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影响评价（HIA）对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的主动干预及其策略*

肖洪未 李和平 XIAO Hongwei, LI Heping

0 引 言

近年来，慢性病、流行病、禽流感、传染病（包括SARS、新冠肺炎等）已对人类造成重大危害，也给人类社会敲下了警钟。面对2019年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我们应该做好哪些措施才能让城市更健康，才能让我们生活更美好？虽然自2003年非典疫情后国内外开展了大量健康城市的建设，而且近年来我国在卫生城市、园林城市、宜居城市、健康城市、生态园林城市、公园城市等方面建设做了不少努力，但面对2019年突如袭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还是有些措手不及。风景园林学作为人居环境重要支持性学科，其宗旨是为人类创造更加宜居、更加诗意、更加安全和健康的居住环境。那么，在这场突然造访的疫情面前，风景园林人又该做出怎样的反思和探讨呢？风景园林学科是否能在提升公共健康水平方面有所作为？

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时代背景下，风景园林学科作为人居环境建设重要支持性学科，应承担起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让国土实现绿水青山、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使命。同时还应保护美好的大自然状态和循环过程，改善受到人类干扰或破坏的生命环境，创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城乡，这正是对风景园林学科时代使命的重新界定。《高等学校风景园林本科指导性专业规范》（2013）明确提出“风景园林学是综合运用科学和艺术手段，研究、规划、设计、管理自然和建成环境的应用性学科，以平衡人和自然的关系为宗旨，保护和恢复自然环境，营造健康优美人居环境”[1]。因此，风景园林学科的宗旨是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目标是营造健康优美环境，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是实现营造健康优美环境的前提。这需要风景园林人坚持以健康、愉悦的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守护山水自然、地域文化和公众福祉[2]。因此，为了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更为了应对未来未知的各类病毒瘟疫，亟待重新审视风景园林对于人居环境公共健康影响的价值定位，以发挥风景园林学科在促进人居环境的公共健康效应方面的重要作用。

1 国内外风景园林关于公共健康的研究进展

1.1 国外风景园林关于公共健康的研究进展

1.1.1 风景园林关于公共健康认识的背景国外风景园林关于公共健康的认识已经从“被动防御”转变到“主动预防”的发展阶段。早在上古时期，神灵主义医学模式提出了通过接触自然以寻求对身心健康的帮助，将气候、水质和风景优美的自然环境作为影响人类健康的重要要素[3]；中世纪时期，在医疗技术落后背景下，以宗教场所的修道院花园、绿篱迷宫等为代表，绿色植物与户外活动空间能促进人们对宗教的忠诚以及善良的品性等[4-5]；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因为崇尚医疗技术而几乎忽略了环境对健康的影响，仅以英国为代表的风景园林仍然认为如画的风景园林可以产生放松精神、舒缓压力等健康影响[6]；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针对各种流行性传染病的城市健康问题，城市开放空间可以舒缓精神压力，自然被看成是生理、心理和社会健康的源头[7]。直至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风景园林对于公共健康的意义、价值认识发生了重大转折，如建成环境中步行行为的营造可以减少慢性疾病，促进人们的生理健康[8-10]，自然环境对于缓解人群精神压力和消除视觉疲劳具有显著的效果[11]。城市农业可以促进身体活力的作用、心理健康与康复以及社会健康与城市健康[12]。尤其“设计下的积极生活”计划可以培育和支持积极的生活[13]，标志着风景园林对公共健康的认知已从“被动防御”转变到“主动预防”而倡导积极而健康的生活的发展阶段。

1.1.2 风景园林关于公共健康的研究

风景园林主要以公共空间、建成环境、康复景观为载体，基于社会、生理、心理的健康意义而促进人群公共健康。公共空间方面，西方在城市蔓延和郊区化过程中采取依赖汽车出行的城市布局模式，忽略了户外空间的设计与营造，限制了人们开展社会性活动的机会，对公共健康产生了严重影响。针对这一现状，简·雅各布斯中提出提升街道活力可以保障居民安全出行和良好生活品质[14]。克莱尔.库珀.马库斯[15]认为人性场所的设计应该重视环境提供缓解压力的调剂方式。扬·盖尔[16]提出了街道、广场日常生活空间的营造是居民尤其儿童、老年群体健康生活的根本保障。麦克哈格[17]将人的室外活动与自然紧密联系作为恢复和增强身心健康的重要途径。在建成环境方面，主要建成环境通过改善体力活动以促进人群健康[18]。针对建成环境中体力活动对健康的直接影响，美国颁布了《体力活动导则建议委员会报告》[19]《美国居民体力活动导则：主动，健康与快乐》[20]和地方层面纽约市政府颁布了《主动设计的导则：体力活动与健康促进的设计》[21]。运用“健康影响评估”工具主动干预建成环境及其变化对居民的体力活动与健康的影响，如亚特兰大轨道交通环线健康影响评估[22-23]、美国费城城市复兴项目中的健康影响评估[24]。另外，场所空间的设计是建成环境影响体力活动的重要途径[25]。步行路径的质量、运动设施、公园质量等也是影响体力活动的关键要素[26-27]。在康复景观方面，主要集中于欧美、日本等地区对康复景观开展研究[28]，如运用压力缓解理论、注意力恢复理论等理论开展康复景观研究[29]。景观康复性疗法、园艺疗法、环境行为健康疗法以及亲生物性疗法等可以促进人群健康[30]，如基于景观康复性疗法的景观设计途径可以促使自闭患儿身心健康[31]。此外，医护环境[32]及养老环境下的康复景观是风景园林促进人群生理、心理健康中十分重要的领域，如美国波特兰烧伤中心治疗花园与凤凰城古德撒玛利亚人地区医疗中心治疗花园[33]为代表的医护环境与日本西野医院等为代表的养老环境[34]进行了康复景观的实践探索。

1.2 国内风景园林关于公共健康的研究进展

1.2.1 风景园林关于公共健康认识的背景

我国风景园林对公共健康的重视起源于古人《易经》“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与风水文化，“天人合一”讲究的是人与自然的协调，而风水文化注重生命之美、天人合一之美与艺术之美，也影响了古人的山水诗画与园林艺术，在聚落及其园林营建过程中遵循以人为本的安全格局，以形成兼顾景观生态格局与心理安全格局的舒适、健康、宜居的环境[35]。明代高濂著的《遵生八笺》[36]集中体现了风景园林的康养人居理念。在当代，受世界卫生组织影响，中国健康城市建设起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北京东城区、上海嘉定区作为试点区，而后又将海口市、重庆渝中区列为健康城市规划试点城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37]。2003年“非典”以后，“健康城市”已作为我国城市建设促进公共健康的一项长期政策。中国健康城市蓝皮书《中国健康城市建设研究报告（2019）》提出应开展空间尺度的规划设计循证实践，并推进针对城市规划方案的健康影响评价。

1.2.2 风景园林关于公共健康的研究

我国当代风景园林主要基于健康的“社会”、“生理”、“心理”内涵，通过高质量绿色开放空间、愉悦体验的康复景观、健康导向的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可以对人体的精神、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13][38]。在绿色开放空间研究方面，绿色开放空间可以通过缓解人体精神压力和加强体力活动以促进人体健康[39-41]。城市绿色开放空间具有健康效用[42]。城市公共绿地具有压力释放与精力恢复功能[11]。各类绿色开放空间如袖珍公园[43]、城市公园[44]、校园健康支持性环境[45]、支持性步行环境[46]等可以促进人群健康。在康复景观研究方面，神经科学可以预测人在环境中的行为而有助于创造康复的环境[47]。由循证医学结合医疗环境发展而来的康复景观循证设计，可以提升康复景观益康效能的科学性[48]。康复景观不仅在养老环境、医护环境中对老年人生理、心理健康的恢复具有重要意义[34]，而且还可以帮助自闭儿童恢复身心健康[49]。同时，可以通过园林植物利用其艺术、生态等功能，通过视觉艺术刺激、挥发物化学作用以促进人群健康[50]。在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研究方面，牛泽慧探讨了保健型园林绿地规划设计方法[51]，黄勇探讨了园林规划设计促进公共健康的应对策略[52]，刘博新开展了老年人康复景观设计研究[53]。马明、蔡镇钰提出了促进健康的的设计策略[42]，刘颂、詹明珠等探讨了面向亚健康群体的城市绿色开敞空间规划设计方法[54]，陈筝提出了健康影响评价的循证设计方法以优化绿化空间布局及设计[55]等。

1.3 存在问题与发展趋势

综上，既有研究侧重于通过近端微观尺度主要利用绿色开放空间的社会交往功能、建成环境的生理服务功能与康复景观的愉悦心理感知功能来满足于人群健康，人作为研究的核心和主体，人的愉悦体验依然作为风景园林的核心价值，而关于人的各种活动对中远端自然生态环境要素对健康的影响关注还不够；其次，既有研究缺乏系统性与多层次性，侧重以近端绿色开放空间、康复景观等微观空间层次服务人群健康的研究，忽略了对中远端自然环境生态服务保障社会安全、健康、稳定方面研究的重视；再次，侧重于绿色开放空间健康绩效的关注，缺乏围绕病原体的生成、传播过程等进行

主动预判与预防、影响过程监测与跟踪、事后应急补救的系统研究。未来，变“被动防御”为“主动预判与预防”的意识或行为，开展绿色开放空间、建成环境、康复景观等健康影响评价的循证设计实践，以科学理性的态度重新审视风景园林促进公共健康的重要意义将成为风景园林关注公共健康的重要发展趋势。

2 健康影响评价及其主动干预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的价值与意义

2.1 健康影响评价概念及其内涵

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影响评价（health impact assessment，简称HIA）定义为“评判一项政策、计划或者项目对特定人群健康的潜在影响及其在该人群中分布的一系列相互结合的程序、方法和工具”[56]。健康影响评价是通过多方面政策、规划和项目的检测，其宗旨在于促进人的健康。健康影响评价涉及生物识别、个体行为、经济背景、社会规模，各种服务设施的可达性、建成和自然环境等多个维度，主要关注自然、社会和建成环境如何影响人们身体和精神健康，其目的是为了提升公众对于健康问题的认知、关于健康决策的公共参与、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提供缓解措施等。

2.2 健康影响评价主动干预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的价值与意义

既有研究表明城乡规划通过城市建成环境的塑造对人群健康产生潜在的积极或消极影响，健康影响评价工具应用于城市规划决策、应用实践中可以促进公共健康[57]，近年来在国际决策包括世界卫生组织[58]、新西兰[59]、加拿大[60]、澳大利亚[61]、美国[62]等都制定了健康影响评价相关政策与导则[63]、规划实践[64]、规划研究[65]中受到更多的关注。在近年来建设健康城市以及应对严峻健康挑战现实背景下，健康影响评价已成为国内城乡规划关注的新兴议题之一[66-70]。风景园林领域也有开始将城市街区景观与人群心理健康联系起来开展心理健康影响评价的循证设计研究[55]。实际上，绿色开放空间、建成环境、康复景观等作为城市建成环境的重要要素，理论上开展健康影响评价以促进公共健康是合乎逻辑的。

健康影响评价是基于事前的影响评价类型，故具有前瞻性、时效性特点，对于主动规避或缓解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方案（或作品）对人群健康的潜在负面影响，其本质是从影响健康的“原因”或源头干预出发，为主动干预健康的“过程”发生与“结果”生成创造前提条件，从而促进公共健康，故具有主动减缓健康风险与促进健康增益的功效，因此具有重要的价值与现实意义。

3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开展健康影响评价的关键问题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引入健康影响评价目前还将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如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哪些方面存在与健康影响评价融合的可能，如何开展健康影响评价，开展健康影响评价需要怎样的支持与协作等关键问题。

3.1 “什么”方面开展健康影响评价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可通过绿色开放空间、康复景观、园林植物等对象的规划设计开展健康影响评价，同时由于绿色开放空间包括公园、广场、健身步道、康复景观、园林植物等要素，而健康涉及社会、生理、心理等不同维度，故二者之间相互联系可以形成较为复杂的矩阵关系。因此，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对应健康的社会、生理、心理方面将形成多种健康影响评价类型。根据绿色开放空间的主要类型，可开展关于公园绿地、广场用地、附属绿地等类型的规划设计健康影响评价，根据绿地分类标准中公园绿地的具体分类，可开展关于综合公园、社区公园、专类公园与游园等公园类型的规划设计健康影响评价，从健康的社会、生理、心理要素进行矩阵关联，可以开展综合公园、社区公园、专类公园、游园等规划设计的社会健康影响评价、心理健康影响评价、生理健康影响评价等（图1）。

3.2 “如何”开展健康影响评价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健康影响评价涉及到公共卫生、生理、心理等指标，每一类型将跨学科开展，将感性设计方法与神经科学、医学、流行病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结合开展基于循证设计的健康影响评价，才能增强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的科学性。以附属绿地的道路绿地健康影响评价为例，以心理维度的环境感知作为健康影响评价的核心要素，综合运用神经科学与心理学方法，开展基于循证设计的道路景观设计心理健康影响评价，利用神经生物测量的技术量化环境体验与环境神经健康评价，分析识别具体案例中最容易诱发压力和认知复合的景观要素，针对性提出道路景观设计干预策略并依托增强现实/虚拟现实进行绩效评估，采用循证设计的“知识—诊断—干预—评估—知识”的路径，并就具体道路景观设计案例提出促进情感愉悦的解决策略[57]。

3.3 “怎样”支持开展健康影响评价

健康影响评价同环境、社会、生态等影响评价类型一样，都具有前瞻性、时效性特点，其过程一般采取“识别—评价—结果判断—预测—实施与监控”等环节开展健康影响评价；同时作为关于健康的政策管理工具，健康影响评价需要相应的制度设计和部门联动管理的支持。尽管较早呼吁城市规划设计开展健康影响评价，但将健康影响评价纳入到国家城市规划管理政策与地方城市规划建设标准中仍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尤其关系到人群健康的绿色开放空间，覆盖的面较广，包括城市人工环境要素如公园绿地、广场用地及附属绿地，还包括山水林草湖等自然环境要素，因此，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开展健康影响评价，需要获得规划与自然资源、园林、林草、水利、公共卫生、城市社区、应急与消防管理等部门政策与社会的支持。当然，也可以自下而上以点带面的方式从实践领域进行推广，以居民健康最为紧密的社区为单位，开展社区公园规划设计健康影响评价进行示范，然后推广到其他不同类型绿色开放空间的规划设计领域中，这种做法是值得尝试的。

图1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健康影响评价分类示意Fig.1 the classification of health impact assessment o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lanning and design

4 发展启示：基于健康主动干预的绿色开放空间体系优化策略

由于健康影响评价作为主动预判与干预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健康效应的一种工具或方式，那么从健康的“原因”或源头主动干预出发，为健康的“过程”发生与“结果”生成创造支持性条件，在风景园林的绿色开放空间体系层面，可采取健康主动干预的方式，即变被动防御病原体生成与传播为主动预防病原体源头的产生，主动预防健康负效应或主动增强健康正效应（或健康增益）的角度提出系列的优化措施，以构建基于“社会—生理—心理”健康的多层次绿色开放空间体系。

4.1 主动预防：多层次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与提升绿色开放空间品质

4.1.1 保护：保护远端自然生态环境

针对病原体远端传播机制，城镇化、沙漠化和大型项目建设等导致远端自然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从而促使病毒探寻新的宿主的现象，应加强保护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生态环境的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降低热岛效应，改善气候条件，促进城市生态安全格局，以抑制远端病原体的传播，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人们的生活、交往、游憩、交通出行等提供社会安全保障。

4.1.2 控制：优化中端绿色开放空间结构

绿色开放空间是促进人们体力活动与人群社会交往的重要载体，由于具有降低肥胖病、慢性病风险的作用，因此也是影响人们与自然环境交流与对话的中间介质。因此，城市总体层面加强城市绿色开放空间与自然生态环境的有机融合，以进一步优化绿色开放空间结构。如以社区公园与生活院落两级绿色开放空间为载体，构建以5～15分钟生活圈为单位的社区绿色开放公共空间体系（包括点状的公园、广场、社区绿地与线型的绿色健身步道等），以步行与景观视线为路径提高社区生活空间与城市绿色开放空间的融合度，提高绿化覆盖率与绿视率，增进人们与自然的交流，以减少呼吸疾病、心理疾病等，从而促进人群的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

4.1.3 改善：设计改善近端绿色开放空间健康品质

绿色开放空间健康品质的优劣决定了是否产生高质量的社会交往活动，因此，良好健康品质的绿色开放空间可以增进社会交往，增强归属感与邻里氛围，以减少抑郁、焦虑等心理疾病的发生；绿色开放空间规划设计开展健康影响评价，可以围绕人的行为心理与环境感知为核心，从空间形态、景观小品、园林植物、硬质铺装等景观要素方面主动优化环境景观感知系统，从触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等层面优化绿色开放空间的景观设计与植物造景方案，采取园艺疗法等方法增强绿色开放空间环境的愉悦感与舒适感，通过社会调查、情景模拟、虚拟仿真等技术手段，开展基于循证设计的生理、心理健康影响评价实践，以提高绿色空间规划设计关于提升健康品质的科学性。

4.2 路径阻断：构建防疫绿色生活空间单元，阻断病原体传播路径

疫情发生期间，充足且高品质的绿色户外空间是保障居民生理、心理健康的载体，也是抵御并阻断病原体传播的重要媒介。足不出户虽然能降低病毒传染的风险，但对人的生理、心理健康也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尤其老年群体与儿童，更需要保证每天的体育锻炼时间。因此，疫情期间，需要以社区户外公共空间为中心，构建满足基本日常物质能量需求与充分体力活动的社区生活圈，作为防疫生活圈。此外，疫情期间绿色开放空间可通过弹性使用而满足更多的功能需要，如通过平战结合，以绿色开放空间建立临时隔离圈，保障潜在感染人群与绿色自然的有机联系，既缓解人群的恐慌心理，又可以促进体力活动以加强免疫力。

4.3 制度保障：建立绿色开放空间体系的健康预防与监控制度

4.3.1 法规政策

构建风景园林健康影响评价制度，即健康影响评价制度，包括事前影响评价与动态影响评价，加强绿色开放空间体系健康影响状态的适时监测。通过建立“宏观-中观-微观”多层次绿色开放空间体系开展健康环境影响的监测，尤其加强开展与人们近距离接触的近端环境如公园的环境卫生、景观植物生长状况等健康指标的监测等。

4.3.2 技术标准

可以从公园规划设计、城市绿地规划标准等已经发布的专项技术标准内容将生理、心理与社会公共卫生等健康指标融入，从而推广到其他绿色开放空间规划设计技术标准制定中，如对《城市绿地规划标准GBT 51346-2019》内容的系统规划（如城区绿地系统规划、城区绿地指标）与分类规划（如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广场用地、附属绿地），以及专业规划（如树种规划、防灾避险功能绿地规划、绿地景观风貌规划、生态修复规划）等内容考虑对生理、心理健康的影响，生理层面考虑增强体力活动为导向，心理方面考虑景观视觉愉悦为导向，尤其是在公园绿地与广场用地分类规划技术标准中，应将铺装比例、绿视率、绿化覆盖率、景观小品、植物景观造型与品种等要素的技术标准进行调整，而在附属绿地如单位公共卫生医疗、社会养老院等户外空间中康复景观关于芳香植物的指标要求等进行优化。

4.3.3 管理联动

卫生部门与住建部门、规划与自然资源部门、文化和旅游部门、林草、水利、社区等部门共同参与绿色开放空间对公共健康影响的管理，包括法规政策、技术标准制定、规划审批与管理等方面。同时也可以通过风景园林行业协会、学术组织制定相关绿色开放空间规划设计的技术规范与导则，针对疫情发生期间高密度人群区域的大型绿色开放空间制定人群活动管理指南，城市旅游景区、免费城市公园、动物园等绿地制定应对疫情运行管理指南，如中国风景园林协会为保障新冠疫情期间人群的公共健康，特制定了《城市公园绿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运行管理指南（T/CHSLA10002-2020）》[71]，该指南从基本管理、游人安全、环境卫生、绿地养护、科普宣传、员工管理等方面制定了系列防疫措施，起到了行业部门管理绿色开放空间公共健康的示范作用。

5 结语

人居环境学的目标是以人为核心，将人类聚居为研究对象，综合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以更好的建设符合人类理想的聚居环境。作为人居环境学理论框架下的风景园林学，应积极与城乡规划学、建筑学等学科齐头并进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目标发展高质量的人居环境。“建设生态文明、推进绿色发展”是实现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更是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健康的重要基石。因此，从风景园林学科自身出发，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根本准则，以“社会—生理—心理”多维度健康要素为核心，以多层次的主动预防、路径阻断、制度保障为基本手段，进一步理清风景园林健康生活理念的认知系统，系统建立风景园林健康主动干预的方法系统，全方位构建风景园林健康保障的预防与应急管理系统，是新时代风景园林贯彻健康发展理念的必然趋势与选择。