

2020年说话还清晰的时候,张兰跟刘璐讲过一些两人的事。“我姑可宠着老徐了,吃草莓给她吃那个尖儿,西瓜给她留着吃中间的心儿。是不老姑?”说着,刘璐转头望向床上的张兰,张兰发出了些含混不清的喃喃声。

曾和两人住一个小区的朋友杨玉珍回忆,一次吵架后,徐萍和她的一位远房亲戚联系,决定去外地做生意,才刚走呢,张兰就闹翻了天,天天上杨家哭,大半夜还跑出门去,要寻短见。杨玉珍不得不给徐萍打去电话,把她“拽了回来”。

两人彼此依靠,也逐渐疏远了各自的原生家庭。“那时候,家里谁能支持她俩这事儿?”关于张兰年轻时和家人的相处,刘璐也不清楚,她嫁到张家时,张兰已经五十多岁,各家只是“各过各的日子”,相互很少来往。

刘璐眼里,张兰总想着维护自己和徐萍的那个“家”。腿脚还利索的时候,她有时去哥哥姐姐家串门,“不花钱,就把别人家的菜往自己家拿”。到年纪再大些,屋子有漏水等状况要人帮忙,张兰才会联系同住在S厂区的侄子,其余时候,几乎没有联系。

徐萍老家在沈阳农村,更是切断了和家人的沟通。在一块工作的时候,同事们还以为徐萍“家里没人了”,直到财产纠纷发酵,才知道还有个妹妹。

两人在这里居住近三十年,在邻居看来,两个人一直保持着神秘。除了遇上打个招呼,客套地拉上几句家常,不会有更进一步的交流。一位老人说,“要想打听她俩的事,你向外人绝对问不出来。”

如果在小区里打听张兰和徐萍的名字,知道的人的确不多。关于她俩的故事,更多以流言的方式传播出来。一提是两位同居的女性,大多数人很快反应过来,“哦,你说的是那俩没结婚的大姑娘啊。”

而向杨玉珍问起两人的关系,她先是严肃起来,“她俩关上门后的事,谁能知道? 没任何一个人说她俩是同性恋。”很快,熟络起来后,她又挑了挑眉,降低音量,“俩人就睡一张床。S厂谁不知道她们是同性恋?”

刘璐不喜欢别人用“同性恋”描述两位老人的关系,“我就不爱听,谁说我就跟谁急眼。”她否认,“什么同性恋、八性恋的? 根本没这回事!”刘璐给两人的关系定义,“这不就是互相没找到合适的对象,一块搭伙过日子吗? 她俩属于抱团取暖、相互帮助。”

“她俩可好了”,在近两个小时的交谈中,刘璐不时重复着这句话。在她看来,两人的感情“可歌可泣,值得好好写一写”,甚至“都可以写剧本、拍电视剧了”。

但她又不希望记者们找邻居询问两位老人的情况。“我们都尽量隐藏这事情。现在闹得整栋楼的人都知道,人家还不得看笑话? 他们怎么合计咱呢?”这时候,她又话锋一转,“这事儿有啥好宣传的?”

马铁成理解刘璐矛盾的心态。在他看来,刘璐接受了两位老人相处的状态,但还没法接受同性恋群体,更觉得自己因亲人是同性恋而被议论是件羞耻的事。马铁成觉得,刘璐希望这段五十多年的感情让更多人了解,但不想让周围人知道,“要是这事被赤裸裸地说出来,她在这个小社会里就待不下去了”。

到访一次后,刘璐拒绝了我此后的采访请求,她发来信息,“我们只想过安稳的日子。”徐萍的妹妹也通过代理律师拒绝了采访。

“我俩的事”,谁说了算

安稳的日子是从2009年起逐渐失去的。徐萍开始有了小脑萎缩的状况,记忆力逐渐减退,情绪变得易怒。为了房子和钱的事儿,两人开始起了争端。

▶下转第5版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赵龚卓发自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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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珍记得,那时候,徐萍希望在现在住房的房产证上加自己的名字,“老徐可是会计出身,她多在乎钱呐”。同事们提出的一个佐证是,快退休的时候,徐萍因为3万元出过事,被判了缓刑。

根据2021年4月的这份判决书,早在2008年末,两人就写过一份遗嘱,约定两套房子的所有权两人各占50%。法院认为,张兰方提供的遗嘱是复印件,并且徐萍的签字和本人笔迹不一致,没有认定其效力。

邻居大都见过徐萍在小区里骂过张兰,大都是和房子、钱相关的事。有时严重起来,徐萍还会抡起手来打张兰。刘璐说,后来,房产证上就加上了徐萍的名字。

徐萍的病症还在加重。2015年,她因脑器质性精神障碍,在沈阳一家精神病医院住院4天。根据判决书里记录的检查结果,她的精神状态尚安静,个人生活能自理,但存在明显的被害妄想,认为家里的钱、物都被张兰偷走了。

一年后,张兰自觉照顾不过来徐萍,每人每月花费1200多元,住进了社区附近养老院的双人间,养老院曾让两人登记监护人的信息,张兰觉得没这个必要,她告诉院长,“我俩的事,谁都说了不算,就我俩说了算。”

这也是同性恋群体最关心的事之一,年轻的同性恋人们上门拜访张兰,原因也在于此——“朝夕相处50年,比不上有血缘关系的没好好相处一天的人。”

2017年,民法总则中规定了成年人意定监护制度,此后同性恋群体可以通过办理公证,按照自己的意愿,指定同性伴侣作为自己失能后的监护人,优先于法定监护。但即便办理了意定监护,在两人都丧失自理能力后,实际效力也会失去。

搬进养老院的张兰和徐萍已经感到衰老的威胁,却没考虑到俩人的事,会有谁也无法做主的时候。

养老院每天都会组织唱歌、跳舞、打乒乓球,张兰和徐萍从不参加。在院长对两人模糊的记忆里,她们总是挎着胳膊走在一块,步子很慢,晃晃悠悠。

生活也“没什么花样”。连着几年,两人在冬天总是穿着同款大红色短款棉袄。有时候不想吃食堂,出去换换口味,也只是在养老院边的小饭馆里,花十来块钱点上一碗疙瘩汤,就是一顿不错的饭了。

院长记得,入院时,徐萍精神已经有些恍惚。大多数时候,她都听张兰的,“老张说啥就是啥”。每月的缴费都由张兰取钱,再到财务交款。只是在养老院,徐萍有时也会和张兰因为钱的事打架,“钱都搁你那了,怎么就给我这么点儿?”张兰生气起来,也会还嘴,“你打我啊,你把我打死才好。”

到了最严重的时候,在食堂里,徐萍会把送餐的盘子狠狠往桌上砸去,又或是脱下鞋子,朝张兰排队的打菜窗口猛地扔过去。考虑到徐萍的行为可能伤及他人,养老院多次劝退两位老人,并建议徐萍到医院去做检查。

2019年4月,两人终于离院回家。社区工作人员前去探访,发现屋子里床上、地下全是粪便。社区联系上徐萍的妹妹,把她带去医院治疗。

之后,工作人员再次上门,发现独居的张兰已经无法站立,丧失了自理能力。2019年7月,她被社区送回了养老院。这一次,张兰和两位植物人分在一个房间,再也没人和她说话了。护工记得,张兰常问起老徐,“她在哪个屋呢?”

直到2020年春节,刘璐和丈夫去养老院看望老人,才知道她已经卧床不起。4月,夫妻俩把张兰接回了家。按刘璐自己的说法,自己是“替爱人尽孝心,也给我儿子打个样,让他学着点儿”。但侄子夫妇的意图也会被人揣测,成为老人们闲聊的谈资,“谁还不是图那点房产呢?”

两位老人的事在沈阳本地热搜榜上连续待了好些天,年纪稍大些的同性恋者,将如何解决养老问题提上了计划日程。有人认为“养儿防老”,考虑领养个孩子;也有目前还单身的,希望找个比自己年龄小些的伴侣,可以照顾自己终老;又或是几对关系比较好的伴侣,开始探讨抱团养老的可能。至于财产分配,也有人开始联系律师,咨询订立遗嘱的事。

这一切都与张兰无关了。她还是天天念叨着徐萍。半夜,她总会含糊地喊着“老徐”,说些让人听不清楚的“胡话”。

刘璐问她,“姑姑,你想老徐吗?”

“想。我想她啊。”

刘璐再问:“那她打你吗?”

“没有。”床上的张兰,不忘维护着老徐。

(文中张兰、徐萍、刘璐、郭惠英、杨玉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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