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转载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称赞这篇报告“文字精炼，耐人寻味”，加深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农民问题的了解。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掀起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革命大风暴。但围绕这一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中国共产党党内出现了“糟得很”与“好得很”两种思想认识，并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陈独秀指责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

192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特別会议在汉口召开。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指责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不少人不同意这种观点。

中央委员李维汉提出，根据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应当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毛泽东赞同这一主张，但陈独秀不赞成马上解决土地问题，认为条件不成熟。

会议接受了陈独秀的意见，最后通过的决议案指出，当前最危险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倘若继续发展下去，会导致联合战线破裂，从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

为此，会议规定了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显而易见，这些策略推行的结果，只会单方面地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牺牲工农群众的利益。

此时，毛泽东敏感地注意到，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和武装问题。湖南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为毛泽东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决定去农村实地考察一下。

12月17日，毛泽东参加了湖南举行的工农代表大会，对工农代表在大会上提出的许多问题一一作答。

他还参加了大会的议案起草委员会。大会通过了40个决议案，肯定了农民以暴力打击土豪劣绅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的手段”，指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根本铲除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建立农民政权”。

“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在湖南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的农民运动。

2月12日，毛泽东由长沙回到武汉。2月16日，毛泽东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要立即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他指出：“在各县乡所见所闻与在汉口、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可见从前我们在农运政策上有几个错误。”

对于今后农运的方针政策，毛泽东认为：“在农村尚未建立联合战线之前的革命暴动时期，农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动都是对的，过分一点儿也是对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推翻在农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不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是难以办到的，这也是当时湖南农民运动中的事实。

毛泽东鲜明地提出：“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两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是要立即解决的问题。”

随后几天，毛泽东开始撰写考察报告——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提倡相信群众和支持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坚持在斗争实践中向群众学习，总结群众的斗争经验，并组织群众与引导群众前进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

中央局委员瞿秋白看后说：“我赞成毛泽东这篇文章的全部观点。”之后，他把《报告》的全文交给秘书送到汉口长江书店。

4月，长江书店出版了《报告》全文的单行本。瞿秋白专门写了《序言》，肯定了毛泽东这篇著作：“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和土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的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同时，瞿秋白还将毛泽东和彭湃称为“农民运动的王”。

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

在革命的紧急关头，《报告》的发表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有力地推动了当时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为几个月后秋收起义和湘南暴动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报告》制定了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第一次提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伟大战略思想，全面地、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作出了伟大贡献，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的长期斗争实践中，创造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提出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密切联系群众的路线。历史经验充分表明：党的成长与壮大、革命的胜利与发展，都与群众路线息息相关。

毛泽东的这篇报告还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转载了《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

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上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继而，他称赞这篇报告“文字精炼，耐人寻味”。正是《报告》的发表，加深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农民问题的了解。

（《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