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将成为数字化主导国：从工业化看数字化

谢新水

引 言

谁将成为数字化主导国？这个问题一旦提出必然引发争议，但是对于所有参与数字化的国家而言，这个问题都十分有价值。历史是一面镜子，虽然数字化是工业化的质变，但数字化问题依然可以在工业化的历史中寻找蛛丝马迹。谁将成为数字化主导国的问题，可以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得到启示。

回顾历史可知，现代西方的“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乃得力于进行‘产业革命’和实现‘工业化’”[1]，然而，需要警醒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国家是主导国，有些国家则是模仿国，有些国家则沦为落后国。在《大合流》一书中，鲍德温指出：“比利时是第一个学习英国的国家。它在1820年至1870年间发展迅速。法国、瑞士、普鲁士和美国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模仿英国。到了19世纪末，工业化浪潮迅速扩展至加拿大、俄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和许多其他欧洲国家。”[2]根据工业产品的使用量,“第一次工业革命由英国主导，当时英国生产了全世界50%的工业产品，一度被称为‘世界工厂’。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导国是美国，二战后转移到了德国和日本手里；第三次工业革命主导国是美国。微软Windows操作系统、苹果手机、谷歌、Facebook、亚马逊等都是美国的产品与服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导国之争方兴未艾，日本、美国竞争力最强”。[3]吉村慎君的这一判断，在弗里曼和卢桑的《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中可以找到量化证据。[4]如果将视角停留在第一次工业革命，那么，英国既是发轫国，又是主导国。

按照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理，如果将数字化视为第四次工业革命，那么需要回答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决定数字化主导国的经济模式是什么？二是怎样才能成为数字化主导国？目前看来，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相对明确，因为重塑世界格局的是平台生态经济[5]。由于数字化进程受各种因素影响，这个答案还有待于检验。然而，对于第二个问题，目前没有明确的答案。可以看到，现有的众多文献都在关注数字化本身，少有文献审视工业化和数字化的关系。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张培刚先生指出：“一个农业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应该作为世界性的问题来加以考察。”[6]根据这一观点来考察数字化可知：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对任何国家而言，推进数字化都是世界性问题。基于这样的判断，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在全球化、风险社会的语境中，一个国家要秉持何种社会制度理念，才能成为数字化的主导国？

本文希望以两个学术路径来洞察这一问题。一是根据人类社会的合作境界[7]来探究工业化和数字化；二是通过社会制度因素来考察英国工业化的历史，希望从中寻找支撑数字化进程的、有价值的理念，为数字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洞见。本文分析了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强调数字化问题的时代价值，借鉴分析工业化的框架提出了数字化的分析框架；二是通过社会协作模式审视英国工业化的经验；三是探究数字化主导国需要践行的发展理念。希望以此避免世界各国在数字化过程中的过度竞争，甚至战争。

一、数字化中的“双面要素”：社会制度

数字化已经成为世界关注、影响人类社会秩序重大而需要研究的问题。我们试图从三方面来剖析数字化问题：一是阐释数字化问题的复杂性；二是说明数字化问题的时代价值；三是界定数字化问题的分析框架。从而，希望从工业化的发展历史中寻找数字化发展的启示。在这一部分，特别强调的是，无论是工业化还是数字化，都需要高度重视社会制度要素的价值，因为社会制度要素既是限制要素又是发动要素。

(一)数字化问题的复杂性

数字化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社会冲击。在这一过程中，如何保持社会基本稳定同时推动数字化的发展，考验着政府、企业和社会的能力，因为三者是数字化中相互联系的主体。由于政府体系和企业体系是当下最重要的组织形式，理论界对这两类组织的数字化最为关注。现有文献对企业数字化的研究敏捷而系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从企业数字化的战略看，为应对颠覆、驾驭不确定性，整体、协同、共生、互为主体，被视为数字化时代企业管理的核心假设[8]；毕竟，企业的数字化变革是组织质的变革，不是建立一个IT部门就了事，而是要进行完整的“蜕变”。只有通过数字化转型，组织才可以跃迁到新的轨道，改变和征服我们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进而实现伟大的变革。[9]其二，从企业数字化的应对方法看，全数字化颠覆具有快速、无序、复杂的特点，各行业在向“全数字化中心”推进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全数字化漩涡”。由于数字化漩涡的轨迹难以预测，因此以新的商业模式、应对策略、超强感知、明智决策，迎击颠覆者的竞争战略非常关键[10]。为了走出“全数字化漩涡”，一些企业选择运用“数字化矩阵”来重新建构价值创造和价值捕获空间，重新选择生态系统，共建能力与价值，重塑商业架构，从而实现转型[11]。其三，从企业的商业模式来看，平台经济成为有效发展数字经济的新模式。

就政府数字化而言，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都肯定了推动数字化转型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主导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并借鉴英美澳等国家的政府数字战略，探索了从“数字”到“数智”来助推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基本问题[12]。政府数字化进程相对较慢，这有其特殊的原因。一方面，作为公共权力组织的政府的数字化，既包括顶层设计、目标路径、决策智能等方面[13]，又包括部门协调、数据整合、数据安全、服务效率、工程管理等具体细节；另一方面，由于关系到公共利益的维护和社会治理等大问题，政府数字化的每一步都责任重大。此外，由于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密切关系，目前世界各国的政府都将社会数字化和企业数字化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问题。确实，从发展的系统性来看，政府、企业和社会在数字化过程中是相互联系的，甚至是一体性的，要成为数字化的主导国，必然要系统性地处理好三者的关系。然而，社会数字化不但缺乏利益驱动，而且是被动的。在社会数字化过程中，如何造就数字公民、数字人，如何消除数字鸿沟，如何保护数据安全等问题，都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面对并合理解决，因此，社会数字化更加艰难。由此可见，数字化问题具有巨大的复杂性，而且复杂性中还包含不确定性。

(二)数字化问题的时代价值

正是因为数字化问题的复杂性及其决定性意义，决定了这一问题的时代价值。目前世界各国对数字化采取了既发展又规制的方式，目的在于促进数字化可持续、健康、充满活力地发展。从国外来看，2020年12月，欧盟委员会对数字化进行重大立法，公布了《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草案；还就“数字欧洲计划”达成约75亿欧元预算的协议，这些费用将用于超级计算、人工智能、网络安全、数字技能和数字基础设施等方面。[14]美英等国不但提出了诸多促进数字化的规划，而且动用国家权力参与数字化竞争。数字主权之争成为加大国际冲突、影响世界局势的要素。在我国，数字化是国家发展的新方位，如何实现数字化包含在百年大变局所需解决的问题之中。习近平指出，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就是要适应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以新发展创造新辉煌[15]。为了推动数字化进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明确了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任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推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的要素市场化改革作为重要任务。为了促进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21年2月7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印发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影响世界秩序的主要国家对数字化的重视，进一步表明了这一问题的价值。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社会过程是新事物创造性突变引发的内在的动态平衡过程。[16]同样，数字化是一个漫长的社会过程。一旦世界各国重视社会发展中新增的数据要素，一旦数字化深入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寸肌肤，数字化对虚拟世界、人、经济、社会结构、功能、秩序都将产生巨大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卡查曼认为：“人类正处于一个‘拐点’，数字化即将深入社会结构的每一寸机理。”[17]他的观点表明了两方面的趋势：一是数字化不可避免地要改变和冲击社会；二是作为新动能的数字化，将深入到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之中并带来社会转型。由于世界各国数字化的基础、动力、能力等因素不同，有些国家的数字化纯粹、全面，有些国家的数字化和工业化同步推进，还有些国家的数字化难以起步，因此，在全球化过程中如何平稳、有效、快速地推进数字化，促进数字化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一个需要在实践中解决的重大问题。

(三)数字化进程中的社会制度因素

数字化需要多种因素来促进和推动才可能形成，而且其可持续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张培刚先生认为，人口、资源、社会制度、生产技术和企业家的创新管理才能是影响工业化的五个因素。在这些因素中，人口和资源是限制因素；生产技术和企业家的创新管理才能是发动因素；社会制度既可以是发动因素又可以成为限制因素，它的作用取决于时间、地点等主客观条件。因此，他在研究工业化问题时，将社会制度视为给定的条件[18]。现在看来，在发展经济学对工业化要素讨论基础上，行政学可以找到新研究空间。以张培刚先生关于工业化问题的分析框架为基础，本文设计了一个数字化分析框架(见表1)，并做出了如下设定。

其一，数据要素是数字化不可或缺的新要素；数字化与数据、人口、资源、生产技术、企业家的创新管理才能和社会制度六个要素密切相关。其二，在数字化过程中，数据、人口、资源、生产技术、企业家的创新管理才能受社会制度因素的影响。其三，数据、人口、资源是数字化的限制因素，生产技术和企业家的创新管理才能是数字化的发动因素，社会制度是“双面因素”(1)所谓“双面因素”是指社会制度既可成为发动因素，又可成为限制因素。。因此，我们将社会制度因素作为谁将成为数字化主导国问题的分析起点，并根据人类社会合作的境界，即从社会互助、社会协作和社会合作的三重境界，来分析谁将成为数字化主导国的问题。希望以一孔之见促进数字化的可持续发展。

表1 数字化分析框架

二、工业化主导国：以社会协作模式为支撑

张培刚先生指出：“工业化为基要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种过程包括各种随着企业机械化、建立新工业、开发新市场及开拓新领域而来的基本变化。”[19]为了洞察数字化问题，有必要审视工业化问题，这一问题包括工业化发轫的问题和工业化过程中的主导问题。“发轫”一词出自《楚辞·远游》：“朝发轫于太仪矣，夕始临乎于微卢。”“轫”是指支住车轮转动的木头；发轫，即拿掉木头使车启行。奥斯本指出，在英国发生过一场工业革命的观点一直受到很多方面的反对。[20]同样，萨利·杜根和戴维·杜根指出：“为什么是欧洲大陆之外的这个风雨飘摇的贫瘠小岛，而不是世界上其他诸多看来更有希望的地方成为了第一个工业中心？”[21]

对于英国工业化的问题，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都参与了讨论，但行政学未在这一核心问题中增加过多的学术思想。从社会制度要素看，英国之所以成为工业化的发轫国，与人口、资源、生产技术和企业家的创新管理能力四个要素密切相关，但是这些要素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社会制度促进这些因素形成了社会协作模式。[22]只有在社会协作的意义上，才能说英国工业革命是以前的人类从未经历过的。[23]同样，在第一次工业革命过程中，英国成为工业化的主导国，也是社会协作模式在发挥作用。

(一)个人主义：社会协作的支点

人的行动构成了社会，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在张培刚先生对工业化的分析框架中，人口是重要的限制因素。这一观点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同。萨利·杜根和戴维·杜根看到，人口越多，能到工厂做工的人就越多，产品也有更多的人买，这就提升了市场规模[24]。然而，在当时的英格兰小岛，人口数量很难说是工业化的发动因素。如果要说是人这个关键要素促进了工业化发轫，则需要结合社会制度来讨论才具有合理性。本质上，社会制度是否支持个体的人对合法利益的占有，是促进工业化发轫的关键因素。从这个层面看，工业革命之所以发轫在英国，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25]。首先，个人主义起源很早。麦克法兰指出：“个人主义并非资本主义兴起以后才出现在英格兰的，亦非工业经济的产物，其实，在13世纪甚至更早的时代，英格兰已经存在个人主义了……”[26]其次，个人主义融入了社会制度。这一理念融入到了经济、伦理及政治制度的中心[27]。在英格兰，财产均为个人所有：某一个人拥有一匹马、一件衣服、一栋房屋、一块土地，其他如钓鱼的权利、砍倒一棵树的权利，也都属于个人[28]。再次，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分离。英格兰的法律既强调私有财产权又将经济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剥离开来，赋予男人和妇女几乎完全平等的地位；此外，财产制度保障了平衡和开放的政治制度。[29]所以，个人主义为英国工业化发轫提供了社会协作的支点。只有立足于这个支点，人口、资源、生产技术、企业家精神等要素才能被整合和运用，成为促进要素，如鱼得水。

(二)企业家精神：社会协作的动能

工业化是应用新生产技术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合理应用技术的是企业家，企业家的创新管理能力或企业家精神是推动社会协作的动能，如果没有这个动能社会协作模式就很难形成，或者说，很难起作用。萨利·杜根和戴维·杜根指出，实用、美观与物有所值的结合，代表着欧洲一千年以来在技术合理化方面所能达到的高度；在技术使用方面，英国人有个基本观念，那就是，一项创新，首先要赚钱，能够商业化。在蒸汽机的诞生过程中，瓦特所坚持的是“物美价廉”的技术理念。[30]其实，追求物美价廉就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表征：这一理念既是技术发展的动力，又是效率追求的动力。物美价廉理念有助于英国的工业产品，通过殖民扩张在世界范围内销售。

英国企业家创设了现代工厂制度。[31]作为全面促进工业化的产物，现代工厂制度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表征，因为工厂是工人们共同的专业化平台，它的出现改变了工作的性质和意义[32]。本质上，现代工厂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经理人员实现组织协作不可或缺的平台。正是在协作的意义上，工厂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持久的形象，尽管到19世纪中期工厂还是生产领域的一小部分，但它的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33]。进一步而言，工厂成为工业革命的形象有四个方面的理由：其一，工厂是工人“协作”的平台；其二，工厂为工业化大生产、提高效率创造了条件；其三，工厂将农业社会的互助模式转化为工业社会的协作模式，这一转变中包含着“合作的进化”；其四，通过有监督的、由不竭动力驱动并以极快速度运动的机械手和机器臂，工厂实现了人和机器协作，形成了不同于农业社会中由人的劳动所形成的、有确定效率的劳动[34]。基于工厂制度对社会发展的可贵价值，巴纳德指出：“在正式组织中或通过正式组织而实现的成功合作是不正常的，而不是正常条件。”[35]也就是说，只有良好的组织才能促进社会协作模式的形成，所以，在工业化发轫的过程中，是企业家精神为社会协作模式的形成提供了动能。

(三)权力结构：社会协作的势能

农业社会极力追求稳定性，“统治阶级都倾向于极力压制变革，因为变革会带来社会突变”。[36]为了实现社会稳定性，在组织结构上大多数国家采用中央化的极权统治，但在这种体制下社会协作很难形成。

鲍德温指出，“工业革命”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改变了技术、组织、社会和制度，并彻底改变了人类生存状态。[37]英国之所以能够承担这种突变，与其行政体制密切相关。因为英国的行政体制是去中央化的，只有地产法、军事和税制是属于中央的权力，而且国王被视为可能犯错、违法、低于法律且权力有限的君主。[38]这一权力结构意味着“不同的政治势力之间保持着平衡，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势力占据支配地位，不论它是国王、贵族、议会，抑或庶民……”[39]在当时，这一权力体制是与众不同的。例如，中国和日本的中央往往变得更加强势，有更加绝对和大一统的官僚体系、法律体系和政治体系。在欧洲，这样的体系直到18世纪才开始崩溃。[40]法国之所以没有成为工业革命的中心，主要是因为“动议都来自于巴黎，来自政府、贸易委员会和商务部。他们把自己的决定强加给各大省会。结果便是一个貌似合理、周密、合情合理，但实际上徒有其名的体系，难以给工业与自动化领域带来什么变化”。[41]从历史事实来看，强大的、单极的中央权力很难促进工业化和市场协作，只有在多极化或去中央化的权力框架中，社会协作才可能形成。此外，为了消除工业化的障碍，英国议会抵制那些阻碍工业发展的法律和政治企图，否定了抵制机器的活动。[42]当工业革命冲击社会秩序时，英国政府没有单方面支持抵制机器的活动，而是通过法律来解决秩序混乱，这是促进工业革命持续发展的关键。例如，“1799年的《联合法案》和其他早期法案被用于限制工会的权力，严厉的惩罚则被用于对付卢德派成员。”[43]不论“联合法案”的功用如何，但确实有助于社会顺利协作，进而推动工业化的持续发展。

在英国，有利于工业化的社会协作的形成还与俱乐部制度相关。这种制度可以把不同技能、背景的人聚到一起工作，分享知识、信息和技能，提升信任，成为促进工业化实现的重要因素[44]。通过俱乐部制度，“个人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某种大于自己的东西，反过来社团将其丰富的资源与力量奉献给个人，更广义地说，这正是‘民主’的基石，有形的民主制度就建立在这块基石上”。[45]可以说，存在于社会的、系统化的俱乐部制度可以视为去中央化权力结构的一部分，既是社会协作的基础又是社会协作的表现。

(四)利益分享：社会协作的保障

协作是基于利益的共同行动模式，不同的主体以分享社会协作利益为目的。因为工业化过程具有颠覆性，“一方面，它不仅要求机器替代手工劳动，而且迫使生产集中于工厂……另一方面，它要求一种生产需求广阔而富有弹性的大工业”[46]。在英国工业化过程中，是对协作利益相对合理的分享，促进了社会协作模式的形成与可持续发展，进而使之能够承受并逐步消除这些颠覆性冲击。

其一，上层贵族从资源中获利。奥斯本解释了英国上层力量支持工业化的原因。他指出：在英国工业革命过程中贵族地主是议会和法院的统治力量，尽管他们不投资新兴的工业经济，但也不阻碍工业的发展，因为他们作为土地的拥有者，能够从煤炭经济中获利[47]。其二，企业家从商品销售中获利。“18世纪的英格兰，许多动议来自于地方，目的是满足地方需求；其成功则是出于企业家的个人努力。”[48]当消费需求转化为商品，工业化就找到了技术兴起与发展的最强动力[49]。一方面，消费需求推动技术、资本和市场的不断融合；另一方面，庞大的地方需求培养持续发展的市场。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为企业家输送利益。然而，在法国，创新首先是服务于国家、军队和上层社会。[50]其三，工人从相对高的工资中获利。在工业革命过程中，英国工人受到了严重的剥削，“大多数劳动人民是从剥削的性质及其强度的变化中感受到工业革命的残酷经历”[51]；但相比之下，当时英国工人的收入比较其他国家的工资高出不少。“1725年英国工人的收入是西班牙和意大利工人的3倍。”[52]当然，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资本的贪婪本性不断地暴露，影响了协作利益的分享，最终引发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彻底的对立和斗争，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冲突，影响甚至于中断了工业化的可持续发展。

工业化是通过资本和机械化技术不断开拓市场领域的协作过程，适度的竞合结构是保证市场合理运行的关键。也就是说，只有竞争与协作有分寸地存在于社会结构或市场结构之中，新技术才能得到普遍性的推广。萨利·杜根等人提出：“工业革命也好，科技革命也好，都有高度复杂的特点，要求社会结构能够鼓励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方面，要有勤于思考、勤于实践而且彼此竞争的个体；另一方面，要有协同合作、团结一致而且相互信任的氛围，以利于创新及其传播。”[53]奥斯本认为，英国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18世纪变革观念的障碍彻底消除，劳动分工形成，高工资、廉价资本和煤炭相互作用、大量发明家出现。这四个要素同时具备并持续了一段时间。[54]弗里曼等人也认为，正是英国所有主要社会子系统的良性发展、协同和相互促进，才使得快速增长的创新集群的出现和扩散成为可能。[55]

概而言之，英国能够顺利推动工业化，是因为其独特的社会制度有助于个人主义、企业家精神、权力结构和利益分享得到良好的制度化，从而形成有助于工业化进程的社会协作模式(见图1)。这是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过程中成为发轫国和主导国的关键。

图1 英国工业化社会协作模式结构图

三、数字化主导国：以社会合作模式为基础

在数字化过程中，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3D打印技术、无人机、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使用，新经济业态和社会秩序的形成，既需要工业化社会制度的支持，又需要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来推动、促进。虽然工业化与数字化是相互联系的，但数字化是对工业化的超越。从社会制度要素看，数字化需要得到一个超越工业化的社会行动模式的支持。进一步而言，工业化进程需要社会协作模式的支持，数字化进程则需要社会合作模式的支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提出，尽管数字化主导国的问题内含着复杂的竞争性，然而只有践行合作共享理念，使各种社会要素在社会合作模式中得以整合，才能促进社会制度成为数字化的发动因素而不是限制因素；也只有秉持合作共享理念，建构合作制度形成社会合作模式的国家，才能真正成为数字化进程中的主导国。

(一)数字化竞争的特殊性

目前看来，全球性的数字化还处在发展初期，但数字化竞争进程是一个特殊的过程，其中的竞争也呈现出了特殊性。

首先，数字化竞争的特殊性来源于数字化的发生环境。在数字化的形成过程中，全球化进程、高度复杂性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合作社会是其发展的社会环境。在新的发展环境中，数据成为新生产要素，也是企业、社会和国家推动数字化的重要资源。从发生领域来看，除了影响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外，数字化还将影响虚拟世界和智能世界，因此，数字化过程不仅要瓦解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旧制度，而且要建立治理虚拟世界和智能世界的新制度。最为重要的是，数字化和智能化将融合这四个世界形成新的四元社会。相应地，个人、社会、企业和国家将逐步形成整体性的竞争意向。不同地区、国家数字化发展的不平衡可能形成结构性的矛盾和冲突。

其次，数字化竞争的特殊性来源于数字技术竞争的多重属性。一是政治属性。在全球化过程中，由于数字技术竞争从市场和社会逐渐扩大到了国家层面，数字化引领和主导成为国家竞争的重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国家的政治权力成为数字科技竞争的重要支撑力量，发展数字经济、打造数字政府、创新数字技术成为世界各国重要的政治任务。二是法律属性。很多国家都在制定促进数字经济、数字技术和数字政府发展的政策规划和规章制度，这是社会数字化、智能化过程中，政府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数字技术竞争过程中，一些国家甚至将这一任务上升为国际秩序竞争的一部分[56]。三是文化属性。通过科技创新特别是通过发展数字科技、数字经济、数字国家来强国富民，已经成为目前世界各国文化的一部分。

再次，数字化竞争的特殊性来源于数字主权冲突的复杂性。在数字化过程中，维护数字主权是一个重要任务。在占据主导优势的国家中，一些新兴国家需要不断寻求国际秩序空间，重塑秩序格局；一些发达国家则需要遏制新兴力量的发展，以维护旧有格局。数字化过程中，发达国家间也会为争夺数字主权而冲突。这些冲突会纠缠在一起，影响、促使国际秩序的变化。正如工业化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样，数字化的发展也会引起世界动荡与不安。数字化将改变世界各国的经济地位和经济秩序。在数字化过程中占据优势的国家将影响、主导甚至重塑全球数字秩序。

总之，工业化是社会协作的结果。由于协作只限于特定的组织内，因此工业化将人变成了“竞争的动物”，工业社会成为竞争社会，工业社会的文化成为竞争文化。虽然支持数字化的合作是合作境界中最高的共同行动模式，但这一行动模式中包含了协作，因此，数字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存在竞争，只是需要将竞争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并且不断弘扬、拓展合作的作用范围。进一步而言，要避免数字主权引发的竞争和冲突，就不能忽视数字化进程中隐藏的“社会事实”，不能忽视数据资源的本质——合作共享。在数字化进程中，国家、企业、社会和个人都需要成为合作行动者，因为只有践行合作共享的理念，才能避免数字化冲突，促进数字化的可持续发展。

(二)数字化的道德属性

尽管道德判断很难排除个人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但道德是社会的基本属性、社会秩序的根本，如果社会道德失范致使个体的人无法自我约束，社会发展将变得混乱而复杂。因此，《道德经》指出：“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这是农业社会的智者对社会道德功能的看法和主张。在工业化过程中，涂尔干对社会与道德的逻辑理解十分深刻，他认为：“道德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它一定是人们所必需的，就像是一块面包，每天少了它，社会就活不下去。”[57]简单而言，道德是社会的面包，是维系社会秩序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基础。然而，梅奥看到，19世纪经济学理论的主要假设是“追求个人利益”，它是经济组织的基础。[58]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个人主义对个人利益的强烈主张，与个人利益高度张扬相对照的是道德责任的日益式微，所以，工业化不是道德指向，而是利益和效率指向，是占有财富和名誉。

涂尔干发现，在工业化过程中，“我们用铁路替代了公共马车，用海轮替代了帆船，用工厂替代了小作坊，所有这些与日俱增的活力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有用的，然而，它没有一点道德强制性”。[59]尽管如此，工业化却用公路、铁路、轮船、电力、通讯等新的基础设施建立了一个高效益的物质世界，工业化对新世界的选择采用的是市场竞争与淘汰的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工业化带来了个人利益、资本利益、市场利益和国家利益，构成了完整的利益意象系统。可以看到，虽然工业人的内心深处眷恋田园生活、追求道德理想，但通过竞争去追求利益是工业时代无可逃避的潮流，致使这种心理需求被资本和效率需求抵消了，根本无法形成体系性的社会道德力量。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指出：道德责任不得不依赖于其原始的起源：在本质上对他人负责。然而，现代社会组织的某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道德驱动力的约束力；社会可以使不道德变得更为合理，而不是相反[60]。在工业化过程中许多“不道德”的行为越来越具有合理性。这是因为，在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新社会制度支持不道德行为的合理性。道德失范是“一战”“二战”“种族灭绝”等众多社会灾难的根源。

为了避免数字化带来的灾难，需要重新认识数字化的道德属性。根据涂尔干的理解：“在文明的所有要素中，只有科学在某种条件下才具有道德属性。实际上，社会正在逐渐把科学看作是个人用既有的科学真理来启发心智的一种责任。”[61]科学的道德属性是启蒙运动、工业化赋予的，追求科学是社会的道德要求，但科学的道德属性是从属于个人中心主义的。在后工业化过程中，数字化技术所追求的道德是一种特殊的道德，“这种道德还不是个人道德素质或道德品质的问题，而是体现在制度中的道德，是超出了个人主义的道德”[62]。虽然数字经济有更高的效率、更快的创新速度、更大的辐射半径、更强的规模效应，但是数字经济将冲击传统经济形态、形成数字鸿沟、冲击数据安全和隐私，带来新的垄断现象，等等。这些新的问题将挑战目前的社会治理制度[63]。我们能够看到，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诸多伦理挑战。

所以，由于数字化进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道德伦理问题成为数字化的基本问题，数字化技术的道德属性要求促进了人的共生共在的实现，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国家和社会来面对，而且需要整个国际社会来面对。

(三)秉持合作共享的数字化理念

作为新动能，数字化将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和社会交往等方面产生巨大的对比优势。因为数字化带来的经济效率更高、公司的发展速度更快，所以它比工业化更令人神往。一旦人们得知其步入或正在步入数字化社会，理解并看到了数字化带来的政治优势、经济优势、知识传播优势和沟通优势，在对比优势的驱动下，受各种力量与各种目的驱动的领域都会主动或被动加速涌入数字化的时代潮流中。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逆数字化”是一种淘汰力量，“逆数字化”的国家只能行走在狭窄、艰难和不明智的发展道路上。由于利益驱动数字市场的发展，数字服务、数字市场成为市场不可或缺的部分。于国家治理而言，世界各国只有将各种规划、战略、资金、人才、荣誉等要素渗透到生产和生活每个领域中，才能打造“善治”之举。数字技术让世界成了更小的“地球村”，数字化对工业社会所形成的政治制度、思维文化、社会制度的冲击，比工业化给农业国带来的冲击力度更大、更彻底。

在数字化发展过程中，发展和冲击是一对矛盾。这对矛盾不仅在一个国家的国内起作用，而且将在全球起作用，要解决这对矛盾，必须践行合作共享的发展理念，由此才能符合数字化的道德属性，才能消除数字化竞争的复杂性。从社会发展来看，工业化是一种社会进步，因为它缓解了人类社会一直以来的物质匮乏，提升了社会福利，保护了公共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当·斯密警告说，不论是工会提高工资，还是商人提高价格的垄断行为，都是为了“阴谋”侵犯公共利益。[64]数字化是工业化的进步和发展，因此不能祛除这一进程中的社会福利及其公共利益的本质，数字化的道德属性要求甚至命令个人、企业、社会和国家实现提升公共利益的目标，最为关键的是要让全社会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65]

在全球数字化过程中，如果只顾及国家利益而不注重全球利益，任何国家都难以成为数字化主导国。对于国家而言，如果只有某些数字企业获益，没有形成社会性福利，社会个体没有在数字化发展中赢得福利，数字化就很难顺利且持续推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数字化进程中的“反垄断”就是要禁止、消除数字化企业单一获利的情形，促进数字平台共建和数字利益共享。于国际社会而言，推进全球数字化不仅仅是经济需求，更是国际伦理责任。没有数字伦理，数字经济很难持续。因此，在全球数字化过程中，制定数字化国际新规则、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构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都需要世界各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合作，践行合作共享理念，[66]以此为基础，形成合作制度，打造全球合作的行动模式。

结 语

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为了数字化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从工业化中寻找洞见。数字化将带来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数字经济对世界各国都是重要的机遇和挑战。数字化具有道德属性，数字化过程会形成特殊而复杂的竞争。数字化是一种基于道德的合作行动，因此践行合作共享理念、建构合作制度、打造合作行动模式，是促进数字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当然，全球化进程中的数字化是极其复杂的问题，本文仅仅提出了这个问题，仅仅从社会制度这一视角强调了合作共享理念的重要性，只是提供了一孔之见。亚当·斯密认为：“人类统治者的暴力和不正义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罪恶，因此我恐怕不得不说，人类事务的本性几乎无药可医。”[67]因此，要避免数字化带来的“大屠杀”及其他各种灾难，就需要理论界和实践界加强对数字化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